陆雍熙北伐
太宗腿上的箭伤虽然没有完全痊愈，还经常性地隐隐作痛，但疮疤已好。大宋的帝国精神更时时在催动太宗及时立功，而不是及时行乐。所以他在经历多次战阵，身负重伤之后，仍然不忘“恢复”汉唐旧疆。
“杨无敌”雁门大捷
“满城之战”后，大宋与契丹又有多次局部战争，都以大宋胜利而结束。
太宗在河北和关南地区，安排转运使，负责筹划兵马粮草，开始更积极地准备打仗。整个北部防线都知道与契丹殊死搏斗的年头来临了，边帅们都有了“积极防御”的意识。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底，边境开始不断有捷报传来。
忻州（今属山西）言：在本州破契丹数千众，斩首四十五级，获鞍马、铠甲；并生擒六十人，献往朝廷。
这两地都在晋北“杨老令公”杨业驻泊之地，战役指挥应与杨业有关。
关南也有一场大战，捷报说：破契丹数万众，斩首万余级，获骆驼五十三头。太宗下诏，将骆驼分给有功军校。
更鼓舞人心的是，平定北汉之后，大宋在河东一带得到了42000多匹优良战马。大宋曾在中原南方圈养马匹，但品种不佳，不适合战阵使用。这一次得到的战马都是汾晋燕蓟之种，高大、耐寒、善于奔跑。太宗很高兴，特意在京师景阳门外设“天驷监”，门左门右各有两座马厩，分别以禁军校官左右飞龙使为左、右天厩使，闲厩使为崇仪使。后来战马繁殖越来越多，又将战马分到附近诸州牧养，这是后话。
长期以来，购买马匹，是大宋不小的财政支出。当初太宗曾委派中使赵守伦主持此事，有政策性优惠，高价收购优良战马，在京师和诸州经营多年，到了太平兴国四年（979）时，国家已经得到173000多匹良马，合太原良马总计21万余匹。大宋赖此组织起战力不俗的精甲骑兵。
“满城之战”后，“蛮夷”也有了“畏服”。西南夷有乱事，已平定；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遣使来贡方物；拓拔（西北族群）首领派所部酋长等人来朝贡。大宋威风在。
天平兴国五年（980）三月，归降大宋的“杨老令公”杨业在雁北又打了一个出色的歼灭战。
太宗赵炅得到杨业之后，知道他“老于边事”，对北边边防大事很在行，就任命他做了一员边将，在三交口都部署潘美麾下，主持晋北地区防御契丹的工作。杨业从太原往忻州去的时候，太宗还给了他一份“密封囊装”，包裹甚为严密的行李，里面都是丰厚的赏赐。杨业很早就倾心大朝，又有太宗厚待，知恩图报；更对契丹侵占幽云十六州耿耿于怀，于是，尽心于国防。
“满城之战”后，第二年初，时当太平兴国五年三月，公元980年，契丹制定了新的南侵战略：在山西北部组织西路军、河北北部组织东路军，分头南下。西路军十万先行，杨业首当其冲。
杨业据守雁门关。契丹大兵已经到达雁门北关。杨业的确“老于边事”，他熟悉此地地形。雁门关高耸于山上，俯临关北，易守难攻。杨业留下将帅主力守卫雄关，自己带领数千精骑，从雁门关西口，也即代县西北的西陉口，远远地迂回到契丹背后。
几天之内，完成部署。杨业奉行的战术是：发现即意味着打击。当契丹发现宋师时，宋师的打击已经开始。
契丹慌乱中，指挥十万大军准备调整战术，但雁门关北门已经打开，守军呼啸而出。没有什么军队经得起南北夹击。“雁门之战”，杨业斩杀契丹驸马侍中也即契丹主的女婿宰相萧多啰，擒获契丹都指挥使也即总司令李重诲。辽师大败而归。
杨业一战成名，从此以后，“杨无敌”大名响彻汾晋燕蓟，契丹人人知道有此一人，对杨业颇有敬畏，边军望见杨业的军旗就要退走，不敢轻易接战。
太宗闻讯甚为高兴。
“明法科”
契丹西路军失败后，又于半年后组织东路军围攻瓦桥关，试图“收复”当初被周世宗收复的关南之地。在契丹看来，石敬瑭既然已经割让了幽云十六州，关南三州也在内，那就应该是契丹的固有领土。而大宋则认定，不仅关南是汉唐旧疆，燕蓟也是，山后诸州也是，志在必得。
这一仗打得艰难。
打仗之前，大宋还在推进文明建设。
第一就是礼制建设。鉴于五代乱世，礼崩乐坏之惯性局面，鉴于太祖曾经使用过“江湖手段”收兵权，以至于朝纲不整，太宗下诏：以后凡是遇到朝会，都要以恭谨虔诚之心对待；都要严肃礼敬进出宫门，雍容端正两班就列；如果不能端谨，喧哗失礼，有关部门应该提起弹劾。
随后，还有科举制度的改进。原来有个“明法科”，但举子们选考这个科目的不多，因为诸书中，关于法律经典，缺少传承，世代承习者不多，于是，废除了这个科目，改在其他科目中兼考“明法”。又因为原来有个“通《三经》”的科目，但“三经”卷帙不轻，估计举子们难于全部精通，于是分为三科；但诸科之中，仍然需要补考法令。进士、举子，到了应试日，要由主考官引用历史上的法律疏证文字（譬如《唐律疏议》的解释文字、《宋刑统》的解释文字等），考问法令律条的大义。此举意在争取录用更多明德、明法的考生。将来这些学生都要到地方任职，而地方官，除了收取赋税之外，就是处理法律纠纷，地方官需要懂法。大宋是从干部考核即开始推进法制建设，用意深，程序正，效果佳。
大宋还在司法实务上做了部分改进，起用了一批懂法的官员。
太祖时曾有一项法令：禁止民间倒卖假茶。当时规定：倒卖一斤假茶，打一百棍；二十斤以上正法。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中原地区的日常消费品，但不法商贾往往造假牟利。太宗在战前重申了太祖时的法令，但补充一条：“滥，论罪。”如果滥用这条律法，用法不当，也是犯罪，要追究刑事责任。
史馆还纂修完成《太祖实录》五十卷。
耶律休哥斩杀宋将张师
契丹方面，则命令祭司祈祷天神、地神和兵神。
起兵之前几天，契丹主耶律贤还率文武祭祀了军旗、军鼓。
随后，耶律贤亲自赶到幽州，车驾驻扎在城内，指挥督阵。
几天之后，耶律贤又继续南行，到达固安，亲自指挥攻城。于是，“瓦桥关之战”开始了。
大战之前，两相比较，大宋更从容一些，也更自信一些，但准备得也确实疏略了一些。太宗并没有宣布“战时条令”，国内一切按部就班，也没有安排瓦桥关的纵深防御。只是当他得知耶律贤到达固安后，才有了北上御驾亲征的意见，太宗下诏道：“自京师至雄州，发民除道修顿。”从汴梁到雄州，征发民工修整大道，以利于车驾和大军顺利通行。
太宗这边准备北上时，战役已经打响。
为了解决宋师的被动局面，大宋镇州、定州、关南等地的边防军，在一个新月初生的夜晚，主动出击，派出了一股精干部队，袭击契丹大营。战略意图是：敌众我寡，乘敌人不备，先行骚扰，灭了敌人锐气，以待后战。
但契丹节度使萧干、大将耶律赫德早有防备，宋师夜袭不成，退还本营。
一个更糟糕的消息是：刚刚就任契丹北院大王的耶律休哥也来到了瓦桥关，驻扎在关口的东边。萧干等率领的契丹兵在瓦桥关的北面、西面。瓦桥关事实上已经被围。宋师守将张师见状不妙，于是开始突围。他率领兵勇，已经进入契丹阵中了，但在耶律贤亲自督导下，契丹大阵不乱。耶律休哥更跃马入阵，直接来战张师。张师不敌，被耶律休哥杀死。张师部下害怕，只好退回城中。
几天之后，大宋关南边防军在易水南岸列阵，与契丹夹河而望。但宋师并不准备马上发起攻击，正在持重守卫，一方面声援瓦桥关守军，一方面等待京师援军——太宗已经走在路上了。
耶律休哥知道必须首先发起攻击。他陈说了急击的重要性，契丹主认为有理，支持他的意见。耶律休哥坐骑为一匹金黄色的战马，契丹主耶律贤担心被宋师识别出来，箭弩定点集中发射，主帅危险，于是让他换上黑甲白马。
耶律休哥开始率领草原最精锐的骑兵渡河进击。
宋师没有挡住他的攻势，大败。
耶律休哥乘势一直追击到百里之外的莫州（今属河北任丘），俘获宋师将军数名，斩杀甚众。
凯旋后，契丹主赐给耶律休哥御马、金盏，赞美他说：“爱卿勇猛超过了你的名气。如果我大辽人人都像爱卿这样，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攻克南朝？”
但关南边防军也不是吃素的，在大将崔彦进率领下，成功地举行了一场反击战。太宗安排好京师留后，北征，到达长垣县（位于河南东北部）时，接到了崔彦进的捷报：大破契丹万余众，斩首三千余级。
太宗高兴，当即任命崔彦进为关南兵马都部署，关南战区兵马总司令。
“辽主引兵还”
太宗再次动了“乘胜取燕蓟”的念头，想再次攻伐幽燕，甚至安排好了北伐阵容，但遭到了诸臣劝谏。太宗于是问当时的一等一大学问家，翰林学士李昉。李昉认为时机不到，现在应该“养骁雄，广积储”，培养骁勇雄才，增广积累军备，利用一年左右时间，那时“用师未晚”。史称“帝深纳其说”，太宗深深地赞同李昉的意见，接纳了他的劝谏。恰好契丹被崔彦进打痛，而大宋皇帝正带着京师禁军准备北上抗辽的消息让耶律贤心里没了底，史称“辽主引兵还”，契丹主带着草原兵回去了。太宗很高兴，认为耶律贤败退，乃是对宋师的畏惧，于是，在河北短暂逗留后，回到汴梁。太宗赵炅还为此写了一首诗，全诗今已不存，但内中两个句子却留了下来：
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
这诗浅显易懂，气魄非凡，但也隐含了虚骄之气。一战下来，太宗还以为“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不以为意。他认为还有机会……
但太宗回转之前，起用了名将曹翰。给他的任务是：修缮雄州、霸州，以及附近各个军事要塞的城防设施，并且开辟一条南河，要从雄州一直到莫州，以此来通漕运，将来有战事，可以转运粮草——水运一般要比陆运省时省力，远距离转运尤其如此。还要修造大堤，以备滹沱河流域的水涝灾害，东西向的大堤也有益于迟滞契丹骑兵。
曹翰于是调集数万民工，开始干活。他相当于临时充任了边境工程兵总司令的角色。他干得不错。
这个工程过于浩大，需要大批木料。曹翰鬼才，不想从内地转运，决计从契丹辖境山林间伐木。他派遣了一个小分队，名为“五骏骑”，五个人骑着五匹马，每人手执一面小旗。遇到前面有林木，就举青旗；遇到有烟火，就举红旗；遇到有敌寇，就举白旗；遇到有池塘，就举黑旗；遇到有丘陵，就举黄旗。如此，则视力所及范围内，地形地貌、契丹动静，可一望而知。
当初，每遇到契丹南侵，大宋这边就会升起狼烟，以示边警，然后宋师就会大规模集结。曹翰就让人在边境各处举烟，但见狼烟四起，边境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契丹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一时以为有伏兵，因此蜷缩在附近城中不敢靠近边塞。曹翰当即指挥工人跟着“五骏骑”，入山伐木，得到巨大的建筑木材数万株，车载肩扛，从容地回到要塞。
曹翰督工，用了几十天的时间，完成了太宗交给的任务。
“不为家贫卖宝刀”
曹翰嗜杀。在周世宗时，曾经做枢密承旨。一次世宗征淮南，留下一千多副铠甲在正阳（在今河南驻马店东南），随后又得到南唐的降卒八百人，派人往京师递送。曹翰正在从京师往淮南去见周世宗，过了正阳十几里地后遇见了这一批降卒。他担心降卒们待会儿走到正阳，知道有现成的铠甲，会劫了兵器作乱，就假传周世宗的旨意，将八百人全部杀死。等到他见了周世宗说此事，周世宗不高兴。曹翰说：“南贼是因为走投无路才归了我们，并不是心服。征淮南得到的器甲，都在正阳，万一被他们夺了，那是又出来一个等着征服的淮南啊！”尽管杀俘不祥，但周世宗想想，算啦，没有给他定罪。
周世宗临终时，召大臣范质等参与顾命，曾要范质以王著为相、曹翰为宣徽使。但范质考虑的是，王著太爱吃酒，曹翰则“饰诈而专”，好装点自己的诈术，行为专断，于是没有执行世宗的临终遗言，只让曹翰做了德州刺史。
太祖时，收江南，曹翰独当一面，克复江州（今江西九江市），但因为南唐兵将据城据命，顽强抵抗，城破后，他有了屠城之举。这是大宋对内对外战争史上的一笔罪恶，由曹翰书写。
曹翰虽然平江南有功，但是杀人屠城事，性质太恶劣，一直到太宗时，多年在“环卫”，没有升官。所谓“环卫”就是禁卫军官，有多种称号，但属于散职，史称“皆空官无实”，一般用来措置闲散武臣。这种官职俸禄也不高。一天太宗安排内部宴会，侍臣都要赋诗。曹翰因为是武官，没有邀请他参与。他于是自我推荐说：“臣少年时也曾学诗，请求也参加宴会。”太宗笑着答应了他。宴会时，太宗又对他说：“卿是武人，请以‘刀’字为韵，上一首诗吧。”曹翰拿过笔，很快写好：
“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常得预时髦。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庭前昨夜秋风起，羞睹盘花旧战袍。”
这诗写得酸不溜丢，大意说，我曹翰乃是一军事家，过去有功，现在还能拉起强弓，但看着过去旧战袍，又不能有作为，很是惭愧。关键词是“不为家贫卖宝刀”。意思是我现在生活很困难，陛下您看着办。
太宗看了也很难过，想想这也是一个战功卓著的将军，现在居然到了要“卖刀”的地步，就从“环卫”一下子给他升了好几级。
曹翰与崔翰齐名，作战骁勇有谋，立功也不少，而且有慷慨散财之举，乃至于他死后，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宋师》本传对他的评论是：
“至于好谋善战，轻财好施，所至立功，则未有优于曹翰、崔翰者也。然不可与古之良将同日而语者，崔之论奏平燕，未免出于率尔；而曹之杀降卒，屠江州，则又过于忍者也。君子谓功莫优于二子，而过亦莫先于二子，信矣。”至于有谋略善于打仗，不重钱财乐于施舍，到哪里都能立功，则几乎没有比曹翰、崔翰更优秀的了。但二人还是不能与古之良将同日而语，原因就在于：崔翰当初论讨伐幽燕，出语未免太轻浮草率，结果导致大败；而曹翰则杀已经投降的俘虏，还在江州屠城，则是太过于残忍的人。君子认为：功劳没有几人比二曹优异，罪过也没有几人比二曹严重。
我认为这是公允精当的评价。
太宗从河北回到汴梁之后，文武大臣中的一些人提出应该再次“速取幽蓟”，尽快收复契丹所占山前之地。“幽蓟”，也称“燕蓟”，即幽州与蓟州，今属北京、天津，宋初属于“山前”之地，也即太行山以东之地，为幽云十六州的组成部分。以“幽蓟”代言十六州，主要代言“山前”之地，是大宋君臣口头禅。
但也有人反对这个意见。
太宗时代，如何对待草原帝国，大宋内部开始出现类似后来南宋的“主战”“主和”两大派系。
这两大派系，一直延续近三百年，与大宋帝国相终始。细考诸说，会发现，基本上属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中反对讨伐燕蓟的大臣主要有赵普、田锡、王禹偁、张齐贤等。但太宗时代的“主和”派与南宋“主和”派不同之处在于：太宗时的“主和”派，大多认为战争时机不到，如果时机到，可以与草原一战。所以太宗时代的“主和派”实质是“缓战派”，并非一味主和。
平塞寨“守卫战”
“高梁河之战”后，大宋与契丹的战事还在进行中。
太平兴国六年（981），初春，距“瓦桥关之战”后不到两个月，契丹再次南侵，在河北易县平塞寨，数千草原兵被知州白继赟击退，斩首三百级，获战马五百匹，器甲以千计。易县不是一个容易守卫的地方，白继赟乃是一介书生，权知边塞州郡，居然做到令契丹不可南下，有功。他后来又在平定巴蜀王小波、李顺之乱中，立功。后话表过不提。
平塞寨在白继赟守卫战之后，升格为平塞军。到了这年夏，契丹又来入侵，显然是对前战失败后的报复。这一次契丹来了七千人。但被白继赟再次击败，杀获甚众。太宗下诏褒奖了守军。
不久，契丹又增兵到万人来侵，试图扳回败局。但还是被守军击破。
这年冬天，契丹第四次来战，白继赟“逆击之”，迎头痛击之，在平塞军北边，打败契丹，斩首两千级，所获铠甲战马甚众。
此地连续四次击退入侵者，够得上“英雄城”了。白继赟这个书生不简单。
潘美驻守的三交口，西北三百里有地名固军。潘美组织了特遣队，侦缉敌情后，大军出其不意出现在固军要塞之前。契丹守军看到潘美漫山遍野的军旗，吓得慌忙逃出城去北窜，但守卫固军的军使安庆没有跑，他的家族都在此地，已经来不及逃跑，于是率领族人向潘美投降。
潘美得到固军之后，在此地积累军需物资，精心营造为一处西北要塞。晋北的边境安全赖此役，得到很大改善。从此以后，契丹不敢再靠近此地，史称“边民以安”，边境士庶因此得到安居。
太平兴国六年秋，岚州附近，有原属于契丹的边民五十三户，总三百六十三口人要求“内附”，也即不再隶属契丹，归附中原大宋。于是岚州边防军就派出戍卒去接应这些“内附”的义民。路上遭遇契丹骑兵的邀击，岚州守军发起反击，击溃契丹兵，斩首十七级。
这是一个小型战役，算是一个遭遇战，但契丹辖境有民众愿意归附大宋，证明宋辽相距之间，大宋争取人心是可能的。沦陷区人民还有“返回祖国怀抱”的意愿。故这类边民实是“义民”。
随后又有“雁门保卫战”。
这是契丹“三路攻宋之战”的组成部分。
太平兴国七年（982），春末夏初的四月间，契丹发动三路大军共三万铁骑，分道攻击大宋。辽景宗也即契丹主耶律贤再次随军南下。
而这时太宗正在为“赵廷美大案”头痛不已。这是大宋史上一件扑朔迷离的事件。我将专章来说这个事。且说太宗闻听耶律贤三路而来，虽然国内事有点乱，但他并不慌忙，在此之前，他已经做了妥善安排。
远交近攻
事实上，太宗在去年，太平兴国六年（981）初秋，就得知契丹有异动，很想先发制人，再次亲征幽燕，甚至还派出了使节到契丹背后的原渤海国，去见原渤海国王，让他发兵响应大宋北伐。使者带去的诏书写得很有气势，原文略云：
闻尔国本为大藩，近年颇为契丹所制，尔迫于兵势，屈膝事之，谗慝滋多，诛求无已，虽欲报怨，力且不能。所宜尽出族帐，助予攻取，俟其翦灭，当行封赏。幽蓟土宇，复归中朝，沙漠之外，悉以相与。
听说你们邦国本来是一个很大的藩国，但近代以来被契丹所制约，你们被契丹的强大兵势所迫，只好屈膝事奉他们。但人家并不信你们，不利于你们的奸言越来越多，而契丹对你们的盘剥也没有个止境。你们虽然想报仇，但力量达不到。现在机会来临，你们应该集合全国各个部落的兵马，帮助我攻取契丹。等到剪灭他们，当有重要封赏。大宋的意见是：幽蓟土地，回归中原，沙漠之外，都送给你们。
显然，这是后来北宋末年“约金灭辽”、南宋末年“约蒙灭金”的预演。
站在历史后面来看，大宋这类战略，看似像“远交近攻”，符合兵法原则，但由于“远交”者并非善意盟友，事实上乃是野心更大的侵略者，如此一来，等于启动了侵略者入主中原的侥幸心。当侵略者感到时机合适时，中原有了更为惨重的失败。太宗此举，我不以为明智。当然，渤海国事实上经由契丹第一代君主耶律阿保机的打击，已经没有力量扩张，所以，他们没有回应太宗的意见。
但太宗对契丹这三路来攻，早有预案，约请渤海国参战，不过是各种预案之一。渤海国不来援宋，宋师自有安排。
“雁门关之战”的宋师统帅就是潘美。
潘美在此前已经夺得固军要塞，契丹已经没有了可靠依托，一战，被潘美击破，斩首三千级，追逐契丹一直到契丹境内，并将契丹辖境内的三十六个军事要塞摧毁，俘虏老幼万余口，牛马五万余。全部移送进入宋境。宋师胜。
耶律贤之死
“府州之战”也是契丹“三路攻宋之战”的组成部分。
府州在今天的陕西府谷县，镇守此地的是老将折御卿。在府州附近一个叫新泽寨的要塞争夺战中，折御卿将契丹击溃，斩首七百级，擒获其酋长百余人，缴获兵器羊马上万。契丹出征，要驱赶牛羊作为辎重、口粮。夺得契丹的牛羊，就等于缴获他们的粮草。宋师胜。
契丹“三路攻宋之战”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唐兴口之战”。
唐兴口在今天的河北安新县东南，崔彦进在此。
契丹被斩杀两千余人，宋师获兵器羊马数万。此役最大战果是射杀了契丹大将太尉奚瓦里。宋师胜。
如此，契丹三路来犯皆败，总损失近六千人，羊马牛近十万，兵器甲帐无数。契丹大败而归。
契丹主耶律贤随军南下后，一直在云州（今属山西大同）附近山上打猎，不断接到南下大军失利的消息。最后得到“三路攻宋之战”全部败归的消息，不禁为契丹的前途有了深深的忧虑。他病倒了。
挨到这年的九月，耶律贤已经大病不起。
契丹南院枢密使韩德让，听说消息后，不等国主诏书，即率领亲属亲兵直接奔赴行帐。他见到弥留中的国主之后，对皇后萧绰提出了“易置大臣”的意见。年纪还不到三十岁的萧皇后，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成为萧太后，而这位四十三岁的韩德让，乃是她旧日情人，她正喜欢得紧，于是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趁契丹主耶律贤不省事的时候，在契丹内部做了组织调整。不久，耶律贤还没有回到上京，就死在路上，年三十五岁，庙号景宗。
风流萧燕燕
耶律贤可能患有抑郁症。史称此人性格“仁懦”，有仁爱之心，无刚猛之气。他喜欢医术，乃至于国内懂得医学的人，很多得到他的提拔。但他自己却自幼体质衰弱，多年生病。又喜欢游猎，可是体质弱到连上马都很困难。每次契丹重要节日，甚至一般朝会，他都郁郁寡欢，有时就干脆不上朝。爱酒爱色，一直到死不变。所以国家大事，都由萧燕燕皇后主持。萧皇后也有办法，遇到大事，就召集蕃汉大臣集众共议，然后她来裁决。决定大事后，只不过要象征性地向耶律贤知会一声即可。
韩德让与耶律斜轸按照“遗诏”意见，以耶律贤长子，时封梁王的耶律隆绪嗣位，他才刚刚十二岁。于是，萧太后更名正言顺地“称制决国政”，契丹国法令制度政策概由萧太后总揽。契丹总九位国主，耶律隆绪是第五位，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九年，以后的宋真宗、宋仁宗，都要和他打交道。但他的前半生，几乎就是萧太后做主。
这位名叫萧绰，小名燕燕的萧太后，在先皇灵柩前哭泣道：“母寡子幼，族属雄壮，边防未靖，奈何？”我这个做母亲的成了寡妇，做皇上的儿子又幼小；咱们这边各个部族又那么威武雄壮；国家边防还没有安定；你们说我怎么办啊？韩德让与耶律斜轸进言道：“太后只管信任臣等，哪里会有什么忧虑！放心！”从此，韩德让总揽宿卫宫禁之事，太后对他更加宠任。
萧太后，与契丹史上的太祖耶律阿保机、太宗耶律德光一样，都是影响深远重大的政治家，作为女性，她的影响力超过了“断腕太后”述律平。在后来的日子里，她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澶渊之盟”，为大宋与契丹赢来了百年和平。从此将契丹的国运推演到巅峰状态。她与韩德让的爱情故事，也有“希腊悲剧”般的色彩。我将在下一部书中详述始末，此处不再赘述。
萧太后执政后，封赏了几位功臣，其中之一就是耶律休哥。此际，耶律休哥因为战功，已经成为契丹的北院大王，封“于越”（又作“裕悦”）。“于越”是契丹的荣誉职官名称，其地位在百官之上，是契丹国主对功劳最大文武的最高奖授。契丹二百一十年，只有十人被封为“于越”。现在，鉴于契丹与大宋近年对阵总是败绩的严峻局面，更任命耶律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总揽中原战事部署。契丹期待在耶律休哥统率下，扭转中原战局。
不久，又有“丰州之战”。
丰州之战
丰州，旧址本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后来逐渐南迁。此地最主要的是藏才族人。后梁时，此地称为天德军，治所在河套地区的呼和浩特、准格尔旗附近。太祖时期，藏才族内附于大宋，渐移至山西武乡县附近，建筑城寨之后，成为刺史级别的要塞，后来又升格为团练使、防御使，虽然始终没有达到节度使级别，但却行使节度使职能。行政级别上属于河东路管辖。宋人称丰州、府州（今属陕西府谷县）、麟州（今属陕西神木县）为“河外三州”。三州品字分布，是大宋北边第一道门户。此地后来成为与西夏争夺的主要区域，这是后话。
此时，驻守丰州的是藏才族人王承美。
王承美的父亲时代，曾经属于契丹，但在开宝年间归附大宋。王承美就在父亲帐下做衙内指挥使。父亲死后，王承美做了天德军番汉都指挥使，并知州事，又移为丰州刺史。
现在，王承美凭仗着大宋帝国多次战胜契丹的余威，以及自己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成功地说服附近契丹辖境十一个部族，七万余帐内附于大宋。
契丹“一帐”，略相当于中原所谓“一户”。那个时代，人口是最重要的军政资源。人心所向，也证明了邦国源于恩威的吸纳力量。王承美做成此事，意义重大。大宋欢喜契丹愁。契丹在此地也有部署，也叫天德军，是节度使级别的大藩。所以契丹知道消息后，当即由天德军组织武装力量试图抢夺这批移民。于是，有“丰州之战”。
太平兴国七年（982）闰十二月，王承美在护送十一个部族内徙时，契丹天德军节度使韦太率草原兵赶来了。
王承美很干净地击破来犯之敌万余众，斩首两千级，缴获羊马兵器甲帐数万，但最大战果是：擒获了这位契丹天德军节度使韦太（韦太，一作萧太）。
太宗得到消息，很高兴。不久，王承美又派他的弟弟王承义来“献俘”。太宗接见了他，赐给王承义锦袍、金带，以及绢百匹。
王承美不简单。第二年，契丹来丰州报复，被他再一次击败万余众，并一直追击到青冢，今天的呼和浩特附近，斩获更多。
到了真宗时代，王承美还向朝廷请求，要在丰州建设孔子庙。史称“诏可之”，皇上下诏同意。这应该是大宋帝国文明推进的一大成果。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区域性的文化认同。
此事在“中国文化史”中，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
更有意味的是太宗赵炅。
赵炅读《老子》
他在大宋多次战胜之际，与当初豪迈宣称“太原我必取之”“惟有战耳”“乘胜取燕蓟”不同，忽然有了厌战情绪。他亲自下诏，重申过去的一个意见，要边境军民，不得随意出入边关，更不得到边外生事略夺。有违背这一禁令者，论罪。如果北边有羊马牲口进入宋境，要还给契丹。
赵炅还在读《老子》，有一次就跟左右谈读老心得——
朕每读《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世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
朕常常读《老子》，看到“好战，是不吉祥的东西，圣人不得已才用到”这句话，总是多次体会以此作为规诫。王道之事，虽然需要武功来克敌底定，但最后还是要用文德来达到天下大治。朕每次退朝之后，都要看看书，就是要斟酌前世的成败之理而推行，方法就是吸纳好的成功的意见和案例，减损坏的失败的意见和案例。
这是太平兴国七年（982）十月的事。
耶律贤病逝于太平兴国七年九月。
王承美丰州大捷在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
太宗应该是得到耶律贤病逝的消息之后，发布这个意见的。他不想乘契丹国主病逝，新主年幼之际发动战争。这一条历史记录，表明了他这个心迹。但是王承美说服契丹十一家部落，并护送边民内附，显然与赵炅不得侵扰略夺契丹的诏令不合。王承美战胜契丹之后，赵炅依然很高兴。
看得出，大宋皇帝太宗赵炅并没有坚持阅读《老子》的心得意见。他念兹在兹的，还是幽云十六州！于是有“雍熙北伐”……
太宗决计北伐的时间是雍熙三年正月，公元986年的春天，史称“雍熙北伐”。
“高梁河之战”已经过去七年，太宗腿上的箭伤虽然没有完全痊愈，还经常性地隐隐作痛，但疮疤已好。大宋的帝国精神更时时在催动太宗及时立功，而不是及时行乐。太宗几乎很少“行乐”。他不像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还够不上“圣君”，但却是名副其实的“贤君”。他对个人修为，有追求传说中的尧舜倾向。对帝王之业，有罕见的雄心。所以他在经历多次战阵，身负重伤之后，仍然不忘“恢复”汉唐旧疆。
再次讨伐契丹，他需要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贺令图给了他。
贺令图主战
贺令图当时知雄州（今属河北保定），他是太祖贺皇后的侄子。他的父亲贺怀浦是贺皇后的哥哥，曾任岳州刺史，此时在潘美麾下，兵驻三交口。父子二人因为皇亲的关系，又常在北部边地屯驻，自以为熟悉契丹态势，成为大宋早期著名的“主战”派。他们常常给太宗上疏，讨论“恢复大计”。契丹主耶律贤死后，他二人给太宗上疏说：“契丹国主年少，只有十二岁。现在他们是母后专政，宠幸韩德让等人在主事，国人很嫉恨他们。这是个机会，可以乘此，以取幽蓟。”这番话，这个情报，太宗早就知道，但经由这二人说出来，应该是拨动了太宗潜伏着雄心的那根弦。史称“帝始有意北伐”。
而另外一批“主战”派，也借机造势，要求太宗北伐。
掌管内廷制造的文思使薛继昭、掌管军需物资的军器库使刘文裕、散官崇仪副使侯莫陈利用等人都是“主战”派。与贺令图同时，这些人给太宗上了奏章，要求利用这个机会，北伐。
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雍熙北伐”，应该知道：燕蓟不是不可以讨伐，但此刻，大宋没有准备好。主要是，统御三军的将才人才没有准备好。此时，大宋还没有足以与耶律休哥对垒的人才。而太宗控驭武夫的一贯之道，并没有改变。这样一场超级战争，北上，等于取仰攻之势。激情、义愤、失地之痛、立功之心，不是取胜的法宝。
雍熙三年（986）之春，给太宗上疏的这几个“主战”派，除了刘文裕，可算“庸中佼佼”外，其余无一人有大见识，更不是智者。他们提出的北伐意见，更多是一种“热爱大宋，仇恨契丹”的情绪性表现，胸中并无成算。
贺令图，皇家戚党，从小受过良好教育，是个老实孩子，史称“少谨愿”，少年时很谨慎，诚实，厚道，有操守。常出入于太宗做晋王时的府邸，得到太宗喜爱。他应该是看明白了太宗的“收复燕蓟之志”，又在边地守卫十多年，自以为燕蓟可取，必取，能取。但史称此人“轻而无谋”，做事轻率而无远谋。作为一般军人指挥一两场无须智慧介入的战斗也就罢了，“雍熙北伐”，这是泼天般的大事，“轻而无谋”岂有前途可论？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此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特点。
贺令图，被耶律休哥活捉；贺怀浦，在“雍熙北伐”中，跟随杨业出征，死于阵。贺氏父子，都是大宋壮士，抗击契丹，血气甚壮；但战争，须有智慧衡度。父子二人无此智慧，史上种种“智浅而谋大，力小而任重”的悲剧，乃是这父子二人的生命逻辑。很可惜。
薛继昭几乎没有经历过战阵。北伐，大宋对契丹，奔袭几百里，纵横近千里，天时、地利、人和、综合国力、统帅任命、虚实阴阳、指挥艺术、策略组合、赏罚、考绩、谋略、攻城、涉水、翻山、步骑、排阵、辎重、谍报、用间、反间、信息传递……如此大型战争，其结构之复杂，诸元之繁复，不是“轻而无谋”者可以涉猎的领域。与贺氏父子一样，薛继昭论“雍熙北伐”，摆错了自己的位置，属于“界限不清”。按儒学理论就是：无礼。因为“礼”的要义可以解释得很多，但“当位”“节制”是其荦荦大者。薛继昭徒逞口辩，既不“节制”又不“当位”。简言之，“雍熙北伐”，薛继昭没有资格谏言，理由一条：他不懂战争。而后来战争如他所愿爆发后，他也参战，在曹彬麾下，但表现极为恶劣，临阵时，还没有开战，他就想好了怎么逃跑，影响了士气。
刘文裕是这些“主战”派中唯一略有资历的将军。他在开宝年间跟随太祖讨伐江南时，曾经做骑兵校官的辅佐，被箭矢所中，但神色不变，为人所称赏。太宗做晋王时，他曾出入于府邸，所以在李飞雄大案中，他能识别诈术，并最终擒获李飞雄。但是讨论“雍熙北伐”，他的智慧还是不敷使用。后来在北伐的组成部分，潘美一部的抗击契丹战役中，他与王侁一道，都有失约的责任，导致杨业自杀。他也不是讨论“雍熙北伐”的合适人选。
这些人中，最奇异的是侯莫陈利用。
大师侯莫陈利用
此人姓“侯莫陈”，三字姓，名“利用”。他是汉化后的鲜卑族人，早年居住在巴蜀，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幻术。太平兴国初年，在京师卖药，经常玩弄“黄白事”迷惑世人。所谓“黄白事”，按照《抱朴子》的意见，就是变化黄金白银的炼丹术。据说用铁器将铅熔化，投入一种只有炼丹者能搞到的神药，铅就化成了白银。再将这个白银熔化，继续投药，就化成了黄金。据说这种“神仙黄白之方”有一千多种。史上有人信，有人不信。
太宗在做晋王时，府邸有个能人叫陈从信。此人对经济管理很在行，一直得到太宗信任。他推荐了江湖大师侯莫陈利用。太宗召见，当场试验幻术，似乎很神奇。于是大师被封了官，经常伴在太宗左右。
大师促成了雍熙北伐之后，也跟着大军出征，在潘美、王侁一部，杨业失利，他也随着潘部而退。史上未见此人有何战功。后来太宗给了他一个郑州团练使，像所有的小人得志一样，大师也开始不知道天高地厚，利用职权荐引同党，有了种种不法行为。
老臣赵普是坚定的“主和”派，他不主张北伐。当他再次拜相后，知道北伐一事，很大程度由这个江湖大师促成，于是对他有了厌恶；后来更知道此人种种不法，于是决计除掉此人。他向太宗提出了请求，要求法办侯莫陈利用。
太宗不想法办大师。
赵普坚持法办大师。
太宗说不过赵普，于是下诏，将大师除名，抄了家，落籍为民，发配到商州禁锢。
太宗辩才不及赵普。不仅太宗不及，太祖也不及。赵普往往不说话就罢，说了话，即使太祖太宗反对，他也有办法让二位皇上改变主意。赵普是总能一言击中太祖太宗软肋的辩才。
太祖时，常派遣特务到军中去伺查，看看有没有阴谋拥戴的蛛丝马迹。赵普知道后，极言劝谏说不可这么做，免得生事。太祖说：“周世宗时就这么干。”赵普道：“世宗虽如此，岂能察陛下耶？”世宗虽然这么干，但是伺查出陛下了吗？史称“上默然，遂止”，太祖沉默不语，于是终止了特务活动。
太宗也曾指责赵普，说他从来不举荐将帅。赵普说：“昔明宗举石晋，晋选张彦泽；刘高祖拔郭上皇，世宗得太祖，臣岂敢轻举耶？”过去，后唐明宗曾举荐石敬瑭，石敬瑭推翻后唐，建立了后晋；过去后晋曾举荐张彦泽，张彦泽投降了契丹，灭了后晋；过去后汉皇上刘知远提拔了郭威，郭威成了推翻后汉的后周太祖；过去周世宗推荐了咱们太祖，太祖有了大宋。如此看，举荐武将有风险，臣岂敢轻易举荐武将！逻辑在这儿摆着呢，太宗也没有话说。
话说太宗贬了侯莫陈利用大师，但不久，还是想这个人，又用了变通的办法，将大师重新召回。
赵普担心此人再次被起用，就将一位郑州税务官召到中书，向他了解到侯莫陈利用更严重的罪行：大师居然敢于僭越皇室用度，每次在府中接见京官，都要坐北朝南，居住之地所用之物，都是皇上规格。他身上常佩一条犀玉带子就用红黄罗袋装饰。澶州地区黄河曾经由浑浊变为清澈，按照传统说法“圣人出，黄河清”。大师就利用这个事件，在郑州的科举中以“黄河清”为题考举子，等于自比于“圣人”。他在书写判词时，文字有很多不敬，等等。赵普于是要这位税务官上疏告发侯莫陈利用。
正好又赶上不久前抄家时，在大师府邸搜出几页文字，都是大不敬之语。赵普得知，也让他上疏告发。
种种黑材料凑在一起，有了聚变效应。
但太宗不想让大师死。
但赵普坚持让大师死。
赵普劝太宗说：“侯莫陈利用这人，罪过太大，如果惩罚太轻，不能满足天下人的愿望。再说，留着这个人又有什么用？”
太宗祭出最后一招，道：“难道朕作为万乘之主，还不能庇护一个人吗？”
赵普不为所动，抗言道：“这个国家巨蠹犯有死罪十几条！陛下不杀此人，是乱天下之法。法，值得珍惜！此一竖子，有什么可值得珍惜的！”
这话顶得太宗没了道理，史称“上不得已，命赐死于商州”，太宗没有办法，只好命人将侯莫陈利用在商州“赐死”。
“命赐死于商州”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续资治通鉴》中的说法是“命戮于商州”；《宋史》侯莫陈利用的本传记录说“太宗怒，令中使脔杀之”，但《宋史》中的太宗本纪却说“郑州团练使侯莫陈利用坐不法，配商州禁锢，寻赐死”。诸说不同，但“死”是要“死”的。
得到执行死刑的命令，中使驰马奔往商州。
太宗这个时刻又一次后悔了。他还是不想杀掉大师，于是派出第二位使者去商州，试图追回前命，赦免大师一死。不料后面这个使者走在路上陷入泥泞之中，好不容易从烂泥潭中脱身，想办法换了马再去追赶，已经迟了。等他追上前面使者，大师已经被行刑完毕，使用的是“磔刑”，也即被“脔杀”。
“赐死”“戮”“脔杀”，是不同的死法。
“赐死”是君主诏令身份地位较高、功劳较大的臣下自杀而死，这种制度由来已久。“赐死”，可不至于让受死者在街头众目睽睽下受辱，也不至于让受死者身首分离，可保留全尸，也不必受酷刑折磨，算是一种“优礼”。具体死法，一般是赐毒酒，饮而死；赐剑，刎而死；赐绫、赐绳，绞而死（一般对女子赐绫赐帛，对男子赐绳）。
“戮”，虽然就是“杀”，但“戮”还有警戒侮辱的意思。又分“生戮”和“死戮”两种。前者是先示众，后杀死；后者是先杀死，后示众，也即陈尸街头。总之，“戮”必要示众。这就与“赐死”有了不同。
“脔杀”则是“磔刑”，也即凌迟之法，活剐处死，是死刑中最重的一种刑罚。凌迟可能开始很早，五代十国乱世中较多出现，但即使在这个乱世也有人反对磔刑。譬如后晋石重贵时，大臣窦俨就认为死刑只能保存斩、绞两种，而“脔杀”应该禁止，石重贵同意了。太祖赵匡胤时代，制定《宋刑统》源于《大周刑统》，《大周刑统》则源于梁唐晋汉以来的各类“刑统”，而后者更源于《唐律》，《唐律》最重的刑罚就是“斩”。这些刑罚都没有将“脔杀”列入其中。《宋史·慕容延钊传》记录：“贼将汪端与众数千扰朗州，延钊擒之，磔于市。”这个汪端，是被慕容延钊在朗州（今湖南常德）“脔杀”的，而非太祖本意。
侯莫陈利用，有罪，但是否被太宗下诏“脔杀”，诸说不一，据我对太宗赵炅的理解，以及这一事件的逻辑推演，我倾向于认为，太宗没有“脔杀”侯莫陈利用。
诸史有“赐死”“戮”“脔杀”三种记录，我选择“赐死”说。
太宗喜欢大师，第一次发配大师到商州后，还下诏“召回”；第二次“赐死”后，还下诏“贷死”，免于死罪。太宗不至于仇恨大师到必欲“脔杀”的地步，他不想听赵普的。
但诸史都记录了大师最后还是被“脔杀”的结果，这有可能是执行官讨好赵普，或自作主张的结果。
窦仪的墓志铭
赵普，在太祖太宗时代，是个只要了解他，就会让人惧怕的人物。有个故实可以概见赵普如何令人生畏。
太祖时，对赵普的“专政”，专断执政，已经心怀不满，就很想有人能说说赵普的坏话，好就此免了他的相权。有一次太祖召来甚有清望的名臣窦仪，暗示他赵普很多“不法”之事，并流露了自己的不满。但窦仪却一个劲夸赞赵普是开国元勋，以天下为己任，忠心耿耿，为人真诚正直，等等。太祖听后很不高兴。窦仪回到家里，对几位弟弟说：“我得罪了皇上，肯定不能做宰相了，但也不至于被流放发配，我们窦家，一门可保没有灾难了！”
窦仪，就是《三字经》里“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五子”之一。曾于宋初主持制定《宋刑统》，为大宋立法，做出卓越贡献；又主持礼仪礼法的制定，为大宋礼制，做出卓越贡献。这是宋初文明的最初推手，被人誉为“天瑞”“国宝”。他死后，墓志铭由太宗朝的名士扈蒙撰稿，写得神采飞扬，其文曰：“天之瑞曰庆云，曰甘露，余以为非天瑞也；国之宝曰河图，曰汾鼎，余以为非国宝也。若有人负拔俗之才，蕴超世之量，祥麟威凤比其德，舜韶汤护齐其声，孝以肥于家，文以华于国，优游清贯，终始令名，斯可谓之天瑞矣，斯可谓之国宝矣。”大意说：一般人都认为五色的祥云、甘美的露水是天瑞，但我认为这不是天瑞。一般人认为黄河里龙马身上的图案、汾阴县后土营旁的铜鼎是国宝，我也不认为这是国宝。如果有人负有超越凡庸的天才，蕴有远过世人的气量，其德能，可以媲美吉祥的麒麟、庄严的凤凰；其美声，可以媲美虞舜时的《韶乐》、商汤时的《护乐》；此人又因为孝道而滋润其家族，因为文采而崇美其邦国；自己又能从容清介，明哲保身，始终保持令名；这才可以称得上是“天瑞”，这才可以称得上是“国宝”。墓志铭一般都有“谀墓”倾向，但这一篇文字“谀”则“谀”，但妙实在是妙。拈出“天瑞”“国宝”来评价窦仪，倒是名至实归，窦仪当得。
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到，即使是“天瑞”“国宝”，对赵普，也还是畏惧十分。在很多大臣那里，赵普甚至比太祖、太宗要可怕，得罪了太祖太宗，也不过贬官流放，得罪了赵普，结局莫测。于是，他们宁肯得罪太祖太宗，也不愿意得罪赵普。“天瑞”“国宝”也不例外。赵普如果没有过人的“阴毒”，何至于让大臣对他如此惧怕？
就连当初的吴越国王钱俶，都知道赵普此人非同等闲，特意贿赂他，给赵普送来瓜子金十瓶。
后来的名相卢多逊，已经是一个博学多谋的人物，但他不服气赵普，多次与赵普作对，卢多逊的父亲卢亿在太祖朝时做官，一见赵普即心生恐惧。他退休后，听说儿子跟赵普不睦，长叹道：“这个儿子将来是免不了有一场祸事啦！还好我已经不久于世，不会亲历此难了，也算万幸。”卢多逊后来果然被贬。
史称赵普“强直疾恶”，刚强正直疾恶如仇。也有一种说法，说赵普在中书省政事堂，接见群官，一定会拐弯抹角从对话中找到某人某人的短长之初，等到人走了，就让秘书追录某人某事，以后如果某人因某事而被追究，赵普就会找到这些记录，当作证据，于是“群官悚息，无敢言者”，所有知道被记录的官员都很惊恐，没有人敢多说话。
有一故实可以做证此说为真。
赵普折服袁廓
一个大臣名叫袁廓，管理财务有功，但是“性夸诞，敢大言，好诋讦”，性情很怪异，言辞夸大虚妄，好说大话，攻击他人。太祖时认为这是个“奇士”，待他很是优容。太宗时，袁廓更是常与人争论，甚至在朝廷上也为公事私事跟大臣争，而且声气俱厉，太宗还是原谅他。他管理财政事务，小事也很精密，乃至于很多事，需要反复核对，这就延误了地方州郡按时了断业务的进程。地方不满，就来上诉。御史开始过问这事，袁廓不服气，就找三次入相的赵普来论理。这时候，赵普刚处理完侯莫陈利用大师的案子，知道袁廓跟大师有过书信往来，就对他说：“你说的这个事，都属于职司间的工作纠纷，不算个什么事。但是您与侯莫陈利用交结得那么密切，这在道理上说得通吗？嗯？”此一问，扪着了袁廓的软肋，袁廓一下子知道：此事可大可小，生死就在瞬间。这位相爷果然如江湖传说，不可触碰。史称袁廓“惊惭泣下”，惊恐、惭怍，鼻涕眼泪都出来了。他一生强项好争，此时竟无言以对。
赵普的故实一箩筐，一下子难于说清，《大宋帝国三百年》将分头缕述，慢慢“推断”这个历史人物的甲乙丙丁。
“荧惑圣聪”
现在“重行推断”这些不利于侯莫陈利用大师的黑材料，大略可以看到此人不过是江湖走得久了，浸染更多黑道习气，就像近世江湖大师的作为一样，出于自我推销的目的，必有夸大自我神奇能量之处。这样，就可能自比君王、自比先圣、自比神仙，于是有了“言甚不逊”的狂躁。这样的人留在江湖也就罢了，进入官场，历史上来看，大多会形成一片巫师般的党羽，对清明政治而言，确是一个祸患，汉代以来，这类以巫术控驭政治的案例很多，最后造成的恶政也常见。赵普决计除此人，有其正当性。
但不正当的是太宗赵炅。
他为何要听取这类人物大言，在时机未必成熟之际，做一场工程浩大的“雍熙北伐”？
这就说到传统史书上常见的一个现象：“荧惑圣聪”。
“荧惑”本义是指天上的一颗星宿，火星，引申为一种凶神，再引申为一种迷惑、炫惑。“圣聪”是说帝王明察。联系起来就是：帝王本来很圣明，明察秋毫，但被恶人、邪佞所蒙蔽，炫惑中，所以断事不明。
若干年后，名臣谢泌劝谏真宗要坚守“用贤致治之道”时，还提到此事。他认为“先朝（也即太宗朝）有侯莫陈利用……之徒，喋喋利口，赖先帝（指太宗）圣聪，寻剪除之，然为患已深矣”。这是千年以来，“亲贤人、远小人”的帝制治理经验。即使在制度化管理时代，也应该属于优良治理的模式，不同的是：如何选任贤人、退黜小人而已。
但传统此说将帝王过错全部推给奸佞，不是公断；帝王之所以听信奸佞之言，必是“圣聪”不够。故即使是接受这类传统批评意见，也该各打二十大板。简言之，“雍熙北伐”导致大宋败绩，太宗赵炅有责，他应该负有第一责任。
上中下三策
当着有人“荧惑圣聪”之际，也有更多大臣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太宗没有听取。刚刚出任参知政事的大臣李至的劝谏更为得法，他提出上中下三策，要太宗选择上策或中策，就是不能选择下策。他的上疏是一篇美文，值得欣赏：
幽州，契丹之右臂，王师往击，彼必拒张。攻城之人，不下数万，兵多费广，势须广备餱粮。假令一日克平，当为十旬准计，未知边庾可充此乎？又，范阳之旁，坦无陵阜，去山既远，取石尤难。金汤之坚，非石莫碎。臣愚以为京师天下根本，陛下不离辇毂，恭守宗庙，示敌人以闲暇，慰亿兆之仰望者，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冲卫，或暂驻銮辂，扬言自将，以壮军威者，策之中也。若乃远提师旅，亲抵边陲，北有敌兵可虞，南有中原为虑，则曳裾之恳切，断鞅之狂愚，臣虽不肖，耻在二贤后也。
幽州城，是契丹的右臂，我大宋雄师前往征讨，他们一定会拼死抵抗。那时，攻城之人，不下数万，兵多，费用就多，所以一定要广备军粮。应该假定攻克幽州的日期之前，要准备一百天的军粮。现在不知道边境要塞是否有这么多的储备？另外，幽州大城之外，平坦而无丘陵山脉。离开山丘这么远，取石头是很困难的。但敌人固守城池，没有更多石弹，不利用炮具，是很难攻克的。臣愚钝，但还是认为，开封京师乃是天下根本，陛下不必离开汴梁，恭敬地守住宗庙，给敌人一种闲暇镇定的感觉，以此可以抚慰天下敬仰皇上的士庶。这是上策。河北邯郸一带，是通往河东朔漠的重要门户之地。陛下如果一定要亲征，不妨就在大名邯郸驻跸，可以放出风来，要御驾亲征，以此来壮军威。这是中策。如果陛下一定要亲提大军，到达边陲，那样，北边有契丹冲犯的忌讳，南边有中原空虚的担忧。如此，三国时辛毗拉着魏文帝的袖子不让他迁徙民众，这种恳切；春秋时齐太子砍断马鞅绳阻止齐侯逃跑，这种狂愚，都是我钦佩的。臣虽然很不肖，但也耻于在辛毗和齐太子二位贤达的后面——臣是一定要效法这二位的。
细考李至上疏，其实是在“上策”之前，还讲述了攻取幽州的困难，主要是粮草储备与炮具石弹获取的困难。他认为这一项军备不预先做好，攻取幽州胜算不大。这是在委婉地劝谏太宗，时机未到，可以暂时不动。至于“上策”，也可以概见，李至已经预见了败局，他期待太宗不要亲征，再次品尝这个苦果。李至的拳拳之心于此可以略见一斑。
太子宾客
李至是大宋名相之一，“雍熙北伐”前，他已经做到了参知政事，又加给事中。他议论北伐事后，认为太宗没有全盘接受他的意见，做这个机要政事工作没有什么大意思，就多次说自己有“目疾”，要求解除副总理职务。太宗答应了他，给了他一个礼部侍郎职务。打仗是打仗，太宗从未停止过文化建设，这时候正好建秘阁，相当于文化部，就让他做了秘书监。然后又从三馆，也即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中拣选部分图书充实其中。这个活儿总由李至来做。
太宗还命他和李沆都来兼做太子宾客，下诏要太子，也即后来的真宗，“事以师傅礼”，以师傅的礼节对待李至李沆。二李上表，谦逊表示，不敢当此大礼。太宗下诏回答：“朕博览典籍，考证古训，创建承华殿，辅导太子，一定要选用贤良。因为卿等德高望重，所以将太子委托给你们辅佐调教，就是要太子懂得谦和虚心，因此才在礼节上有异于平常。你们理应当仁不让，这才符合我敬重你们的心意。”一番话说得感人，李至等又上表感谢知遇之恩。
太宗又对他们说：“太子贤良明智仁义孝顺，国家的根本就坚固了。爱卿等可以尽心规劝教诲太子。如果太子做到‘动皆有礼’，一动一言都符合礼义，就要表扬赞赏他。如果太子做事言论有不当礼义之处，必须极力劝谏。至于《礼》《乐》《诗》《书》这些经典义理，凡有可助益的地方，都是爱卿素来熟悉的，不用我来多说啦！”
李至在真宗朝还有一次关于西夏用兵的谏书，要求优待西夏辖境和周边的番族，孤立西夏。这个意见与后来张齐贤的意见出奇一致，但他要求放弃被西夏侵占的灵武（今属宁夏银川），与张齐贤不同。张齐贤认为经由他的策划，可以保住灵武。李至有一种直觉：灵武，依大宋当时的武力，守不住。为此，他提出后来“主和”派的先声意见：“圣人之道，务屈己含垢以安亿民，盖所损者小，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为念，不以巨憝介意。”圣人之道，务必要自我谦卑含垢忍辱，以此来安定亿万士庶的民生。因为这样邦国损失小（只有帝王一人的损失），获益大（全国士庶都免于战争祸患）。期望陛下以天下黎民百姓为念，不必介意西夏那个罪恶的大头领。
但真宗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最后灵武还是失守。此是后话，容后再表。李至没有治兵经验，但也曾短期出任节度使职务，没有更多贡献。但两次谏书，一次谏伐契丹，一次谏伐西夏，都是大宋“主和”的滥觞，值得注意。“屈己含垢以安亿民”，甚至成为大宋“主和派”的口头禅。此中义理可思考者很多。要之：国家荣誉与民生利益是否冲突？假如冲突，义理何在？假如不冲突，大宋应该怎么做？
李至饱学，《宋史》记录他有著作《皇亲故事》一卷、《正辞录》三卷、《李至集》三十卷，还有与名相李昉的合集《二李唱和诗》一卷。他应该是太宗、真宗两朝的大文人。
但他有两件事，颇遭后人诟病。
桃花犬
就像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历届美国总统一样，大宋总统赵炅也是一个喜爱宠物狗的性情中人。据说太宗的狗狗非常可爱，常常跟在太宗左右，就像小布什出外乘飞机也要带上狗狗一样，太宗乘舆时，往往也要带上狗狗。这狗狗是合州（今属重庆）贡献的“桃花犬”，史称“甚小而性急”，常常在太宗御床附近转悠。每当太宗坐朝时，它总是先叫唤，大臣们才肃静下来。太宗死后，狗狗终日呜号，不吃东西，瘦得皮包骨。真宗下诏，让狗狗去守太宗陵寝，这狗狗才摇尾，饮食如常。后来造了一个大铁笼，里面铺上素净的垫子，跟着给太宗送葬的卤簿仪仗队伍，被送到太宗的陵寝。行路者看到后，都忍不住流泪。
这种超越物种的情感也感动了李至，他为此写了诗，歌咏这件事。他还认为狗狗都对人这么深情、忠诚，而俗世间的人类往往薄情，我想李至这诗写得应该有益于“戒浮俗”。李至诗最后一句就是“愿君书此惩浮俗”，愿钱若水君将此写入《实录》来惩戒浮薄的世俗习俗。
当时名臣钱若水正在主持修撰《太宗实录》，李至就要求他将此事还有他的诗写进去。
但钱若水拒绝了他。
作诗歌咏人狗情未了，未为不当；但将此事此诗写入《太宗实录》，还须商量。在《实录》中讴歌一只狗狗，等于在骂士庶中有人不忠无情。士庶中，定有无情之人，不忠之辈，但以一只狗狗来比况，此事未免陷入平庸的深刻。狗狗对人情深志忠，是一个人人皆知的道理，以此说话，且由大臣说话，且写诗说话，且要将这寻常伤感与一本正经的“歌咏”记录，写入《太宗实录》，格局太小，有失大臣体；题旨浅薄，有失言说体；入史不雅，有失《实录》体。整体看来，就是于礼未当。
李至曾经在南唐归附过来的名臣徐铉门下执弟子礼。他做得不错，恭恭敬敬抄写了老师和老师弟弟徐锴的文集，放在自己书房案头。但他却生性吝啬，幼年时父亲早亡，被一个叫李知审的武官收养，但他富贵之后，却设法赶走了李知审的养子，为的就是占有养父的家财，虽然他后来也推荐李知审做了比较大的官，但却“逐其养子以利其资”，史官记录此事，这八个汉字，李至蒙羞、士林蒙羞。后来的读书人不可不知。
孔子有言：“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李至这两件事，都算“失礼”。
但谏止北伐事，李至上疏却“有礼”。北伐中，北伐后，宋廷都有大臣提出等待时机的意见。老臣赵普、名相宋琪、文人李昉等，都有长篇大论，陈述北伐利害关系。主旨都是：内修道义，远人自来；因此不必在时机不成熟时兴师动众。李至所言提出上中下三策，前文的文字铺垫部分更指明百日粮草不备因此不便北伐的根本，如此委婉而中肯的劝谏，在同侪中显出了他的文字功底和言说智慧。史称他的文章“辞华典赡”，文辞华美流丽，用典周备丰富。说他的母亲张氏，曾梦见八个仙人从天而降，拿了一幅“字图”让她吞下，等到她醒了，还觉得胸内有东西在。不久，生了李至。
但太宗赵炅，这个对恢复汉唐旧疆，抱有巨大期待的十世纪中国领袖，他的北伐意志，已经不可变更。“荧惑圣聪”在神秘应验。
宣战檄文
雍熙三年（986）正月到二月，宋师做出了部署：拟分三路向燕蓟挺进。
东路，以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崔彦进为副都部署。这一路又有米信一部。米信被任命为西北道都部署，杜彦圭为副都部署。两路同属于东路，受曹彬节制，率宋师出雄州，兵锋直指幽州。
中路，以田重进为定州路（治所在今河北定县）都部署，出飞狐（今属河北涞源），也向幽州开进。
西路，以潘美为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朔州（今山西朔县）等州都部署，杨业为副都部署，率部出雁门。按战略意图，此一路，有大纵深自北向南包抄幽州的动向。
宋师雄壮，三路大军总兵力在二十万以上，各种攻城器械都已经准备妥当，大军比太宗第一次“乘胜取燕蓟”还要威武。
宋太宗在雍熙二年（985）十二月，车驾至大名（今属河北邯郸）。转年，雍熙三年（986）正月，为太宗一朝规模最大的战事“雍熙北伐”，还给幽州北境吏民，下了一份诏谕，几乎就相当于一篇宣战檄文，文辞之犀利，不减《骆宾王讨武曌檄》。《宋会要辑稿》收录了这一篇诏谕：
朕祗膺景命，光宅中区。右蜀全吴，尽在提封之内；东渐西被，咸归覆育之中。常令万物以由庚，每耻一夫之不获。睠此北燕之地，本为中国之民，晋汉以来，戎夷窃据，迨今不复，垂五十年。国家化被华夷，恩覃动植，岂可使幽燕奥壤，犹为被发之乡，冠带遗民，尚杂茹毛之俗！爰兴师律，以正封疆。拯溺救焚，聿从于民望；执讯获丑，即震于皇威。凡尔众多，宜体此意。今遣行营前军都总管曹彬、副总管崔彦进等，推锋直进，振旅长驱。朕当续御戎车，亲临寇境，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灌爝火之微，宁劳巨浸；折春螽之股，岂待隆车。应大军入界，百姓倍加安抚，不得误有伤杀及发掘坟墓、焚烧庐舍、斩伐桑枣、虏掠人畜，犯者并当处斩。应收复城邑文武官吏，皆依旧任，候平幽州日，别加擢用。若有识机知变、因事建功，以节度、防御、团练、刺史州降者，即以本任授之，仍加优赏。军镇、城邑亦如之。乡县户民候平定日，除二税外，无名科率，并当除放。凡在众庶，当体朕怀。
朕顺应天命，而光复中原。原来的蜀国、吴越，而今都在大宋疆域之内；东渐于海，西至于山，都归皇风覆载化育之中。大宋常常令万物得由其道，往往以一人没有获得恩典而耻辱。眷念北燕之地，本为中原之民，只不过在后晋后汉之际，被戎夷窃据，到今天没有收复，已近五十年。但大宋国家教化及于中原与夷族，恩典及于动物植物，岂可以让幽燕之地，还作为不开化的土地，让原来中原的文明遗民，还在忍受茹毛饮血的习俗？于是大宋兴师，让封疆之内都享受风习之正。拯救水火，顺从民望；抓捕丑类，振奋皇威。你们这些吏民，要体会朕的本意。现在朕派遣曹彬、崔彦进等，推进兵锋，长驱直入；朕也会驾驭兵车，后续抵达敌寇之境，直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宫廷。浇灭微小的火苗，其实都用不到劳烦巨量的流水，折断春虫的腿爪，也用不到使用巨大的战车。宋师大军入境，会对百姓倍加安抚，不得误有杀伤，也不许发掘坟墓、焚烧房屋、斩伐树木、掳掠人畜。凡有犯此者，并当处斩。所有收复的城邑，其中的文武官吏，一仍其旧；等到平定幽州之后，还要另外提拔任用。如果有人能认识到机会，知道有所权变，并做到某类益于宋师之事而建功，譬如，以节度、防御、团练、刺史之州而归附投诚者，当即以本州授官，并加优赏。其他军镇、城邑也是如此。乡县之民，等到平定之日，除了正常的夏秋二税之外，所有的无名之税，一律蠲免。朕这一番话，所有的吏民，都要体会，知道我的心思。
“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是比“惟有战耳”“乘胜取幽蓟”还要狠的一句话。“西楼”是契丹首都，“老上”是过去匈奴的一个可汗，汉文帝时曾经入侵中原，兵锋一度到达甘南陕北。诏谕将契丹比作匈奴，大有“犁庭扫穴”之壮。这是大宋非常“豪迈”的一次舒张。
但对手似乎从未有过被吓倒的案例，相反，越是在恐惧中，越是动用智慧与能量自我保全，并伺机反扑。
克复涿州
契丹在宋师攻势方向明朗之后，做出了相应部署：
以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当曹彬东路之师。
以耶律斜轸为都统，分兵当潘美、田重进等。
辽圣宗耶律隆绪与太后萧绰，驻军于驼罗口（今北京昌平西北），督诸军为应援。
萧绰，萧燕燕，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寡妇，亲自指挥契丹全军。她思虑缜密，甚至派出了将军勤德到渤海之滨去守卫海岸，她担心宋师可能会由泥姑口（今属天津塘沽）北进。
这时候从西北夏州传来不好的消息。夏州人李继迁投降契丹，契丹以其头领为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此事让大宋分心。
但很快就有了好消息，而且在“岐沟关之战”前，宋师一路是好消息。被石敬瑭当年割去的“幽云十六州”，已经有六个州被收复。形势一片大好。
曹彬一路在河北固安之南与契丹大战。李继隆为先锋将军，大败契丹，攻克固安。
“固安之战”后，东路军有了行进中的根据地，分兵驻守固安之后，曹彬继续挺进。在涿州东，曹彬再败辽师，并乘胜攻涿州北门。大将李继隆、范廷召等人，都在攻城之际身中流矢，但督战更急，宋师士气大增，契丹终于不敌，宋师入城，克复涿州。
涿州，是“十六州”之一。此地是幽州西大门。“涿州之战”，收复失地后，可以遥窥燕蓟，北伐之战，获得先手主动权。
进入涿州后，曹彬派遣部将李继宣率领轻骑兵渡过涿河，去城南观察敌情敌势。这时，契丹的一个部落，奚人，在此盘踞，两军骤然遭遇，在涿州城南展开激战。李继宣将奚人击破，斩首千级，并俘获了奚人宰相贺斯。
奚人是鲜卑的一支，也有说法，契丹是奚人的一支。唐代时，奚人内附，唐太宗在奚人所在地，今内蒙古西拉沐沦河一带，设立州郡。唐玄宗、唐中宗对奚人都有和亲的敦睦举动，将自己宗族的女孩子嫁给奚人的首领。但安禄山之乱时，奚人有跟着安禄山叛乱的部落。契丹建国后，奚人被征服，成为契丹一部。
奚人善于造车，契丹所用各种车辆，多为奚人所造。史称“奚车不能任重而利于行山”，奚人造车，载重不是优势，但轻巧，可以作为宿营车，适合在山地行走。所以对契丹行走山路助益很大。曹彬部剪灭这一支部族兵，对契丹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潘美连下四州
西路好消息也到了：潘美在从忻州西陉关出关，与契丹战，斩首五百级。逐北至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再斩首五百级。战斗中，宋师神卫右第二军都指挥使薛超，被契丹弯刀砍伤、流矢射伤，身体好几个地方流血不止，鲜血从金盔铁甲中渗流出来，但指挥将士，神色自若。契丹寰州刺史赵彦辛被夺气，激战几天之后，举寰州降。消息报告给太宗后，赵彦辛被大宋任命为本州团练使。寰州，也是“十六州”之一，且属于“山后”，“寰州之战”，是大宋第一次收复“山后”之地，意义重大。
西陉关即雁门关，与附近的宁武关、偏关合称“三关”，均在今山西代县北境，此地峰峦叠嶂，峡谷幽深，山壑之间，阴气甚重。唐代以来，即在此地设关口多处，抵抗突厥，尤以雁门关为雄壮。关隘随着山势蜿蜒，绝顶之上，可以俯瞰草原。如此雄固关山，如此险峻地势，历史上就有连绵不断的长城，将塞外隔开，雁门关上，烽火台墩、边墙雉堞、深沟高垒，组合为中原北部第一雄关。此地原来应该属于北汉，为北汉与契丹的分界处；太宗收复北汉后，雁门关为大宋所有，潘美、杨业等人即常年镇守此处。“雍熙北伐”，此地有战事。
潘美乘胜再围朔州，契丹守将赵希赞举城降。
潘美派遣使者将应州、朔州的将吏、耆老等送到朝廷，太宗很亲切地接见了他们。老人们说了一句很得体的话，让太宗高兴了好久。老人们说：
“久陷边陲，有粟不得食，有子不得存养，不意余年重睹日月。”我们这些边境士庶，长久地沦陷，有米也不能吃，儿子也不能好好抚养——所有收获都被契丹掳掠一空啊——没有想到到了晚年还能重新见到日月，沐浴大宋之光。
太宗给了他们一份意义深长的礼物：中原礼服，都是深衣冠带之类，这就等于为边地沦陷区人恢复了大汉衣冠。
西路军转攻应州（今山西应县），契丹的应州节度使艾正举城降。诏令艾正即为应州观察使，原观察判官宋雄同知应州。
西路军再攻云州（今山西大同），激战后攻克，斩首千级。
如此，潘美率领西路军连下寰、朔、应、云四州。这都属于原来石敬瑭割让出去的“燕云十六州”，“朔州之战”“应州之战”“云州之战”，是为汉土重光，战果骄人。
断崖争锋契丹破胆
中路田重进也报来好消息：在飞狐之北，大破契丹。
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冀州防御使大鹏翼、康州刺史马赟、马军指挥使何万通率众来支援飞狐。这几人都是契丹戍守河北、山西的名将。
田重进感到了契丹的实力，麾下大将袁继忠对统帅说：
“敌人很多骑兵，利于平地作战。我等不如乘此地多山的险要局势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
宋师另一员大将谭延美也认为：
“敌人仗恃着兵多将广，所以没有看得上我们，所以才敢大大咧咧地前来。我军若能出其不意，可以战败他们！”
田重进同意。于是将军阵压在偏东方向，敌军在北。多次主动出击，胜败没有分出，等于两军处于胶着中。天快黑的时候，田重进天才地发现了一个机会。他发现契丹一部有数千人，在一处断崖之上列阵，似乎要有动作。他当即给了麾下大将荆嗣一个任务：在山崖险要处，与契丹争锋。
田重进一直没有让荆嗣出战，荆嗣早已跃跃欲试，此刻得令，即率本部冲入敌阵，与草原来寇短兵相接。
荆嗣不愧是昔日名将荆罕儒的从孙，他一生征战，独自历百余场阵仗，从无败绩。当初攻取太原，他受了重伤，半只手都已经被炮石击碎，但依旧勇不可当。田重进也素知荆嗣乃是一代猛士，故在此一役“飞狐之战”中，像押宝一样，留着他做预备队，黄昏时，放出这一支生力军，果然收到奇效。荆嗣只有五百骑兵，但却如出山猛虎，呼啸冲锋中，瞬间蒸腾出震撼敌阵的强大气场，令人胆寒。稍一接战，契丹即开始败退。断崖之旁，契丹兵很多人宁肯投崖摔死，也不敢与荆嗣接战。宋师在如入无人之境的利好局势下，快意恩仇，荆嗣一个人就亲手斩杀百余人。史称“敌势挫衄”，敌人的兵势得到挫抑败伤。视野所及，离散的契丹兵，断崖旁有千余人，跳崖不敢，接战不敢，战战兢兢中，荆嗣几声大喝，要他们放下武器，全部投降了宋师。
这一部的余众，屯守在附近土岭。
荆嗣派出裨将黄明，攻击土岭，黄明战不利，退回。荆嗣对他说：
“你就在这里不动，算作为我声援，我来夺取土岭！”
说罢，带领五百精骑，一战而胜，夺取土岭。契丹败北，荆嗣追击穷寇五十余里，到一个叫苍头的地方，这才停止。他这一路上，还顺便攻取了直谷、小冶两个军事要塞。当晚，就据有了契丹的毡帐、行李，屯驻在直谷要塞中。
几天后，荆嗣留下守兵，率众回到大本营。
契丹集合两万铁骑来与田重进争夺附近要塞，先锋部队已经包围了直谷寨。
田重进大部队已经分据各个要地，中军无人，就要荆嗣前往救援。荆嗣了解到敌兵态势后，对田重进说：
“我部下只有五百人，敌众两万余，力量达不到啊！”
田重进很是忧虑，就问荆嗣可有良策，荆嗣说：“大将谭延美正屯驻在小冶，有两千精甲。那里距离直谷很近，我愿意抄小路去找他，邀请他来策应。”田重进同意他的意见，就派他前往。
谭延美知道情况后，问荆嗣：“敌人势力如此之盛，怎么对付他？”
荆嗣说：“但愿谭将军用你的全部两千兵在附近列队，竖立旗帜；另外再派遣二三百人带着大军战旗在道路两侧。我荆嗣带本部五百男儿尽快前往，与敌寇力战。契丹看到咱们的旗帜那么多，一定会怀疑大军继后而到。这样，就会气馁，敌人虽然多，没有用，我定可破之。”
荆嗣“以少胜多”
谭延美江湖上混过黑道，曾在慕容延钊老将军麾下屡立战功，作战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战役，很大程度上，将军的直觉很重要。他信任荆嗣，知道这是一个常胜将军。此外，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案例，他也熟悉。就人间斗战言，一人打两个人、三个人，取胜概率不大；但一百个人打一千个人，就不好说了；一千个人打一万个人，决胜的砝码已经不是人的多少问题了。盖人越多，占地（分地）越多，契丹两万人，分布在几里扎营，荆嗣几百人，直接冲击的，不是两万人，而是在机动中，犹如狭路相逢，只与劈面相撞的几百人斗战。只要有几百人被击溃，“全军已败”的消息，就会在整座大营像瘟疫一般传染开来。如此，即可赢得战役胜利。当年楚霸王项羽痛击秦王名将章邯、王离的“巨鹿之战”，光武帝刘秀痛击王莽大将王邑、王寻的“昆阳之战”，都是“以少胜多”的经典。当其时，兵多将广的一方视兵微将寡的一方为案板上的肉，以为随时可以切割；但真的斗战开始，谁是案板上的肉还真不好说。当章邯、王离视项羽为案板上的肉时，项羽正视章邯、王离为案板上的肉；王邑、王寻视刘秀为案板上的肉时，刘秀正视王邑、王寻为案板上的肉。此际，契丹名将大鹏翼很可能视荆嗣五百人不过是案板上的肉，但谭延美答应荆嗣，决计策应他，助他成就大名时，荆嗣应当有微微一笑，这一笑，大鹏翼等人已经上了案板。
第二天，谭延美布置妥当，荆嗣带着五百敢死之士，向两万人的契丹大营冲去。契丹组织了反抗，在当锋的几个大营中，荆嗣冲突起来无可阻挡。斗战间隙，荆嗣不忘记歇息，每一次都是在契丹围合过来时，发起冲锋，一天斗战了五六个回合。但契丹无法斗胜这五百人，并且渐渐看到遥远的树林里、大路旁，已经出现了宋师的军旗，连绵不断，契丹认为这是宋师主力部队来了，不免有了慌乱。荆嗣观察战场形势，从蛛丝马迹判断：敌人要撤退了。于是，赶紧派出亲随去向谭延美汇报，要他组织掩击。田重进也在派人观战，也正在飞狐附近调集部队，直觉战机来了，于是迅即组织了大部队向契丹冲锋。契丹阵营开始崩溃，除了奔逃，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追击中，荆嗣和宋师一道，擒获了这几个契丹名将，冀州的防御总司令大鹏翼、康州的司令官马赟，以及马军司令官何万通，俘获参战的渤海兵、契丹兵千余人，斩首数千级，俘虏老幼七百人，马畜、盔甲等上万计——契丹这两万将士所有的辎重几乎都成了“飞狐之战”的战利品。
大鹏翼，则是契丹名将，此人形貌壮伟而勇健，在整个边塞，名气很大。此役将他俘获，史称“戎夺气”，契丹被夺气，很沮丧。
田重进开始乘胜围飞狐。
他将大鹏翼推到城下，要他开示守城者投降。根据后来的封赏，可以约略知道：大鹏翼很听话，他应该是说了一通宋师不可战胜之类的劝降意见。但守城的契丹马步军都指挥使吕行德还想坚守。田重进于是组织炮具，猛轰猛砸飞狐城。飞狐，即今天河北涞源县。此地有峪口名飞狐峪，乃是草原铁蹄南下的冀北之关要，收复飞狐，可在河北一线控扼契丹南下，故宋师所在必得。吕行德在宋师生猛顽强的意志下胆怯了。大鹏翼的一番游说也在起作用，于是，他率领属下开城投降。太宗得到快报，诏令将飞狐县升格为飞狐军，以吕行德为左骁卫将军，其余投诚者也都有封赏。
大鹏翼被田重进派遣牙校送到汴梁，太宗在朝廷上斥责了他，而后赦免了他，封他为右千牛卫将军，领了一个刺史。
田重进下蔚州
田重进继续扩大战果，不久又包围了灵丘，守将投降。
飞狐北，又来契丹援军，田重进再次击溃敌军，斩首千级，俘虏四百余人。敌众不甘心，再来，又被田重进击溃，杀死契丹酋长两人，斩首千级，获马三百匹。
不久，田重进更来到蔚州（今河北蔚县）。此地也是“燕云十六州”之一，宋师恢复失地的意志不可阻挡。契丹守卫蔚州的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许彦钦等，见大事不妙，就抓住时机，杀死蔚州酋长萧啜理及其守卒千人，并捆绑了另一位守将耿绍忠，举城降。
这事要为李存璋说几句公道话，并非他执意要背叛主人，而是主人有邪念在先。当初王师进入北境，所向披靡，当锋州郡都被攻克，所以蔚州的酋长萧啜理和监军、同州节度使耿绍忠，有了一个野蛮的想法：将蔚州城中的将吏全部杀光，然后带着自己的亲信豪杰奔回草原。李存璋得到消息后，知道自己也在被屠之列，于是先下手为强，所以做了这样一档大事。
田重进对李存璋的投降开始还有不确定的怀疑，但又不想放弃机会，就先命令荆嗣率猛士数十人攀援绳索入城，了解到李存璋确实杀了酋长，捆了监军，于是接受了他的投降书。
正好田重进的大军粮草将尽，荆嗣就将城中的粮草运输出城，接济田司令。
李存璋被大宋任命为团练使，与许彦钦等人同知蔚州。然后，田重进大军即将开拔。但李存璋认为田重进要是走了，剩下一座孤城，契丹若是来讨伐，他是守不住的，于是带领蔚州全部官吏、士庶，投奔田重进。田重进也体谅他的苦处，安慰了他。说话间契丹就来了大军，要争夺蔚州。这时荆嗣部下副都指挥使江谦，不知斤两地开始发布恐怖信息，大有动摇军心的可能。荆嗣再一次展现了名将风采：当即将其斩首。如此稍稍稳定了军心。然后，荆嗣动员其余部，将蔚州城中的所有辎重，全部收取，押运到田重进大营。一切经营妥帖，荆嗣开始与来援的契丹斗战。荆嗣麾下有五个校官，四个在战斗中阵亡，但荆嗣一直与敌人力斗不止。战斗转辗到了一个叫大岭的地方，契丹才开始退却。
蔚州，此时成了一座空城。
这一仗，又是荆嗣“以少胜多”的英雄战例。但之所以取胜，也有当地士庶支持的原因。就在这一场战役中，边民中有些勇敢的，就自发组织起来，结为武装力量，夜半袭击契丹营垒，斩取首级后，向田重进部进献。
太宗听说后，很高兴，他说：“这些生长在边陲地区的人民，对斗战很熟悉。我们如果能够订立赏赐的规定，一定会有更多人应募。”于是下诏，规定：招募民间有能集合民兵应援王师的人，一律资助粮草、赠送兵甲；如果有人能擒获敌人的首领人物，随着擒获的首领职位高下而封赏补官。抓获一个生口赏钱五千；得到首级赏钱三千；得到战马，上等马赏钱十千，中等马赏钱七千，下等马赏钱五千。平定幽州之后，如果有人愿意留在军中，将给予优厚待遇，如果愿意解甲归田，可以免除租税三年。
这个诏书一下，从此应募抗击契丹的人更多了。
此役，田重进功劳不小，甚至就整个“雍熙北伐”来看，田重进的中路一部，是唯一全胜后，整军而还的师旅。
田太尉候神仙夜降
田重进不凡。史称此人“形质奇伟，有武力”。他曾参与过陈桥兵变，率军打仗，没有败绩。是统帅级别人物中，罕见的常胜将军。他没有学问，也不爱学习，似乎很像近世人们习见的那种“大老粗”，但他没有近世“大老粗”那种粗野，是一个生性很醇谨的将军，从不主动结交权贵。太宗还在做晋王时，很喜欢他的“忠勇”，就派使者送给他美酒烤肉，他居然不接受。使者说：“这可是晋王给您的啊，为何不接受？”田重进回答：“请你为我谢谢晋王。我只知道有天子。”最后还是不接受。
晋王知道他的忠厚朴实，践祚后，始终委任他以重任。
有意思的是名相张齐贤著《洛阳缙绅旧闻记》，有一段故实，名曰《田太尉候神仙夜降》，很可以见出田重进的性情，也可以见出宋初民间欺诈之习，人性的邪僻。
说田重进，晚年好道，酷信炼金术。有一个脖子上刺青、绰号张花项的军人，很有江湖范，经常穿了道士服装，自吹可以炼黄金。田重进很相信他。
张花项又引荐一位同志，搭了炼丹炉，开始玩。二人跟田重进一起吃饭，前后诈取钱帛很多，要就给，田重进不吝啬。但很久也没有炼成，张花项就骗他说：“泾州城有一军人，乃是我二人的师傅。太尉您要是能把他召来，那事立马就成。”田重进就发了公函，要调泾州军人。但泾州不归田重进管，那边认为调动军人，事大，没有朝廷文件，不敢干。重进就让泾州方面说这个军人有病，不可治愈了。然后田重进再到朝廷去运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这军人居然脱离了军籍，弄到他当时所在的永兴军（治所在今陕西西安）来了。
花脖子张军人说了：“此人来了，我们一起去采点必需的药品，今年八月应该成功。”当时已经是六月了。这一帮骗子担心花了将军那么多银子，啥事没弄成，将来怪罪起来，不是耍的。于是又设一计。
这个张花项平常不吃酒，这天，他吃了酒，直到天黑才来到府衙。田重进很惊讶，看到他喝得说话都不利索了，就要辞退他。第二天当面责备他说：“尊师您可是对我说过从来不吃酒的，但昨晚大醉。”
张花项微笑，慢慢回答说：“某确实从来不饮酒，但昨日在街市，偶见仙人。”说着，还向西部空中作揖一拜。田重进问：“仙人是谁？现在哪里？”张花项严肃低声说道：“就是吕洞宾啊！”吕洞宾乃是唐宋时坊间流传名气甚大的神仙。田重进闻言大为羡慕，就问：“你们见面说了啥？”张花项说：“吕洞宾召我到街市吃酒，我说不胜酒量，神仙说：‘你就喝，我保你不醉。’然后就吃二十多杯。后来神仙问我住在哪里，我说住在太尉您这里。神仙说：‘我听说太尉很久了。太尉是武人，此人还有阳寿，但现在正有一点小病，我当去看他，给他点药，治好这小病。’”当时田重进正好有腰痛，一听这话大喜，就说：“我重进乃是粗人，何劳神仙下降！”又问：“那神仙什么时候到啊？”张花项说：“本月十五日，夜三更，必到。但神仙可不想多见人，太尉您要在东位，就是你平时射弓的地方，在那里排好帐幕，用新好细竹席，在静室烧香点烛，备鲜果好酒，然后要斋戒，换新衣，穿靴带笏，像朝见天子那样恭敬。深夜，就在室内等候，不要出来，神仙一定会来！”
长话短说，到了那天，田重进开始等神仙。他腰痛，又感染风疾，很难弯腰拜神仙，这天晚上天气还特别热，他要不断地给神仙叩拜，直折腾得大将军喘息不止、流汗不止，穿着笨重的朝服，全被汗溻透了。
神仙三更没有来，四更没有来，到了五更，田大将军开始怀疑，想把这几个人召来问问怎么不灵。这时候亲信们来告诉将军：“尊师住处，门打开，向来带的行李箱箧，已经搬走了。”原来这几个江湖大师，稳住田将军，却偷偷开了东便门，逃跑了。
田重进于是打了个响指，“啪”的一声，对着左右说：“无良汉！无良汉！无良汉！”连说三遍。从此以后，田重进再也不信这类道术了。
当时还有人匿名写了诗，放到田府大厅中，嘲笑田将军。据张齐贤记录，这诗当时的永兴军士庶，差不多都能背诵，成了一个新闻事件。张齐贤后来授右仆射判永兴军，所以对此事知道得很详细。
匿名诗两首，张齐贤在书中记录了一首，诗云：铅作黄金汞作银，爇梁奸幸转灾新。一朝诳惑田重进，半夜攀迎吕洞宾。呆汉出门时引领，黠儿得路已潜身。惟称三个无良汉，笑杀长安万万人。
铅汞之类，都是炼金术必要的材料。“爇梁奸幸转灾新”应是说江湖骗子利用人有贪心，也即愿意做黄粱美梦的弱点，不禁花样翻新骗人的意思。其他句子都好懂。古今一贯，可以一笑，可以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