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风雨——开禧北伐



1. 从三路出击到全线溃败

北伐的战幕是开禧二年（1206）四月下旬（6月上旬）拉开的，战争在东、中、西三个战场展开。御史中丞邓友龙任两淮宣抚使，郭倪以副殿帅兼山东、京东路招抚使，这是东路统帅。由东路渡淮北上离中原最近，且主要地形是平原，利于长驱直入，故而南宋方面选择两淮，尤其淮东为北伐主战场，旋即调发三衙禁兵增援淮东。兵部尚书薛叔似为湖北、京西宣抚使，鄂州都统赵淳兼京西北路招抚使，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抚副使，这是中路的统帅。西路则以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兼陕西河东路招抚副使。

宋军首先在东线发动进攻。四月五日，东线左翼宋军进围寿州，金亳州守将率步骑驰援，宋军被迫撤围。这一仗也许只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前奏，而且失利了，宋方未予记录。四月二十五日，镇江都统制陈孝庆与勇将毕再遇奉郭倪之命，自盱眙（今属江苏）出师，进攻淮水对岸的泗州（今江苏临淮东南）。毕再遇原籍兖州，淳熙间就以骁勇闻名。接到命令后，他要求亲选新募的敢死军为前锋，郭倪拨给他87人，命他克日进兵。

泗州原为宋金榷场所在，这时金军早关闭了榷场，加固了城门，严阵以待。再遇对陈孝庆说：“敌人已知我军出兵的日子，兵以奇胜，应出其不意。”便提前一天渡淮，兵临城下。泗州有东西两城，再遇将舟楫、旗戈陈列西城下，造成欲攻的假象，亲麾精兵直扑东城南角。他身先士卒，率先登城，杀敌数百，金军大溃，打开北门逃遁。西城仍坚壁不下，再遇披发戴兜鍪铁鬼面，挥动上书“毕将军”大字的将旗，高喊：“大宋毕将军在此，你们是中原遗民，可快快投降！”不一会儿，金守城官缒城请降，泗州两城克复。

泗州之战是开禧北伐的开始。郭倪入城劳军，授再遇御宝刺史牙牌，再遇说：“大宋在河南有81州，现在下泗州两城就得一刺史，而后何以为赏。何况招抚使带得朝廷几块牙牌来？”固辞不受。

在东路右翼战场初战告捷同日，中路宋军由江州统制许进克复了新息（今河南息县），不久又攻下内乡（今河南西峡）。由金归宋的光州忠义人孙成也在四月二十六日收复了褒信县（今河南新蔡南）。五月六日，中路统帅命江州都统制王大节率部攻蔡州（今河南汝南），蔡州是中路北进中原的重镇，但王大节不仅攻城不克，反而全军大溃。

泗州大捷的消息传来后，南宋群情激昂，韩侂胄更是兴奋地以为恢复之期指日可待。他向宁宗列举了东路和中路的捷报，请正式下诏伐金。侂胄早就筹划这篇堂堂正正的北伐出师诏了。他先命叶适改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试图借其大名，再造轰动一时的宣传效应。叶适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不愿草诏，托病力辞兼职说：“我做一篇诏书要十天半月，恐怕误事。”侂胄只得改命权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李壁草诏。五月六日，宁宗内批道：“北金世仇，久稽报复，爰遵先志，决策讨除。宜颁诏旨，明示海内。”次日，北伐诏正式颁布。为表示“兵出有名，师直为壮”，诏书开头就说：

天道好还，盖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顺，虽匹夫无不报之仇。

接着指责金国“军入塞而公肆创残，使来庭而敢为桀骜”。前者是无中生有，开禧北伐前，金人从未骚扰过边境，倒是宋方在不断挑事；而后者也是侂胄有意挑起的外交纷争。诏书号召：

西北二百州之豪杰，怀旧而愿归；东南七十载之遗黎，久郁而思奋。闻鼓旗之电举，想怒气之飚驰。诏文铿锵有力，激励人心，不久临安市上就有印刷物出售。下诏七天后，皇帝以伐金事祝告天地、宗庙和社稷。

金国虽不愿打这场战争，但南宋首开兵端后也迅即做出反应。四月十五日，金章宗下诏在南京（今河南开封）恢复河南行省，由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仆散揆为主帅，全权负责对宋战争。同时升诸道统军司为兵马都统府，东线以山东东西路统军使纥石烈执中为山东两路兵马都统使，西线以陕西统军使完颜充为陕西五路兵马都统使兼元帅右监军。不久，又以枢密副使完颜匡为右副元帅，主中线战事。这样，以河南行省为中心，金国也构成了东、中、西三路军事布局，分别阻遏南宋三路北进的势头。就在南宋下北伐诏的五天后，金朝也下了南征诏书，指责韩侂胄“辄鼓兵端，首开边隙”，“败三朝七十年之盟好，驱两国百万众之生灵”，最后表示金国不得已而应战，“彼既逆谋，此宜顺动。尚期决战，同享升平”。

但战事的进展却令宋人气短。五月七日，中路统帅之一的皇甫斌惟恐落后，未接宣抚使薛叔似的军令，就率军1000人，北攻唐州（治今河南唐河），初败于支池河，再败于方城。皇甫斌以出身将家、好说兵事而自诩，但纸上谈兵而已。他的麾下优伶荟萃，有民谣嘲讽道：“宣威群下问，恢复竟如何？”其实，金人早在一个月前就获得他准备规取唐、邓的情报，行省派出的援军与坚守唐州的金将一举击溃了他的部队。

皇甫斌派出的曹统制率步骑数万分路攻蔡州，进至溱水，河水暴涨，又接到东路左翼建康都统制李爽攻寿州败绩的消息，便迟回不进。金将完颜赛不夜率骑兵7000人，分路抄击，待宋军刚过河，金军精骑即控扼了渡桥。黎明，宋军大溃，被追杀达2万人。侂胄大怒，六月，夺皇甫斌三秩，十几天后再夺其五官，南安军安置。

东路战况同样令人沮丧。山东京东路招抚使郭倪战前自视甚高，酒后就吟杜甫《蜀相》诗，阿谀者肉麻地吹捧他，他也真以为卧龙再生。战争开始后，他宴别先期出发的军需官陈景俊，大言道：“木牛流马，就劳驾足下了。”座中之人几乎喷饭。泗州克复，时值盛暑，他在帅府见客，自己与来客用的纸扇上都题着那两句杜诗：“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另一位东路主帅是两淮宣抚使邓友龙，他曾追随理学家张栻，自称道学中人，故而也入庆元党籍。恢复之议起，他曲意鼓吹，也慷慨自许，明明不知兵机韬略，却偏以侍御史身份妄荐大将。监察御史娄机面讥他：“今日谁可为大将！即使以你充任，能管保有用吗？”泗州之捷后，他与郭倪都被小胜冲昏头脑，既无持重之操，又无临敌之算，却自以为奇功唾手可得。

泗州收复后，郭倪即派其弟池州副都统郭倬和主管马军行司公事李汝翼移师西北，合攻宿州（今安徽宿县），以马军司统制田俊迈为先锋，并增派镇江都统制陈孝庆率军后援；又命毕再遇率480骑兵为先锋直取徐州。田俊迈以步、骑两万连克虹县（今安徽泗县）、灵璧，势如破竹，仅七天就兵临宿州城下。郭倬、李汝翼率兵五万也随后赶到，便兵分三路进围宿州。沿边忠义奋不顾身，肉搏登城，城下宋军却嫉妒功落他人手，竟从下往上射箭。坠落的忠义人怒斥道：“是一家人，还分你我！”攻城便延滞了下来。

南宋大军驻营在低洼处，时值两淮雨季，一夜豪雨使军帐积水数尺，金军不失时机地偷袭焚烧了宋军的粮饷。兼旬大雨，再加上饥饿，十天后宋军不战自溃。五月二十三日，宋军撤围向蕲县（今安徽宿县东南）方向败退。金国骑兵一路追击，杀伤数千人，追至蕲县将宋军团团围住。眼看宋军将全军覆灭，郭倬向金军乞和，金将仆撒孛堇说：“执田俊迈给我，让你们全师撤回。”郭倬竟将勇将田俊迈缚送金营。金军虽让郭倬率军撤离，但仍将约半数的殿后宋军给剿杀俘虏了。

毕再遇的骑兵进发到虹县时，正遇上从宿州溃退下来的郭倬部败兵，就急行军赶赴灵璧，担任后援的陈孝庆正拟退兵。再遇说：“我奉命取徐州，假道过这里，宁死灵璧北门外，也不死在南门下！”郭倪下令撤师的军令刚好送达。再遇说：“宿州军溃，敌人必然追袭。我来阻击他们！”果然，金骑兵5000余人分两路追杀而来。再遇令敢死队20人守灵璧北门，自率精骑冲突敌阵。金人见战旗，惊呼“毕将军来了”，便夺路逃遁。再遇手挥双刀，逐北数十里，杀敌甚多，铠甲为之尽弃。他扼守灵璧，估计南宋大军已撤到20里外，才将余部撤回泗州。

宿州之役是北伐以来最严重的惨败。溃兵满野，下泣之声不忍入耳，伤病甚至肢残的兵士，无人救助，有实在忍受不了伤残苦痛的便投井自杀，溃兵过处甚至“井满不可汲”。在东路主战场上，宋军已完全丧失进攻性作战的实力和可能。而东线左翼，建康都统制李爽率部进围寿州，逾月不克。在金河南援军和寿州守军的两相夹击下，也大败而归，金军攻占了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六月十七日，建康副都统田琳收复了寿春府，但比起李爽的溃败，这已算不上胜利了。

东线、中线的战事几乎同时发起的，攻势一开始也较凌厉。相比之下，西线战事发动虽早，攻势却并不猛烈。其间固有西线主帅吴曦不可告人的动机在，或许也是南宋的战略部署，即西线仅仅起牵制敌人配合友军的作用。

东线战幕拉开前不久，四月十三日，西线宋军攻入天水地界，次日在东柯谷（今甘肃天水东南）一带被金将刘铎击败。七天后，吴曦派兵进攻来远镇（今甘肃武山西南）兰家岭。但这些只是开禧北伐爆发前西线的前哨战。五月十三日，兴元都统制秦世辅率部由汉中出征关中，这是西线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大军开拔不久，刚行至城固（今属陕西），就未战而自溃。六月二十五日，吴曦派兵6000攻盐川（今甘肃陇西西南），为金将击退。七月十五日，吴曦亲率五万大军攻入秦州（治今甘肃天水），竟被金将完颜承裕、完颜璘以千余骑兵战退，奔逃四十里。与此同时，他命万人再攻来远镇，也被金同知临洮府事术虎高琪击破。

八月下旬，西线另一主帅程松遣将袭取方山原（今陕西宝鸡西），自己率兵数万乘暴雨大雾分道夺得和尚原（今陕西宝鸡南）等关隘。这些兵家必争之地，金军自然不会坐视宋人扼守。金元帅右都监蒲察贞遣将设伏在方山原上，别选勇士500名由绝径攀援到方山原宋军上方的山头上，上下合击，夺回了方山原。而后又遣将用智斗勇，尽复和尚原等关隘，大败宋军。雄关险隘得而复失，西线战事的前景也可以推测了。

九月下旬，吴曦部将冯兴、杨雄、李珪以步、骑8000再攻秦州。步兵走西山，为金骑二百驰突追击，溃退至皂郊堡（今甘肃天水南），被斩杀二千余人；骑兵走赤谷（今天水西），也挡不住金骑的凌厉攻势，被杀千余人；杨、李战死，冯兴仅以身免。至此，西线进攻遂告终止。

东线战事早就一蹶不振了。七月十五日，水军统制戚春和副统制夏兴国率水兵万余名沿黄河北上，准备取金邳州（治今江苏邳县南），被金邳州刺史完颜从正击败，戚春投水而死，夏兴国被杀。东线进攻性战事至此全告失败，张扬了好几年的北伐，只收复了一座泗州城。所有的庆功文章只能做在这座孤城上了。早在七月下旬，尚书都省曾以札子形式草草颁了赦令，而宋代惯例总是以皇帝的德音赦书曲赦武功拓地上的居民，或许韩侂胄也认为不便再借用宁宗名义来庆贺这弹丸之城的克复了。九月下旬，赏收复泗州之功，毕再遇功为第一。

韩侂胄终于明白，他的北伐大业倚用的是一批怎样的酒囊饭袋。盛怒之下，便狠狠地惩罚他们，六、七、八三月，贬窜败将成了他的一大节目。不仅皇甫斌，邓友龙、郭倬、李汝翼、李爽等先后被夺官，受居住或安置的处分；郭倬因献勇将田俊迈给敌国，最后在镇江斩首。

七月初的一天晚上，侂胄独招李壁同酌，说起轻信苏师旦之事，李壁略说了些师旦的劣迹，试探道：“师旦弄权，使明公负谤。不窜谪此人，不足以谢天下！”师旦因迎合用兵，开禧元年拜为节度使，仍领门事，他公然定价售卖将帅之职，早是公开的秘密，只有侂胄还蒙在鼓里。如今经李壁揭秘，一怒之下，便当场让李壁代草劾奏。没过几天，师旦被夺三官，衡州居住，还抄他的家，抄出他招权纳贿、鬻官卖爵的金银赃物，数量之大令人咋舌，侂胄用作为四川、两京湖、两淮宣抚司的犒军费。不久，苏师旦除名，韶州安置。

七月下旬，侂胄将参知政事张岩改知枢密院事，李壁升为参知政事。在这以前，他已让江南东路安抚使丘崈代替被贬窜的邓友龙出任两淮宣抚使，命他赴扬州部署长江一线的三衙诸军分守江淮军事要地。丘崈一向主张对金复仇，北伐前侂胄试图拉拢他共取功名，准备让他任签书枢密院，宣抚江淮。丘崈答道：“中原沦陷百年，固然不可一日而忘。但兵凶战危，胜负未知，首事之祸，由谁承担？一定有夸诞贪进之徒，侥幸以求万一。”侂胄不得不表示：“这事姑且推迟一下。”内心却甚为不快。丘崈有些军事才能，处事也稳健。如今北伐丧师，侂胄只能起用他来收拾败局。

丘崈认为眼下未可言战，只能安集离散之兵，戍守要害之处，防止金军报复。他主张放弃攻克的泗州，还师盱眙。因为泗州已成孤悬之城，淮北还屯驻精兵近两万，万一金人南出大清河口，长驱天长（今属安徽）等地，将会造成淮东宋军首尾中断的态势。迫于形势，侂胄虽然不满，也只得让他去料理了。

自泗州之战起，渡淮宋军达七万余人，到六七月间，东线的宋军几乎都溃不成军了。丘崈赴任后，首先命田琳等招收宿州、寿县两地溃兵，仅得四万，安抚慰劳后一新号令，整编还戍；然后部署郭倪、陈孝庆等屯驻宋金边界和扼守军事要地。

2. 转攻为守，左支右绌

宋军已无再进攻的可能，现在轮到金军后发制人了。开禧二年十月一日，金河南行省最高统帅仆散揆下令，九路金军从东、中、西三个战场向宋军全面反击。开禧北伐进入第二阶段：金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宋则由战略进攻被迫转为战略防御。

金军的东线攻势由左、中、右三路构成：左翼由左监军纥石烈执中率山东兵两万出清河口攻宋淮南东路；仆散揆亲领行省兵三万出颍州（治今安徽阜阳）、寿州（治今安徽蒙城）；右翼由河南路统军使纥石烈子仁统兵三万出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北），与中路合攻淮南西路。中线战场由右副元帅完颜匡提师2.5万出唐州（治今河南唐河）、邓州（治今河南邓县）。西线五路则是右监军完颜充率关中兵一万出陈仓（今陕西宝鸡西南），右都监蒲察贞引岐、陇兵一万出成纪（今甘肃天水），蜀汉路安抚使完颜纲统蕃汉步骑一万出临潭（今属甘肃），临洮路兵马都总管石抹仲温领拢右步骑5000出盐川（今甘肃陇西西南），陇州防御使完颜璘以本部兵5000出来远（今甘肃武山西南）。金军反攻的重点显然也在东线，秋高马肥之际，正是女真骑兵战斗力最强悍之时，而两淮平原也正是骑兵纵横驰突的最佳战场。

就在仆散揆下达反攻令的同一天，宋宁宗下诏，要求内外军帅各举智勇兼备堪充将帅者二人。除毕再遇、田俊迈，北伐宋军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将帅之才。宁宗生日端庆节那天，想到前线将士在凛冽秋寒中与南下的金军作战，深感不安与悯恤，他罢去了圣节宫廷内宴。东线三路金朝大军已经全线突破淮河，进入南宋的淮南东路和西路。不久，宁宗又去告祭天地、宗庙和社稷，告以金兵侵淮事，而半年以前，他祝告的则是北伐金国事。祭告后两天，他开始避正殿，减常膳，表示对国运的关注和忧虑。这次避殿减膳长达三个月，表明确实不是装装门面，走走形式，但除此以外，他作为君主却一筹莫展。

十月廿九日，纥石烈执中统部以战船500从大清河口渡过淮河，攻下淮阴，进围楚州（今江苏淮安），列营60余里。另有3000兵戍卫淮阴的粮营，3000艘运粮船停泊在大清河上。升任镇江副都统的毕再遇侦知后，即遣部夜袭淮阴，焚烧金营粮草。楚州是淮东军事重镇，宋军拼死固守，毕再遇又多次出击楚州城外的敌营，故金军久攻不下。两淮是长江下游的屏障，丘崈命主管殿前司公事郭杲移屯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准备随时驰援两淮。十一月三日，丘崈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兵马。在金军压境的形势下，宁宗把扭转危局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亲写书翰慰问他。

十月三十日，仆散揆亲率河南行省大军攻克安丰军（今安徽寿县），取霍丘县。十一月十五日，攻至庐州（今安徽合肥），因宋将田琳据守，他挥师东进，九天后攻下含山（今属安徽），随即进围和州（今安徽和县）。和州城外敌骑蔽野，城内居民和宋军的储粮无多，形势岌岌可危。守将周虎有大将之器，与士兵同甘共苦，好几次亲率部下攻围苦战。他的母亲拔下首饰，拿出妆奁，巡城犒军，激励守军尽力一战。士兵们为他们母子的爱国诚意所感动，无不拼死血战，固守州城。仆散揆见和州久攻不克，半个月后撤围，转攻六合。

这时，有人劝丘崈放弃两淮，专力守长江，他坚决反对：“弃淮则与金军共有长江天险，我誓与淮南共存亡！”六合（今属江苏）离长江仅数十里，六合一失，金军即可饮马长江，隔江虎视建康（今江苏南京）了。郭倪派前军统制、其弟郭僎率兵1万前往救援。两军相遇于仪真胥浦桥（在今江苏仪征），宋军大败，被杀8000人。金军攻至竹镇，离六合仅25里。这时，毕再遇率援军抢先一步驰抵六合，伏兵南土门，摆出无人守城的模样，等金军至城濠下，万弩齐发，金鼓大作，旗戟并举，再遇率师出战，金兵惊惧遁走。金军便屯驻瓦梁河（在今江苏六合），控扼真州、扬州之间的交通咽喉。郭倪原打算侥幸一胜，以掩前失，不料仍一败涂地，他闻讯后放弃扬州仓皇逃遁。这位以诸葛亮自况的原东路统帅之一，这才“自度不复振，对客泣数行”，有人当场嘲笑他说：“这是带计诸葛！”

中线战场的南宋大军屯驻在襄阳，招抚使赵淳、副都统魏友谅和统制吕渭孙互相倾轧，各不相下。湖北京西宣抚使薛叔似向以功业自许，但临事怯弱，少可称道。自金军大反攻以来，宋军中路防线也一再为金兵突破。十一月上旬起，完颜匡军势如破竹，连克枣阳、光化军（今湖北光化北）后，进攻神马坡。魏友谅统兵五万夹汉水对阵，以强弩据守汉水之侧，在金军强烈攻势下，连失13寨，不得不突围赴襄阳。赵淳竟焚毁樊城，退缩襄阳。樊城为军事重镇襄阳的屏障，赵淳自撤屏障，金军遂得以长驱直入。

完颜匡随即攻克随州（今湖北随县），进围德安（今湖北安陆），因宋将李师尹坚守狙击，遂派别部相继攻占了安陆、应城、云梦、孝感、汉川（今均属湖北）等地，自己则在十一月廿四日亲率大军进围襄阳，破其外城，六天后又克宜城（今湖北襄樊南）。宋魏友谅军不战自乱，溃走江陵。开禧三年大年初一，完颜匡猛攻襄阳城。新任京湖宣抚使吴猎派骁将孟宗政等驰援，完颜匡解围而去，顺道取谷城（今属湖北）。二月上旬，金军攻克荆门军。

十一月间，东线右翼金军纥石烈子仁部先后占领了定远、滁州、来安、全椒等州县，十二月中旬，攻至真州（治今江苏仪征）一带，与仆散揆部会师，屯驻在真、扬之间。这时，真州宋军还有数万之众，死守河桥。纥石烈子仁率金军分路从浅水处涉渡过河，突现敌后。宋军大惊失色，不战而溃，被杀两万余人。十二月廿三日，真州失守，士民奔逃渡江的达十余万人。真州既失，扬州危在旦夕，郭倪早在几天前弃城南渡而逃。扬州宋军便开决城西、城北的巨胜、成公、雷等渚水，渡江南去。至此两淮州县几乎尽陷金军之手，金骑再次饮马长江，建康、镇江已一苇可航。

西线战场也不断传来坏消息，尽管西线五路金军的反击攻势不及东线与中线那么凌厉迅猛。十二月四日，完颜纲率部进围祐川（今甘肃岷县东南），迫使南宋守军投降后不久，又攻下荔川、闾川，然后占取宕昌（今属甘肃），十二月中旬，大军抵大潭县（今甘肃西和西南）。蒲察贞部则在十二月上旬取天水，破和尚原，陷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南），攻克成州（治今甘肃成县）。也在十二月，金军进犯七方关（今甘肃康县东北），被宋将李好义击退，但军事重镇大散关却为完颜充部金军攻占，川蜀门钥已落金人之手。

比起宋军北伐来，金军的南征基本上节节顺利，频频得手。忧心战事的南宋朝臣每以战事问陈自强时，这位“以容容为上策，以唯唯为善谋”的当朝丞相却束手无策，仍只是俯首唯唯，或干脆说：“太师自有措置”，往韩侂胄身上一推了事。侂胄这才认识到建盖世功业的美梦终成泡影。但战事既开，无论胜败，军费却一天也不能短缺，南宋财政早有寅吃卯粮的亏空感，军费开支成了大问题。侂胄不能不自为表率，他上表宁宗，请准许他将家藏先朝赐予的金器6000两献为军费。宁宗下诏应允，并表彰了他，而天下人仍“皆笑韩之欺君”。几天后，太皇太后谢氏也拿出私储100万缗作为犒军钱。侂胄与谢氏一带头，上自执政下至州郡官吏，还有后妃，或减俸，或捐赠，倒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热潮。

官军溃败、城池失守的边报不断传来，金军逼近长江防线，侂胄“为之须鬓俱白，困闷莫知所为”。政局和舆论对他越来越不利，皇帝对他仍很信任，有时还赐筵内廷。在一次内宴上，宁宗命准备演出的优伶把果桌移在旁边，两人看似失手实则有意地将果桌上的生菱打翻在地，一人忙说：“不好，不好，坏了许多生菱（生灵）！”以谐音讥刺侂胄轻率用兵，涂炭生灵。在另一次赐宴上，三名优伶一扮樊迟，一饰樊哙，一演杜撰人物樊恼，借以谐音烦恼。当互问命名来由时，饰樊迟者说：“孔夫子所取。”扮樊哙者答：“汉高祖所取。”演樊恼的优伶却道：“樊恼自取。”侂胄知道优伶们在嘲讽他贸然开边“烦恼自取”，却不便发作。尽管皇帝对他态度没变，但战争失利，侂胄颇有顾忌，不像以前为所欲为。

3. 吴曦之叛

四川的门钥大散关是开禧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失守的，时隔16天，四川宣抚副使吴曦自称蜀王，向金称臣，公然亮出叛旗，使南宋的战争危局雪上加霜。消息传来，朝野震惊。

南宋初年，吴玠、吴璘兄弟在川蜀抗金战争中拥有了自己的部队，号称吴家军。吴玠死后，吴璘代领其军。由于当时宋金对峙的严峻局势，四川远离中央，在地理、财政上都有相对独立性，绍兴年间，宋高宗的第二次削兵权未对吴璘采取措施。吴璘去世后，其子吴挺继任吴家军新统帅。吴氏三世帅蜀，尽管自高宗以来“皆留其子孙于中朝”，但从孝宗朝起就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

绍熙三年（1192），朝议讨论更代蜀帅事，留正认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命丘崈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丘崈入川前对光宗说：“吴挺如死，兵权不可再授其子。请让我有权酌情抚定诸军。”光宗表示同意，次年，吴挺死，丘崈命总领财赋杨辅权利州西路安抚使，统制官李世广代领其军。这时，光宗精神病复发，半年不置蜀帅。后在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的建议下，命兴州都统制张诏兼知兴州，取代吴挺领军。吴挺之子吴曦则调任建康军马都统制，后迁殿前副都指挥使，名义上待以戍卫京师的重任，实际上夺了他几近世袭的吴家军兵权。

据说，吴曦少时，吴挺问其志向，他即有“不臣之语”，吴挺一脚把他踹倒在火盆上，脸上烙出了伤疤，川人都叫他吴巴子。吴曦成年后，孝宗借其朝觐，留以禁卫。吴挺死后，他总想回川独领吴家军。当上副殿帅后，他曾命画工将皇帝的乘舆、仪仗等绘成精细的卷轴，有人问他何用，他诳言道：“带回去让孩儿男女看了好消灾。”后来人们都知道，他的反状已萌蘖在这时。

吴曦开始结交陈自强，贿以重金。自强便对韩侂胄说：“只有吴曦才能镇住川蜀。”侂胄正酝酿开边，也认为吴曦可以担当西线的大任，就同意放他归蜀。嘉泰元年夏天，吴曦被任命为兴州都统制兼知兴州，利州西路安抚使。走出临安府北关时，他焚香拜天道：“总算脱身归去了！”入川后，他首先谮罢副都统王大节，不再任命新的副帅，把兵权独握在手。而后，他以重贿再走苏师旦的门路，索要整个四川的军政大权。

开禧二年三月，侂胄物色西线主帅，以原同知枢密院事程松为四川宣抚使；由于苏师旦运动，吴曦任命为宣抚副使，旋兼陕西河东路招抚使。侂胄也自有考虑：程松任钱塘知县时，就是通过吴曦与自己套上近乎的，两人既然有旧，协力共济，自然是统领西线的最佳搭档。

程松到任后，移司兴元（今陕西汉中）东，统兵三万，吴曦则领兵六万，进屯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对付吴曦，程松“才不足以驭其奸，疑适足以趣其变”，还想着以执政之礼来接受他的庭参。吴曦哪会把一个巴结自己与侂胄，由小知县躐居方面大帅的程松放在眼里，不仅不去参见，反而抽调了程松1800名卫兵归己统领。

自高宗绍兴以来，朝廷另设总领四川财赋所主管四川财政，其长官与宣抚使分庭抗礼，旨在使财权、军权分离，以免川帅坐大。韩侂胄专权后，将四川总领所隶属于四川宣抚司，宣抚副使有权节制按劾总领，财权也成了吴曦伸手可攫之物。

吴曦出任西线战场副主帅后，金廷为应付即将到来的战争，把策反的目标对准了他，开禧二年三四月间，给他送去了一封诱降函。这通书函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原件在吴曦败死后被抄出，送往临安。

开禧北伐一开始，吴曦认为献地求荣的时机已经成熟。四月下旬，他派密使赴金，表示只要封他为蜀王，他就献出阶、成、和、凤（分别治今甘肃武都、成县、西和，陕西凤县）关外四州。但金廷对其献降心存疑虑，没有立即反应。其后几月间，吴曦做贼心虚，神思恍惚，“夜数跃起寝中，叱咤四顾，或终夕不得寝”。但叛降第一步既已跨出，吴曦自知骑上虎背，决无退路了。

朝廷不断派使者入川，传达侂胄“日夜望其进兵”的钧旨。为稳住侂胄，等待时机，吴曦派兵佯与金军作战。有吴曦做内奸，西线宋金战局可想而知。金蒲察贞部进攻西和州时，宋军力战抵御，正在激战当口，吴曦传令退保黑谷，宋军闻令顿时溃不成军。吴曦便焚河池县，退居青野原，将士们不知底里，仍奋力死战，金兵却在暗中好笑。宋朝重兵扼守的大散关，历来号称天险，正是吴曦撤去了蓦关的守军，金兵才得以从背后直捣大散关，致使雄关失守。

吴曦终于取得了金朝的信任。十月，金军发起全面反攻后，金廷认为：侂胄素忌吴曦威名，四川又在上游，一旦在金掌握之中，战局就将彻底改观。于是，金章宗决定接受吴曦的献降，预备了诏书，铸好了王印，交西线主帅完颜纲全权处理。完颜纲在吴曦老家德顺州（治今甘肃静宁）找到了他的族人吴端，命吴端携诏书去见吴曦。金朝诏书说：“若按兵闭境，使我师并力巢穴而无西顾之虞，则全蜀之地，卿所素有，当加册封，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顺流东下，助为犄角，则旌麾所指，尽以相付。”吴曦怦然心动，但程松还驻兵兴元，仍不敢轻举妄动，便对外宣称已将吴端杖杀。

不久，金兵攻凤州，程松驰函要求吴曦速派骑兵赴援。吴曦回函诳骗说已发3000骑兵，同时派主管机宜文字姚圆与吴端赴金军大营奉表献降。完颜纲遣使去见吴曦，向他索要告身以为凭信，吴曦一股脑儿都拿出来交给了金使。完颜纲收到后，即派使者带上诏书、金印至罝口（今四川略阳西北）立吴曦为蜀王。

十二月廿二日，吴曦秘密接受金国的诏书、金印后，就率部由青野原还屯兴州。次日，他召集幕属与部将说：“现在东南失守，皇帝车驾巡幸四明。我们应该从权行事。”大将王喜赞同叛立。有部属说：“如这样，相公八十年忠孝门户将一朝扫地。”吴曦说：“我主意已定。”便一方面派兵夺取设在益昌（今四川广元西南）的四川总领所仓库，一方面对外宣称金人欲求关外四州，这才议和的。他又致书程松，劝他离川。

早在数月前，不止一人对程松说吴曦必叛。他却嗤笑告变者脑子有病，如今吴曦果真降金，他竟惶愕不知所为。这时，知兴元府兼利州东路安抚使刘甲和主管四川茶马公事范仲壬主张起兵讨叛。他身为四川军政最高统帅，竟然担心事泄取祸，把两人礼送走了。

兴州城内百姓听说金兵将至，一城如狂，争相逃命。程松也置川蜀四路的江山和人民于不顾，仓皇逃窜了。他从阆州沿嘉陵江顺流而下，逃至重庆时致书吴曦称他为蜀王，竟向他乞取送行的彩礼以买舟东下。吴曦派人赠以封匣，程松以为是让他自裁的匣剑，拔脚狂奔，被使者追上。他抖抖索索开匣一看，才知是吴曦馈赠的财物。日夜兼程逃出三峡，他西向挥泪道：“这才算保住了头颅。”

十二月廿七日，吴曦始称蜀王，遣使向金献上川蜀地图志和吴氏谱牒。次年正月十八日，吴曦在兴州（今陕西汉中）正式即位，继张邦昌、刘豫之后当上了金国第三个儿皇帝，议行削发左袵令，遣使向金称臣，献谢恩表、誓表、贺全蜀归附表。随后，他引金兵入凤州，付以关外四州；同时派兵沿嘉陵江乘舟而下，折入长江去戍守溯江入川的军事要地，沿途却扬言与金人约攻襄阳。他还在成都营治宫殿，准备迁居蜀中，又听其弟建议召用蜀地名士以安定民心。但大多数知名之士弃官而去，权知大安军杨震仲饮毒自杀，军学教授史次秦自熏其目，拒仕伪朝。

首先向朝廷通报事变的，就是利州东路安抚使杨甲。他在弃官而去前募了两个士兵，带了帛书昼夜兼程赶赴临安面呈给参知政事李壁。大约二月初，吴曦种种不臣之状已传入朝廷，成都府路安抚使杨辅也密奏朝廷论吴曦必反，但韩侂胄仍不相信这种预料与传闻。二月十三日，李壁转上杨甲的告变奏议，举朝震骇。宁宗连称杨甲为忠臣的同时，想起了杨辅的密奏，认为他也必能讨叛，便密诏任命杨辅为四川制置使，授权他相机行事。

侂胄闻叛，大惊失色，有人劝侂胄干脆封吴曦为王。他便致函吴曦说：

侂胄排群议，以节使能世其忠。今公此举，侂胄何面目以见上与士大夫？是非节使负侂胄，乃侂胄负上与天下士大夫也。书至日，即宜舍逆从顺，反邪归正，闭三关以绝金，上伪玺于公朝。侂胄当为奏之上，封节使以真王，犹可以慰天下士大夫之望，而侂胄庶几有面目以见上与天下士大夫矣！

信函发出后，侂胄仍感不妥，召见知镇江府宇文绍节，托付讨叛重任。绍节分析道：“现在如进攻，吴曦必死守瞿唐关；如驻军荆南，徒损威望。听说随军转运使安丙一向忠义，似非附逆之人，如授以密旨，或能讨贼成功。”侂胄便以帛书密谕安丙：“如能图曦报国，即使二府之尊也不会吝授的。”

杨辅接到任命，吴曦却不买账，将他移知遂宁。刘光祖等劝他举兵讨叛，他以不谙兵事和无兵可用为由，迁延不发，最后把官印交给通判，弃离成都而去。与杨辅的畏缩成对照，一些忠义之士却暗里筹划义举。监兴州合江仓杨巨源与原吴曦部将张林、朱邦宁及义士朱福等联络了300人准备讨逆。

有人把这消息告知安丙。吴曦叛后，安丙被召为伪丞相长史、权行都省事。他审时度势，表面接受下来，暗地却另有打算，托病不赴衙署理事，听到这一消息，便把杨巨源请入卧室。巨源问：“先生要去做逆贼的丞相长史吗？”安丙流泪回答：“目前兵将不能奋起，必须有豪杰，才能灭此贼。”巨源激他：“先生的主意定了吗？”安丙指天发誓：“若诛此贼，就是做忠鬼，死也无憾！”巨源自知官卑望微，便与安丙相约：“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

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与其兄好古也在串联军士李贵、进士杨君玉等数十人准备诛逆。好义也考虑到如无素有威望的人出来镇抚，即使吴曦受诛，很可能一变未平，一变复生。听说巨源也在筹划此事，便邀他共商大计，都同意推安丙出主其事。巨源对好义说：“我与安长史已约好举事之日。那天先邀吴曦谒庙，到时命勇士刺杀他。”好义说：“吴曦出入必清道，且侍卫众多，恐难以成功。听说寒食日他去祭东园，倒是动手的好机会。”好义希望见一次安丙，以为约定。巨源说：“我先去和长史说，明日伪宫相见时，让他问你的先世作为定议的暗号。”

安丙终于出主其事了。第二天，二月廿六日，安丙在伪宫见到好义，说：“我与令堂曾经共事，杨省干盛赞你的才略，迟早要委你重任的。”接上暗号后，安丙命杨君玉起草了一份“密诏”，因杨辅新除四川制置使，安丙、巨源便声言密诏来自杨辅，起事的忠义都深信不疑。

唯恐夜长梦多，巨源、好义果断决定提前起事。廿八日深夜，好义夜飨义士，与好古及子侄辈拜别家庙。好义对妻子马氏说：“日出后若还无消息，你自作打算吧！”马氏说：“你为国诛贼，何以家为？”马氏之母也说：“去吧，好好干！你们兄弟，生为壮士，死为英鬼！”好义对预事之人说：“妇人女子尚且专虑朝廷，我们该怎样呢？”群情更为激昂，好义率众发誓：“入宫妄杀人、掠财物者死！”

次日天色未明，好义率74个忠义之士潜入伪蜀王宫，内应早将宫门洞开。好义率先大呼而入：“奉密诏以安长史为宣抚，令我辈诛反贼，违抗者灭其族！”千余名吴曦的卫士听说有诏书，顿作鸟兽散。杨巨源持诏骑马抵内殿，自称奉使宣“密诏”。好义的队伍包围了吴曦的寝室。吴曦闻声仓惶起身，露顶光脚，开门欲逃，见李贵已到门前，便返身入室死拉住门。李贵夺门，门纽折断，一把抓住吴曦的发髻，一刀刺中他的脸颊。吴曦也有勇力，将李贵反扑在地。好义急呼他人以斧击其腰，吴曦痛得放开了李贵，被李贵一刀砍落了脑袋。

安丙接到吴曦被诛的驰报，到场宣诏说：“邦有常刑，罪在不赦。”军民欢声雷动。随后，安丙命人将吴曦首级挂在兴州城内示众，同时捕杀其党羽。他向朝廷奏报了吴曦之叛及矫诏平叛的经过，便宜赏功的情况，函封了吴曦的首级连同僭制的乘舆法物以及金人的诏书王印，一并遣人送往临安。吴曦僭位前后仅41天，就被彻底平定，这时，金国派遣的册封使尚未到达，侂胄给安丙的密谕函书也还在路上。

吴曦被诛的露布送达临安，宁宗与侂胄放下了心头的巨石，即日拜安丙为知兴州兼四川宣抚副使，杨甲为四川宣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吴曦首级送到的次日，宁宗将其献祭宗庙、社稷，又在临安枭首示众三日。吴曦妻、子被处死，男子年15以下都送两广州军编管。吴璘的子孙全部迁出四川，吴玠的后代免去连坐。

赏赐平叛的规模之空前、费用之巨大令人瞠目结舌。王喜等420名将领或由副使建节，或由白身授郎，全军约7万人或转三官，或迁五秩，共计迁转官资达30万阶。收复关外四州后，又特赐有功将士转迁官资9万余阶。为了支付两次转迁官资的功赏，四川总领所其后每年支钱物约280万缗，这还不包括对平叛将士一次性赏赐的金7000两、银61.777万两、钱8.025万引、绢61.7万匹。

吴曦之叛完全是侂胄用人失误造成的一次浩劫，出于对侂胄弄权开边的不满，当时蜀人谣传说，金国封侂胄为吴王，还说侂胄欲与吴曦分王吴蜀之地，这当然是不实之词。然而，侂胄文过饰非，把叛乱的敉平作为自己的功绩，劝说皇帝举行登楼受俘的庆功大典，后来也许考虑到毕竟是家丑，且与恢复之功完全挂不上钩，这才作罢。

宁宗赐给杨辅便宜行事的密诏，大概是他在位期间值得称道的主动举措了。但杨辅临危避事，仍表明他的判断失误。至于侂胄给安丙的密谕，送达已在叛平后三天，也未起到作用。安丙矫诏诛逆的成功，最根本原因是分裂不得人心，而平叛过程中最担身家性命风险的则是杨巨源和李好义。如今平叛成功，侂胄还自以为功道“此诏非矫，实朝廷密旨”，给自己贴金。他径以矫诏的官职授与安丙，也为了证明自己的密降帛书在平叛中的关键作用。

吴曦之死，对金朝的战略反攻不啻沉重一击。金章宗批评完颜纲：“吴曦归降，金军自应进据仙人关，既把握川蜀的管钥，又做吴曦的后盾。你既不据关，反撤大军，致有今日结局！”关外四州向为川蜀屏障，叛平之后，李好义、杨巨源对安丙说：“吴曦被诛，金人破胆，应乘势收复关外四州，否则必为后患。”于是安丙遣将分路进攻四州。好义率步骑1000人，死士200，一路上忠义民兵应者云集，仅七天就直捣西和。他亲冒矢石，率先攻城，人人奋不顾身，金将弃城遁去。好义军声大振，以步骑三万乘胜径攻秦州（治今甘肃天水），试图牵制两淮金军。安丙却命他知西和州，谨守疆界，不得侵越，致使昂扬的士气顿时低落。

吴曦之诛，杨巨源、李好义首倡之功最大，安丙向朝廷报功时，诈称以他俩为首，实则将首功据为己有，还庇护叛将王喜。惟其如此，朝廷奖谕诏书竟没有一字提到巨源和好义，附逆从乱的王喜反拜为节度使。安丙忌功妒能，先是听到王喜派死党毒死李好义而不予追究；继而指使亲信杀害杨巨源而诬以谋乱自刎。好义、巨源相继死于非命，蜀中忠义之士莫不扼腕流涕，一时再次人情汹汹。安丙上章自求免职，朝廷保留他宣抚副使的要职，免得把他激上吴曦叛乱的老路。

4. 摇摆在和战之间

为了攻宋，金廷征发河南兵夫达27万，投入两淮战场为17万，投入京湖战场为10万；为防备鞑靼部族趁机南扰，又调发河北兵民10万，以加强北方的防守。金朝内部形势随之吃紧，内外骚动，民众乱象渐生。金军在战略反击中已占优势，并不愿在惩罚南宋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南征统帅仆散揆在精心计划进攻时，即与金章宗商议和战大计。章宗给他三策：第一策是径渡长江；第二策是划江为界；第三策，如果赵扩上表称臣，缚送首谋，岁增贡币，归还俘掠，罢兵议和也未尝不可。

仆散揆是主张在适当时机和条件下与宋议和的。他寻访到侂胄的族人韩元靖，让他渡淮赴丘崈营中。元靖自称韩琦五世孙，丘崈问其来意，他说：“两国交兵，北朝都认为出自韩太师私意，现在相州（今河南安阳）的祖坟都保不住了，所以南来投太师。”说到最后，才吐露出愿为两国议和穿针引线。

丘崈立即奏报朝廷。宁宗和侂胄正愁议和无门，便命丘崈派人护送韩元靖归金，以探对方的诚意。丘崈派幕属刘祐同赴金河南行省，带回了仆散揆的书函，表示须称臣割地，献首祸之臣，才能议和。丘崈再次奏报上去，宁宗不愿开罪韩侂胄。十一月下旬，丘崈只得派人持书、币再使金营，转达了宋廷议和意向，说：“用兵乃苏师旦、邓友龙、皇甫斌的主张，不是朝廷的意思，眼下这三人都已贬黜了。”仆散揆驳斥道：“侂胄是平章军国事，若无意用兵，师旦辈岂敢专擅？”他决定以战胜为筹码，来个欲擒故纵：“我奉命征讨，不敢自专进止”，托辞拒绝了，宋使不得要领而归。

仅过半月，丘崈再次遣使携函赴金营，书函犯了金朝庙讳；而数天前郭僎驰援六合恰被金军大败于真州。仆散揆据此认为南宋缺乏诚意，拒见使者，退回来书，让人责备宋使道：“既欲议和，为何出兵真州，袭击我军？”但诘问中仍露出和意。从频频来使求和，仆散揆认定宋军已无大规模反击的实力和可能，而金军也不适应即将到来的南方阴湿气候，便在岁暮率大军班师，只留部分军队屯驻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静待议和。

丘崈向侂胄建议：由朝廷直接移书金廷继续议和；又认为：既然金方指侂胄为首谋，移书时侂胄以暂不署名为妥。侂胄大怒，罢去了他的职务。李壁力论丘崈有人望，侂胄不快道：“天下难道只有一个丘崈吗？”两天后改命知枢密院事张岩代领其职。侂胄原以为，只要宋朝提出议和，金廷就会不附任何条件地欣然同意。但两国交兵，和谈只能是战争的继续，战争双方的胜负强弱必然在和谈过程中体现出来。如今，金军在反击中占了上风，当然握有了讨价还价的主动权。对此，侂胄完全缺乏认识，决定“不复以和为意”。

侂胄又想到了辛弃疾。在北伐筹备和开始阶段，他并没有与当代贤杰分任权责，共创功业的大公之心，如今面对战既无力、和亦无方的局面，他准备以名位利禄将辛弃疾等知名人士笼络过来，为他支撑危局，分谤任咎。开禧三年初春，朝廷颁诏任命弃疾为兵部侍郎：“朕念国事之方殷，慨人才之难得。”诏书当然仍是秉承侂胄的意志。弃疾愤然表示：“侂胄岂能用稼轩以立功名者乎？稼轩岂肯依侂胄以求富贵者乎？”力辞新命，归居铅山。

战争在年初已然定局，但宋军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都如此不堪一击，却出人意料。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侂胄所用非人。在朝堂上，侂胄倚用为左右手的陈自强和苏师旦，前者“阴拱固位”“饕餮无厌”，后者“因受结托，荐用庸谬”，由他们推荐的北伐将领往往私底下声称，“我这欠债的冤主却委以打仗的战将”，这类笑话喧腾征途，传至境外。由此也决定了侂胄借以方面之重的主帅与大将的素质：郭倪、郭倬、李爽、李汝翼、皇甫斌诸辈都是猥琐庸才，他们平日只知克剥士卒，收受贿赂，作为买官进身的资本；而吴曦更是外交敌国谋危父母之国，刚刚开打就前军败，后军溃，大者被歼，小者狼奔，其部将罪重者受戮，罪轻者贬窜。在北伐主力上，证明辛弃疾战前分析是正确的：“稍以立功自见及控扼关隘之人，大抵皆义勇、民兵、万弩手、雄淮、敢死诸军”；而官军则“弃甲曳兵而走者”。以这样的军队，在那样的将帅统领下进行北伐，焉能不败？

还师次月，全军主帅仆散揆病死军中。一个月前，章宗已任命左丞相宗浩兼都元帅代其主河南行省事。宗浩继任统帅后，就大肆张扬将亲自率师攻襄阳。侂胄接报，又大为恐惧，担心上流屏障一失，南宋朝廷就会岌岌可危，便命知枢密院兼督视江淮兵马张岩再向金营传递求和信息。张岩以督府名义招募议和使臣，但战败情势下，连合适的人选都征召不到，最后起用了萧山县丞方信孺。

开禧三年二月，方信孺以枢密院参议官的身份带上督帅张岩的乞和书函出使金国。行至濠州，金将纥石烈子仁将他投入大牢，命金兵持刃胁逼他答应议和条件：“你不打算活着回去吗？”信孺答道：“奉命出国门时，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子仁只得放他北上去见宗浩。

宗浩将他安顿在驿舍里，上书“天狱”两个大字。庞赵奉命来见信孺，告诉他说：“这里不是濠州可比的。”信孺道：“事情须商量，何必恃威吓人呢？”

庞赵谴责南宋无故兴兵，信孺说：“本朝立即追悔，所以敛兵约和。”“恐怕无兵可战才请和的吧！”庞赵讥刺道。“难道没有淝水之战那样的8000之众吗？”信孺应口反击。

庞赵重申仆散揆定下的议和条件说：“称臣、割地，自有故事。”信孺说：“靖康间仓卒割让三镇，绍兴时为太母委曲求全，怎能用为故事？这事不仅小臣不敢议，督府也不敢奏。请让我面见你们丞相剖决。”

宗浩在行省府列兵召见了他，威胁说：“不答应条件，即日旌旗南指，楼船东下！”信孺侃侃而辩，词正理直。宗浩喝道：“前日兴兵，今日求和，为什么？”信孺道：“前日兴兵复仇，为社稷；今日屈己求和，为生灵。”

宗浩颇有汉文化修养，唇枪舌剑一番后让信孺与他联句赋诗，信孺慨然应允。宗浩先吟两句：“仪秦虽舌辩，陇蜀已唇亡。”意思说：你再像张仪、苏秦那样能言善辩，但南宋既失四川，已唇亡齿寒了。信孺反击道：“天已分南北，时难比晋唐！”意思说：天限南北，你们还打算像辽朝利用石敬瑭这样的民族败类，以晋代唐，建立附庸国，是不可能得逞的。

宗浩见联句不能折服他，便问：“你们国家有多少州军？现在一天就失了川蜀五十四州，我都为贵国担忧！”信孺声色不变道：“我出使在外，自然不知失蜀始末。大元帅间谍工作向来高明，还不知我们立国根本吗？”

接着他侃侃而谈两广、八闽、淮南、两浙与江东、江西的富庶，“除川蜀财赋仅足五十四州军民之用外，国力有余，所以余富也惠及贵国”。宗浩不得不折服他的辩才，修了复函让他带回说：“和还是战，等你下次来使后决定。”

信孺回朝复命，宁宗命侍从、台谏、两省官集议。对金国提出的议和五款，除割地、称臣两款没有同意外，对归战俘、罪首谋、增岁币三款认为可以接受。当然，首谋不是指韩侂胄，而是让苏师旦、邓友龙、皇甫斌来顶缸。于是，信孺带着张岩的回书再使金国。此前不久的平定吴曦之叛，使侂胄误认为宋军还有攻击力，催促张岩在东线再发起军事行动。张岩便派毕再遇、田琳合兵攻敌，并发出悬赏，招募能活捉金帅的勇将。然而，西线战事却一再受挫，连一度收复的大散关也再次失守。侂胄这才重新感到棘手。金廷态度也更强硬，在议和条件上寸步不让。

信孺向宗浩递上回书，复函词卑意恭，请求金国“捐弃前过，阔略他事”，“感恩戴德，永永无报”。战败国无外交，谈判是辛苦的。在五款中唯归战俘一项两无争议，在岁币上，南宋只同意由隆兴和议的银绢20万两匹恢复到绍兴和议的25万两匹，金方绝不接受这一数额；至于罪首谋，分歧则在究竟谁为首谋这点上；而割地、称臣绝无谈下去的可能。和谈陷入僵局。

信孺对金方和谈代表庞赵说：“本朝认为增币已经委屈，何况名分、地界呢？”金人指责南宋背信弃义，擅起兵端，信孺针锋相对地说：“你们失信，我们才失信的！”金人责问：“我们哪里失信？”信孺从容说：“本朝兴兵在后，而北朝致函吴曦，诱使叛降在前。你们先诱我叛臣，情理曲直显而易见。”

金人一时语塞，信孺继续说：“以强弱而论，你们夺得了滁州、濠州，我们也攻下了泗州和涟水；你们说我们攻不下宿州、寿州，你们包围了庐州、和州、楚州那么长时间，就一定能攻得下么？五款已答应三条，还固执地不接受议和要求，那也不过再交战罢了！”

庞赵见信孺说得很诚恳，便与他定约说：“割地之议就暂且搁置；但不能称臣，也应改称叔为伯；增币五万之外，另加犒军费也可以考虑。”实际上，这只是庞赵代表宗浩个人在谈判条件上的松动。信孺在南归复命前，还与庞赵约定数事，例如宋廷派出通谢使，呈送宋宁宗誓书等。

不久，宗浩奏报了和谈进展，章宗指示：一、宋如称臣，许以江、淮之间取中为界；如仍称侄，即当尽割淮南，直以大江为界；陕西并以大军已占为据；二、首谋奸臣必使缚送或函首以献；三、岁币增至30万两匹；四、另输银1000万两以充犒军之用；五、方信孺言语反覆，不足取信，命另遣忠实前来禀议。议和条件显然更苛刻了。

八月，方信孺回朝复命后以通谢国信所参议官身份，带着宁宗誓书的稿本再赴河南行省大营。因为有了金章宗的新诏命，宗浩没让庞赵再出面，接待的金将指责信孺没有详达金廷原意，反而急匆匆带来誓书稿本，并出尔反尔地说：“岁币不是犒军费可以了结的。”信孺说：“岁币不能再增，所以代以100万通谢钱。现在得陇望蜀，我只有头、璧俱碎而已！”金人以诛戮禁锢恫吓他，信孺坚决地说：“拘禁金国是死，辱没使命也是死，还不如死在这里！”

在外交折冲上，宗浩略输信孺一筹，便在其出使身份上找茬，指为“轻妄”，下令将他关押起来，并以此为由向宋廷交涉，要求改派“谨厚”的使者。南宋现在凡事低人一等，对金国扣留宋使不提出抗议，反认为信孺出使未能协调两国关系，随即再派通谢使前往金营征询意见。宗浩知道，囚禁宋使毕竟不在理上，便放信孺南归，同时致书张岩，将金章宗钦定的议和条款知照南宋方面。

信孺约在九月上旬返抵临安复命说：“金国要求五件事：割两淮，第一；增岁币，第二；犒军，第三；索还被俘者与归正人，第四；至于第五么，我不敢说！”侂胄追问再三，厉声道：“若不说，朝廷将有行遣！”信孺这才慢悠悠道：“欲得太师头罢了。”侂胄闻语大怒，即以恶语诟詈信孺。不久，信孺被夺三官，贬临江军居住。信孺是开禧北伐期间出色的外交使节。在南宋处于军事劣势的条件下，他能清醒认识到金国北有鞑靼之扰，虽勉强出兵与宋朝相持，力绌情见，势不能久，故而敢于拒绝金人索求，而希望以一己之口舌，弭双方之兵戎，而能够不辱使命。他的外交才能为“公论所推，虽敌人不能掩”。但侂胄终不能用他。

侂胄又被激怒了，再度锐意用兵。九月四日，宁宗颁诏告诫诸路将帅：和议未必可成，应该加强边备。十天后，淮西转运使奉命措置雄淮军。又过五日，赵淳任命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兼江淮制置使。连息影铅山的辛弃疾也接到诏命，任为枢密院都承旨，命他速赴行在奏事议兵。以宁宗名义发出的诏书仍是侂胄的旨意，还企图借助稼轩来为他收拾败局。诏命到日，弃疾已沉疴不起，上章请辞的几天后，就怀着深深的遗憾去世了。

张岩则被侂胄召回，斥责他督视无功。他原就不知兵事，因善于见风转舵，又长于说笑逗乐，在庆元党禁中成为侂胄打手，博得了欢心，终于以执政继任东线主帅，开府仅九个月，靡费官钱370万缗有余，督视无功也是意料中事。

十月十四日，侂胄通过宁宗诏谕军民，告以“和议未成，虏多要索之故”，诏书说：

敌人阴诱曦贼，乃在交锋之前，当知今日之师，愧非得已而应。事虽过举，盖犹系于纲常；理贵反求，况已形于悔艾。凡我和战，视敌从违。

比起伐金诏来，口气的软弱，心情的无奈，都跃然纸上。

侂胄当然不会以自己的头颅作为与金议和的筹码。然而，他既缺乏方信孺那样对金国内外形势的深刻洞察力，又不可能用人得当，措施得力，凝聚南宋军民之力构筑起一条抗金防线，而仍如过去一样，固执而轻率地宣称“有以国毙”，即把整个国家捆绑在战车上同归于尽。

随着北伐的失利，侂胄的地位开始动摇，面责其非的朝臣也多了起来。苏师旦被贬以后，试礼部侍郎倪思当面对他说：“周筠、苏师旦狼狈为奸，师旦已逐，周筠尚在。人言平章骑虎不下之势，此是李林甫、杨国忠晚节。”侂胄悚然答道：“闻所未闻。”苏师旦被贬以后，事无论大小，侂胄都倚用省吏史达祖，就像当初信任苏师旦一样。达祖词坛名家，文章也好，侂胄凡有拟帖撰旨，俱出其手；但他为人从政一无可取，与陈自强称兄道弟，那些干求差遣的无耻之徒转而必先登其门，而他也专以奉献金帛多寡为之予夺。同时受侂胄倚重的还有三省、枢密院吏人耿柽、董如璧，他们三人都不把执政放在眼里，以至朝野有“史丞相、耿参政、董枢密”之说。正是史达祖、苏师旦、陈自强、刘德秀等一伙狐群狗党的倒行逆施，韩侂胄成为千夫所指的众矢之的，既加速了自身的覆灭，也在身后蒙上了更多的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