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风雨——以“恢复”的名义



1. 北望神州路

庆元党禁虽将政敌驱逐出朝，韩侂胄却招来了朝野的抨击，失尽了上下的人心。与此同步的擅权，仍能听到各种反对的声音。这种情况未随党禁的开放而缓解，反而可能随着言网的松动而加剧。怎样才能保住既得的权位，侂胄有点忧心忡忡、一筹莫展。这时，有人劝他“立盖世功名以自固”，侂胄感到这是个好主意：既能转移反对派的注意力，使他们淡忘伪学之禁的创痛；而自己独揽大权、专断朝政也有了雄厚的资本，非议之声或许会随之消歇。

那么，建立什么样的盖世功名呢？北伐金国，恢复故土，这是自靖康之耻以来几代臣民难圆的梦，盖世奇功莫过于此。于是，侂胄决定发动北伐，收复中原。数十年后，有学者将这一决策与当年策动的燕云之役相提并论，认为“不度事势，妄启兵端”，“误国殄民，前后一律”，指出“小人擅朝，欲为专宠固位之计，往往至于用兵”。在专制独裁政体下，这类出于转移政治视线的动机，以民族或统一的名义，贸然将国家与人民拖入一场“不度事势”的战争，历史上确实并不少见。

趋炎附势者窥测到主政者的新意向。于是，边将不时奏报金朝多有变故的消息，逢迎者也游说治兵北伐之计，其中包括久遭禁废而仍图进用的个别官员。恢复的气氛在短时间内便炒热了。

丞相陈自强已是一条听话的老狗，在恢复大计上也如此：“侂胄曰：兵当用，自强亦曰：当用；侂胄曰：事可行，自强亦曰：可行。每对客言：自强受恩深，只得从顺。”随着恢复之议的兴起，也有各种反对意见出现。自强在曲意附和同时，力援私党，占据言路，利用台谏左右舆论，以胁制反对意见。

与陈自强互为表里、力倡恢复的还有苏师旦、邓友龙、易祓、陈景俊等人。当时宋金边界上有些好事之徒经常往来两国之间，号称“跳河子”，邓友龙视为奇货，时向侂胄荐见。侂胄曾在淳熙末与庆元初两次使金，对金国情况略知一二，这些“跳河子”，便剽拾事状，陈说利害，有意渲染金国内外交困之状。侂胄虽有意开边，却顾虑人心舆论的向背。谏议大夫易祓建议，唆使朝臣上奏，夸大敌国之事，他自己首先上疏，大谈“敌国如外强中干之人，仅延残喘”，“夷狄有必败之势，中国有必胜之理”。对北伐非议者，侂胄决心剿灭异议，实施打击。于是，御史中丞邓友龙和谏议大夫易祓、林行可对力争者相继论劾，以至贬斥。和、战、守的舆论迅速向北伐主战一端倾斜。

在北伐之议的附和者中，李壁是引人注目的。他是著名史家李焘的次子，也颇有才学。入朝以后，侂胄事无巨细，必与他商议。他患得患失，便趋和奉承，很快迁至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的要位。对侂胄锐意用兵，他明知舆情并不认可，与士大夫谈及时也蹙额皱眉，表示要进谏反对。但当着侂胄的面，说的却是迎合其开边的话头。不久，侂胄让他做了参知政事。李壁内心反对轻率北伐，但为了名位权力，终于把国家的休戚当作了交换的筹码。

宁宗的态度并不明朗。有记载说：“开禧用兵，帝意弗善”，或许这是他在嘉泰末年的倾向；但他确也认为“恢复岂非美事”，依旧模棱两可，一无主见。然而，用兵开边决不是宁宗首先动议的，则是肯定的。恢复之议日甚一日地升温，有人对侂胄说：“自古君倡而后臣和，从来没有以人臣专大征伐的。以人臣而专征伐，诸葛亮诚然为忠，桓温、刘裕则为篡，你算哪一类呢？”侂胄默然无语。他既不像诸葛亮那样是为了汉室王业，却也绝无篡夺之志，只是为了巩固既得的权位。他将战争视为一种可以不负责任、不计后果的轻率儿戏，至于战前审时度势的见识，战时运筹帷幄的才略，显然是并不具备的。

靖康之变后，徽、钦二帝成为阶下之囚，客死金国；大好河山落入金朝之手。从岳飞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仰天悲歌开始，直到不久前去世的陈亮那“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的慷慨吟咏，收复中原故土，重建一统江山，始终是南宋志士仁人难以纾解的民族情结。这种情结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化解，这一时期陆游、辛弃疾的爱国诗词最能凸显这种民族情结的浓重与强烈。

这种民心，侂胄是知道而且试图利用的。在力主恢复的士大夫中，颇有才略可用之士，庆元党禁起，他们即使不名列伪党，也多摒落家居了。禁网弛解后，侂胄网罗四方知名之士入其麾下，其用意有二：一方面让这些知名之士作为他擅权的装饰屏风；另一方面，这些知名人士既是北伐所需的人才，又可作为恢复之举的号召，为其建立盖世功名所效力。

楼钥历任光、宁两朝的两制官，党禁起来后，他认为公道人心不在侂胄一边，宁可废罢也不趋炎附势，他并非道学家，却也上了党籍。侂胄对他不趋附，倒也知敬重。党禁弛解后，既迫于公论，又重其文名，侂胄准备召用他，让他的亲戚传言他的子弟，只要他通一封寒暄的短柬，就召他入朝。楼钥命子弟备纸笔，亲书一段《颜氏家训》中子弟累及父兄的故事，其子弟自此不敢再提与韩侂胄通函事。杨万里诗文声名更高于楼钥，侂胄打算请他为新落成的自家南园作记生色，并许诺他两省之职，万里决绝回话：“官可以放弃，记不可能作！”侂胄恼羞成怒，让他家居至死。

尽管时有碰壁，侂胄毕竟罗致了一批知名之士。他起用了吴猎，让他先后总领湖广江西京西财赋、主管荆湖北路安抚司公事，累迁京湖宣抚使，他在储运襄阳军饷，选拔孟宗政等名将，构筑防御工事上都有建树。薛叔似也出任京湖宣谕使，项安世则起知鄂州，叶适权兵部侍郎还更早些。

陆游、辛弃疾也都与侂胄有较多的往来，另一位辛派词人刘过则成为韩府的座上客。嘉泰二年（1202），陆游应召入朝任实录院同修撰，侂胄对他十分殷勤，宴席上命宠姬四夫人弹奏阮琴，起舞助兴，然后向这位大诗人求作《阅古泉记》。次年岁末，辛弃疾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不久召赴行在，也应邀出席过侂胄在南园的会饮。辛、陆被罗致，最令侂胄得意，他俩思念故土、渴求恢复的新作一经吟成便不胫而走，久被视为主战派的旗帜和歌手。侂胄的北伐之议因他俩的关系而声望陡增，但他们也因此遭到种种非议。

实际上，在侂胄所招致的知名之士中，对侂胄本人以及他倡议的伐金战争，态度并非完全一致。刘过对侂胄显然识人不透，估价过高，其《代寿韩平原》诗说：“要令邻敌尊裴度，必向东山起谢安。”把他比作平定河北藩镇叛乱的裴度和战胜前秦侵犯的谢安；甚至将他比作牧野之战前的姜尚，“维师尚父鹰扬，熊罴百万堂堂，看取黄金假钺，归来异姓真王。”词人容易沉浸在想象的胜利中：“今日楼台鼎鼐，明日带砺山河，大家齐唱大风歌，不日四方来贺。”作为一个布衣词人，出于对收复故土的渴望，未能对敌我双方做冷静、全面的分析，对侂胄本人及其北伐主张，都怀着热切的期待，虽不无谀词，还是可以理解的。

大诗人陆游对侂胄本人并不阿附，庆元末，侂胄向他求《南园记》，他不仅无谀言，还寓有规箴。然而，一生以恢复自期的诗人对这次北伐自始至终是热情支持、慷慨讴歌的。他也为侂胄写寿诗，“身际风云手扶日，异姓真王功第一”，这种歌颂主要还是期待他能恢复统一“致太平”。陆游主张北伐抗金，收复故土，代表了人民的愿望；至于如何抗金，如何进行充分的准备，做出正确的估计，选择有利的时机，这些都是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的职责，是不能苛求久居山村的诗人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的。

叶适、辛弃疾在政治与军事上都有深刻的认识，对战前的准备、战机的选择、战争的后果，就绝不像陆游、刘过那样乐观。然而，他们向来是主战派，当时一般人误认为他们是无条件拥护北伐之举的。稼轩自南归后，一直期待着北伐反攻的那一天，所谓“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对正在从事的伐金准备，不论韩侂胄是否别有用心，稼轩在总体上是赞成支持的。他在军事上有真知卓识，为更确实地了解金国虚实，出任浙东安抚使后，他分别派人深入山东河北实地侦察，而后亲自把侦知的兵骑之数、屯戍之地与将帅之姓名汇总绘在“方尺之锦”上。嘉泰四年初，宁宗召见他，问以盐法后，向他征询目前应否出兵伐金的意见。弃疾回答道：“金国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务为仓猝可以应变之计。”

这次召见与上言，历来被认为是弃疾支持侂胄北伐的根据。侂胄也确实做了为己所用的理解，认为稼轩在“陈用兵之利”，“元老大臣”无疑就指自己，十分欣喜，便决意开边。但是，弃疾所说的“金国必乱必亡”，并不就是说灭亡在即，他在开禧之际曾说过用兵“更须二十年”，显然认为战前准备相差尚远。而他所说的把应变之计托付给元老大臣，弦外之音即告诫皇帝不应把这一重任交给由侂胄汲引的那些轻脱寡谋之徒；也许稼轩当仁不让地把自己包括在“元老”之列，期望能在备战应变中负起重任。但宁宗不可能真正理会稼轩上言的真义。

稼轩被久废起用后，陆游曾以诗慰勉道：“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陵夜”，反用了汉代名将李广复出后追杀当初羞辱他的灞亭尉的典故，劝告他不必纠缠被韩党倾陷排挤的旧恩怨，而应以全民族的深仇积耻为重，为北伐抗金建功立业。辛、陆正是在北伐抗金这点上才与侂胄接近的，双方的出发点与目的并不相同，却在这点上交汇了。因此，赞扬辛、陆的爱国主义，并不等于肯定开禧北伐及其发动者；指出侂胄在开禧北伐上的轻举妄动，也不必把辛、陆等对北伐抗金的支持视为“污点”。

也许，侂胄认为，既然已争取到辛、陆等主战派代表人物的支持，赢得了社会舆论，就没必要让辛弃疾分享自己唾手可得的大功业了。不久便解除了他浙东安抚使之任，命他改知镇江府；开禧元年（1205），在北伐烽烟即将点燃的前夕，又让言官借故将他劾罢。

据几年以后真德秀的回顾：“北伐之举，宗社安危所系也。雷同相从，如出一口，而争之者不数人。”开禧北伐前夕舆论的一面倒，侂胄长期专政，钳制舆论的因素固然不可忽视，但自隆兴北伐失利以来，南宋臣民的民族复仇情绪也在其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一个事件很能说明这种复仇情绪在朝野的强烈程度。庆元六年夏天，南宋贺金生辰使赵善义在归途中因争下车地点，与金国伴使相持不下，忿忿然脱口而出：“你们正被蒙古侵扰，还有什么闲工夫与我国计较，莫待要我朝举兵夹攻吗？”尽管善义后因失言生事而免官，发泄的却是南宋朝野久被压抑的复仇情绪。侂胄正是利用、挟持了这种民族情绪与社会舆论，把伐金的气氛很快渲染得十分浓烈。诚如《两朝纲目备要》所说：“复仇，天下之大义也。张忠献（张浚）抵死切齿而不得伸，阜陵（孝宗）二十八年长太息而不得遂者，一旦举而行之，谁曰不可？”嘉泰后期，韩侂胄及其追随者，辛、陆等爱国志士和朝野臣民都不约而同地把视线集中到西北神州、中原故土上来了。

宁宗也受到了这种同仇敌忾的影响。嘉泰四年岁暮，他下诏明年改元为开禧，取太祖开宝与真宗天禧年号各一字缀合而成。开宝年间，平南汉，取南唐，基本奠定了统一的版图；天禧年间则是澶渊之盟以后真宗统治的太平时世。宁宗似乎也认为“恢复岂非美事”，转而赞成北伐之举了。

2. “燕可伐欤”？

开禧北伐前夜，刘过在词里唱道：

堂堂谋臣尊俎，边头将士干戈。

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欤？曰可！

化用了孟子劝齐伐燕的故事，认为南宋在天时、地利、人和上都具备了北伐的条件。诗人的讴歌，毕竟不是发动战争的依据，决策者必须从宋金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着手，做出综合缜密的冷静分析。这时，刘过还有一首词说：“新来塞北，传到真消息：赤地居民无一粒，更五单于争立。”给人的印象是金国统治者内部危机四伏，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只消稍施一击，即刻土崩瓦解。事实是否如此呢？

宋宁宗嘉泰、开禧时期（1201—1204，1205—1207）正值金章宗泰和年间（1201—1208）。金章宗是与宋光宗同年即位的，其政绩却是光宗无法比肩的。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他把祖父金世宗大定之治的成果以法制形式固定了下来。章宗是金朝废除奴隶制使之转变为封建制的最终完成者。他将二税户及隶属僧道、宫监的奴婢悉放为良人，制定了禁止奴诱良人法，限制了猛安谋克的特权，加速其汉化的进程。在制度上，他使金熙宗以来汉官制更为健全，还实行了尊孔仪式，制定了礼乐制度，完善了取士科目，确立了以《泰和律》为代表的法制体系。

章宗朝，人口与税收都达到了金代的峰值。天下富庶，粮储充裕，明昌年间（1190—1195），甚至担忧廪粟积久霉变，下令诸路及时晾晒。其时，金国始建常平仓超过500处，仅此一项储粮数即可供金国官兵食用四五年之久。在金朝列帝中，章宗是汉化最彻底的君主，他有志于治，多次咨询群臣汉宣帝综核名实之制与唐代考课之法，期望金朝能超过辽、宋而比肩汉、唐。据《金史·章宗纪》评价，在他统治期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这就是开禧北伐前夕金国的政治经济基本形势。

金朝统治在章宗时代臻于极盛，但危机也渐露端倪。封建化完成后，土地和流民问题也开始严重困扰金朝的社会经济。各地常平仓的巨额储粮多为抑配和籴所致，国家储粮递增，但控制的货币量也随之锐减。由于货币总流通量的减少，米价居高不下，一有天灾人祸，农民就缺乏财力购入，所谓“赤地居民无一粒”，或即由此造成的。尽管如此，金朝支持战争的粮饷并不因贫民饥困而成为问题。

章宗在位，宠幸李元妃，外戚近幸干政，也导致了朝纲不正，军民怨嗟。章宗以皇太孙即位为帝，引起其叔父辈的不满和反对。明昌四年，郑王永蹈谋反被杀，两年后镐王永中又以“语涉不逊”赐死，这就是传闻的所谓“更五单于争立”。郑王、镐王之变对章宗统治有所影响，但承安元年（1196）以后，金朝统治基本上还是稳固的。

蒙古诸部日渐强大，对金国北界时有侵扰，其中尤以阻?部和广吉剌部为最。章宗采取了攻防并举的战略，一方面派遣夹谷清臣、完颜襄和完颜宗浩先后多次北伐，重创来敌；一方面在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至泰州（今黑龙江安东北）一线开筑壕堑，作为防御工事。阻?南侵打破了金朝北疆的宁静，但这时蒙古诸部尚未统一成为强悍善战、无坚不摧的游牧军事帝国，这一任务直到开禧北伐爆发那年才由铁木真最终完成。而蒙古对金朝构成真正威胁应在嘉定四年（1211）以后，嘉泰、开禧之际蒙古诸部的骚扰，对金朝不过是疥癣之疾。至于在军队战斗力上，封建化完成后，猛安谋克的作战能力确实有所下降，但金朝仍注意保持其尚武旧俗。泰和元年（1201），金朝专置按察司，任务即教习武艺，以确保其勇武风俗不致改易。兼之，金军尚有仆散揆、完颜匡、完颜宗浩等将帅之才，其战斗力仍比将恬兵嬉的南宋军队明显高出一头。

自隆兴和议后，金对南宋的基本国策是保边求和，金章宗也恪守这一原则。他一方面加强榷场管理和防御，增加边界戍兵；一方面在金宋交往中以大局为重，力求维护和平局面。绍熙过宫风波和禅让内幕不可能不传到金朝，据吕祖俭说：“自绍熙变故，（金人）有轻我之心：彼之来者，陈币在馆，辞语不恭；我之去者，摧辱逼胁，不顾常礼。”这种现象主要是金国出使者和接伴者闻知宋朝内情后，站在敌国立场上，以幸灾乐祸的个人情绪影响到两国的正常关系。不久，章宗即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承安三年（1198），下诏强调：“凡馆接伴并奉使者，毋以语言相胜，务存大体，奉使者亦必得其人乃可。”泰和二年（1202），章宗对出使南宋的张行简说：“听说此前奉使者过淮河，每到中流即以分界的原故，在乘坐哪国渡船上争执，这不合礼仪。你应该戒饬舟子，并对宋使说：两国和好长久，不宜因争细故而伤大体。”足见金朝仍希望维持两国和平相处局面。

实际上，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南侵惨败，两年后张浚主持隆兴北伐的失利，其间尽管有偶然性因素在起作用，但更深刻表明了绍兴和议以后形成的宋金对峙，从根本上说是地缘政治的产物，揭示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达到并保持着力量的平衡。如果双方综合国力没有明显的消长，或者外来因素的强力干预，这种平衡态势决不是那么容易打破的。因此，关键就在于跃跃欲试企望打破这种平衡态势的南宋，是否在综合国力上对金国已经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首先来分析一下南宋军队的装备和设施。在兵器制作上，据时人指出：金朝军器上，都有监造官的姓名，遇有损害，影响使用，原监造官就依法惩处，断不轻恕，故而金国兵械其精良一如法规；相形之下，南宋军械的制造部门则“一切不问，则欲速成，可以逃责”，导致武器设备苟且灭裂，充数量而不中用。骑兵在整个中世纪始终是各国军队的决定性兵种，而南宋骑兵缺马情况较之北宋更为严重。据嘉泰三年（1203）江州都统制司申报，兵力配备中马军应该有披带马匹1680匹，如今却不及千匹，缺额几近一半。这一数据暴露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南宋压根儿没有强大的骑兵可与女真骑兵抗衡。

通信与传令系统不啻军队的神经。对此，宁宗即位不久，彭龟年论其迟滞时指出：连登极赦书从临安到盱眙军（今江苏盱眙）都迟了两日十一时，金字牌竟晚到三日一时。赦书、金字牌是最紧急文书，尚且迟误如此，其他军事通信传令设施的壅滞更可想而知。龟年警告：“边烽无警，偶不废事。但偷玩成习，万一不测，致失备御，其贻祸岂细！”但直至开禧北伐前夕，南宋军队的传令通讯系统仍是这一状态。

对这一时期南宋军队的素质，有人有过总体描述：

今之所谓将者，或拔于行伍而骤用，或取其家世而因任，或以积日累月次第而迁，或以片言一长偶合而得，未闻有尺寸之效，积素之威，可以服人心而协众论。甚者懵不知军政，漫不治军旅，唯知刻剥军人，聚敛财贿，内以供庖传之费，外以充苞苴之资，凡可以便私计者，无不为也。

兵士是构成军队的基础，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尺籍伍符，虚实相半。老弱居其一，工匠居其一，俳优居其一，舆隶胥吏居其一。诡名冒籍，无所不有。则是朝廷养兵万人，所可用者数千人而止耳。至于军籍刓缺，往往掠市人而刺之，非其本心，唯去是计。其间不逞无赖之徒，利于所得，朝应募而夕逃遁。为主将者，无以谁何，姑任其去来而已。

当时的将帅不知孙武、吴起为谁人，孙吴兵法为何书的，竟然十有八九；却知道如何私役军卒，贩运回易，克扣士兵，聚敛横财。开禧用兵在即，军士们冒寒出战，仍是“衣不蔽体，日食尚阙”。

军队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士兵们不仅被将帅武臣，甚至文臣官吏役使占有，往往一个官衙就占用厢军与禁军四百余人，役使科抑，几同奴隶，故而一有机会就发泄怨愤与不满。甚至大会操时，列队士兵应当声喏却沉默不语，以示抗议。参战双方在综合国力相颉颃时，军队素质的高低优劣，对胜负归属往往起决定性作用。南宋以这样的将帅统率着如此的士兵贸然北伐，其结局是不难预卜的。

而与金相比，在综合国力上，南宋其时也绝无优势可言。正如周南在北伐失败后分析的那样：

自中原失守，我以偏方一隅，当虏之众大，卒乘不如其多，土地不如其广，财力不如其盛，六七十年矣。中间养兵息民几三十年，未有振起之形。

由此可见，即使不论动机，开禧北伐也是轻率之举。

自绍兴和议以来，在战、守、和三策中，对金国究竟应取何种国策，始终是南宋君臣争论不休的中心议题。且不论高、孝两朝，即使在宋金关系相对稳定的绍熙年间，也时有臣僚的议论打破军事上的宁静。到嘉泰、开禧之际，北伐的硝烟已隐然能嗅到时，对该不该把国家拖进没有胜算的战争泥沼，又引发了一场争论。支持者中既有韩侂胄及其追随者那样的投机分子，又有陆游、刘过这样的爱国志士；反对者中，各人出发点也不一致，既有史弥远、钱象祖这样的求和派，也有辛弃疾、叶适这样的抗战派。

嘉泰四年夏天，辛弃疾知道宁宗和侂胄不是没有理解，就是有意歪曲他在年初上言的本意，便在不少场合阐述己见。他对程洺说：“中国之兵不战自溃，自李显忠符离之役始。但其后军队依旧父子更代，这种军队只能列陈江上，装点门面。至于渡淮迎战，左右应援，非沿边土丁断不可用。沿边之人，幼则走马臂弓，长则骑河往来，从来没把金人放在眼里。招募分屯后，只要新其将帅，严其教阅，使他们势合而气震，就能不战而使敌人慑服。”但是过宫风波和庆元党禁，使十年岁月空然流逝，而可战之备从未着手，取胜之资全无积累。稼轩指着尺锦绘成的敌情图，感慨不尽道：“敌国的兵马仍然如此，岂可轻率对待！”故而他不止一次说过：“用兵更须二十年。”开禧北伐前一年，他以一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对即将到来的北伐表达了深切的隐忧：“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以刘宋元嘉北伐草率出师、仓皇败北的历史教训，反对朝廷贸然开战。

叶适平日时有“大仇未复”之语，也是力主抗金的。北伐前不久，他郑重地连上三札：

臣闻陛下思报积耻，规恢祖业，此至大至重事也。诚宜深谋，诚宜熟虑，宜百前而不摄，不宜一却而不收。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今或谓虏已衰弱，虏有天变，虏有外患，说轻勇试进之计，用粗武直上之策，姑开先衅，不惧后艰，此至险至危事也。臣愿陛下先定其论，论定而后修实政，行实德，变弱为强，诚无难者。

接着，他陈述了修实政、行实德的具体建议。叶适的态度很明确：金宋强弱之势未改，实政实德之事未修，故而主张务实备战，反对仓卒伐金。

辛弃疾和叶适，一位深谙兵韬武略，一位颇知经世致用，平生又皆力主抗金，对开禧北伐的见解都是深中肯棨的。实际上，只要对国势边事稍加留意，谁都能仅凭常识即可判断是否应该轻率用兵，仓促北伐。嘉泰、开禧之际的南宋王朝，正如时人形容的那样，譬如一条船，中兴将近八十年，外观看去，船体似乎还坚致，但岁月既久，弊漏渐多，苟延残喘，尚且忧惧其倾覆，如今竟然侥幸去做前人所难之事，后果也就不难预卜了。

当韩侂胄准备驾着这条破损的旧船疾驶向战争狂澜时，朝堂上反对的并非只有叶适一人。知庐州宇文绍节也直言不讳地致书侂胄：“你有复仇之志，而无复仇之略；有开边之害，而无开边之利。不量国力，浪为进取！”开禧元年，学士院召试馆职，武学博士魏了翁上策论说：“反观自身，则懔懔然未有可以胜人之实。而欲举二百年祖宗之天下，轻率地试于一掷之间，则举足之间，关系宗庙社稷的安危存亡！”御史徐柟论劾他对策狂妄，自党禁开放后，侂胄不愿多开罪于知名之士，放过了魏了翁。

3. 走向战争

韩侂胄萌生开边的念头，是在嘉泰三年（1203）岁杪。这年，北方连年旱灾，饥民流亡，“盗贼”蜂起，数以十万计的流民潮涌动在唐、邓、颍、蔡、寿、亳州一带，部分流民向南宋守臣提出渡淮归宋的请求。金朝唯恐南宋乘隙寻事，在沿边聚粮增戍，还关闭了襄阳榷场。边报传来，韩侂胄以为金国乱亡在即，着手准备工作。

次年六月，侂胄派外甥张嗣古以贺生辰使赴金，命他探敌虚实。嗣古使归，上朝复命还未回家，就受邀至韩府咨询敌情。他据实陈报：“以我之见，金未可伐。太师勿轻信人言。”大拂其意。为制造开战的借口，侂胄秘密指使边将挑起事端。于是，边将就让亡命之徒越过边界，制造事端。嘉泰四年十一月，宋兵抄掠金国宝鸡、郿县（今陕西眉县）。自此，在宋金边界的东、中、西段，这类试探性挑衅此起彼伏。

这年岁暮，邓友龙以贺正旦使赴金。入金以后，夜半有人偷偷求见，极言金国外为蒙古所扰，内为饥馑所困，王师如来，势若摧枯拉朽。次年初，邓友龙使归，报告的情况都投韩侂胄所好，同时上倡兵之书，北伐之议由此敲定。

开禧元年（1205），宋军挑起的边界争端，次数日渐频繁，事态日渐扩大，他们攻镇夺县，不仅杀死金国县令、县尉、巡检等，烧毁官舍，还夺取民马，抄掠民财。皇甫斌募兵骚扰淮北，公然下令人自为战，劫掠归己。

金朝的态度是克制的，这年春天，金人俘获了南宋间谍，得到了宋朝准备北侵的情报，金国枢密院立即移文南宋：“依誓约撤新兵，毋纵入境。”宋廷回答：增戍为防北朝流民入境。金廷认为这显然搪塞，而且挑衅未有消停迹象，便新设河南宣抚司，以平章政事仆散揆为宣抚使，在诸道征兵刷马预为战备，西线临洮、德顺（今甘肃静宁）、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巩州（治今甘肃陇西）等地各置4000名弓手。

仆散揆以金河南宣抚司名义移文宋三省、枢密院，责问用兵原因，宋方推诿是盗贼生事，边臣不谨，已经降黜，更予戒谕。夏天，金章宗召集大臣，咨询对宋方针，多数人主张“设备养恶”，即做好战争准备，让南宋把事情做绝。章宗因南北和好四十余年，人民久不知兵事，况且北有边患，内遭饥荒，并不打算进行这场战争。

宋朝派出贺生辰使李壁使金，行至镇江，听说忠义人朱裕受镇江都统制司派遣，联合金国涟水县弓手李全攻袭涟水（今属江苏），便上书请斩朱裕，儆惩来者。渡淮入金后，金国接伴使和馆伴使都表示出维护南北和平的意向，李壁的回答也颇诚恳：“本朝家法，一本仁厚，岂肯轻率用兵，北朝勿听间谍之言。自今各崇信义，则浮论自息；疑心一生，非两国之利。”金朝的疑虑打消了。但使归复命时，他见侂胄锐意用兵，却覆手为雨道：“敌中赤地千里，斗米万钱，与鞑为仇，且有内变。”

初秋，宋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与濠州守将田俊迈买通了金国虹县人苏贵为间谍，对仆散揆说：“宋人增戍，本为防盗，如今听说建立了河南宣抚司，反不敢撤戍了。增戍之兵原是白丁，自备糇粮，穷蹙饥疫而死，十有二三。”仆散揆向金廷建议撤销宣抚司。金章宗联想到李壁来使时曾说：“增戍之事，本朝岂有他心，贵国自为过虑。今只须同时彼此俱罢，庶几两无疑阻。”便同意撤司，西线临洮等地新置的弓箭手也都罢去。

开禧元年岁暮，金使赵之杰来贺正旦。两国关系已剑拔弩张，之杰入见时举止有点倨慢，手执国书欲进不止，并不直接送上，似有要宁宗起身来接的架势。门夺过他手中国书，呈给宁宗，金使顿觉受辱，内心忿忿然。一会儿，赞礼官悠长地喊道：“躬身立。”金章宗父亲名允恭，“躬”“恭”同音，按外交礼仪，对方所有帝讳乃至同音字都应避免使用。准此而论，宋朝赞礼官似非礼仪上的疏忽，而是受命指使下的蓄意寻衅，意在激怒金方。金使直立不动，表示抗议。侂胄奏请宁宗起驾还内，未几传旨命金使正旦日朝见。

这种使节相见不合礼仪的事情，庆元嘉泰间也曾有过。那时，金使失礼在先，宁宗起身入禁中，宰执谢深甫命金使在殿角等候，请宁宗再御殿，由赞引官重引金使进国书，“迄如旧仪”。但当时两国关系正常，故而妥善处理了。这次却不同，著作郎朱质看出了侂胄的用意，立即上书请斩金使。侂胄没有这么做，但免去了金使游览三天的日程安排。

与金使赴宋同时，陈自强推荐陈景俊为贺金正旦使北行侦知金国虚实。朝贺时，金章宗面谕宋使“不宜败好”，后又派御史中丞孟铸赴宋使馆邸转告：“朕方以天下为虑，不计小嫌，故罢宣抚司。近来群臣屡言贵国渝盟。朕念和好岁久，委曲涵容。倘若盗贼仍不消停，臣下将续有抗议，朕虽兼爱生灵，事端岂能不止？卿等归国，应以朕意禀告汝主。”话说得有礼有节，委婉而有分量。金朝意向明确：要求对方边臣不生事，“盗贼”不作乱，以确保边境安宁。景俊回国复命，自强为迎合侂胄，警告他勿将金廷之言如实奏闻。侂胄北伐决心更坚决了。

直到开禧二年春，金朝仍希望尽力避免这场迫在眉睫的战争。不过，获悉对手秣马厉兵，金朝也被迫做出反应，修道路，阅舟师，点集兵夫，添置寨栅，以便有备无患。

在制造边境摩擦和加紧外交试探同时，南宋在军政上也开始了战前准备。在装备上，嘉泰三年夏，殿前司拨到封桩库钱10万，奉命打造战舰。初秋，置四川提举茶马二人，一人分治马事，不久命四川提举茶马司通治茶马事，试图从大理国求购战马。开禧元年秋天，再置和州（治今甘肃西和西南）马监，和州毗邻吐蕃诸部，在此设立马监，显然希望开辟战马的新来源。尽管如此，战马奇缺局面未能改观，于是下令献马者补官，京西沿边七州之民结伙越境，劫夺金地民户的马匹。

在兵员上，嘉泰三年秋季，增置襄阳骑军。这年冬天，两淮诸州趁农闲时节教阅民兵弓弩手。次年春季，吴曦练兵西蜀。春夏之际，命内外诸军研讨纯队法。夏季，以军官子弟赴诸军帐前效力。初冬，令诸州置招军簿。开禧元年春季，新置澉浦（今浙江海盐南）水军，直属殿前司；淮西安抚司招募强勇军。初夏，内外诸军分别接到随时准备开拔的密令，诸路安抚司奉命教阅禁军。夏季，相继命兴元都统司增募战卒，湖北安抚司也增招神劲军。冬季，殿前司神武军5000人开赴扬州屯戍。岁暮，马军司增刺弩手。这些临阵磨枪式的战前准备，不能说一无效果，但在因循苟且、贪污刻剥的政风、吏风、军风下，其成效大可怀疑。

战争所需要的财赋粮饷，是必须解决的大问题。嘉泰四年初，因金国在边境增戍积粮，宋廷也命各制置司盘点边关仓储，积粮计800万斛，可食的则无多，便颁度牒15000道给总领所，依原储额收籴补齐。这年夏季，颁诏诸路核点诸州桩积钱米，监司核实后上报尚书省；沿江及四川军帅也简核军粮数，上报枢密院。同年冬，下诏总核内外财赋，侂胄以右相陈自强兼国用使，参知政事费士寅、张岩同知国用事。

宋代国用司是非常设性总管财赋的机构，乾道二年（1166）初置，当时隆兴北伐虽失利，但宋孝宗仍锐意恢复，故有此创设。后来或许认识到近期绝无再与金决战的可能性，三年后将其撤销。宁宗、侂胄再设国用司，显然考虑到“财赋各归户部而事权散紊”，意在以国用司调动全国财赋以支持北伐。开禧元年春，宁宗命国用司制定考核财赋法，这年夏天，韩侂胄亲自兼任国用使。次年初，国用司改名国用参计所，命诸路州县呈报岁账而索取其积余，四川诸州都不据实报，如实申报的江浙诸州则颇遭掊取之害。这年春天，北伐出师在即，从封桩库划出黄金万两，准备赏赐立功将士。然而，南宋在战争物资供应上显然捉襟见肘，春夏之际竟颁纳粟补官令，企图以鬻官来弥补粮饷的短缺。

在人事上，侂胄也做了些安排和调整。嘉泰二年，宁宗下诏命宰执各推荐可守边郡的人才二三人，同时命诸路安抚使、总领、监司荐举可任将帅的名单。次年，又颁诏诸军主帅，各推举有将才的部下三人，不如所举者处以连坐。开禧元年，在朝侍从、台谏、两省官与在外待制以上官员，又奉诏各举将帅、边守一二人。频繁的举荐诏令所暴露的则是军事人才的严重缺乏。

嘉泰四年岁初，金国饥馑连年、流民四起的边报传来后，侂胄立即做出反应，任命亲信参知政事张岩为淮东安抚使，同知枢密院事程松出帅淮西。他还打算让知枢密院事许及之出守江防重镇建康府（今江苏南京），许及之畏惧推托，侂胄一怒罢了他执政之位。原先追随侂胄的执政中，张孝伯、费士寅也感到北伐有点轻举妄动，却不敢明谏，侂胄察知后也将他俩相继罢免。

开禧元年六月下旬，宁宗诏拜韩侂胄为平章军国事。早在嘉泰元年夏，监惠民局夏允中就上书皇帝，让侂胄平章军国重事。侂胄虽垂涎这一宋代最高权位，还畏惧众议，假惺惺地辞谢说“闻之骇汗如雨”，指斥建议者“肆为狂妄之说”，请允许他致仕。宁宗不许，批其疏后道：“朕方得所倚赖，岂容远嫌？”允中拍马不在当口上，反因上书放罢，押出都门。但随着北伐的迫近，侂胄日渐感到必须集大权于一身，既便于调度指挥，也可以提高声望，以为号召。这次是右相陈自强、侍御史邓友龙及时献媚，向宁宗援引故事，重提旧议，才有此诏命。

宋代授平章军国事，寓有优待元勋重德之意，与一般宰相不可同日而语。在此以前，只有四位大臣获此殊荣。一为真宗朝王旦，一为仁宗朝吕夷简，两人不到半年都力辞而罢，还有两位即元祐重臣文彦博与吕公著，宠幸如蔡京、专擅如秦桧都与此无缘。韩侂胄拜平章军国事，比吕公著同平章军国事少了“同”字，其体更尊；比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少了“重”字，其权尤广，即所谓“政事无所不关”，仅省免其常程细务而已。太常寺议定典礼：序班丞相之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开禧北伐起，改为一日一朝）。礼官又建议，其节度使俸禄照旧支给。对这一决定，侂胄推辞了一下，终以下诏褒纳而不再拒绝。至此，侂胄既享有建节、封王等最高荣衔，又拥有了宋代相臣罕有的大权，俨然处于权位的峰巅上，可以为所欲为了。这一任命后，三省印都纳送韩府，宰相不复有印，仅同参知政事。

侂胄还命枢密院设置机速房，以亲信朝士主管其事，兵事密谋，都让他们论定再报他。知名之士周南正主管吏部架阁文字，侂胄欲罗致他，周南拒绝拉拢，对人说：“我正以为首开兵端是发狂必死之药，怎能参预其间呢！”开禧元年秋季，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出任镇江都统制兼知扬州，侂胄以两淮为北伐主战场的意图已十分明显。

北伐的舆论宣传也逐步升温。嘉泰四年春夏之际，朝廷在镇江府为绍兴抗金名将韩世忠建庙。世忠指挥的黄天荡战役就是在镇江江面上拉开战幕的，而后直将完颜宗弼的大军逼进黄天荡（今江苏南京东北），给不可一世的金军以沉重打击。如今，选择在北伐前夕在这里为他立庙，显然是意味深长的。

时隔一月，宁宗下诏追封岳飞为鄂王。民族英雄岳飞的姓名本身，在南宋爱国军民心中就是恢复故土、洗雪国耻的一面旗帜。侂胄打算兴师伐金，自然有必要打这面大旗，既激励将士，又振奋民心，更抬高自己。追封制词说：“人主无私，予夺一归万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岂待百年而定。”追封岳飞，尽管侂胄心存私意，但确是大振民心、大得人心之举，起到了号召军民的积极作用，为即将到来的北伐赢得了舆论上的广泛支持。

侂胄利用一切机会在舆论上鼓吹北伐。开禧元年，礼部试进士，第一名毛自知就因在策论中主张“宜乘机以定中原”，大得侂胄欢心而点为状元的。这年秋天，宋廷又追赠宇文虚中为少保。虚中在建炎初置生死于度外，应诏出使，为金强留。金熙宗皇统六年（1146），金上京汉人俘虏起兵南归，欲推他为首，事泄以谋反罪处斩。开禧北伐前夕，追赠他为少保，也隐然有表彰民族节概的用意在。同时，南渡四大将之一的刘光世也追封为鄜王，光世并无抗金殊勋可言，侂胄追封他仍为“风厉诸将”。

开禧二年初夏，权礼部侍郎李壁上奏说：“自秦桧首倡和议，使父兄百世之仇，不复系于臣子的虑念。宜亟贬夺爵位，改定恶谥，示天下以仇耻必复之志。”秦桧死后，高宗赠封申王，追谥忠献。人民对他的痛恨，与对岳飞的爱戴同样深切。于是，礼部从秦桧后裔处拘取了封王赠谥的告词，追夺王爵，降为衡国公；定谥“缪狠”。谁知侂胄对同伙说：“且休，且休！”也许“狠”字触到了他的痛处，最后改谥“谬丑”。侂胄此举无非继追封岳飞后，再次在北伐舆论上制造轰动效应，这种效应也确实达到了。降封制词中“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立即成为传诵一时的名句。但时论以为：李壁所论不为不公，惜乎只斥其主和，而不论其无君，只是迎合侂胄用兵之私而已。

正当各种战争准备紧锣密鼓进行时，开禧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武学生华岳叩阍上书，给红红火火的北伐宣传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上书首先勾画了一幅战前的景况：

旬月以来，都城士民彷徨相顾，若将丧其室家；诸军妻子隐哭含悲，若将驱之水火。我见到侍卫之兵日夜潜发，枢机之递星火交递，戎作之役倍于平时，邮传之程胜于往昔，这才知道陛下准备北征。

接着，华岳揭露了韩侂胄及其党羽专擅弄权、结党营私的种种倒行逆施，认为：这些也像外患一样，已侵入国家的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和咽喉等要害部位，并驱使士卒仇其将佐，百姓叛其守令，自树国中亿万仇敌。今不务去我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之患与那亿万仇敌，却打算空一国之师，竭一国之财，与远夷外戎较量于血刃相作涂之地，岂非不恤自身而误用其心吗？

他进而分析道：万一国家首开战端，则将帅内离，士卒外叛，涂炭万民，血刃千里，这是天数不利于先举；将帅庸愚，军民怨恨，马政不讲，骑士不熟，豪杰不出，英雄不收，馈粮不丰，形势不固，山砦不修，堡垒不设，虽带甲百万，运饷千里，而师出无功，不战自败，这是人事不利于先举。

他请皇帝斩韩侂胄、苏师旦，“先去国中外患仇敌，然后公道开明，正人登用，侵疆自还，中原自复。不然，乱臣贼子吟九锡隆恩之诗，有异姓真王之心，涂炭生灵，坠毁王业。那时，陛下虽欲不与之偕亡，但祸迫于身，权出于人，俯首待终，噬脐莫及！”华岳最后表示，为了验证取信，愿身系囹圄，如侂胄奏凯班师，甘愿枭首示众，为欺君罔上者戒；如结局与所奏相符，就放归田里，永为不齿之民。

宁宗阅过上书，未为所动，依旧交由侂胄处理。几乎同时，侂胄收到了华岳的一首诗，题为《上韩平原》：

君家勋业在盘盂，莫把头颅问钃镂。

汉地不埋王莽骨，唐天难庇禄山躯。

不随召奭始求老，便学孔明终托孤。

十庙英灵俨如在，谩于宗社作穿窬！

大意说：你家曾祖韩琦倒是功垂千秋的，你可不要把头颅去试斧钺，王莽、安禄山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你即便做不到召公奭那样一开始就追求治政与长寿，也该学学诸葛亮受托孤之重，忠心辅弼嗣君。大宋十庙祖宗的英灵决不会放过你这窃国之贼的！故而，宁宗让他处理这事时，侂胄怒不可遏地命大理寺立狱。华岳被削去学籍，押送建宁（今福建建瓯）土牢监禁。

华岳上书系狱后，已少有人再敢于公开批评北伐了。开禧二年春夏之交，连原先追随者钱象祖也认为即将到来的北伐是冒险之举，表现出观望态度，侂胄认为他“怀奸避事”，连夺两官，信州居住。三天以后，知处州徐邦宪入朝，上疏宁宗，请立太子。他说：“与其找名目来停战，还不如借建储大赦的机会，行弭兵之事，洗弄兵之咎，省戍边之师，发仓粟以赈饿殍，应农时而复民业。建储弭兵正可相为表里。”他以相似内容上书侂胄，试图为他找台阶下。但在侂胄看来，战车好不容易发动，怎能让息兵停战的话头使其熄火呢？便指使侍御史徐柟奏劾，将徐邦宪降秩罢祠了。

这时，距开禧北伐的爆发只有个把月了。宁宗对北伐虽有闻知，却不甚了了。侂胄败死后，指控他的罪名之一是，举事北伐，却“上不取裁于君父，下不询谋于缙绅”。关于不询谋于缙绅，是用兵之议遭致朝野的异议反对后，决策和准备工作便“其议愈密，外廷罔测”，故而“出师已有定期，在廷缙绅皆未之闻”。事涉军机，外廷不知，尚有理由可说。至于不奏禀皇帝，则是侂胄专擅已惯，宁宗总是言听计从的，故也认为不必一一取裁了。侂胄虽无不臣之心，却有嫚君之举。自平章军国事后，他把机速房设在私第，假作御笔，升黜将帅，已是司空见惯，甚至密谕诸将出师之日，也假借御笔颁下。至于御前金牌，祖制规定专隶内侍省，他却多自韩府发遣，调发人马，军期急报，都不奏禀宁宗。开禧北伐，本就是权臣专擅下裹挟私意的轻率决策。宁宗无能，侂胄专擅，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也是必然的。侂胄固然应该追究，宁宗本人就没有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