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风雨——伪学逆党之禁
1. 贬赵激起的风波
赵汝愚罢相在朝野激起强烈的反响，人们都把他视为能再造庆历、元祐盛世的一面旗帜，于是，谏诤、抗议的奏疏纷至沓来。拥赵反韩呼声之强烈，声势之浩大，为韩侂胄始料所未及，他决定给反对者以打击，好在台谏早已驱遣如意，内批犹如探囊取物。
汝愚罢相的第三天，权兵部侍郎章颖在经筵上请召还汝愚，左正言李沐首劾他阿谀结党，罢官与祠。几天后，工部侍郎、知临安府徐谊上疏论救汝愚。侂胄知道他是汝愚的心腹智囊，怀疑彭龟年弹劾自己即出于他俩的指使，早衔恨在心，让监察御史刘德秀、胡纮将他论罢。国子祭酒李祥也上章力辩：“当初国命千钧一发，汝愚不避灭族殒身之祸，奉太皇太后之命决策立陛下，使天下复安。今使社稷之臣怫郁而罢，何以示天下后世？”国子博士杨简随即上书支持上司：“汝愚之忠，陛下所知。作为祭酒属官，如见利忘义，畏祸忘义，我耻于这样行事。”两人随即被李沐劾免。
太府寺丞吕祖俭对人说：“汝愚不可能没有过错，但没到言官所说的地步。”他上奏说：“最近右相罢免，宣和弊政将重现于今日，没有人不深怀忧虑的。陛下疑防外朝，则腹心之谋、耳目之用，不能不有所倚仗。但倘使让其气焰增长，而威福集于私门，则观望趋附者渐多，而为公尽忠者渐寡。我深恐陛下不能尽闻真理实事，将有谁来效力宗庙社稷呢？”侂胄恚怒道：“吕寺丞竟然干预我的好事！”
见李祥、杨简被劾，四月二日，祖俭毅然上封事说：
陛下初政清明，然未曾逾时，朱熹，老儒也，有所论列，则亟使之去；彭龟年，旧学也，有所论列，亦亟许之去；如李祥老成笃实，今又终于斥逐。臣恐自是而后，天下或有当言之事，必多相视以为戒。钳口结舌之风一成而未易反，岂是国家之利耶？
他接着提醒宁宗，御笔已为近幸利用：
若乃御笔之降，庙堂不敢重违，台谏不敢深论，给舍不敢固执，盖以事体多关贵幸，深虑左右乘间，过有激发而重得罪也。从昔而来，凡劝导人主事从中出者，夫岂意在尊君？盖欲假人主之声行之于外，使莫敢争执而可以渐窃威权，所当深加省察。
最后，他直斥权臣，警告皇帝：
车马辐凑，其门如市，恃权怙宠，摇撼外廷，声炎所及，类莫敢言，政权将归于幸门，而不在公室。凡所荐达，皆其所私，凡所倾陷，皆其所恶。岂但侧目惮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顺从，内外表里之患必将形见。
上书以后，祖俭便打点行装，准备流贬。有旨说：“吕祖俭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书舍人邓驲缴奏，认为不应以罪黜逐。很快御笔就颁给邓驲：“吕祖俭志在无君，其罪当诛，姑从窜斥，以示宽容，自应书行。”这天经筵上，楼钥进讲吕公著奏议，便说：“像公著这样的社稷之臣，应该宽宥他十代的子孙。前几天因言得罪的吕祖俭，就是他的后代，现在流放岭外。万一死了，圣朝就有杀言者之名。”宁宗懵懂问道：“祖俭所言何事？”原来，不仅贬窜祖俭，他全然不知，连封事都没送到他手里。但令人不解的是，宁宗尽管现在知道了这事，却既不纠正对祖俭的处理，又不追究侂胄的责任，除去庸弱无知，很难有其他理由为他开脱了。
侂胄看透了皇帝的弱点，有恃无恐道：“谁再论救祖俭，就处以新州之贬！”许多人不敢再吭声了。有人对侂胄说：“自赵丞相罢去，天下已切齿。现又投祖俭到蛮瘴之乡，如不幸贬死，众怒更深，何不稍徙内地？”侂胄这才略有回心，他不想做得太绝。祖俭早已从容上路，行至半路，接到改送吉州（今江西吉安）安置的诏命，次年又量移高安（今属江西）。祖俭曾向其兄吕祖谦问学，笃守的信条是“因世变有所摧折，失其素履，固不足言；因世变而意气有所加者，亦私心也”。他在谪地总是草鞋徒步，随时做着流放岭南的准备。次年，这位“触群小而蹈祸机”的无畏志士在贬所去世，党禁的阴霾正密布政坛的上空。
尽管侂胄发出恫吓，有人噤若寒蝉，但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反映公道人心的呼声仍没有被遏止住。就在祖俭上书被贬以后的第三天，太学生杨宏中对同学说：“师长们能辩大臣之冤，学生们却不能留师长之去，于义安吗？”他拟议叩阍上书，太学生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傅、徐范等六人自愿加入。蒋傅久在太学，忠鲠有声，起草了一篇正气凛然的上书，七人连袂署名。当夜传来消息：侂胄获知此事，扬言将严惩上书者。已签名的一位福州学生惧怕了，请求抹去自己的姓名。有朋友劝徐范也不要卷入，徐范慨然回答：“既已具名，还有什么可改变的！”
次日，杨宏中等六人毅然伏阙上书道：
自古国家祸乱，唯小人中伤君子。党锢敝汉，朋党乱唐，大率由此。元祐以来，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变，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闻。谏官李沐论前相赵汝愚将不利于陛下，以此加诬，中外义愤，而言者以为父老欢呼。蒙蔽天听，一至于此！李沐内结权幸，阴有指授，其气焰已足以薰灼朝路，撼摇国势。陛下若不亟悟，渐成孤立，后悔莫及。
去岁变在朝夕，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议，纵有一百个李沐也不能渡过危机。当国家多难，汝愚位枢府，主兵柄，指挥操纵，何所不可？不以此时为利，今上下安定，反而独怀异志？章颖、李祥、杨简相继抗论，同日报罢，六馆之士为之愤惋涕泣。殆恐君子小人消长之机，于此一判！
愿陛下鉴汉唐之祸，惩靖康之变，念汝愚忠勤，烛李沐回邪，窜李沐以谢天下，召祥、简以收士心。臣等纵使身膏鼎镬，也在所不辞！
上书递进后，如泥牛入海。他们便将副本散发给各侍从、台谏，侂胄大怒，准备将他们窜逐岭南。不久，朝廷下诏，以“妄乱上书，扇摇国事”将杨宏中等六人各送500里外编管。中书舍人邓驲缴还诏旨，上书援救：“国家自建太学以来，累朝对上书言事的学生天覆海涵，从不加罪。最重不过押归本贯或他州听读而已。陛下处分过严，人情震骇。”宁宗不听，侂胄党羽钱象祖新知临安府，连夜逮捕了这些太学生，分别派人强行押送贬所。宁宗这次知道杨宏中等上言何事的，但对太学生仗义执言仍做出了是非颠倒的处理。新任右相余端礼在御榻前叩拜数十次，恳请宽待学生，皇帝终算动了恻隐之心，改送六人至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编管。邓驲因相继论救吕祖俭和太学生，不久即被罢免。
杨宏中、蒋傅、徐范等六人上书迅速广为流传，他们的浩然正气与无畏勇气赢得了世人的钦敬，称为“庆元六君子”。宋代自靖康以来，每逢国有大事，太学生都不惧安危，伏阙上书，发出公论，伸张正义。世人把“庆元六君子”上书视为公道人心的又一次呐喊。
在贬黜六君子当天，侂胄将李沐迁为右谏议大夫，刘德秀为右正言，作为对他们搏击有功的褒奖。至此，同情赵汝愚的知名之士都相继罢黜，但其他士大夫官员与太学生都愤愤不平，仍不乏上疏议论者，这让韩侂胄大为头疼。如不采取高压措施，吕祖俭、六君子式的激烈抗议，有可能前赴后继，此伏彼起，说不定哪天局势就会翻盘。侍御史杨太法与右正言刘德秀献策，让朝廷颁诏训饬在朝官吏，对不从诏者处以重典。
这时制诏官与封驳官都是韩党天下了。直学士院傅伯寿奉命草拟了这道诏书：
风俗者，治忽之枢机；士大夫者，风俗之权舆。今也不然，怀背公死党之恩，蔑尊君亲上之义，谀佞侧媚以奉权强，诡僻险傲以钓声誉，倡说横议，贪利逞私，使毁誉是非，混然淆乱。自今至于后日，其有不吉不迪，习非怙终，邦有常刑，朕不敢贷！
这道诏书以背公结党为罪名，以尊君亲上为虎皮，钳制舆论，已有党争扩大化的意向。
韩党感到，赵汝愚的门下与朱熹的弟子颇多知名之士，都是于己不利的反对势力，逐个打击费时费力，总得编派个能一网打尽的笼盖性罪名，就想到了“伪学”。伪学这一名目不是一次性形成的，在孝宗朝道学之争时已有指斥道学为伪学。六月上旬，刘德秀上疏，旧事重提，借祖宗的亡灵来压当今的皇上：“邪正之辨，无过于真伪而已。过去，孝宗皇帝垂意恢复，首务核实，凡虚伪之徒，言行相违的，没有不深知其奸的。愿陛下效法孝宗，考核真伪，以辨邪正。”宁宗将奏章转发群臣。奏章将孝宗以来思想学术上所谓“真伪”之争和庆元党争中所谓“邪正”之分拉扯搅和在一起，为韩侂胄排击异己提供了左右逢源的借口。
韩党无异于教唆那些见利忘义而清议不齿的官场小人，可以把反对者都指为“道学”，甚至暗中给出开好的名单，以便他们依次诬陷斥逐。刘德秀首先锋芒小试，一气弹去国子博士孙元卿、太学博士袁燮、国子正陈武，国子司业汪逵入札辩救，连他一并劾罢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下发刘德秀奏章后，中书重新设立了废弃已久的台谏言事簿，驱使言路鹰犬为他死力搏击，而以言事簿记录数作为论功行赏的根据。韩侂胄本是粗人，志在招权纳贿，虽欲尽逐政敌，却不能巧立罪名，而刘德秀在为虎作伥上总走在前面的。
何澹这时已当上了御史中丞。这个绍熙初政中就见风使舵、推波作浪的老手，在继母死后要求起复不服丧，唯恐一旦守制三年，眼巴巴近在咫尺的执政之位就不归他有了。但太学生一通移书，冷嘲热讽说：“你先主太学，继长谏垣，这可事关三纲五常啊！”他这才不得不悻悻去位。终丧以后，赵汝愚执政，只让他起知明州，他怨望地向韩侂胄摇尾乞怜，终于召为台长。他却急着圆执政梦，见刘德秀着了先鞭，紧跟着上疏请禁道学：“专门之学，流而为伪，空虚短拙，文诈沽名，愿风厉学者，专师孔孟，不必自相标榜。”次日，宁宗命将其疏张榜朝堂。
吏部郎官糜师旦再次奏请考核真伪，将一个多月前刘德秀的建议具体付诸一个甄别运动，他获迁左司员外郎。何澹不甘落后，随即上疏：“在朝之臣，大臣熟知其邪正之迹，但不敢指明，恐招报复之祸。望明诏大臣去其所当去者。”也就是在甄别基础上，对朝臣来一次大清洗。这次清洗几乎网尽了赵汝愚、朱熹门下的知名之士。
刘德秀、何澹一伙出于一己的利害恩怨，迎合了侂胄的需要，激成了伪学之禁。他们不仅把自己心中，还把与他们沆瀣一气的士林败类中最卑鄙肮脏的报复欲、名利心都鼓荡了起来，酿成了宋代党争史与思想史上最黑暗酷烈的一幕。在这一过程中，昏愦的宋宁宗完全受制于来势汹汹的朝堂舆论，认可了伪学之禁。嘉定十一年（1218），在一次经筵上，侍读袁燮与他重新讨论这桩党禁时道：“逆党之说，既不足取信，又撰一名谓之伪学。”他不无感慨道：“这说道学。若不立此名，则无法排陷君子。”宁宗原是雅好道学的，但从他放任伪学之禁看，他对道学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
自汝愚罢相，公论为之不平，上自朝堂之臣，下至布衣之士，交疏论辩不绝，韩侂胄以贬窜钳天下之口，也未奏效。监右藏西库赵汝谠也是宗室，上疏乞留汝愚，请斩侂胄。侂胄命言路党羽以“惑乱天听”将其废逐。但侂胄认定，如不重贬汝愚，抗议便不会止歇。于是，作为对何澹上疏的响应，汝愚随即免去了观文殿大学士，罢宫观，但迫害仍在升级。韩党把汝愚的存在视为现实的威胁。有党羽进言：食肉者必弃其骨，若留着必招集蝇蚋，何不连其骨都远远屏弃之，庶几绝蝇蚋之望。
不久，监察御史胡纮上奏说：“赵汝愚唱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梦为符。他对人称：朝士中有人推其裔出楚王元佐，乃正统所在；还准备与徐谊挟持太上皇帝赴越，称绍熙皇帝。”谣言越编越离奇。但宁宗对正统所在说和绍熙皇帝说不能不有所疑虑。元佐是太宗嫡长子，因精神发狂，皇位为三弟真宗继承，其后皇位虽一直在太宗系内传承，与元佐后裔却始终无缘。孝宗以太祖幼子德芳六世孙入承皇统，宁宗作为孝宗之孙，对汝愚自称正统所在的谣言，不能不有所顾忌。至于光、宁虽是亲父子，但宁宗即位之时已有“恐负不孝之名”的心理，对汝愚欲使父亲复辟为绍熙皇帝之说，也不会没有微妙的猜疑之心。
于是，汝愚被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贬窜之命固然是侂胄的旨意，但也显然得到了皇帝的首肯。与此同时，徐谊贬为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宁宗对“绍熙皇帝”的传闻是信以为真的，故而视徐谊为汝愚“谋为不轨”的同党。贬窜汝愚的制词是韩党汪义端起草的，一开笔就用了汉诛刘屈氂、唐杀李林甫的典故，隐含杀机，继而列举罪名：“谋动干戈而未已，人孰无疑；妄谈符谶之不经，意将安在？”谋动干戈，即指绍熙内禅时汝愚命殿帅郭杲调兵护卫南、北大内；妄谈符谶，说的还是那个“受鼎负龙”之梦。一经渲染，汝愚竟动用军队，制造天命，一一坐实在“谋为不轨”的罪名上。
胡纮还建议把贬窜汝愚事奏告太上皇，父子或会因此尽释前憾，亲情如初。宁宗表示同意，他知道父亲并非心甘情愿地把皇位禅让给他，也希望有机会向父亲表白，让赵汝愚担戴起自己的负罪感。不久，药局赵师召出于献媚侂胄而上书皇帝，请斩汝愚以谢天下。宁宗没理睬，自己的皇位毕竟有赖于汝愚的定策之功。
岁末，汝愚对长子崇宪等说：“侂胄之意，必欲杀我。我死，你们还有可能免祸。”他从容踏上了前往贬所永州（今湖南零陵）的路途。路上，他有点病渴，医生以为热症，投以寒剂。舟过潇湘，风雪漫天，他伫立船头，望着茫茫雪景，杳杳远山，思绪如潮。他因此外感风寒，寒气表里交侵，便不能吃东西了。庆元二年年初，行至衡州（今湖南衡阳），已病得不轻，州守钱鍪禀承侂胄旨意，对他百般窘辱。正月二十日，汝愚服药后暴死，一说他的药里放入了冰脑，中毒身亡。
讣闻传到临安，人们不顾高压淫威，多自作挽章，私相吊哭，甚至大书挽文张贴在都城建筑物上。皇帝动了恻隐之心，下诏：“与复原官，许其归葬。”中书舍人吴宗旦在缴驳中却主张：“欲乞且令归葬，以伸陛下待遇之私；更不牵复原官，以慰天下议论之公。”宁宗只能表示同意。
归葬的灵车从衡阳向汝愚的故里饶州余干（今江西余干西北）进发，所经之地，父老们都在道旁焚香泣拜。萍乡全城百姓用竹枝把纸钱挑挂在门前，灵柩行经时便焚化纸钱，整个萍乡县城烟焰蔽空。甚至远在四川、福建的深山穷谷，寡妇稚子们听到讣告也“莫不愤叹，以至流涕”。在这场政争中，公道人心的天平明显倾向汝愚一方。即便在任何政治高压下，民心的向背总是评判是非的标准。汝愚执政才两年，入相仅六月，能够奋不顾身，临危受命，使南宋渡过了一次君权嬗递的政治危机；他志在改革弊政，网罗德才兼备之士，辅助新君之政，令天下都怀翕然望治之心。他虽未成就庆历、元祐式的经世事业，但朝野人心还能辨别出他与侂胄在从政为人上的根本差异，转而寄希望于他。尤其经历了韩侂胄专政的倒行逆施后，都以为倘若汝愚不死，“事固未可知”。
汝愚暴死，引起正直人士的普遍愤慨。大内宫墙城门下，几乎每天有悼念汝愚的诗文张贴出来。韩党打算镇压，又不知作者为谁。实际上，这些匿名诗文大多出自太学生之手。一天，太学生敖陶孙等聚饮三元楼，酒意酣张后，陶孙挥毫在酒楼的屏风上题诗道：
左手旋乾右转坤，如何群小咨流言？
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长存。
九原若见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
诗把汝愚比作辅佐成王的周公，被楚怀王贬逐的屈原，结末两句痛斥侂胄将无颜面去见祖先韩琦。酒过数巡，陶孙发现题诗屏风不见了，知道已为韩党侦知，便换上酒保送来的衣服，乔装下楼，正与捕者交臂而过。他亡命福建，这首悼诗却以不同的抄本流传开了。不仅临安，不少地方都为汝愚冤死而赋诗摹印，匿名揭帖于市肆。
2. 尽黜“伪学”，尽逐“逆党”
庆元二年正月上旬，宰执班子有一次大调整。右相余端礼迁为左相，参知政事郑侨改知枢密院事；京镗则由知枢密院事进拜右相，谢深甫自签书枢密院事升任参知政事。现在，汝愚已死，侂胄大权在握，党徒们更有恃无恐了，他们对政敌的排击比侂胄还要卖力起劲。好在道学已成为随心所欲地打人的大棒，这是专制政治下思想罪的妙用。
正月下旬，右谏议大夫刘德秀再劾故相留正四大罪，第一条就是招引伪学以危社稷。他明知留正与道学中人既无思想渊源，又少人际关系，纯粹是借伪学之名，报私人之怨。当年他以州守入朝，不为时相留正所知，托著作佐郎范仲黼说项。留正认为，这人如留在朝班，朝廷决无安静之理，只除他大理寺主簿。如今，刘德秀探知侂胄对留正昔日在都堂当众羞辱他仍耿耿于怀，便也想借伪学之禁，报复这只死老虎。他还抱怨仲黼当初没有力荐自己，便把仲黼也劾了进去，说是“附和伪学”。留正以观文殿大学士罢相奉祠不久，就因言者劾其擅自出朝，撸去书殿荣衔。宁宗知道留正力请建储始末后，恢复他观文殿大学士的职名。侂胄却对留正积怨未消，便借刘德秀之劾，让宁宗给留正下诏，剥夺了他的职名，取消了他的奉祠。
这时，韩党有人再出新招：“名道学则何罪？当名曰伪学。”那些猥薄干进之徒都说“伪学”罪名最便罗织，便攘袂奋臂，力攻伪学，开了学术之禁的方便之门。刘德秀的奏疏定道学为伪学，用心十分险恶：使思想罪向政治罪靠近了一步，以便深文周纳，致人死地；又使整肃面从官场扩大到学界，钳制住代表民心舆论的学生们的嘴和笔。政敌毕竟为数有限，学生却是为数众多，颇成气候，都城有太学生，地方有州县学生。自靖康学潮后，作为士大夫的后补梯队，学生议论朝政、关心国事的自觉性日渐高涨。庆元党争中学生旗帜鲜明地站在韩侂胄的对面，都城与州县的学生倘若互通声气，汇成洪流，局面将不堪设想。
二月初，省试在即，吏部尚书叶翥、吏部侍郎倪思知贡举，右谏议大夫刘德秀同知贡举，三人联名上奏说：“伪学之魁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而文风未能大变。请将《语录》之类，一并废毁。”省试策问照例应以皇帝名义出题，但宁宗在丧期中，便给叶翥等考官下了御笔，希望他们“毋使浮夸轻躁者冒吾名器”。御笔虽没说“伪学之士”，但显然已被叶翥奏议中“伪学”之说所蛊惑，所谓浮夸轻躁者总令人感到与“伪学”有关。这年取士的试卷只要稍涉义理就遭黜落，连《论语》《孟子》《中庸》《大学》都成为不能引用的禁书。而叶翥所发的第一道策问则是“问安刘者乃重厚少文之人”，以西汉周勃平诸吕叛变、拥立文帝的典故来阿谀韩侂胄，应试士子都愕然不知所对。
党禁狂澜既已掀起，便容不得在朝之士有任何反对甚至摇摆的表现。这年四月，宰执班子又有一次调整，余端礼称病罢相。他继汝愚登相位，后来史家以为他是韩党。其实，端礼在道学朋党之争中从未推波助澜过，但生性软懦退缩，虽颇知拥护善类，但受侂胄掣肘，总难如愿，对汝愚被逐，只能长吁短叹。端礼既罢，只剩下京镗独居右相，何澹改任参知政事，侂胄意旨的贯彻更畅通无阻了。叶翥不久前约倪思共论伪学，倪思在党禁上首鼠两端，这次没有附和他，便罢去吏部侍郎，出知州郡，叶翥则有执政之酬，迁为签书枢密院。
六月中旬，度支郎中、淮西总领张釜上疏说：“天下都已洗心革面，不敢再蹈昔日之习。愿明诏在位之臣，上下一心，坚守勿变，不使伪学伪言乘隙破坏既定局面。”他希望宁宗在伪学之禁上决不动摇，大得侂胄欢心，即迁为尚左郎中。中书舍人汪义端把汝愚比为李林甫，对宁宗说：“伪学之党都是知名之士，应该斩草除根。”
不久，叶适门人王大受见到吴琚，谈起伪学之禁株连良善，人心惶惶，唯恐不保，建议他劝说太皇太后出面干预，让外朝不要再纠缠旧事。吴氏从吴琚处辗转听到汪义端“斩草除根”的上言，她虽一向谨慎，不愿留下干乱外政之名，这次也向皇帝转达了自己大不以为然的态度。
宁宗向无主见，对太皇太后却十分尊敬，随即下诏说：“今后给舍、台谏论奏，不必更及旧事，务在平正，以副朕救偏建正之意。”韩党见到诏书大为恼怒，左谏议大夫刘德秀纠集了监察御史张伯垓、姚愈等上疏力争：
今后，旧奸宿恶如不思悔改，我们不说，则贻误陛下的进用；说了，则违碍今日的御札。若等他们败坏国事，而后进言，则噬脐莫及。三种情况，无一可取。望陛下将臣等奏章布告天下，使中外旧奸知道朝廷纪纲尚在，不敢放肆。
韩党认识到这道诏书的严重性，故而殊死抗辩。宁宗被迫让步，御笔将前一诏书中“不必更及旧事”改为“不必专及旧事”，以君主之尊收回前诏之命，在宋代是几无前例的。
韩党惟恐皇帝再犹豫不决地变过去，攻讦排击更变本加厉了。殿中侍御史黄黼针对宁宗的御笔上奏说：“治道在于黜其首恶而任其贤才，使有才者不失其职，不才者无所憾恨。仁宗曾说：朕不欲留人过失在心。这才是为政之道。”对刘德秀等巧言强辩表明了不同意见。侂胄容不得言路上有不和谐音，即改任他官，不久罢去，让姚愈替代了他的言职。
侂胄也渐怀疑吴琚在暗助道学，对兄弟仰胄说：“二哥只管引许多秀才上门。”他与吴琚是中表兄弟，故称之为二哥。在一次赏花会上，侂胄半真半假地对吴琚说：“二哥肯为侂胄入蜀作万里之行否？”吴琚答道：“再远万里，我也不辞。”侂胄笑道：“慈福太后岂容二哥远去，刚才开个玩笑罢了。”但吴琚还是被排挤出朝，差典了外郡。
七月中旬，太常少卿胡纮上疏说：
近年伪学猖獗，赖二三大臣、台谏出死力而排击，元恶殒命，群邪屏迹。自御笔有救偏建中之说，有人误解圣意，急于奉承，倡为调停，取前日伪学奸党，次第起用，冀幸他日不相报复。徽宗建中靖国之事，可以为戒。
接着他引汉唐故事，汉霍光废昌邑王一日诛其群臣百余人，唐五王不杀武三思终死其手，最后主张：“今纵使不能尽用古法，也应令他们退伏田里，自省过咎。”这一建议旨在从官吏任命上杜绝政敌东山再起，大获侂胄青睐。上疏仅两天，胡纮即迁中书舍人。宁宗已完全被韩党的舆论攻势所左右，下诏说：凡伪学之党，曾被台谏论列的，宰执都暂停进拟其官职。
韩党鹰犬们把下一步搏击的目标转向已奉祠家居的朱熹。士林败类一旦自甘鹰犬，其存心之险恶、伎俩之卑鄙有时连主子也自叹弗如。侂胄当初把朱熹逐出朝列，是出于党派既分，政争既起，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防止皇帝听了朱熹的进言，疏远黜斥自己。把朱熹赶走以后，随之赵汝愚也贬死，侂胄并没有进一步深究朱熹的意思。朱熹的名望太大了，过分之举将冒天下之大不韪。听说朱熹曾以陈谢乳母为譬劝汝愚给自己以节钺，侂胄会心一笑：自己索要的不就是陈谢之礼吗？
在归里后一年间，朱熹连上六疏，请朝廷追夺自己的职名，宁宗一再赐诏褒慰，没有同意。与此同时，韩侂胄也辗转向朱熹打招呼：朝廷不过以此别真伪，望先生体察此意，不要再辞职名。庆元初，侂胄虽未任宰执，但俨然已是幕后宰相，故而无论是宁宗褒慰还是庙堂寄声，都体现出侂胄的意向。朱熹坚辞职名，自有其为人准则在；侂胄虽不快，也未有加罪之意。但侂胄卵翼下的言路党羽们却跃跃欲试，把朱熹视为可邀大功的奇货，不过还是相互观望而不敢发难。门人听说乡闾有趋名逐利者捏造事实讨好韩党，便函告朱熹。朱熹回书道：“死生祸福，久置度外，不烦过虑。”
陈贾是当年攻击朱熹的干将，光宗朝一直出任外官。这年初冬才应召入朝，出任兵部侍郎。他的入朝任职，似是韩侂胄感到朱熹不知趣的反应。韩党随即又除沈继祖为监察御史，急于让他充当弹劾朱熹的马前卒。原监察御史胡纮酝酿劾论朱熹前后将近一年，终于见到侂胄决心再劾朱熹的信号了，可惜自己已迁太常少卿，离开了言路，不能再享受那份搏噬的快感，便把疏稿送给了沈继祖。
沈继祖官卑职微时摭拾过朱熹关于《论语》《孟子》的论说以招摇标榜。伪学之禁起，他上疏追论程颐，迁为监察御史。接过胡纮疏稿，他大喜过望说：“这下可以立致富贵了！”便迫不及待地上疏论劾朱熹：
剽窃张载、程颐之余论，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潜形匿影，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觊其为助者，又从而誉之荐之。根株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窃人主之柄。
接着捕风捉影，深文周纳，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公不谦六大罪，还编造了“诱引尼姑，以为宠妾”的桃色谣言，来证明朱熹不能修身。最后，他要求学孔子诛少正卯故事：“陛下居德政之位，操可杀之势，而朱熹有浮于少正卯之罪，难道不能立即诛杀他吗！”宁宗于是下诏：朱熹落职罢祠。
沈继祖在弹章中还株连了布衣学者蔡元定。元定与朱熹的关系在师友之间，世称西山先生，尤袤、杨万里联名向朝廷推荐他，他托病坚辞不仕。在孝宗陵地选择上，朱熹、赵汝愚与韩侂胄有过一场争论。侂胄一派所卜陵地，勘查下来土层浅薄，下有水石，朱熹对宁宗说：“不忍以寿皇圣体之重，委之水泉沙砾之中。”言下之意，侂胄一方应对此负责。朱熹卜葬之学是向元定讨教的，侂胄便对元定恨之入骨。沈继祖劾疏中一再诬其为“妖人”“邪说”，并请行文建宁府，追送别州编管。宁宗下诏编管道州（今湖南道县），所受处分远比朱熹为重。在历代政争中，布衣平民蒙祸往往比达官名人更酷烈，迫害者对他们下手是少有顾忌的。
庆元三年初，执行命令下达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州县派人火急逮捕元定。朱熹与百余名弟子在萧寺为他饯别，座中有人感叹泣下，元定神色不变，赋诗道：“执手笑相别，无为女儿悲。”举止沉毅一如平日。他与儿子蔡沈毅然上道，杖屦步行三千余里，双脚流血。到贬所后，远近前来问学的络绎不绝，有人好心劝他谢绝为好，他说：“他们为学问而来，我怎能忍心拒绝？祸患也决不是闭门绝户所能躲避的。”次年，元定死于贬所。
伪学之禁还在扩大和升级。这年春天，大理寺直邵褒然请求明诏大臣：自今权臣之党，伪学之徒不得担任在京差遣。目的在于确保在朝官吏是清一色的韩党天下。宁宗转发了这一奏章。入夏，又有言官说：
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所谓状元、省元与两优释褐，若非其私徒，就是其亲故。望诏大臣审察其所举而后除授。
此举旨在对内外差遣的除授，进行全面的朋党甄别，甄别面竟然扩大到道学盛行以来的各科进士和太学优等生。
秋冬之际，各路转运司将对属下的州县官进行年度考核，监司、帅守也将向朝廷推荐一批官吏以供选拔。韩党让宁宗下诏：今后监司、帅守荐举改官，一律在奏议前声明所荐非伪学之人，如有违犯，愿正朝典之罪。他们指望这样就把荐举渠道上的“伪学之党”也给杜绝了。两天后，言路上的韩党又上奏说：“以元祐调停之说为鉴，杜绝伪学根源。”建议考核以前，属官递呈转运使的预收家状也必须在结尾填明“委不是伪学”五字。其后不久，官僚荐举与进士结保等文牍都有“如是伪学者，甘伏朝典”之类的套话。
中国历代党争往往并不局限在高层政界的小圈子内。党争中占优势一方总企图既将其拉进思想之争的轨道，又将其拉出高层小圈子，前者为证明自己在道义上的绝对正确，后者旨在让党争双方以外的一般官僚、士大夫乃至平民百姓对党争表明态度，划清路线。于是，高层党争往往带来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庆元党禁中韩党的所作所为也是如此。他们把这种划线表态的做法推向全国应试的士子，必须声明不是伪学方能应试。这种以政治高压为后盾的言论钳制，士子们多虚应故事，韩党取得的只是虚假的保证，但也足以自慰了。不过，毕竟有抗议声音在。这年官吏考核时，抚州军事推官柴中行移文转运司说：“自幼习《易》，读程氏《易传》，不知是不是伪学。如以为伪，不愿考校。”他以自己的胆气向伪学之禁、对言论钳制开了个玩笑，一时士论传为美谈。
反抗情绪在太学生中最为强烈。宋代太学立有斋生题名碑，凡在太学出身的学生都有题名其上的荣耀。这年秋天，斋生题名碑上何澹的姓名被人剜削了。这显然是太学生干的，原因无非何澹诋诬道学，搏噬正人，在学的太学生耻与其名列同碑。这种匿名的不满举动在政治专制下是代有其人、屡见不鲜的。这可触痛了何澹，他贵为执政，还遭此羞辱，便勃然大怒。临安知府赵师
意欲巴结，却像近年流传京师的匿名揭帖诗文那样，找不到是谁干的，就收买了不逞之徒，故意向太学生寻衅斗殴，以此为借口逮捕了几个学生，威逼他们承认削去题名和揭帖诗文都是太学生所为。被捕的学生坚决否认，被移送大理寺狱，拷掠得体无完肤仍不承认，但最后仍以削去何澹题名远配岭南编管。
对已贬政敌的打击也在加码。时当盛夏，监察御史刘三杰服丧期满，还朝入见，便危言耸听地上疏道：
前日伪党，今又变为逆党。这批人潜形匿影，日夜窥伺，气候稍变，就喜形于色。防备不周，必受其祸，今日之计，只有销解一策。其习伪深而附逆固的，罪不容诛；其他能洗心革面的，则让他们去伪从正，以销今日之忧。
这一上言，把思想政治上的分歧和斗争推上忠逆之类的最高审判台，使政敌难逃诛心和诛身的双重判决，然后再采取所谓区别对待的政策，对政敌分化瓦解。这种手法也是中国专制政体下党争时惯用伎俩。
刘三杰再劾留正共引伪学之罪，作为“销解逆党”的一手。刘三杰迁为右正言，留正则送邵州居住。实际上，无论政敌中的领袖人物赵汝愚、朱熹，还是一般人物如彭龟年、陈傅良、刘光祖等人，他们的进用都与留正没有关系。侂胄一伙一再打击留正，纯粹借“伪学逆党”而一泄私愤。
伪学转为逆党之说一出，那些趋炎附势、见风使舵者以为党禁又将升级。新州教授余嚞上书请斩朱熹，绝伪学，且指蔡元定为伪党。参知政事谢深甫将其上书一掷，对同僚说：“朱元晦、蔡季通不过相互讲明其学罢了，果真有什么罪？余嚞虮虱小臣，居然狂妄如此！”或许是顾忌朱熹盛名，韩党没有对朱熹采取进一步的迫害。
庆元三年岁末，知锦州王沇上疏请置伪学之籍：“凡曾受伪学举荐升迁或自代之人，并令省部籍记姓名，授与闲慢差遣。”吏部侍郎黄由反对说：“人主不可立党以待天下之士，故而不必置籍。”宁宗觉得黄由有理，但把持言路的韩党论劾不止，宁宗全无定见，不再坚持了。
一张伪学逆党的名单很快编定，其后续有增补。计有宰执四人—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待制以上13人，享有盛名的学者朱熹、陈傅良和彭龟年、徐谊、郑湜、楼钥、薛叔似、孙逢吉等名列其中；其他官吏31人，知名的有叶适、刘光祖、吕祖俭、项安世、李祥、杨简、袁燮、吴猎、蔡幼学、周南等；武臣有皇甫斌等三人，太学生即庆元六君子；士人蔡元定、吕祖泰也榜上有名。
这张名单是胡乱拼凑的。列名其中的59人，虽确有不少道学家，但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根本与道学无关。即以曾任宰执的四人而言，留正与王蔺与道学了无瓜葛，周必大以文章名世，当时也不视为道学家，将这三人与汝愚同列为“伪学逆党”的魁首，纯属胡编乱派。因此，道学家集团（或借韩党之所谓“伪学”）并非这张名单的共同点，而是这些人都曾直接或间接地触怒过侂胄或其党徒。正如朱熹弟子黄幹所说：“本非党者甚多。群小欲挤之，借此以为名耳”，这才是这张“伪学逆党”名单的实质。
3. 党禁在一波三折中延续
编制“伪学逆党”名单，既是庆元党禁的高潮，也是强弩之末的开始。即便在高压专制下，反抗依然以种种形式巧妙地表现出来。庆元四年（1198）春天，又到了解试举人的时节，一些考官就在策问试题上做起了文章，抨击韩侂胄。果州学官王莘和西充县丞任逄分别指定为昌州和泸州的主考官，任逄出的策问题是“今日内外轻重之弊”，题文援引了两个故事：一是汉代外戚王凤辅政，有人虽为所举却不趋附；一是唐代牛仙客以不才滥登相位，有人不去谒见。问道：“今欲居班列者，各知所以砥节厉行，销去私意，无入而不知出之病，无愧于不附凤、不诣仙客之人。何术可以臻此？”策问以外戚王凤、幸臣牛仙客比附侂胄，而表彰“砥节厉行，销去私意”的“居班列者”，显然指遭侂胄黜逐的“伪学逆党”中人。
礼部侍郎胡应期嗅出了气味，摘录了试题去告发，侂胄恼羞成怒。这年在发策上做文章的，还有广东考官陈一新和福建考官林复之。宰执京镗、何澹准备将他们一起治罪。监察御史张岩上疏说：“诸路解试举人，有的经义题断章取义，有的策问题含沙射影。”王莘出的经义题截取了《尚书》语句，但张岩真正矛头所指的是出经义题的任逄等人，王莘不过是陪绑。中书舍人范仲艺知道韩党又将借此整人，便告诉了礼部尚书黄由。黄由找到京镗、谢深甫、何澹等执政，当面力争，却滴水泼不进。不得已，他上书侂胄分析利害得失，侂胄听从了劝告，不予追究，内心虽悻悻不平，却也不让党徒行过甚之举。
也许试题风波又激起了言路上韩党的反弹。四月，左谏议大夫张釜请再下诏禁止伪学，右谏议大夫姚愈也上言道：“近世行险之徒，倡为道学之名。权臣力主其说，结为死党，窥伺神器，愿明诏播告天下。”上言已全是陈词滥调，但显然亟须借诏书来稳住阵脚。宁宗没有立即响应，拖了个把月，才由直学士院兼中书舍人高文虎草诏布告天下。诏书首先指斥“伪学逆党”不安分守纪，“意者将狃于国之宽恩而罚有弗及欤？”接着是无力的劝谕：“谕告所抵，宜各改视回听，毋复借疑似之说，以惑乱世俗。”疑似之说令人联想到不久前的试题事件。最后恫吓道：“若其遂非不悔，怙终不悛，邦有常刑，必罚无赦！”充分表露出韩党的反弹情绪与报复心理。
诏书当然借皇帝的名义，但持续不断的“伪学逆党”之争，宁宗从心底也有点厌倦了。这年初冬，黄由出任蜀帅，陛辞时说：“治蜀当以安静和平为先，治天下兼同此道。”言外之意很清楚，劝宁宗再也别在“伪学逆党”上折腾了。宁宗深有同感，颁下了他的奏章。有韩党对张岩说：“黄尚书可说是大有定力，如去年置伪籍，今年发策事，都能使用事者回心转意。”殿中侍御史张岩即奏劾黄由“阿附权臣，植立党与”，黄由被降官奉祠。
发策试题事又被抖落了出来。庆元五年正月，王莘、任逄等相继被论罢。王莘受本路转运使汪德辅派遣主持解试，德辅不是科第正途，而是以荫入仕的。为防止考官再在试题上做影射文章，张岩建议：今后转运使不是进士出身的，委派其他监司负责遴选考官；同时派一人为点检官，专掌命题去取之事；再有不称职者，即加重罚。韩党这才算出了口恶气。
就在正式惩处策问案前半个月，原枢密院直省官蔡琏告发赵汝愚在内禅定策时有异谋，伪学逆党之禁重起狂澜。原来，当初在枢密院决策时，蔡琏在旁听到后准备张扬出去，汝愚将他囚管了起来，免得坏了大事。宁宗即位后，蔡琏从轻决配，去年岁末才逃回临安。韩党发觉竟还有奇货没能用上，便命他连日起草诬陷的书状，洋洋洒洒七十余纸。书状奏上后，有诏下大理寺立狱。汝愚虽早已贬死，但侂胄打算拘捕原与宁宗亲近的彭龟年、徐谊、沈有开、曾三聘、项安世等人，讯问坐实这一“异谋”，这些人都受到蔡琏的指控。一时间，一场更酷烈的迫害就在眼前。
两天后，工部尚书兼给事中谢源明向中书舍人范仲艺问起这事，仲艺回说不知道。源明略述其要，并建议他缴驳录黄，而只将录白送门下省审复，以赢得时间，相机行事，仲艺漫相应诺。次日，吏部侍郎张孝伯又向他说及此事，并劝他论列彭龟年等人，他一口回绝。孝伯说：“见到无礼于君上的，就应像鹰鹯搏击鸟雀一样。倘若这几人异谋成功，将置主上于何地？舍人为什么要庇护他们呢？”仲艺说：“近年以来，朝廷发落诸人，不可谓不尽。现在又无故拘捕侍从、朝官数十人，岂不惊骇四方？”孝伯诺诺地走开了。仲艺后来才知道，孝伯已与侂胄面争过了，那番话只是试探自己。在专制高压下，人人自危，重足而立，王顾左右而言他，也是屡见不鲜的。
当夜仲艺当直，起草了驳奏。第二天，他袖着录黄去见侂胄说：“相公今天得主上信任，有所作为应以韩魏公为法。章惇、蔡京之权，当时不能说不大，但至今得罪清议，就为兴同文狱的缘故。相公为什么要那样做呢？”侂胄也说了心里话：“我原没有这心，因受他人见迫，不容我罢手。你也就别问是谁了。”侂胄初衷不过利用伪学逆党来打击赵汝愚等有数的政敌，但潘多拉匣子一旦打开，他也不能全面掌控局面了，那些士林败类借机泄怨愤，猎名利，比他都起劲。仲艺问是谁的主张，侂胄告诉他：“京镗、刘德秀等实主此议。”他收起仲艺的录黄，拘捕才停止执行。
谏官张釜、陈自强，御史刘三杰、张岩、程松等却连连上疏，论劾不止。宁宗不打算再重谴龟年等潜邸旧僚，下诏说：“累经赦宥，宜免追论。”最后仍拗不过台谏舆论，不得不迁了蔡琏的官，彭龟年勒停，追夺三官，曾三聘追削二官。
党禁之起，刘光祖也名列伪学逆党。奉祠期间，他应邀撰作《涪州学记》，别有寄托道：“学之大者，明圣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为伪；小者治文章以达其志，而时方以文为病。好恶出于一时，是非定于万世。学者盍谨所先入，以待豪杰之兴。”他坚信伪学之禁只是一时现象，历史将做出公正的结论。谏议大夫张釜读到这篇学记，奏劾他私附伪学、佐逆不臣、蓄愤怀奸、欺世慢上等五大罪，最后仍以诏命，夺去光祖职名，房州（今湖北房县）居住。
其后约一年间，党争双方都没有什么大动作。持续四年的紧张对峙，韩党也累了。只有监察御史朱元之上过一奏：“国是已定，关键在于坚持，不要变更，才能达到安定之治。”虽还在鼓噪，底气已很不强劲了。
庆元六年三月初九，一代理学大师朱熹在建阳考亭的竹林精舍去世。他晚年仍讲学不辍，有人劝他谢绝生徒以远祸避难，他笑而不答，在给弟子书函中说：“以前常担心来学之人真伪难辨，现在多亏朝廷这样大开熔炉，锻炼一番，那些混淆夹杂之徒，不须大段比磨勘辨，自然无所遁其情矣。”对自己学说的传播充满自信。朱熹之死，引起了党禁双方的关注。尽管禁锢严酷，但路近的学生都前来奔丧，路远的弟子则设立牌位，私相祭吊。葬礼预定在十一月二十日举行。
韩党担心葬礼将变成“伪党”的大示威，有点惶惶不可终日。四月下旬，监都进奏院邓友龙请皇帝明诏大臣，对人才用舍、政事从违谨审抉择。用意正在守住对“伪学逆党”的最后防线，免得全线崩溃。朱熹葬礼前不久，右正言施康年上奏：
四方伪徒准备在那天聚众送伪师朱熹之葬。我听说，伪师在浙东则浙东之徒盛，在湖南则湖南之徒盛。现在虽死，其徒不忘，生则画像以事，殁则设位以祭。会聚之际，必无好事，不是妄谈世人长短，就是谬议时政得失。望令守臣严格约束，将采取的措施申报尚书省。
建宁知府是韩党傅伯寿，防范自然不遗余力。虽有些人吓退了，但前来会葬的仍多达数千人，成为对高压专制有力的抗议。
九月十一日，正在韩党为日渐迫近的朱熹葬仪心惊肉跳的当口，布衣吕祖泰击登闻鼓上书，请斩韩侂胄，犹如一石投水，使渐趋沉寂的庆元党禁波澜再起。祖泰是祖俭的堂弟，祖俭上疏被贬，他徒步前往贬所探视，归语友人：“自我兄被贬，天下箝口，我必以言报国。但还须稍待，不能因为我的缘故连累他。”尽管在韩党高压下，他议论世事依然无所顾忌。现在，他认为以言报国的时机到了。在上书中，他揭露了韩侂胄及其徒党陈自强、苏师旦等人“自尊大而卑朝廷”，又为“伪学逆党”辩诬：“道与学，乃是自古以来赖以立国的根本。丞相赵汝愚，当今有大勋劳的功臣。立伪学之禁，逐汝愚之党，是空陛下之国，而陛下还不知觉悟吗？陛下的旧学之臣如彭龟年等，现在哪里呢？”最后，他请诛侂胄、师旦，罢自强之徒，“原大臣健在的，唯有周必大可用，宜以相代。否则，事将不测！”宁宗不置可否地将奏疏下达中书处理。
庆元党禁开始，周必大就激流勇退，致仕归里。比起韩侂胄与他汲引的宰相京镗、谢深甫，必大在从政为人上都堪称正派，人们对他普遍看好，隐然有东山之望。侂胄对他深怀顾忌，怎奈他在党禁期间说话行事始终谨慎，没落把柄在韩党手里，故也不便下手。如今祖泰公然请斩自己，代以必大，侂胄自然怒不可遏。不过，侂胄知道禁伪学贬逆党并不得人心，何况眼下正行明堂大礼，立即深究严办，也不是时候，便没有马上下令追究。
徒党们比主子还迫不及待，他们无不认为：祖泰上书是必大在幕后操纵。监察御史施康年动用了露章奏劾的特殊形式，即在上奏皇帝同时，将章疏公布于朝堂。他的弹章说：“淳熙末年，王淮为首相，必大挤去其位，取而代之后，就首倡伪徒，私植党羽。现在屏居乡里，不思反省，却诱致狂生，叩阍自荐，希冀召用。”监察御史林采也附和道：“伪习之成，造端始自必大，宜加贬削。”七天以后，明堂大礼告成，又过了五天，宁宗始下批旨：“吕祖泰挟私上书，语言狂妄，送连州拘管。”右谏议大夫程松与祖泰原为好友，这些天惶惶不可终日，自忖：“人家都知道我与他交往，会认为我参预上书之事的。”为洗刷自己，便单独上奏说：“祖泰有当诛之罪。他上书必有教唆者，今纵然不杀，也应杖脊黥面，流窜远方。”殿中侍御史陈谠也附议。宁宗又听从所谓“台谏公论”，下旨临安府责杖一百，发配钦州（今属广西）牢城拘管。
这十来天里，前来慰问的士大夫为数不少，钦敬之余流露出担忧之情，祖泰毫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侂胄有宽待的意向，但必须说出受谁指使。祖泰从决心上书起，就抱定“自分必死”的信念，只希望能以一死使皇帝猛醒。专制政体下，历代志士仁人认为只有以血与死才能使其醒悟之时，这种血必然白流，死也必然白死！但是，这些志士仁人却是中国人的脊梁。
祖泰被押进临安府衙时，凛然无惧色。知府赵善坚因侂胄传话，先以好话套他：“谁让你上书的，有共拟章疏的人吗？只要说了，就可宽待你。”祖泰笑道：“问得多蠢！这是什么事？我自知必死，岂可受教于人，和人商议吗？”善坚喝问：“那你丧心病狂了吗？”祖泰痛斥道：“以我之见，眼下阿附韩氏，猎取美官的，才是丧心病狂！”善坚据案大怒，吆喝胥吏行刑。祖泰虽受杖刑，仍大声道：“你是宗族，与大宋同休戚。我吕祖泰这是为谁家计安危而受杖辱啊！”
堂上之人听了，有的发出了轻微的叹息声。赵善坚面露愧色，下令将他押赴贬所。
周必大也受到牵连，由少傅降为少保，韩党指望他会上章辩论，这样就可以从中深文周纳，再找迫害的借口。不料他却上了一份文辞得体的谢表，大意说：“我致仕七年，过去罪愆仍在，贬官一等，再造恩典难言。这都因皇帝陛下崇德尚宽厚，驭民重故旧的缘故。这才举国都说该杀，虽无宽贷理由，耄耋不施刑罚，姑用最轻条款，让我衰朽之年尚有完整之躯。”侂胄一伙实在从谢表中找不出茬子来，只得无奈地罢手。
祖泰上书被窜，朱熹葬礼也过去了，韩党仍心有余悸。就在会葬朱熹的两天以后，殿中侍御史陈谠又上疏建议明诏大臣，在进拟人才之初就应审其邪正，不要等到封驳官缴奏。嘉泰元年（1201）二月，周必大再次贬官后六天，言路上的韩党再次上言：“伪学之徒，余孽未能尽革，愿听言用人之际防微杜渐。”老调还在重唱，但音量小多了，中气也不足了。党禁已接近尾声。
4. 党禁的弛解
即便在党禁最酷烈的日子里，韩侂胄还是不断听到各种忠告的。籍田令陈景思是隆兴名相陈康伯的孙子，朱熹死后，他就劝姻亲侂胄不要做得太过头。庆元末年起，侂胄渐有悔意，曾对人说：“这批人难道可以没有吃饭的地方吗？”
庆元五年春天，胡纮同知贡举，由于主考宏词科不当，罢去吏部侍郎出朝。夏天，刘德秀也出知婺州。次年初秋，京镗死在左相任上。至此，韩党四大干将只剩下何澹一人在朝。世人称四人为“四凶”，正是他们主张伪学之禁，群小趋附，韩侂胄斥逐的异己，多是四人所为；四人之中，又数京镗和刘德秀为最。侂胄尚未显赫时，就与他俩结交；及至擅权用事，所有倒行逆施，大都出自他们的教唆。伪学之禁，京镗创谋，侂胄只想用以逐异己、泄私愤而已。现在，京镗既死，侂胄对鼓噪一时的“伪学逆党”之说也感到纷扰厌烦了，打算略有更改，消解中外不满倾向。
韩党窥伺到这一意向，开始见风转舵。庆元六年岁末，距会葬朱熹事件仅过二十几天，言路上的韩党上言说：
最近奸伪之徒呼朋引类，企图报复，应该警惕这一苗子。伪徒之中，首恶者已屏斥禁锢，其次者也投置闲散。为天下后世计，使已往者能够悔罪，后来者可以少过，应该融会党偏，咸归皇极。今后对回心改过者，可暂给外祠；对死不悔改、负隅顽抗的，必须处以重典，投之荒远。这样才能成就皇极至正之治。
用语尽管仍声色俱厉，但已色厉内荏，尤其是“融会党偏，咸归皇极”八字，透露出党禁即将松动的消息，这无疑反映了侂胄的意图。
嘉泰元年七月，已故蜀帅吴挺之子吴曦多年居留行在，规图回蜀为帅，买通了路子，得到了侂胄的许诺。但没打点到知枢密院事何澹的份上，他不同意这一安排。侂胄容不得不同意见，怒骂何澹：“当初以为你肯听我的，黜逐伪学，才把你放到执政之位上。现在倒要立异吗？”让他罢政奉祠去了。
何澹一罢，党禁弛解的步子更快了。发动党禁的目的早已达到，不仅政敌赵汝愚贬死，其他看不入眼者也都斥逐出朝，侂胄已牢牢攥住了朝政大权。如今，四员干将或死，或罢，或外任，他顿有羽翼尽去、鹰犬乏人之感。日前，吏部侍郎张孝伯见到他说：“再不弛党禁，恐怕将来不免有报复之祸。”这对侂胄大有触动。那些在党禁中黜退的人，倒真有点专利国家，不为身谋，近来频进恢复之议，令侂胄有点心动：如真要开边北伐，其中有些人还是值得借重的。于是他下定决心全面弛解党禁。
台谏们摸准了侂胄的心思。嘉泰二年（1202）正月中旬，侍御史林采、右正言施康年上奏宁宗：
近年习伪之徒，倡为攻伪之说。阴阳已分，真伪已别，人之趋向，一归于正。谨守而提防之权，在二三执政大臣，其次在给舍，又其次在台谏。望播告中外，专事忠恪，毋肆欺谩，不惟可以昭圣朝公正之心，抑亦可以杜伪习淆乱之患。
这也是专制政体下中国历代党争的通例：大权在握的一方，绝不会承认自己党同伐异是不正确的；即使迫于形势做些让步，也总不忘摆出一副既往不咎、宽大为怀的高姿态，奏上一通“真伪已别人心归正”的凯旋曲。
宁宗内心早希望结束党争，仅仅由于韩党的阻挠。这次，他颁下了两人的奏章，但没有正面表态，他要等待侂胄发声。不久，侂胄正式建议弛伪学之禁，宁宗自然言听计从。
党禁的全面弛解，以所谓党首赵汝愚的平反为标志。不久，汝愚追复资政殿学士。平反诏书说：“曩固众论，尝挂深文。”意思说，过去固然众人论劾，却也有些深文周纳。不痛不痒地把责任推给众人，诬陷者无罪；根据不实之词做出处分的当政者是不必承担任何责任的。这是专制政体下平反昭雪的一大惯例。其后，列入伪党名单的健在者，徐谊、刘光祖、章颖、吴猎、薛叔似、陈傅良、皇甫斌、叶适、项安世、游仲鸿、詹体仁等都复官自便。但在他们的复官制词中，仍强调“宗相当国，凶愎自用”，“而一时士大夫逐臭附炎，”意在敲打他们：这只不过是皇恩浩荡下的大赦。只要党争主事者在政坛上依然有发言权，对旧日政敌与事件的甄别总会留下个尾巴，以证明当初的打击是完全必要的。这似乎也是专制政权下屡验不爽的通例。
朱熹去世两年多后，也被颁诏赐以华文阁待制致仕的恩泽。故相周必大、留正还在世，次年初也分别追复少傅、少保之官。嘉泰三年，叶适上札子，希望皇帝效法仁宗嘉祐之政，“不分彼此，不问新旧”，“人才庶几复合，和平可以驯致”。他还举荐了楼钥、黄度等人，也都录用，起知州郡。现在荐人奏牍也不必再写“不系伪学”的保证了。
侂胄对道学开始表现出足够的宽容。有一次，赵令宪仓促间将正在阅读的朱熹《论语集注》放入袖中，赴韩府邀会揖拜时，一不小心，《集注》滑到了地上，他惶惑不知所措，侂胄却报以一笑。
然而，党禁的恶果并没随着禁网的张开而消除，它对南宋后期的政风、士风都直接产生了消极影响。在长达数年的酷烈党禁中，略以儒学知名者多无所容身。蔡元定贬死，朱熹祭之以文；朱熹病故，陆游也撰文以祭，“俱不敢以一字诵其屈，盖当时权势薰灼，诸贤至不敢出声吐气”。面对所谓“伪学逆党之禁”，士大夫官僚迅速分化为几种类型。类似吕祖俭、祖泰兄弟，庆元六君子那样虽九死而不悔，奋起抗争的毕竟为数不多。与此相对照，类似何澹、胡纮、陈自强、京镗、高文虎那样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士林败类也还是少数。一些洁身自好之士往往缄口以远祸；另一些懦弱胆怯之人，否认师承，远离师门，撇清与道学的关系，也大有人在。在专制高压下，大部分人毕竟是弱者。
庆元党禁本质上是一场党争，但与宋代其他党争有所不同。其他党争较严格地局限在政见之争的范围内，而庆元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面貌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在竭尽歪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权的力量给予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所声讨和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借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一切都是非颠倒了。
对这种是非颠倒，五六年后，真德秀在《戊辰四月上殿奏札》曾有论述：
有如至诚忧国以为忠，犯颜切谏以为直，臣子之分也。柄臣则以好异诋之，设为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于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论不闻矣。正心诚意以为学，修身洁己以为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则以好名嫉之，立为标榜，以遏天下趋善之门。于是伪学之论兴，而正道不行矣。相煽成风，唯利是视，以慷慨敢言为卖直，以循默谨畏为当然，以清修自好为不情，以顽钝无耻为得策。
由于是非颠倒，严重导致一般士大夫的价值危机与道德失范，致使正气消弭，廉耻沦丧，士风浇薄，政风颓靡。这种世俗人心的逆转，庆元党禁，不得不任其咎。
在这种“海内之士澜倒风从”的大气候下，不仅北宋庆历元祐间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风士风颓然无存，即便与绍熙以前宋孝宗时代的政风士风也不可同日而语。诚如晚宋有学者指出：“绍熙之前，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为吏者喜立功名”；自庆元党禁起，“稍自好者，名以伪学，欲自立者，号以私党。于是，世俗毁方为圆，变真为佞，而流风之弊有不可胜言者矣！”时人目睹身历了这种政风士风的急遽逆转，感叹良深道：“庆元之学禁为人心祸，真酷且深也！”
问题还不止于此。宋宁宗暗弱无能，党禁方兴时倒向了韩侂胄，导致了韩党在党争中的压倒性优势；其后他虽有过中止党禁的意向，却最终屈从了韩侂胄操纵的台谏攻势，误以为是代表了所谓的公道人心。在党禁持续的六七年间，作为君权的代表，他始终消极不作为，犹如供奉御座之上的一尊木偶，全然听凭侂胄摆布，默然旁观他上演一出出闹剧而无动于衷。惟其如此，侂胄才得以肆无忌惮地排击政敌，迫害善类，培植势力，专断朝政，走上了权臣之路。于是，“君子之脉既削，小人之势遂成”，党禁之网虽然松动，权臣之势却如日中天。而韩侂胄擅权开启了南宋后期接踵而至的权相专政之门，这一局面的出现正是庆元党禁对晚宋政治最直接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