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风雨——从风起青到轩然大波



1. 昙花一现的庆历元祐梦

即位当晚，宋宁宗召见了起居舍人彭龟年，愁云满面地对旧宫僚说了心里话：“前不久只听说有建储之议，这也足以息浮言、安人心了。谁知这么仓促登上大位！早上向慈福宫太后泣辞不允，这颗心现在还悸动不止。”次日见到龟年，仍絮叨不休：“我一天都不想吃饭，”说着流下泪来，“昨天太匆忙，参决政事也还罢了。”他实在没有做皇帝的心理准备。

垂帘那天，太皇太后记得孝宗临终前关照：“宰相须是留正，不可轻易。”便对宁宗说：“公公在日，只知倚重留丞相。听说他已出朝，可速宣押回朝。”她也记得吴琚建议“垂帘可暂不可久”，第二天便撤帘，把朝政交给了这位并未练历的重孙。

留正觍颜入朝，宁宗对他说：“方赖协赞，以成治功。”仍让他任左相。为了讨好，留正建议推恩随龙人，宁宗回答：“我还未见父母，就可以恩及下人吗？”对他处理的好几件事情，宁宗都不很满意。韩侂胄正谋预朝政，有事没事就到宰执办公的都堂转悠，留正让省吏对他说：“这儿不是知每天往来的地方。”侂胄恚怒而还，在皇帝的不满上煽风点火。即位仅50天，宁宗就内批留正出判建康府。宋代罢免宰执，一般是示意本人自请罢政，然后君主允准，以保存大臣体面。罕有君主直接黜罢之例，而径以御笔内批进退大臣则几无前例。尽管罢免留正无可厚非，但内批之法却潜伏着隐患。

在罢留正的同一天，皇帝任命赵汝愚为右相。即位不久，宁宗两次打算拜他为相，汝愚既以同姓之嫌，又认为禅代之事乃处君臣之变，不敢居功，辞相不受，便改任枢密使。面对再次任命，他依旧上札辞免，宁宗批道：

寿皇知人之明，由庶僚而擢为侍从；太上委寄之重，越故事而付以枢政。而我秉承前规，将你擢任宰相，就因你才足以知天下之务，道足以任天下之重。不必因同姓之嫌而力辞不止。

见皇帝真心倚任他，汝愚只得接受任命。但他表示：“自祖宗以来，宗室从无出任宰相的。我的职位，愈高则愈危。现在我不得已而就任，但到孝宗祔陵，两宫重欢时，请先让我去位。”

“祖宗典故：同姓可封王，不拜相。艺祖（太祖）载诸太庙。”不论这一典故载诸太庙是否可信，但同姓拜相确为宋代家法之大忌，因为宗室之尊与相权之重相结合，就可能威胁君权与皇位。但局势的发展已将汝愚推到了相位之前，在宁宗眼里，在朝野士大夫心目中，一时之间，他已成众望所归的人物。他自己也有做一番事业的雄心大志在。

在绍熙二年（1191）入朝为吏部尚书的前十年间，汝愚自蜀至闽，历任数郡，身行万里。据他自述：

所见闾阎之内，民实困穷；郡县之间，吏多贪浊。风俗玩弊，上下苟偷，边备空虚，事力单弱，将帅掊克而不恤其下，士卒愁怨而不听其上。病弊百出，不可尽言。

他深怀感慨：

国家自祖宗开创以来，已历二百三十有余年，犹如大厦，岁月久深，栋挠梁折，已经不能遮风挡雨。而兴滞补弊，正有赖今日。

他感到，宁宗即位后的作为和好恶，还不令人失望；朝中还有一批正直之士，例如陈傅良、彭龟年、黄裳、罗点等，都曾是宁宗的王府旧僚，可以共事而图治；何况自己推荐的一代名儒朱熹也正在应诏赴阙途中。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激励他慨然发愤、志于有为，汝愚终于受命为相，踏上了一条铺满荆棘的危径。

召朱熹赴行在奏事，是新皇帝即位第六天发出的诏命，他这时正在知潭州任上。入朝途中，朱熹又接到出任焕章阁待制、侍讲的告词。告词首先强调了皇帝对经筵讲学的重视：“朕初承大统，未暇他图，首辟经帏，详延学士”，接着说出了对他的器重：“尔发六经之蕴，穷百氏之源。其在两朝，未为不用，至今四海，犹谓多奇。擢之次对之班，处以迩英之命。若程颐之在元祐，若尹焞之于绍兴。副吾尊德乐义之诚，究尔正心诚意之说。”这种倚望倒并不都是冠冕文章。早在嘉王时期，他就听说了朱熹的声名与德行，心仪已久，常恨不能延为王府讲官。故而即位首召朱熹，虽有赵汝愚的力荐，却也是出自诚心的。

朱熹赶抵临安，在六和塔下，永嘉诸贤叶适、陈傅良等见到他，各说了自己参政的打算。朱熹听说近幸用事、御笔内降都渐现端倪，说：“彼方为刀俎，我方为鱼肉，何来闲暇议论这些呢？”对时局深以为忧。

十月四日，宁宗在行宫便殿召对朱熹。他上第一札论经权常变之道，希望皇帝能做“处之以权”而“不失其正”的圣贤之君。他的第二札论帝王之学：“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希望皇帝孜孜不倦，自强不息，“以著明人主讲学之效，卓然为万世帝王之标准”，期望值也够高的。针对他面辞待制、侍讲之职，宁宗说：“你经术渊深，正资劝讲，以副我崇儒重道之意。”不久，皇帝又给以赐食的殊荣。

朱熹是欲行其道的学者，经筵侍讲不啻是帝王之师，就任以后，他便迫不及待地“致君尧舜之上”。便殿召对不久，他为皇帝正式开讲《大学》。宁宗即位，经筵仍循近制：每遇单日早晚两次进讲，双日及朔望（初一、十五）、旬休、假日都停讲，大寒、大暑也是罢讲月份。朱熹建议：今后除朔望、旬休与过宫日份外，不论单双日都早晚进讲，只在有朝殿的日子才暂停早讲一次。宁宗同意。每次进讲，朱熹都把要讲的内容编次成帙，再通晓明白地开陈分析，凡能联系君德与时政处，也言无不尽，宁宗倒也能虚心听纳。一天进讲后，朱熹问宁宗：“不知进讲的《大学讲义》，圣意以为如何？”宁宗若有所得地说：“看来紧要处只在求放心啊！”朱熹高兴地顿首道：“陛下拈出这‘求放心’之语，正是圣学要领，愿推而广之，见诸实行，不愁不为尧舜之君！”

皇帝对经筵讲学倒不乏兴趣。即位没几天，他就拿出两张纸，一张是光宗讲筵书目，一张是王府讲堂书目，对彭龟年说：“经筵讲书太少。退朝无事，恐自怠惰。何况酬应万机，非多读书不可。”龟年说：“人君之学与书生不同。虚心受谏，迁善改过，才是圣学中第一事。何必在多呢？”龟年的答话或是针对宁宗读书不得要领而发。过了几天，宁宗又拿出两张纸，一张是他开列的十部经史书目，一张是十人名单，对龟年说：“我欠读书少。打算增置讲官到十名，各专讲一书。”他征求龟年的意见：“这十人可充讲官否？”龟年见是朱熹、黄裳、陈傅良、黄由、沈有开等十人，自己也在其中，便说：“陛下若招徕一世之杰如朱熹辈，方孚人望。不能专以潜邸学官充任。”于是，宁宗增置黄裳、陈傅良、彭龟年为讲读官，同时发出了朱熹为侍讲的任命。

宁宗初政，他一意向学的热诚与礼敬讲官的谦逊，博得了儒学之臣的一致好感，称颂他：“即位之初，首下明诏，博延儒英，增置讲读，细绎经史，从容赐坐，一日再御，情无厌倦。”皇帝对讲官们也有要求：“今后晚讲，各须讲解义理，引古证今，庶几不流于形式。若只读过，恐怕无益于事。”宁宗不可谓不好学。但正如彭龟年所说，“人君之学与书生不同”，圣主明君不能不学无术，也不能不读书，但读书却未见得就能读出个圣主明君来，帝王之学非关书也，宁宗后来为政也印证了这点。

对原嘉王府讲官，宁宗自然亲近与信任，经常召见咨询。黄裳病得不能上朝了，仍受命出任礼部尚书兼侍讲。他抱病入谢说：“陛下现在委任大臣，正得人君持要之道。但我担心数年以后，你要立意自用，借助小人。陛下目前奖用台谏，正得祖宗设官之意。但我担心从今以后，你会憎其逆耳，厌其多言。陛下初政，固然称善，不知能保他日常如今日否？”话说得语重心长，他不久就病逝了。当月，签书枢密院事罗点也相继去世。即位当月，宁宗将自己的小学教授罗点提拔为执政，准备重用他。见黄裳、罗点先后沦谢，赵汝愚对皇帝说：“这不仅是二臣的不幸，也是天下的不幸！”他顿生势单力孤之感，宁宗对两位王府旧僚之死，也大感意外与伤心。

刘光祖也做过皇帝的小学教授，绍熙初政时因直谏而出朝。宁宗即位，便召他为侍御史，后改司农少卿。入对时，光祖进《谨始》五箴。听他读完《思箴》，宁宗慢悠悠地说：“总之，要从源头理会。”光祖高兴道：“臣千百言，不如陛下源头一语。望陛下致力于此！”陈傅良曾任嘉王府赞读，在过宫风波时径行出朝，宁宗即位，便召他为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集封驳、经筵、制诏三职于一身，大为重用。他给皇帝的忠告是“毋作聪明乱旧章”，对这七个字，宁宗倒称得上“终身不忘”，虽然他还是错误领会了这一告诫。

总之，以赵愚汝为政治领袖，以朱熹为精神领袖，以原王府讲官为基本班底，宁宗初政，众贤盈庭，人称为小元祐，似乎也真透露出一点治世气象来了。

汝愚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实施其兴滞补弊的抱负。宋代惯例，人主新即位，凡郡守监司都可以推恩任子，即使权摄州府者也一视同仁。汝愚革除了权摄官的恩例，作为“裁抑侥幸”的第一刀，被裁抑者自然怨声载道。在汝愚建议下，宁宗即位不久就颁诏诸路监司，令他们对一路官员“廉必闻，污必纠，毋惮大吏，毋纵私昵，赏不尔靳，罚不尔私，其令吏称民安”，在全国倡廉肃贪，纠正吏风。

汝愚进一步加强对川、广两地知州的铨量考核。孝宗淳熙末年，因两广、四川道途迢递，郡守任满赴京铨考颇为不便，就让他们在任满前半年赴所在路分的转运使司考课铨量，具状申报尚书省，作为新任命的依据。但诸路转运使往往徇情失责，马虎了事，既无暇仔细考核，更不敢多有黜落，致使昏谬贪浊之吏成为州县不治的根源之一。汝愚为相后，把川、广郡守的铨量权改由责重权大的制置司主管，以期“权重则虽废黜之多而有所不惮，责重则顾计利害之深而不敢苟且”，达到“州县无不治”的效果。与此同时，针对士大夫不愿出任外官的普遍现象，汝愚认为，今日之势尤应重视地方之治，具体做法是让各路制置使、转运使与总领可以位列侍从，使他们安心地久任外职，而后责以事功，臻于吏治。其后不久，在汝愚建议下，宁宗颁诏均内外之任。

在中央官吏任命上，汝愚有两项动作。其一，引荐所知的在外人才，直接授与馆阁、太学之职，作为修补赵宋大厦的助手。宋代馆、学之职号称文臣清贵之选，历来视为中央高级人才的储备库。其二，重新推行侍从荐举台谏官的旧制。宋代选任台谏的做法，既可先由侍从荐举，再交君主亲擢；也可不通过荐举，由君主直除。相对说来，君主直除仅取决于皇帝的明断，抛弃了侍从荐举对君权相对合理的制维机制，较易出现弊端。南渡以来多君主直除，淳熙初一度恢复侍从参举的故事，但侍从多有所畏避，不久仍由君主直除。汝愚再行荐举制的用意，或即防止宁宗知人不明，直除失当。

在汝愚主持与朱熹推动下，宁宗初政也有善政可称。即位第五天，宁宗下诏求直言，自道其谦恭态度和诚恳心情：“事关朝政，虑及边防，应天之实何先，安民之务何急？毋惮大吏，毋讳眇躬。倘有补于国家，当优加于赏赉！”十月，雷电交作，阴阳失时，他又下诏侍从、台谏上疏论朝政阙失。朱熹对他说：“即位之初应诏封事很多，未听说有施行的。今复求言，殆成虚语。请令后省官住在省衙内审读，选择合理切要的封事，奏上取旨落实，这才会闻者知劝，直言常进。”皇帝便命沈有开与刘光祖十天内审阅奏闻。

十月十九日是宁宗的生日瑞庆节，百官照例要进贺表。朱熹对他说：“寿皇梓宫在殡，你若这样做，有背于上广孝治、益隆圣德的宗旨。”在朱熹建议下，宁宗下诏不接受圣节贺表，已呈进的也退回去。不久，在选送的应诏封事中，袁说友要求将太上皇召入的乐人、俳优、伶官全部遣出大内，宁宗采纳了这一建言。他还听从了台谏的论劾，贬窜了绍熙时离间两宫的宦官陈源、林亿年、杨舜卿，也令人为之称快。

当然，对宁宗初政绝不能估计过高。皇帝的性格和为人缺乏主见，凡事无可无不可，完全被动接受赵汝愚、朱熹等人的建议。其本人在知人理政上，甚至比发病前的光宗还要无能与浅薄。即位不久，对嘉王府的随龙人以及慈福、重华、寿安三宫的亲属、内侍、医官等，宁宗往往滥赐恩赏，逾制转官，封驳官彭龟年等缴奏诏旨，他却经常坚执己见，降下“可与书行”的宣谕。彭龟年曾严肃地对宁宗说：“可与书行，乃近世弊令！倘若可以执行，我自会书行，何待再下谕令？倘若不可书行，我岂敢因再令而放行！”

即便赵汝愚的改革弊政，也还都是皮毛枝节的小举动，未见有庆历新政那样的总纲领和大举措出台。这些小修补究竟有多大效果，起了多少作用，也大可怀疑，这座破败的大厦已不是小修小补所能支撑住的。尽管如此，朝野对赵汝愚仍寄予厚望，所谓“海内引领，以观新政”，期盼他能开出新局面，一举扭转绍熙以来急遽衰败的朝政。而汝愚也锐意效慕庆历、元祐故事，似乎有自信成就范仲淹、司马光那样的相业。在他的建议下，宁宗下诏改明年为庆元元年，改元诏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宁宗君相对庆历、元祐之治的无限向往：

亲君子，远小人，庆历、元祐之所以尊朝廷也；省刑罚，薄赋敛，庆历、元祐之所以惠天下也。朕幸业承祖武，而敢一日忘此乎？掇取美号，于此纪元。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道改元诏书颁布前四天，朱熹却被宁宗罢官出朝。庆历元祐梦还没有入梦，就倏然幻灭了！

2. 道学朋党之争

罢黜朱熹，揭开了庆元党禁的序幕。庆元党禁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但却以道学之禁为其主要内容和外在形式，把朋党之争和道学之争错综复杂地搅和在一起。故而有必要对道学之争做一简单的回溯，才能把握党争为何以学禁为主题和外衣。

面对唐宋之际深刻的社会变动，传统的旧儒学日渐显得苍白无力。自仁宗时代起，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等各自著书立说，聚徒讲学，形成了宋代新儒学流派纷呈的局面。二程兄弟，尤其程颐，活动年代最迟，授业弟子最多，思想体系最为精致，始以道学为天下倡。宋室南渡，二程之学蔚为大宗，经杨时、罗从彦、李侗三传，到李侗弟子朱熹手中，遂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标志着程朱理学的最终完成。朱熹因思想博大精深，人格光风霁月，弟子遍及海内，学说风行一时，自然而然成为孝宗以后南宋思想界的一面旗帜。有一种偏见认为，朱熹等理学家只是空谈性命道德。其实，他们倒不是专尚空谈的：首先，他们身体力行自己提出的道德性命之学；其次，他们也要求包括君王在内，人人都这样去做，格物致知，居敬穷理，小则修身齐家，大则治国平天下，内圣的功夫便能翻出外王的世界。理学家不仅仅独善其身，还是要兼济天下的。

不过，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一种倾向，即强调门户之见、道统之说，总认为只有自己的学说为谠言正论，其他思想是异端邪说，总希望天下只有自家一说的声音。朱熹理学也未能克服这一倾向。陈亮曾为道学中人画像：

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

他们不愿意承认人心不同，见解自异，即便圣人不能绳律天下之人，尽弃己学而独尊道学；而是以道统自任，以严师自居，别白是否，毫不宽容。

以这种态度去治学，至多引起理学不同派别之间的“道问学”与“尊德性”的讨论，程朱学派和经世学派之间的“王霸义利”的争辩。但随着持这种门户之见的理学家进入官僚圈的人数日渐增多，问题就超出了思想学术的界限，他们以门户与道统为抑扬品题的标尺，既然有揄扬，当然也有贬抑，随着品题既众，致使疑怨丛生，主观上全出于至公，形迹上已涉及朋党。尽管自我标榜“君子同而不当”，反倒更容易刺激那批门户、道统之外官宦们的朋党情绪。只要一有适当的政治火星，朋党之争就会被点燃。

不仅如此，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还有一种通病：某种学说一旦成为显学，一哄而起的赶时髦风尚总使其滑向庸俗化和形式化的泥淖。正如周密所描述，在道学传播中，“有一种浅陋之士，自视无堪以为进取之地，辄亦自附于道学之名。褒衣博带，危坐阔步。或抄节语录以资高谈，或闭眉合眼号为默识。而叩击其所学，则于古今无所闻知；考验其所行，则于义利无所分别”。除去这类浅薄无知者，晚宋俞文豹则揭露了那些别具用心者：“有一等赝儒，素以钻刺为生，见时尚道学，旋取《近思录》《性学源流》等书剽窃其语，置牙颊间，以诳惑人听。外示雍容，内实急于进取，口谈道学，心实巧于逢迎。”惟其如此，便容易让小人找到借口指其为伪学之名，而使君子受到连累而有玉石俱焚之祸。

宋代朋党之争，自北宋初年开始，几乎从未消歇过，但朋党之争与道学之争错综纠葛则集中在高、孝、光、宁时期。其时正是程朱理学骎骎乎由话语权之争向独尊之学迈进的时期。理学家及道学依附者在官僚层中所占比例激增，他们执道学门户之见，自视甚高而责人太苛；而那些被排在道学门户之外被责的官僚们，因道学尚未被定为独尊的官学，还有被议论指摘的可能性，便在发动朋党之争的同时，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学也一并实施攻击，以便从根本上摧毁政敌。因此，在道学已成显学却未成官学的这一时期，朋党之争往往以道学与非道学之争为其主要内容和外在形式，就是绝非偶然的了。理宗以后以迄明清，因理学已定于一尊，尽管朋党之争仍是君主官僚体制难以克服的痼疾，与道学之争却脱了钩。

道学朋党之争从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就初露端倪了。高宗南渡，尊程氏之学，追赠程颐直龙图阁。绍兴六年（1136），左司谏陈公辅摭拾程门弟子的言论作为攻击的论据，请禁程氏之学，其真实用意则是沮抑程颐弟子尹焞应召入朝。

孝宗对当时士大夫好尚清议之说，明确持反对态度，认为“激成党锢之风，殆皆由此，可不痛为之戒？”皇帝这种倾向无意中向反道学派攻讦政敌指明了突破口。淳熙五年（1178），侍御史谢廓然和秘书郎赵彦中反对以程氏之学取士，理由就是指程氏“祖性理之说，以游言浮词相高”。其后，朱熹在浙东提刑任上劾治台州知州唐仲友，引起仲友姻家、宰相王淮的不满，先唆使吏部尚书郑丙不指名地影射朱熹以道学“欺世盗名”，继而示意陈贾全面排击道学：“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慎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者耶？”他最后建议“明诏中外，痛革此习”，“考察其人，摈斥勿用”。孝宗先是疑惑，继而听纳，下诏明示好恶所在。

其后，道学之名一时成为攻击排斥人的棍子，直学士院尤袤上言：“近来立道学之名，把廉介、恬退、践履、名节都目为道学。此名一立，贤人君子一举足就坠入其中。这难道是盛世所应有的吗？”孝宗回答：“道学岂是不美之名？惟恐假托为奸，真伪相杂罢了。”这才下诏戒敕，制止了事态的扩大。

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应荐入朝，兵部侍郎林栗与他讨论《易》和《西铭》，见解不合，不欢而散。有人忠告朱熹：“正心诚意之论，皇上不爱听，你就别说了。”朱熹说：“平生所学，惟此四字，怎能隐默不言，欺瞒君上？”孝宗召见后，除朱熹为兵部郎官。他因足疾发作，请求宫观闲差。林栗便当朝诋毁他不学无术，不过窃取张载、二程的绪余，夸夸其谈成为宗主，号之道学，妄自尊大；每到一处，便挈门生十数人，仿效春秋战国游士之态，大做孔圣、孟子受聘之梦，倘以治世之法作评判，则为乱臣之类的首领；如今用其虚名，置之朝列，他却邀索高价，傲睨累日，不肯供职，事君无礼。林栗最后请皇帝将其停罢，令其自省。但孝宗觉得林栗也忒夸大其词。

朝臣都在缄默观望，只有太常博士叶适率直上疏，逐条驳斥林栗的不实之词：“自古小人残害忠良，都有名目。近又创为道学，郑丙首倡，陈贾应和，见士大夫稍慕修洁、略有操守的，就指为道学，使他们不能进用。过去王淮表里台谏，阴废正人，用的就是这个法子。林栗袭用郑、贾之说，以道学为大罪，逐去朱熹。只恐自此谗言横生，善良被祸。希望陛下摧折横暴，以扶善累，奋发刚断，以慰公论。”对叶适的奏状，孝宗也没有正面表态，他没有留朱熹在朝为官，却也让林栗出知州郡去了。孝宗不好道学，却也反对朋党，他对朱熹与林栗的处理，应即他素所主张的“人主但公是公非，何缘为党？”或许孝宗驾驭有术，道学朋党之争虽在淳熙年间波澜迭起，却始终没有掀起政局上的轩然大波。

光宗初政，人们对年前林栗劾朱熹的事件记忆犹新，臣僚入对与上书中论及道学朋党的为数不少，尤以刘光祖上《论辨学术邪正》奏疏最为中肯。他回顾了淳熙后期以来的道学朋党之争，指出：上次入朝时，虽听到讥贬道学之说，还未见朋党之分。去国六年，担忧两方议论日甚，惟恐一旦出现交攻之势。这次重来，其事果见：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生朋党，乃罪忠谏。以忠谏为罪，离开绍圣弊政还有多远？岂能因疾其学而并攻其党，因攻其党而并弃其言呢？我只能希望圣心豁然，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别，公论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学之讥由此而消，朋党之迹由此而泯，则生灵之幸，社稷之福。不然，相激相胜，辗转反复，贻祸无穷，就不知何处是尽头了！

光宗把这封章奏颁示臣僚，据说有人读后流下了眼泪。

东宫旧僚杨万里也告诫光宗：“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党；空天下人才，莫如朋党。党论一兴，其端发于士大夫，其祸及于天下。愿陛下公听并观，坏植散群，是君子就进用，是小人就废黜，不问他是某党某党。”万里虽没有正面论及道学之争，但他论朋党之争显然是以此为背景的。

也许杨万里、刘光祖等警告产生了作用，绍熙元年（1190），陈贾将以知静江府入朝奏事，受到殿中侍御史林大中的弹劾，说他“表里王淮，创道学之目，阴废正人”，倘若允许他入奏留朝，决非靖国之计，光宗便收回成命。

总观光宗朝，道学朋党之争未见有淳熙年间那样直接的交锋。而光宗后期过宫风波成为政局热点，也对道学朋党之争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然而，既然理学由显学通往官学呈不可遏止之势，道学家及其师友弟子由修身齐家进而跨入治国平天下的官僚人数比例呈居高不下的走势，那么，无论就学术地位，还是就政治地位而言，道学在走向独尊的官学路途上，受到非道学势力的阻抑也将不可避免。光宗朝道学朋党之争的短暂消歇，只不过是必然爆发前势能的积蓄。

能否有效制止道学朋党之争的总爆发呢？从尤袤、叶适，到刘光祖、杨万里，最终都只能乞求君主“圣心豁然”，“公听并观，坏植散群”，“摧折横暴，以扶善类”。也就是说，人主的明断与权威，才是能否消弥道学朋党之争的惟一关键所在。那么，宋宁宗是明断而权威的君主吗？

3. 韩侂胄从积怨到结党

司马光曾给宋神宗上过一疏，主旨是人君为政有体，治事有要，据说，宁宗即位前很喜欢读这篇《上体要疏》。然而，初政不久，他就差除不经中书门下，径以御笔付出施行。王府旧僚彭龟年对他说：“陛下自即位以来，好出御笔，升黜之间，多为不测，若示人以聪明威断，实则有失为政之体，殆非初政之美。”他批评宁宗忘了《上体要疏》，请他再“平心熟诵，反而思之”。

御笔，也称内批、御批，在处理朝政时君权独用，径由禁中付外，不经中书拟议，绕过封驳程序，避开台谏论列，一旦失控，最易被权臣利用。徽宗的御笔成为蔡京的囊中物，致使大观、崇宁之政污浊败坏，是覆辙不远的前车之鉴。有识之士都为皇帝重新滥用御笔而忧心忡忡。另一王府旧僚黄裳在去世前也说：“陛下近日所为颇异前日，除授之际，大臣多有不知。我听说后忧虑更甚，病情更重了。”宁宗初政即用御笔，不论本人自开先例，还是他人从旁教唆，若听从忠告，认识危害，停止使用，为时不晚，但他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

绍熙五年八月，宁宗下了一道荐举人才的诏书，但强调“不植党与”。吏部侍郎彭龟年敏感到这一说法必有来头，就上疏说：“自古小人想空人之国，必进朋党之说。陛下还记得潜邸时听讲过元祐、绍圣之事吗？如今临政还没两月，小人已能用此说蛊惑陛下。轻信则易惑，易惑则小人之计得逞了！”这种强调不会出于皇帝本意，或来自别具用心的提醒。而宁宗同意书之诏命，或许认为植党总非好事，诏书也只是泛泛而论，并非专指某党。但既然采纳了这一说法，无异于向提议者表明，朋党将是一个可能打入的楔子。历来朋党之祸，都缘于人主的好恶之偏，在即将爆发的韩侂胄与赵汝愚的激烈党争中，皇帝的好恶偏向何方，将是至关重要的。

绍熙内禅，实际上是一场宫廷政变。除去太皇太后吴氏，在这场政变中，赵汝愚以首席执政的身份始终主其事，赵彦逾参加了最初的决策，韩侂胄与关礼则在内外朝之间穿针引线，郭杲以军事实力保证了政变的成功。宁宗即位当月，殿前都指挥使郭杲进拜武康军节度使，显然出于赵汝愚的建议。关礼为入内侍省都知，又差充提举皇城司，他谦抑谨慎，辞免推恩，请求致仕，不以功自居。

据说，定策内禅时汝愚曾许诺：事成以后让韩侂胄建节，赵彦逾执政。在即位推恩时，汝愚对彦逾说：“我辈宗臣，不当言功。”彦逾老大不痛快，却不便说什么。汝愚对侂胄则说：“我是宗室之臣，你是外戚之臣，怎么可以论功？只有爪牙之臣才应该推赏。”爪牙之臣指殿帅郭杲。侂胄大失所望，他垂涎节钺已经多时。节度使毕竟是宋代武臣难得的荣衔，恩数同于执政，俸禄高于宰相呐！

知门事刘弼瞅了个机会对汝愚说：“这事侂胄颇有些功，也须分些官职给他。”汝愚从内心有点卑视侂胄，说：“他又有什么大功！”刘弼与侂胄是门同僚，颇以知书自负，内禅定策时，汝愚只找侂胄计议，他被摒斥在外，内心很不平衡，转身便将这话告诉了侂胄。侂胄起先还不相信，前去拜谒汝愚，想试探个究竟。汝愚岸然正襟，冷漠地接待了他。出来后，侂胄叹道：“刘知没有诳我！”便萌生了排挤汝愚的心计。

国子司业叶适知晓后，劝告汝愚：“侂胄指望的不过节钺，给他为好。”见汝愚不听纳，叹息道：“祸患将从这儿开始！”权工部侍郎、知临安府徐谊也对汝愚说：“将来必定是国家祸患。应先满足他要求，而后疏远他。”汝愚仍不以为然。

宁宗终于特迁侂胄二官。他原为防御使，特迁两阶为承宣使，离节度使还有关键的一阶。这应是汝愚的建议，他终究没把节度使给侂胄。侂胄怨气冲天，憋气力辞，只迁一官为宜州观察使。汝愚若有所悟，派人去转达抚慰之意，但回答已出言不逊了。

朱熹刚入朝，便注意到这个问题，好几次让人带亲笔信给汝愚：“侂胄怨望殊甚，应该厚赏其劳，处以大藩，出之于外，勿使预政，以防后患。”朱熹对门人设譬说：“韩侂胄，就像我们家乡的乳母，应该早些陈谢。”建州风俗，乳母哺乳孩子，一断奶，东家就用首饰、钱币礼送她出门，称为陈谢。尽管侂胄这时已下定了排逐汝愚的决心，而且开始了相应的行动，但汝愚仍疏阔地认为：“他自己说不受官职，何虑之有？”认为对手容易应付，对朱熹的建议犹豫不决，再失可以弥补的机会。

对侂胄的裁抑，汝愚自以为在贯彻他认定的为政原则。同时代人在其身后这样评论他：“平时气貌方严，未尝假人词色。及为相，尤重惜名器，不以朝廷官爵曲徇人情”。他对选官求见者一概不见，对久游门下者避嫌不用，以杜绝用人上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他一心革除弊政，命干办粮料院游仲鸿考察两淮经总制钱的积弊。仲鸿对他说：“丞相之势已孤，却不忧此而忧彼吗？”人们可以说他不通权变，却不能不肯定他为人之正、为政之忠。然而人心吏风已非庆历所能比，这种正直反而招来嗜进者的嫉恨与怨望，纷纷倒向了侂胄。

当庆元党禁已成历史烟云，理宗朝有人以诗批评汝愚的失策：“不使庆元为庆历，也由人事也由天”；“好听当时刘弼语，分些官职与平原”。晚清魏源也认为：汝愚的失着在于以己例人，然而，“汝愚，枢密使也，受赏不受赏，无所加损；韩侂胄，门使也，而欲其不受赏，得乎？”正是汝愚“忠有余而智不足”，当时尽管“有用人之权，有去小人之力，而优柔不断”，最终造成了双方力量的进退消长。

也许，汝愚表面上说，“宗室外戚之臣不应论赏”，背后却有难言的苦衷。明清之际王夫之在《宋论·宁宗》里这样揣测：

光宗虽云内禅，其实废也。宁宗背其生父，正其不孝之罪，而急夺其位，且以扶立者惟有大勋劳而报之，天理民彝，其尚有毫发之存焉者乎？忠定（汝愚谥号）其忍以此自待，忍以此待其君乎？忠定不欲以禽兽自处，不敢以禽兽处君，且不忍以禽兽处同事之劳人，厚之至也。顾不能以此言告人者，一出诸口，而宁宗即无以自容也！

联系起居舍人刘光祖也对宁宗说过：“陛下以为前日仓皇即位为得已乎？为不得已乎？大臣不得已而立陛下，为社稷计也；陛下不得已而从大臣决策，亦为社稷计也。”从道学的忠孝观出发，王夫之所揣测的难言之隐也是有可能的。至于宁宗，内禅时虽口口声声“恐负不孝之罪”，但行定策之赏时决不会考虑得如此深远的。

在这场较量中，韩侂胄有两个优势。其一，他是韩皇后的外族。虽然历史上以外戚而篡位的并不少见，但在外戚与宗室之间做选择时，君主往往认为，对皇位的威胁同姓宗室要比异姓外戚来得直接切近，故而多亲外戚而忌宗室。其二，侂胄知门事的职务“获联肺腑，久侍禁密”，比起宰相之职来，更有接近皇帝、交通内廷之便。他平时给人的印象小心谨慎，故而宁宗也常向他询访，以期裨补。于是，侂胄凭藉“传导诏旨，浸见亲幸”，也经常可以在其中上下其手，窃弄威福。宁宗的倚重与御笔，正是欲与赵汝愚一决雌雄的韩侂胄迫切希望得到的。

他与刘弼的关系今非昔比了：过去只是门同僚，现在同一怨望把他们捆在了一起。刘弼对侂胄说：“赵丞相欲专大功，你不但得不到节钺，恐怕还免不了岭海之行呢？”南宋贬官最重的处分是送往两广、海南州军安置或编管，故称岭海之行。侂胄先是愕然，继问对策，刘弼说：“只有用台谏。”侂胄问：“怎样才可用台谏呢?”答道：“御笔批出就是了。”心计不多、城府不深的韩侂胄听了刘弼的话，顿时醒悟。自此便将御笔与台谏紧紧抓在手里，作为打击政敌的两件须臾不离的法宝。宁宗好用御笔，侂胄作为知门事颇有染指之便，于是他就日夜谋引其党的台谏，作为摈逐对手的关键一步。

台谏官何以在宋代党争中能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呢？宋代中枢权力结构，除去君主，按性质、职能可以划为三个官僚圈，一是位居三省二府（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门下、枢密院）之长的宰执圈；二是包括给事中、中书舍人等封驳官在内的侍从圈；三是御史、谏官构成的台谏圈。其中，侍从因无弹劾权，只在朝政上提供建议，其制衡力量远不如台谏那样能与相权抗衡。北宋苏轼曾概括台谏在君主官僚系统中的关键作用：“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对君主来说，台谏象征着公论，必须充分重视与采纳。对上至宰执大臣、下至一般臣僚，台谏都拥有监察弹劾权，而相权则是其主要制衡对象。按宋代惯例，包括宰相在内的庙堂大臣，一旦得知被台谏论劾，就必须去位待罪。由于台谏拥有议论与弹劾的双重权力，在党争状态下，党争双方无论为了左右舆论、评断是非，还是为了排斥政敌、打击异己，都势必借助与倚重台谏力量。

赵汝愚虽知台谏对革新朝政的重要性，动作却迟缓了些。宁宗即位没几天，他把左司谏章颖改调侍御史，右正言黄艾迁为左司谏，只做了内部微调，对台谏阙员却未及时任命。不久，章颖、黄艾改任他官，台谏缺员严重，汝愚奏请任命刘光祖为侍御史。光祖在绍熙初政时任殿中侍御史，台谏风采为之一新，人们是记忆犹在的。但知枢密院事陈骙却声明：“光祖与我有嫌，今光祖入台，愿先避位。”据宋代回避制，台谏官与宰执有亲戚关系、荐主举人关系或嫌隙不和的，都允许职务回避，且以职低者引避为一般原则。汝愚猝不及防，愕然而止。侂胄随即以内批除原知建康府谢深甫为御史中丞，他是韩党之一。原来他与陈骙暗中合谋已久，汝愚却没有察觉。

其后，汝愚建议皇帝让侍从荐举御史，此举用意显然与侂胄争夺台谏。他认为，侍从中仍多正人，所举自然不孚众望，也可遏制侂胄援引台谏的势头。这次荐举名额为两人，侂胄进行了活动，让谢深甫推荐与侂胄深相交结的大理寺主簿刘德秀。结果诚如汝愚所料，荐吴猎的最多，其次是游仲鸿。侂胄见刘德秀不能入选，便让宁宗以内批兼用御史中丞所举一人，于是，刘德秀与吴猎并任监察御史，游仲鸿反而落选。

刘德秀以州县官从四川入朝，赵汝愚只让他做大理寺主簿，他怫然不满，见于辞色，受到侂胄的拉拢。他为人狠愎自任，一登言路，便视忠良骨鲠的士大夫犹如寇仇，不尽吞噬搏击决不罢手。史称，在庆元党禁中，肆无忌惮“未有如德秀之甚者”。由于谢深甫、刘德秀的入台，侂胄在与汝愚的对阵中布下了活眼，争取了主动，其党鱼贯而进，言路上都是他的党羽。这是因为宋代台谏官享有独立言事权，不但不必通过台谏之长，还可以弹击台谏长官及其他言官。因此，对党争的任何一方说来，重要的并不在于争取全体台谏，关键在于抓住双方力量消长或君主倾向转变的有利契机，汲引及时而得当，一两个台谏便足以成为弹劾政敌、左右舆论的过河卒子，进而控扼整个言路。

援用台谏，初战告捷，侂胄迅即主动出击。就在内批刘德秀为御史的五天之后，侂胄又让宁宗任命刑部尚书京镗代数天前去世的罗点继任签书枢密院事。京镗在孝宗晚年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任命刚下，汝愚正从四川入朝，便对人说：“京镗望轻资浅，怎么当此方面之任？”话传到了京镗耳中，就此积下了怨隙。他在四川政绩尚佳，召为刑部尚书后，结交于侂胄，为他出谋划策。不久前刘德秀入台，就有他的举状。侂胄打算窜逐汝愚，苦于找不到借口，京镗说：“他是宗姓，诬以谋危社稷，就可一网打尽了！”侂胄一下子开了窍，就造开了这方面的舆论。

这年十月深秋，气候反常，雷电交作，宁宗命台谏、侍从疏论朝政缺失。起居舍人刘光祖说：

小人之谋，其意将以阴制今日之相臣而动摇之也。陛下所宜早悟，无使大臣怀疑畏之心。今陛下有独断之意，乃是小人阴窃主权之梯媒，而陛下未知思也！

山雨欲来风满楼，光祖已有预感。他的上疏说得十分明白，那个与相臣对举的小人所指为谁，是不言自明的，他希望宁宗认真思考“小人阴窃主权”的严重性。在即将挑明的党争中，皇帝的好恶偏向决定一切。

初冬，赵彦逾接到出知建康府的任命，应该出于宰执的注拟。彦逾大为恼火，他本指望汝愚为相后援引自己共同执政的，不料竟来了个外放，便转投韩侂胄营垒。他对侂胄说：“那事都是我俩之力，汝愚不过坐享其成而已。现在他自踞相位，专擅其功，却一点也不考虑我们！”不久，彦逾改任四川安抚制置使，殿辞时，他送上一张开列着朝臣姓名的纸条说：“老奴今去，不惜为陛下言，此皆汝愚之党。”宁宗近来也常听到“宗室为相将不利社稷”的话头，但对汝愚还是相信的—尽管他对侂胄的信任更与日俱增—毕竟是危难时刻拥立自己的肱股大臣。但彦逾和汝愚都是宗室，又同为内禅决策者，这次告发无疑是很有分量的。从此，宁宗心头便对汝愚生出拂不去的疑云。

4. 在宗室与外戚之间抉择

与韩侂胄在摊牌前紧锣密鼓的活动相比，赵汝愚的反应显然迟缓和软弱。对此，朱熹忧心如焚。早在应召入朝途中，他听到宁宗以御笔逐罢留正，便颇有忧色道：“进退大臣也应存其体貌。皇帝新立，岂可开轻逐大臣之风？”但入朝侍讲后，他对弟子说：“圣上可与为善，若常得贤者辅导，天下还有希望。”显然，朱熹认为皇帝是中人之质，可与为善，也可与为恶，关键在于变化气质。他更意识到经筵官作为帝王师的使命感与责任心，急于致君尧舜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切，抓住一切机会对皇帝开导与谏正。

留正罢相后，侂胄知道右正言黄度与留正一向议论不合，暗示他上章再劾，以便给留正更严厉的处分。黄度对同僚说：“落井下石很容易，但长小人气焰行吗？”他看出侂胄有窃弄政柄的倾向，准备论劾，被侂胄察觉，借御笔夺了他的言职，出知平江府。黄度力辞新命，愤然上书：

祖宗以来，人主虽独断于上，但天下事必经中书，未有直以御笔裁处的。崇宁、大观御笔可为深戒。近来台谏官与封驳官屡有更易，中书无所参预，御笔渐多，实骇观听！

接着举自己为例，但皇帝根本不重视。黄度又上疏给宰执：“御笔，蔡京用以乱天下，现在什么时候，而容许侂胄假借御笔，斥逐谏臣，使人低头而去，不能说一句话。这又不是国家的好事！”赵汝愚袖其上疏入见，宁宗仍不悟御笔之弊，改让黄度奉祠归养。黄度被逐，不过是韩侂胄向赵汝愚正式发动搏击的前哨战而已。

朱熹在讲筵闻知这事，便与吏部侍郎彭龟年约定，找个机会共请面对，当皇帝面揭发侂胄的所作所为。正巧金国来使，龟年充任接伴使全程陪同，面对事耽搁了下来。一天，朱熹趁经筵讲毕上疏宁宗道：

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此弊不革，臣恐名为独断而主威不免于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于致乱。

宁宗既不纠正御笔之非，又不自省为政之非，只向臣下转发了这份奏疏。

侂胄见朱熹只差点了自己的名，一切都说得呼之欲出，勃然大怒。他深感朱熹的威胁更切近直接。一来，朱熹是理学领袖，具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二来，朱熹任职经筵，能经常不断地对皇帝施加影响，说不定有天宁宗真听了他进谏，来个“远佞人”将自己黜逐了。于是，侂胄与同党密谋，认为先除去为首者，其余者小菜一碟。以直谏著称的彭龟年出朝接伴金使，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侂胄让优伶王喜刻了峨冠博袖的朱熹木偶像，在御前献演傀儡戏，仿效朱熹形态讲说性理，嘻笑怒骂，既丑化朱熹，又试探皇帝。宁宗对朱熹早有忌惮，看了表演不但不制止，反而加深了对道学的反感。侂胄见算计得逞，便趁机进馋：“朱熹迂阔不可用。陛下千乘万骑，而朱熹却请陛下一日一朝太上皇，岂非迂阔？”对朱熹什么事都插上一脚，论上一番，宁宗早不耐烦，觉得侂胄说的有道理。

闰十月二十一日，晚讲结束，朱熹请皇帝施行他日前面陈的四事。退讲以后，宁宗颁下内批：“朕悯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可知悉。”赵汝愚见到御笔，秘而不宣，对其他执政也不告知，还想让宁宗悄悄收回成命。他把御笔袖还给宁宗，且谏且拜，甚至以自求罢政为请：“侂胄必欲逐朱熹，汝愚退而求去。”汝愚谏请愈力，宁宗怒气愈盛，认定他为助朱熹竟拒绝人主之令。

过了两天，侂胄怕夜长梦多，便令入内内侍省都知王德谦缄封内批面交朱熹，这种罢免方式也是绝无先例的。朱熹一见内批，知道皇帝彻底倒向了侂胄，已不可能再有所为了，当即附奏感谢免职，同时给中书进札请免辞谢礼。接到宁宗免谢的诏旨，他便告别了临安。这天离他入朝只有46天，他致君尧舜的梦想被一纸内批彻底揉碎了。

朱熹被罢是侂胄向改革派正面攻击的开始，顿时激起了轩然大波。给事中楼钥两次拒绝书行，向宁宗提出折衷的建议：“陛下悯其耆老，不想让他立讲，望能授以内祠，仍令他修史，稍俟春暖，再回经筵。”宁宗仍不理睬，命照已颁旨令办。中书舍人陈傅良也再缴录黄说：“莫若留之，方慰人望。”

工部侍郎兼侍讲黄艾问为何骤逐朱熹，宁宗回答：“我最初任命他的是经筵之职，现在他事事要过问。”黄艾恳请再三，宁宗并不回心转意。吏部侍郎兼侍讲孙逢吉趁进讲之机，反复讽谕，宁宗不满道：“朱熹之言多不可用。”他对自己昔日的老师也逐渐生分了。

起居郎刘光祖两次谏奏道：“陛下即位，首召耆儒，这是初政最可称道的。今无故逐去，为什么用之急而去之遽？我再三谏奏，不是助朱熹，而是助陛下啊！”宁宗还是不睬。太府寺丞吕祖俭力论内批之弊、近习之患，直白地忠告皇帝：“外廷情实，固宜致察；内廷奸欺，尤当深防。”

监登闻鼓院游仲鸿的上疏措词尤其激烈：“陛下御批数出，不由中书。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礼；谏官黄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又去之不以道。朱熹一去，则谁不欲去？正人尽去，何以为国？望即召回朱熹，不使小人得志，养成祸乱！”他径以小人斥侂胄，人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吏部侍郎彭龟年送金使出境，回到楚州（今江苏淮安）时，听说朱熹被黜，便上奏道：“天下都以朱熹的出处判治道的隆替。我曾与他相约在讲筵共献愚忠。现既罢他，我应并罢。”宁宗不报。龟年回朝，见侂胄用事之势已成，言官尽出其门，便对刘光祖说：“不拔祸根，无以为国！”他知道，因朱熹去朝，揭露侂胄的任务只能由自己去完成了。

绍熙五年十二月九日，龟年决心背水一战，向宁宗当面揭发侂胄，宁宗大为震动道：“只为是朕亲戚用他，信而不疑，不知竟如此！”龟年道：“正恐陛下不知，所以要进言，”说着便进读事先拟好的奏疏：

进退大臣，更易言路，皆初政最关大体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能知之，大臣或不能言，而侂胄能言之。假托声势，窃弄威福，陛下总揽之权，恐为此人所盗。昔元符间陈瓘谓：自古戚里侵权，便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为亡国之本。若陛下以臣言为是，则乞黜侂胄，以解天下之疑；若以臣言为非，则臣与侂胄不能两立，退当屏处。

宁宗听罢，倒也无怒容。龟年说：“我欲论此人很久了，至今方发。只缘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突然，故而希望陛下也能立即斥去这小人。不使天下人说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难。我仰犯圣威，自当居家待罪！”宁宗说：“不必如此。”赐坐款问，仍颇礼遇。龟年回第即以札子申告中书，以便赵汝愚知道后能应对处理。

次日，宁宗对汝愚说及此事：“侂胄是亲戚，龟年是旧学，诚是难处。”他打算把双方都罢免。在这关键时刻，汝愚没能抓住宁宗优柔寡断的性格特点，力劝他疏远侂胄，因为即使双方同罢，以牺牲龟年换得斥逐侂胄，在策略上也还是可取的。他建议让韩侂胄奉内祠，彭龟年依旧供职，坐失逐韩的唯一机会。宁宗说：“随龙旧僚五人，只有彭龟年在，有事肯来说。只要如此，就甚好！”

然而，汝愚退后，侂胄加紧活动，宁宗毫无主见，最后颁下的内批任命却是韩侂胄进一官，与在京宫观，龟年出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汝愚再见宁宗，请留龟年，这次皇帝再也不听他的了。十几年后，吴琚对人说：宁宗当时并没有坚留侂胄之意，倘有一人继踵而言，逐去是很容易的。这话明显有回护的成分，继龟年以后还是有人论劾侂胄的，但在处理彭、韩去留时，宁宗一开始显见是踌躇不定、犹豫不决的，而汝愚的失策正在于没能及时利用这短暂的迟疑。

对宁宗的内批，给事中林大中与中书舍人楼钥两次联名缴驳：“陛下即位之初，延见访问嘉邸旧僚，几无虚日。现在仅龟年一人还在侍从经筵之列，如今又将他罢免。以言得罪，尤害政体。况且一去一留，恩意不同：去者从此不能再侍左右，留者既然是内祠，就可以随时召见。”他们意识到这一任命对双方力量消长的重要性，建议宁宗或者仍留龟年于经筵，或者并去侂胄于外祠。宁宗批道：“彭龟年除职与郡，已是优异。韩侂胄初无过尤，屡求闲退，罢职奉祠，亦不为过。一并依已降指挥书行。”绝无商量的余地。

在罢黜龟年的当天，御史中丞谢深甫也劾罢陈傅良。几天后，监察御史刘德秀又弹去起居舍人刘光祖。一时间，善士相继坐绌，群小益以得志。吏部侍郎孙逢吉上疏道：“道德崇重，陛下敬礼的无过朱熹，志节端亮，陛下委信的无过龟年，今先后皆以论侂胄罢去。我担心贤者都将心无固志。陛下用的全是些庸鄙薄之徒，何以为国？”宁宗无动于衷，侂胄却恨之入骨。

罢免龟年一事，连此前靠拢侂胄的陈骙也看不下去，对宁宗说：“以门去经筵，何以示天下！”侂胄知道后，悻悻地对人说：“彭侍郎不贪好官，则情理中事。枢院也想做好人吗？”罢逐龟年仅过四天，也免去了陈骙知枢密院事的职位，让参知政事余端礼取而代之。侂胄又命京镗参知政事，以便在宰执班子内钳制赵汝愚。汝愚在朝廷上已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庆元元年（1195）初春，侂胄见摊牌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相继起用了京镗汲引的李沐任右正言，胡纮为监察御史，作为搏击政敌的鹰犬。李沐的父亲是淳熙参知政事李彦颍，故遂以大臣之子入仕。一天，李沐向宰执赵汝愚告假，准备返里给退闲的父亲祝寿，恰巧皇帝也遣使前往赐药、茗，作为对前朝大臣的礼遇。汝愚让他把皇帝恩赐的药、茗一并捎去，意在让他更光彩地荣归。李沐回答道：“遣使赐药是礼数，恐不能因为我的人子之荣而废礼罢！”汝愚见他不识好歹，说了他几句。其后，李沐想为致仕的父亲谋求节度使的荣衔，汝愚没有同意，便积下了难解的怨隙。

胡纮在未成名前曾慕名往谒见主持武夷精舍的朱熹。朱熹对来访学子的饮食招待向来简单，与来访者一起吃脱粟饭，就着三四只浸泡在姜醋里的茄子。胡纮以为怠慢自己。对人说：“这太不近人情！只鸡樽酒，山中不见得办不到。”归途道经衢州，他向知州觅舟。恰巧叶适因亲属求医先向衢守求助，衢守早知叶适的文名，把找来的船只先让他用了，胡纮对叶适又积下了愤怨不平之气。进士及第后，他出试县宰，入朝参见执政赵汝愚，通报身份时，傲然自报科第榜目与名次，指望能给个好出路，汝愚对这种高自标榜的做法不以为然：“庙堂之上如都以前几名用人，那些不是名列前茅和不是科举出身的，何由进用呢？”胡纮因而对汝愚也心存龃龉。他与李沐都是有才学的，文章直逼柳宗元，而李沐的诗文也颇洒脱。士林败类自甘堕落，其搏噬正人君子的凶残阴险是远过一般鹰犬的。

汝愚自朱熹、彭龟年相继去国，审时度势，自知抱负已不可能施展，去意渐决。他请去再三，皇帝都不答应：“丞相即使想去，也须等我和太上皇相见，再徐议进退。”汝愚将辞相札子放在御榻上，宁宗亲自取来再退还给他，显然不打算立即罢其相位。

正月初八，新年刚过，汝愚就命家人打点行装，准备次日退朝便辞相出城。韩党惟恐汝愚体面去位，他日还会复用，倘若东山再起，那就前功尽弃了，就施计延缓他的辞行。这天晚上，学士院锁院草诏，传闻是孝宗祔庙将行恩赏。但汝愚仍催办行李，说：“朝廷自行赏，我自以私义求退。”有幕客说：“皇帝刚即位，你作为大臣，进退不应如此匆忙。姑且听了明日宣麻再说。”次日，果然是祔庙行赏。蹊跷的是，对他既授特进，又迁三阶，而按故事只迁一阶官。于是，汝愚上表辞迁官、辞特进，奏牍、批答往来，等到允许他辞去二阶官职与特进，已快过去一个半月了。

二月二十一日，赵汝愚正欲辞相，右正言李沐上殿，请罢其右相之职。他把各种扑朔迷离的谣言编织成一篇弹劾状，说汝愚“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太上圣体不康之际，欲行周公故事，倚虚声，植私党，以定策自居，专功自恣”。汝愚得知被劾，按例出浙江亭待罪，乞请罢政。当天经筵讲席上，皇帝问侍讲们：“谏官论及赵汝愚，你们认为怎么样？”多数人模棱两可，兵部侍郎章颖说：“人情危疑，国势未安，不能轻易进退大臣，望不允其去。”宁宗即命内侍宣押汝愚回都堂治政。李沐闻知，马上再进札子，要求皇帝“即赐明断，更不宣押”。

岁末年初以来，流言蜚语不胫而走，宁宗也颇有闻知：内禅前，赵汝愚说过“只立赵家一块肉便了”，言下之意立许国公赵抦也可以；沈有开在汝愚面前说过“嘉王出判福州，许国公出判明州，三军士庶准备拥戴赵相公”；太学传言“郎君不令”，即嘉王不理想，故而太学生上书请尊汝愚为伯父；而受鼎负龙的梦更被歪曲附会得活龙活现。将这些捕风捉影的谣传与赵彦逾出朝前的告发一联系，再经李沐劾状的煽动，宁宗对汝愚确实放心不下了。

当天晚上，宁宗命权直学士院郑湜起草罢相制词。次日，宣布了汝愚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福州。制词对汝愚的评价还是高的：“应变守文，兼有大臣之能事；善谋能断，独当天下之危机。”这些措词，或是宁宗的本意，他虽心存怀疑，还打算让他体面去位的。但韩党却以罢相制词一无贬词，罢逐了郑湜。两天以后，御史中丞谢深甫率殿中侍御史杨大法、监察御史刘德秀、刘三杰等合台上言，以为汝愚冒居相位，现既罢免，就不应再加书殿隆名，典守大藩，宜姑守职名奉祠，杜门省过。合台论劾是宋代御史台加强论劾分量的特殊方式，以期引起君主的重视。宁宗下诏依御史台所言，汝愚依旧观文殿大学士，改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至此，在韩、赵党争中，皇帝终于倒向了韩侂胄。尽管双方首领一方是外戚，一方是宗室，但这次政争并不具有外戚集团与宗室集团斗争的性质。韩侂胄及其党羽并不代表后族的利益，他们也只是借着汝愚宗室大臣的特殊身份，作为打击政敌的借口而已。但这一口实对皇帝的站队却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也许认为，汝愚作为同姓宰相、定策大臣，对皇位的威胁远比侂胄为大，何况还有那些无风不起浪的流言，能不令人起疑和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