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风雨——又一幕内禅闹剧



1. 人心惶惶的内禅前夕

宋孝宗由泄泻引起虚症，其后又是艾灸，又是丹剂，终于药石无效。太上皇病危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朝野，官民也把请愿推向高潮。四月十三日，侍从入对，仍然苦请皇帝朝北内。次日，太学生程肖说等移书大臣，责以辅政无方。在这以前，太学生们听说皇帝燕饮后宫，却拒绝问疾，便写了《拟行乐表》的游戏文章，有两句说：“周公欺我，愿焚《酒诰》于康衢；孔子空言，请束《孝经》于高阁”，辛辣讽刺了光宗无德不孝的行径。

听说学生也行动了，光宗允诺择日过宫。到了那天，宰相率百官入宫等候，太阳西斜，才传出了皇帝因病不出的通知。群臣深感又一次被愚弄了。侍从、馆职、学官纷纷上疏，自求罢黜，开始居家待罪，其他职事官采取相应行动的更多达百余人。尽管举朝请辞，如出一口，皇帝却下诏不许。与此同时，台谏官请求黜逐内侍陈源、杨舜卿、林亿年的章疏纷至沓来。

陈傅良建议以亲王、执政或宗室一人充重华宫使，专司探视病情、传达消息之职，未被议决。时隔一周，侍从请求入对，光宗拒不召见。宰执赴北内问疾，孝宗病重未能引见。鲠直的陈傅良忍无可忍，缴上了入仕以来的历任告敕，出城待罪。五月初七，太上皇病情恶化，宰相留正等分头祷祝天地、宗庙、社稷。次日，宰执留正等求见，侍从、台谏也随入殿廷，请皇帝过宫侍疾。光宗愤然拂衣而起，留正拉着皇帝的衣裾，一边随行，一边进谏。其他宰执和侍从、台谏也号泣着随至福宁殿门前，黄裳用笏板拦住光宗，请他过宫，罗点泣奏：“寿皇病势危重，现在不见上一面，后悔莫及！”内侍关上了沉重的殿门，群臣才不得不恸哭而退。

四天后光宗临朝，责备罗点说：“前几天，你们引裾论谏也罢了。为什么要擅入宫禁呢？”罗点援据三国时辛毗引裾力谏魏文帝的故事，说：“寿皇只有一子，唯恐陛下见之不速。”接着，留正率宰执们上待罪札子，对光宗说：“既然谏请不从，请把我们罢职。”光宗顿时恼羞成怒，命知门事韩侂胄传谕：“宰执都给我退出去！”于是，宰执们结队出城，在浙江亭待罪。没了宰相与副宰相，朝堂上群龙无首，倒是前所未见的局面。消息传入北内，太上皇忧心如焚，让嗣秀王伯圭传他谕旨：命宰执都回朝理事。谕旨传到后，有人指责韩侂胄昨天在误传皇帝诏谕。侂胄只得奏禀光宗：“昨天传旨命宰执出殿，他们都出了都门。请派内侍宣押回来。”见光宗未置可否，侂胄又说：“那请让我去宣押他们入城罢！”光宗这才同意。

五月十五日，又是一轮朝见的日子。这天，道路戒严，乘舆也准备停当。市民都夹道伫候，指望能见到出朝北内的车驾仪仗。然而，迁延到正午，仍不见踪影，侍卫的军士与旁观的民众都愤恨不平，谤讪不止，彻底被激怒了。又过了五天，宰相留正等前往问疾，孝宗已说不出话，好几次环顾左右，希望能见到儿子，却终于失望了。

起居舍人彭龟年已三次请对，皇帝就是不见。二十三日，他怀揣札子求见，传旨说改日引对。龟年下决心苦谏，便说：“我任史官而不能侍侧，有忠言而不能上达，只有叩首龙墀，表明心迹了。”说完便跪伏在自己的班位上，以额击地，久叩不止。鲜血从他的额头上渗出，渍红了甃甓与搢笏。光宗在后殿闻知此事，却依旧无动于衷。龟年是去年岁杪选为史官的，年初君臣相见时，光宗还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新任命后都不求对？这官，我可是待有学识的人才授与的哟！正想见你说说话呢！”那正是他的病情稳定期，今天却来个不理不睬。龟年见状，只得在殿下大声奏道：“陛下，情势危急呵！陛下为人所误，不纳忠言，我只能拜辞出朝了！”说完，取出札子，放在龙墀上，准备退出。

这时，光宗忽然传旨召见他，一见面便问：“一向知道你忠直，打算理会何事？”龟年道：“今日之事，没比过宫更大的了！”光宗嗫嚅道：“是要过去的。是要过去的。”龟年说：“在外廷与群臣说及这事，陛下并不龃龉，且约定日期。而一转过御屏，主意就两样了。这一定有人在贻误陛下。”光宗不由自主地点点头。龟年又说：“内外不通，祸乱不闻，实在令臣下痛心！”同知枢密院事余端礼也在一旁说：“叩额龙墀，曲致忠忱，臣子至此，岂是得已？”光宗瞥了一眼他的额头，答道：“知道了，总会去的。”但事后依旧闭宫不出。

次日，光宗同意黄裳、彭龟年奏请，让嘉王过宫问疾。王府都监王德谦意存阻挠，固请嘉王向皇帝复奏，嘉王斥退了他，径赴重华宫。来日无多的太上皇见到皇孙，略觉安慰。他知道：儿子就是受李凤娘的刺激才惊惧发病的，也是听信她的谗言才畏忌过宫的。想起内禅前夕黄洽的直言，如今人之将死，不仅黄洽见不到，连儿子都见不上一面，孝宗抚几长叹道：“悔不用黄洽之言。”眼泪便流了下来。打这天以后，他进入了弥留状态，但神志仍清楚，他悲愤地拒绝服药，自病重以来，儿子一次都没来看望过自己。

自太上皇病重消息一传开，由于光宗的表现，士庶军民的情绪都快爆炸了。如果说，此前是暗地愠怒，现在则勃然怒形于色；过去是私下啧言，如今已公然哄传于道。上自百官，次及士夫，继而六军，下至百姓，无不感慨怨嗟，愤然不平。而临安城里，居民慌乱，纷纷迁徙。住城内的移居乡村，居城郊的迁至旁郡。富家竞藏金银，物价为之疯长。甚至后宫妃嫔都打点细软送回娘家，应付可能发生的社会变乱。京城的风波经口耳相传，临安周边的州郡和戍军充斥了离奇的谣言。有人痛心疾首道：“这都是乱世亡国气象！”

当陈傅良号泣攀裾、彭龟年额血染墀进行苦谏之际，叶适责备留正：“皇帝显然有病，父子相见，应等病愈。你却不遍告群臣，听任臣子轻议君父，可取吗？”留正无可奈何道：“皇帝确实有病，却讳言有病。每天内朝听政如故，这就是病。不过，人臣绝没有自己对皇帝说‘你有病’的道理！”

南宋末年，有人这样评论过宫风波：

大抵当时执政，无承平诸公识，不能以上疾昭示天下，镇静浮言。而朝绅学士率多卖直钓名之人。

作为孝宗信托的辅政大臣，留正明知光宗病症所在，却始终听之任之，一筹莫展，这不仅是“无识”可以解释的，恐怕还掺杂着“有私”，即利用这一局面稳稳地独掌相权。

至于在过宫风波中的苦言直谏者，则应从当时的文化角度来衡估：他们是以那一时代的伦理规范去要求他们君主的，这种规范也是君主赖以治国平天下的准则，他们维护的是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其用心似乎无可厚非。对一个精神病者的苦谏，以今视昔，确乎无聊而滑稽。然而，症结在于：首先，在君主世袭制下，一个精神病者竟可以合理合法地君临天下；其次，在其君临天下时，臣民或只知其君而不知其病，或虽知其病而讳言其疾，把一出中国版的《皇帝的新衣》，从讽刺剧敷演为正剧。所有这些，深刻形象地揭露了君主专制的愚昧和荒唐。

六月九日凌晨，五更鼓刚打过，重华宫领班内侍关礼叩响了留正与赵汝愚私第的大门，送来了太上皇的讣闻。赵汝愚唯恐光宗疑不置信或闻变不朝，没有立刻申奏。直到上朝听政时，宰执才将申状呈上。群臣力请皇帝即刻过宫，光宗却起身入内，群臣相率拉着他的衣裾泣谏：“寿皇已崩，陛下应上辇一出。”随至福宁殿前，群臣不退，光宗哭着说：“这里不是你们去处。”说完急转身入内，衣裾为裂。其后，皇子嘉王好几次入宫泣请，光宗答应即赴北内，但直到日头西斜，仍闭门不出。看来，连太上皇丧礼都不能正常进行了。

这时，传来了太皇太后吴氏的御札，命宰执率百官赴重华宫发丧，听太上皇帝遗诰。遗诰命改重华宫为慈福宫，由太皇太后居住，在宫后为太上皇后谢氏建寿成皇后殿，以便皇帝省觐。吴氏自高宗去世后，一直住在北内，孝宗内禅，改北内为重华宫，将她的居殿改称慈福宫，实际上仍住在一宫之内。现改重华为慈福，不过将原一宫两名并为一名而已。吴氏已80岁了，头脑还很清楚。

以后几天，任凭宰相群臣一再奏请，光宗就是稳居深宫，拒绝往行丧礼。六月十三日大殓，嘉王入宫请父皇主丧。光宗敷衍说：“一等病好，就过宫行礼。”鉴于光宗不出，无人主丧，留正、赵汝愚对太子少傅吴琚说：“大丧不能无主，祝文宣读时应自称‘孝子嗣皇帝’，宰执不敢代读。太皇太后是寿皇之母，应请她听政，暂主丧事。”他们准备在太皇太后垂帘后正式建请立嘉王为皇太子。这样，一来“命出帘帏之间，事行庙堂之上”，名正言顺；二来往后的局面也容易应付些。

吴琚是太皇太后的亲侄，他传达到这一建议，却提醒吴氏道：“后戚不应与闻大计。”于是，太皇太后拒绝了垂帘，只同意代行祭奠礼，同时颁旨说：“皇帝有疾，可就在南内成服。”实际上，皇帝并未服丧。他起居服饰，一如平时，虽临父丧，浑如他事，不仅如此，还照常宴饮，传唤俳优；但出于疑忌畏惧的病态心理，怕有人暗算，便“亲挟弧矢，欲以自防”。内心深处，他认定太上皇之死妄不可信，说不定是算计自己的圈套。

七月三日，太上皇大祥。两天后，百官例应释服。但群臣认为：大丧以后，皇帝从未到灵前临哭成礼，尽废纲常，不成国家，都憋了口气，不肯释服。向金国告哀的使节也已派出，对方不久就会派来吊祭使，按礼应在大行皇帝梓宫的素帷前接受皇帝引见，如果皇帝仍固执不出，岂非见侮于来使，示乱于敌国？皇帝为国之君，为人之子，既不临丧，又不视敛，既不举哀，又不成服，满朝上下的愤慨，众口一词地不满。情绪是会传染的，三军的怨谤，百姓的骇愕，群情激愤到了极点。

成服这夜，白气贯天，占书认为主兵象。于是，谣言蜂起，越传越离谱：有的说某将就要开拔，有的说某辈正在聚哭；一会儿传朝官有潜逃的，一会儿传近幸藏重器的。宫中则谣传：寿皇今春召见过一个疯道僧，他开口就说：“今年六月，好大雪啊！”有个内侍嗤笑他疯癫，他睨了一眼道：“你浑身是雪，还笑我狂？”这不，孝宗死在六月，朝堂宫禁不都披缟着素了吗？民间也传说：早有算命的认为，孝宗圣节称重华，光宗圣节称重明，不是好兆头，“重”字拆开，只有二千日；这不，太上皇从内禅到大行，不正合其数吗？

庙堂的体面，朝野的怨愤，都不容许继续大丧无主的局面。否则，确有可能出现臣下一再警告过的局面：“设或一夫鼓倡，指目问罪，大义所迫，千百从之，顷刻之间，人心瓦解，覆亡祸变，倏在目前。”这种祸起萧墙已在酝酿中：京口诸军跃跃欲动，襄阳士人陈应详准备了数千条缟巾，联络好兵民，拟代皇帝为太上执丧，后因绍熙内禅的诏书颁到才偃旗息鼓，最终指控谋逆而遭诛杀。

2. 绍熙内禅

皇帝不执丧，有人私下问叶适：“今当如何？”叶适回答：“这样就是独夫了。”大殓后五天，他对留正说：“嘉王已经成年，如能预建储君，参决朝政，天下的疑忧流言就会消释。”关于嘉王参决朝政的建议，早在上年留正出城待罪前，左司郎中徐谊就向留正提出过，却没被采纳。如今，留正认为嘉王立为皇太子监国还是可取的：让皇帝退居深宫三年，由皇太子权监军国事，如终丧后，光宗不打算退位，就可以复辟；如果同意内禅，太子便可名正言顺地登位。而他也可以进退有据，无论新君还是旧主，都不至于影响自己的相位。

于是，这天内朝时，留正上道札子说：“近日中外人情不安，兴讹造谤，无所不有。没有比立国本更重要的了。皇子嘉王应早正储位，安定人心。”同时附一封上书，是草泽布衣建请立储的，呈上取旨。光宗看了上书，脸色陡变道：“储位不能预建，一建就会取代我。我只想让你知道：这建议是谬妄的！”

又过了六天，留正再请建储，光宗批：“甚好。”次日，宰执们拟就了立太子的指挥，光宗御笔批道：“依付学士院降诏。”按惯例，这晚就交翰林学士院起草立储诏书。不料留正当晚又收到另一封御札，见上书八字：“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留正疑惑费解：白天的御批明明同意立皇太子，晚上的御札却说“退闲”，究竟以何为准呢？学士院立储草制也只能中止了。

留正继而惊恐起来。他想起仕途未显前为预卜流年，算过一卦，说自己年至甲寅有“兔伏草、鸡自焚”的凶象。当时不知所云，现在一切可解：今年恰是甲寅年，皇帝卯年所生，属兔，意欲“退闲”，隐含“伏草”；而自己酉年所生，属鸡，“自焚”之象，难道要应验在自己身上吗？他于是“深以为忧”。

第二天上朝，留正没把八字御批告诉其他宰执，经赵汝愚诘问，才不得不说明其内容。宰执们只得再拟立储奏札送呈，御批道：“可只今施行。”究竟施行立储还是禅让，批语含混不清，又不下旨送学士院，宰执们不知如何处理好。留正神不守舍，上下殿阶时扭伤了脚脖子，更自认为不祥之兆，向皇帝力请罢相而没有获准。

大祥前三天，宰执们再次上奏，以为立储之事不能再延宕不决，请面奉圣旨以便执行。当晚，光宗批出宰执奏札，封题有异于往日。当着其他执政，留正不肯启封，交给了内降房。次日，在赵汝愚催促下，留正打开封套，看到牍尾御批的十六字，顿时忧形于色。他听说汝愚拟以内禅事奏请太皇太后，便对汝愚道：“建储诏命还没下，就急忙着手内禅，情理未安。今后两宫父子之间，会有难以相处的麻烦事儿。”两人的意见不一致，促使留正拿定了逃归之计。大祥前一天，留正上朝时佯仆倒地，借机归第。次日大祥，留正在五更时分上表乞请致仕，表文最后请求光宗“速回圣意，追悟前非，渐收人心，庶保国诈”，也不管皇帝是否同意，乘上肩舆逃遁出城了。

宰相在紧急关头撒手脱逃，消息顿时传遍了京城，朝臣都民听了无不大为惊骇。嘉王向兼任王府直讲的彭龟年谈起了中外人心汹汹的情况，龟年认为：建储才可以安定人心，但必须奏禀太皇太后才可以着手。嘉王是不太有主见的人，他倒并非急着做皇太子，而是相信彭直讲不会错的，便让王府都监王德谦去慈福宫奏明太皇太后，德谦不敢卷入其间，催督再三后才去，但也没下文。

最近十天来，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内心十分矛盾。他少有大志，常说：“大丈夫能在汗青上留一页纸，才不负这一生。”他以范仲淹、韩琦、司马光自期，打算竭尽所能，力挽时局。但他也有难处，作为太宗之子元佐的七世孙，出任同知枢密院事时，台谏劾以不合祖宗故事，由于太上皇干预，这场风波才告平息。作为宗室执政第一人，行事更须步步审慎，如履薄冰。他初入枢府，光宗便召幸臣姜特立入朝，诏命经过枢密院，他心知其非，却没有奏止。一来，惟恐谏奏无效，皇帝会让他与留正那样待罪去位，为人所笑；二来，他入枢不久便“天下属望”，也企望借此平台做番事业。在谏与不谏姜特立上，他与留正是各怀私心的。

在孝宗病危、光宗不出的那段日子里，他也忧心如焚。一个叫游仲鸿的粮料院干办，向他上书坦陈大计，喻他为伊尹、周公、霍光，他骇恐地将来函烧毁，没有作答。不久，游仲鸿又驰函责备他：“大臣事君之道，只要有利社稷，就应不惜生死。你既不死，何不去位？”汝愚认为他说得对，但仍不复函，何况现在也非去位之时。但要力挽狂澜于既倒，势必涉及敏感的皇位继承，身为宗室大臣介入其间，瓜田李下，无疑诸多不便，故而一直犹豫不决。

这天，左司郎中徐谊对他忠告：“自古人臣，为忠则忠，为奸则奸。忠奸间杂而能成大事的，从未有过。你内心忧虑政局，外表却作壁上观，这不是缠夹吗？社稷存亡，在此一举啊！”汝愚听后大为震动，他毕竟是有担当、做大事的人，便征询其意见，徐谊说：“这是大事，非有太皇太后之命不可！”但宫闱深重，怎样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并进而说服她同意内禅计划呢？

大祥前一天，工部尚书赵彦逾与汝愚作别，这位侍从也是宗室出身，将以山陵使的身份去绍兴府勘定孝宗的陵地。言及国事，相对太息。彦逾道：“近事危急如此，知院是同姓之卿，岂能坐视？应该考虑个对策。”汝愚沉默了一会，他不打算立即透底，便说：“今有何策？事情急了，持刀去朝天门，大叫几声，自己剐杀罢了！”彦逾不以为然：“与其这样死，还不如换个死法。听说皇帝有御笔八字，有这事吗？”汝愚说：“留丞相叮嘱再三，不要向外说这事，现在情势危急，与尚书说也不妨。”彦逾道：“既然有御笔，何不就立嘉王？”讲读官沈有开在一旁说：“外间传嘉王出判福州，许国公判明州。还听说三军士庶都推戴相公主持这件大事。”汝愚吃惊道：“日前有立储之请，尚且担心皇帝不高兴。这内禅事谁敢承当？还要看慈福、寿成两宫之意如何？”彦逾说：“留丞相以足病求去，上天付这一段事业给知院，岂可迟疑不决？”被说得有点忘情，汝愚脱口而出：“是啊！几天前梦见孝宗授我汤鼎，背负白龙升天。”彦逾建议：“襢祭将近，正可着手。”汝愚却认为：“这是大事，恐怕不宜仓卒。也须择一好日子。”说着，拿出宫历来，见襢祭那天正是甲子吉日。彦逾说：“帝王即位，就是好日子。何况宫历又说是吉日，有什么可迟疑的？事不宜迟，应立即做去！”

取得宫禁卫队的支持，从来是专权帝制下政变的关键。他们决定派中郎将范仲壬立即去做殿帅郭杲的工作。汝愚知道彦逾与郭杲过从亲密，故意问道：“假如郭杲不同意，怎么办？”彦逾说：“那我就亲自去，明天给你回复。”汝愚道：“这大事已出口，岂能等明天？”

仲壬见到郭杲，说以时势艰危，动以人臣忠义，他都不开腔，不得已屏去左右，透出枢府之意，他仍不答话。仲壬只得折回复命。汝愚感到棘手，彦逾自告奋勇去试试。彦逾走后，汝愚坐立不安，在屏障后坐等回音。

彦逾一见郭杲便问：“现在，外议汹汹，太尉知道吗？”

回答说：“是的。不过有什么法子呢？”

彦逾把密谋内禅的计划托出，说：“我与枢密只能谋划罢了，太尉是国家虎臣，这事的成败全在太尉身上。”

郭杲仍不表态，彦逾沉下脸说：“太尉担心的是你百口之家吧！我今天竭诚相告，太尉却一味不答理。枢府问起，我何以为复呢？莫非太尉另有所谋！”

郭杲这才矍然而起，说：“敢不效命？请致意枢密，领钧旨。”

卫队这一头搞定以后，汝愚即致函留正，告诉他措置略定，望能稍留勿去，但留正在第二天，即太上皇大祥当日，还是出城逃走了。在发出给留正的函简后，汝愚着手北内太皇太后这头的工作，没有她最后支持，整个内禅就名不正言不顺。

叶适和徐谊向汝愚引荐了知门事蔡必胜，他与徐谊既是同乡又兼好友，与知门事韩侂胄是同僚。侂胄是北宋名臣韩琦的曾孙，他的母亲是太皇太后吴氏的亲妹妹，他的妻子则是太皇太后的侄女，由于与慈福宫太后的双层亲戚关系，故而和慈福宫内侍头儿张宗尹关系颇密切。汝愚通过蔡必胜找来侂胄，让他寻机会打通太皇太后的关节，侂胄慨然应允：“我世受国恩，情同肺腑，愿意效力。”

然而，按宋代宫廷规制，侂胄也不能随便见太皇太后，他便找张宗尹说：“事到如今，我辈也死到临头了。”宗尹问：“现在该怎么办？”侂胄告以内禅之谋说：“必须太皇太后主张才可行。”

太皇太后为人素来简严，听了宗尹转达，即面斥他说：“这事难道可以轻易说的？”只让他传谕汝愚“要耐烦”。汝愚闻报，揣度让他耐烦，就是没把门堵死，命侂胄次日再去慈福宫。侂胄以为希望不大，汝愚关照：“你可先谢宣谕，再提内禅建议。”

大祥次日，侂胄找到了张宗尹，让他再试一次。宗尹随即出来告诉他，太皇太后今天感冒不出。眼见希望渺茫，侂胄独自在宫门前逡巡不决，恰被重华宫原领班内侍关礼撞见，问他为何欲进还退。侂胄犹豫地不想把内情相告，关礼不快道：“自是一家，何必吞吞吐吐！”说着指天立誓，决不泄漏消息。侂胄这才说了赵汝愚的内禅计划，关礼一听就说：“你稍等候，我就去奏知。”说完，径自入内。

关礼一见太皇太后，就哭泣不止。太皇太后诧异道：“你有何苦？”关礼说：“小臣无事，天下可忧啊！”吴氏蹙眉不语。关礼接着说：“自古圣人读书万卷，可有曾见到像现在这样的局面而能保证不乱的吗？”

听了他简单陈述，太皇太后说：“这事不是你该知道的。”关礼说：“这事人人都知道：现在，留丞相已经出朝，依赖的只有赵知院等二三执政。赵知院早晚也会去的，天下靠谁呢？”说着声泪俱下。吴氏吃惊地问道：“知院，与国同姓，事体与他人不同，也要去朝吗？”关礼回答说：“知院之所以还没去，不只是同姓缘故，还因为太皇太后可以依恃啊！现在，定了大计而未能得到太皇太后的同意，计无所出，也不得不去。如他一去，天下不知会怎样了。”吴氏道：“事情该怎么办好？”关礼进劝说：“今天，赵知院命侂胄奏知内禅事，望太皇太后三思，早定大计。”吴氏忙问：“侂胄在哪里？”“他在宫外等太皇太后谕旨。”

太皇太后答应明天一早在梓宫前垂帘引执政面对，她对关礼说：“我前日也听吴琚说来。你去传谕侂胄：若事顺须是教做好，更须仔细。”夕阳西沉时，汝愚终于等来了回音。

促成吴氏做出决断的，还有吴琚的作用。吴琚在与孝宗、光宗父子的关系上处理得十分得体，孝宗称之“哥”，光宗称之“舅”。过宫风波时，吴琚不主张谏者顷朝、谤者盈市的局势蔓延扩大，上密奏给太上皇说：“臣僚劝请，反涉形迹。殊不知三宫声问络绎，岂在乎一月四朝方为尽礼？如欲相见，可自招皇帝前来。请将这奏誊抄降付给留正等。”其见解通达，措施中肯，太上皇后来屡颁“不宜过宫”的诏敕，或即听从他的建议。但他守口如瓶，从未张扬。在走韩侂胄门路的同时，赵汝愚通过徐谊让吴琚再去劝说太皇太后。谨慎的吴琚当面没答应说项，转身却求见太皇太后说：“以目前情势看，不如早决大计，以安人心。但垂帘之事，只可暂行，久了则不好。”太皇太后说：“这也是我的想法。”故而关礼来奏时，她已主意在胸了。

宫内宫外忙开了拥立新君的准备工作。赵汝愚先将事情经过告知了参知政事陈骙与同知枢密院事余端礼，再把太皇太后的谕旨传达给殿帅郭杲和步帅阎仲，让他们连夜分兵守卫南内与北内。嘉王正有病告假，汝愚给王府直讲彭龟年以一函短柬知会他：明日襢祭大事，嘉王不能不到。龟年自然心领神会。关礼则让姻亲门宣赞舍人傅昌朝连夜赶制黄袍。

襢祭是百官除丧服的日子。嘉王赵扩由彭龟年陪同，在军队护卫下，首先来到北内。许国公赵抦也来了。嘉王早听说自己有可能位登九五，自太上皇孝宗内禅不久，宫禁之间就传出将来由他继统的说法，这早是公开的秘密。宋代有一种习俗，皇太子一旦在大内即位，市民可以进入他的潜邸，见到什么都可以取归己有，当时称为“扫阁”。今晨出发前，许国公对扫阁已做预备，以免损失太多。

赵汝愚与执政从政事堂来到北内，率群臣在太上皇梓宫前班列就位。不久，太皇太后垂帘，命召执政们奏事。汝愚奉上传国玺函，太皇太后命身边内侍取来传国玺，并对汝愚说：“国玺早已放在妥善之处了。”原来，汝愚预先命殿帅郭杲率300名卫士赴南内请取传国玺，掌玺内侍羊骃、刘庆祖私议道：“这玺如给郭杲，万一他所授非人，则大势去矣。况且外间议论纷纷，说只要赵家一块肉便可做皇帝，这玺更不可轻授。”两人便取出玺印，将玺函封弥严实交郭杲送往政事堂，自己却捧着国玺抄近路直奔慈福宫。汝愚这才知道自己拿到的竟是空玺函，惶恐称贺，再拜帘前。

接着，汝愚奏道：“皇帝因病，只今不能执丧。臣等屡上札请立皇子嘉王为皇太子，皇帝御批：甚好；继而又批道：历事岁久，念欲退闲。请太皇太后处分。”太皇太后说：“皇帝既有成命，相公自当奉行。”汝愚等奏道：“事关重大，将布于天下，书之史册，须降一指挥方可。”吴氏说：“好。”汝愚从袖中取出草拟的指挥送上，太皇太后阅后说：“很好。”

汝愚等再拜奏道：“今后有拟奏事情，自应请嗣君处分。但恐两宫父子间有难以调处的地方，还须烦太皇太后主张。”吴氏点了点头。汝愚等又说：“上皇病还没有平愈，骤闻此事，不会没有惊疑，请让入内内侍省都知杨舜卿提举上皇宫事，以任其责。”吴氏便召舜卿至帘前面谕。

然后，太皇太后命赵汝愚宣布诏旨：“皇帝以疾至今未能执丧，曾有御笔，‘自欲退闲’。皇子嘉王扩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移御泰安宫。”

关礼、张宗尹扶掖着嘉王入帘内，只见他泪流满面，退避不已。太皇太后也放声恸哭，泣不成声。稍停，她对许国公说：“外间议论都说立你，我考虑万事应该从长。嘉王比你年长，且教他做，他做了，你再做。自有祖宗例。”许国公怏怏不乐。嘉王听了则惊惶欲走，被侂胄扶持住，便连声喊道：“告大妈妈，臣做不得，做不得！”

太皇太后命取出黄袍，说：“我来给他穿上！”嘉王拽着侂胄的胳膊，绕着殿柱逃避不止。太皇太后大声喝令他站定，数说道：“我见你公公，又见你大爹爹，见你爷，今天却见你这模样！”说着，眼泪又不住地流了下来。她称得上是一部南宋史的见证人了，高宗、孝宗、光宗做皇帝，她都看在眼里，没想到皇位危机竟折腾到这步田地。侂胄在一旁也以天命相劝。嘉王见太皇太后发怒，知道她主意坚决，无可违逆，只得披上黄袍，机械地拜个不停，嘴里仍喃喃道：“做不得，做不得！”

侂胄与关礼、张宗尹夹扶着嘉王走到素幄前，传太皇太后谕旨，让汝愚等劝请。嘉王仍自言自语道：“我无罪。恐负不孝之名。”汝愚说：“天子应以安社稷、定国家为孝。现在中外人人忧乱，万一有变，将置太上皇何地？还称得上孝吗？”

众人扶着嘉王在御座上就座，他却边哭泣，边退避。同知枢密院事余端礼说：“太上有疾，大丧无主，国家安危在瞬息之间。太皇太后不是为陛下考虑，而是为太上皇帝，为祖宗社稷考虑。现在再坚持退让，不念宗社大计，才是守匹夫小节，昧天子大孝啊！”嘉王这才收起双泪，侧身就御座之半。

汝愚已率百官跪拜了下去，嘉王从御座上又站了起来。汝愚命殿帅郭杲、步帅阎仲等先出侍卫。内侍引导着新君到太皇太后帘前行谢礼，接着到孝宗梓宫前行襢礼，祭奠哭泣。礼毕，嗣皇帝衰服来到重华殿东庑素帷前，御史台与门官早就集百官立班等候朝见新君，他就是宋宁宗。

一场老皇帝缺席、新皇帝勉强登位的内禅礼终于收场了。高、孝、光、宁四朝，内禅倒有三次，历史似乎一再重复。然而，比起当年绍兴、淳熙两朝内禅来，绍熙内禅从策划到行礼都是在人心惶惶中进行的，实际上仅仅是迫不得已情势下的皇位更代。这一事件是一种象征，意味着从此以后，南宋王朝连淳熙内禅时那种表面的人君之德和升平之象都难以为继了。只有嘉王府被都民扫阁一空，算是为绍熙内禅添上了一个闹哄哄的尾声。

3. 疯皇的晚年

宋宁宗在北内登位，南内的光宗还蒙在鼓里。直到杨舜卿奉命前来提举泰安宫时，才告诉他：“新皇帝是官家的儿子做了！”第二天，宁宗在韩侂胄引导下前来问候起居，光宗正躺着，过了好一会才问：“是谁？”

侂胄代答道：“嗣皇帝。”

光宗直愣愣盯着他看，问道：“是我儿吗？”接着又问：“你是谁？”

回答说：“知门事韩侂胄。”

光宗便侧转身子面里睡去，再也不答理谁。他的精神病又复发了。

即位第三天，宁宗下诏：五日一朝泰安宫，百官每月两朝。首次朝见泰安宫的前一天，宁宗上奏光宗，说明日将率百官前来恭谢。第二天，光宗把寝殿大门关得紧腾腾的，让儿子吃了个闭门羹。宁宗只能呈上问安表笺，率百官回去了。五日一朝之礼，便始终不能举行。光宗彻底疯了，他拒绝见儿子，不愿意听到自己被称为太上皇。虽然当年他也曾迫不及待地巴望父皇禅位给自己，自己却不情愿这么早就让位给儿子。他坚决不愿意迁出南内，这里可是皇帝的居所！

这样一来，宫殿的安排便有了问题。宁宗原打算另建泰安宫，一俟竣工，就让光宗迁入，自己好入居南内。泰安宫址初选在秘书省，后决定由李皇后的外第改建。没奈何光宗僵持着不肯搬，中书舍人彭龟年对宁宗说：“太上皇有疾未愈，不如且让他们南内养病。寿皇梓宫在殡，陛下暂在丧次听政，也符合礼的规定。陛下居狭处，太上居宽处，天下之人也会体谅陛下之心。”于是，即位当月，宁宗下诏说：“秋暑，太上皇帝未须移御，即以寝殿为泰安宫。”另建泰安宫的工程暂停了，就改南内的福宁殿为泰安宫，让光宗居住。

其后，宁宗曾多次往朝泰安宫，光宗都不见如故。他虽一再见到宁宗请朝的表奏，却来个“求之愈切，阂之愈固”。彷徨无策，宁宗只得开始经营南内，以便自己迁入，父子可以相见。泰安宫后来改称寿康宫，透露出太上皇病情始终未见好转的消息。绍熙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宁宗从北内迁入南内，不再做太上皇迁出的努力。但光宗仍拒见儿子。

他的病情似乎更重了。常呆呆想着过去的是非得失，有时他会怒目诟骂自己，有时则失声痛哭不已。这时，李凤娘总以杯中物来宽慰他。她唯恐触动光宗的神经，不仅自己，还叮咛左右的内侍、宫嫔，既不要让他听到太上皇的称呼，也不要让他听到内禅的说法。

这年冬天，宁宗初郊礼成，向慈福宫太皇太后恭谢回銮，御乐声沸沸扬扬地传了过来。光宗对御乐还有记忆的，便问什么事。李凤娘诳他道：“市井上有喜庆事吧！”光宗顿时大怒：“你竟骗我到这地步吗？”说着抡臂打了过去，把李凤娘抡倒在门框上。

从这以后，光宗经常神情恍惚，疯疯癫癫地在宫禁里跑来跑去，宫女与内侍都怕撞见他，私下里叫他疯皇。庆元四年（1198）九月，他的病情一度减轻，宁宗准备为他上寿。但他的忿怒之情并未稍减，不能原谅儿子取而代之，上寿仍未成功。次年初秋，离生日还有12天，光宗终于同意宁宗来为他进香上寿，近在咫尺宫闱之内的父子，已整整五年没有见面了。这也是父子俩最后的晤对，生日那天他们还是没能相见，应是光宗的病又犯了。

李凤娘还那么迷信方术。听算命的说她将有厄难，便在大内僻静处辟了一间精室，独自居住，道妆而事佛，终于在那里生了病。由于她平日为人，大概也不会有人前来照拂她。庆元六年六月，宁宗知道她命在旦夕，颁布了大赦诏书，借以表白孝道。次日，她孤寂地死在精室里。长御为她取皇后礼服，管钥匙的人怨恨她悍狠，不愿打开久闭不启的中宫殿门，责问道：“凭谁之命给她这皇后穿的袆翟？”袆翟没取到，按礼也该将尸体抬回原皇后中宫去治丧，只得找人用席子裹着抬回去。半路上，听人喊：“疯皇来了！”抬的人丢下尸体作鸟兽散。过了好会儿，才知是讹传，烈日骄阳已把尸体晒出了恶臭。治丧时，宫人们只能杂置鲍鱼，燃起数十饼莲香，淆乱难闻的臭味。

两个月后，疯皇也病危了，宁宗仍颁大赦诏书。八月七日，光宗去世，终年54岁。

王夫之在《宋论》里认为：“光宗之视晋惠帝，差辨菽麦耳”；“人君之忍绝其心，公为不孝，以对天下而无怍者，唯光宗独耳！”所论都是绍熙后期情况，考虑到他的精神病症，对其个人作谴责性评判就失去意义了，因为他本人已丧失责任能力，来为自己行为与这段历史负责了。这样，对光宗后期“政治日昏”的历史责任，便不能不追溯到世袭的君主制上。正是这一制度使一个精神病患者能久踞皇位、君临天下而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一制度的非理性于此可见！

这一局面的出现，孝宗自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禅位以前，他在了解光宗、察制李氏、选择辅臣上都有明显失误。他显然高估光宗“英武类己”的那一面，对其“昏懦”“愚顽”的另一面却视而不见，也绝无可能采取王夫之指出的在宗室近支中另立贤君的“变而能通”的做法。于是，不仅自食其果，而且使乾淳之业在短短数年间急遽衰败。由此可见，专制政体下独裁者个人决断的失误，往往会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不可低估的重大影响。这一政体的非理性也于此可见！

绍熙之政的衰微还表现在光宗祔庙后的配享大臣上。光宗朝共有三位宰相。葛邲为相仅十月，政绩平平，但光宗祔庙时，周、留二相名入庆元党籍，于是他就被拉来权充配享大臣。庆元党禁驰解以后，周必大之子请以其父配享光宗，必大虽号贤相，但为相仅三月，即被光宗罢去，实在不足以入享光宗庙廷。约略同时，留正之子也为其父争取配享的殊荣，最大理由就是留正任相与光宗在位相始终。但绍熙之政仅仅五年就落到不堪收拾的地步，多年独相的留正确实“咎不能逃”，更何况“去国于危难之际”。当时的公论立即否定了这一请求。于是，便只能让一无作为的葛邲继续独占配享的殊荣，构成对绍熙之政莫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