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风雨——绍熙初政



1. 求言用谏过场戏

宋孝宗算是南宋最有作为的君主，但晚年政事也颇有因循苟且处。朱熹在淳熙末年曾有过比喻：“今天下之势，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他论淳熙后期君相道：“如今是大承气症，却下四君子汤，虽不为害，恐无益于病。”朱熹说得有点严重，大承气症状是中热内结，神志昏眩；但每个朝代步入后期的“王朝病”，确已渐露先兆。光宗即位，究竟是使天下之势恢复孝宗前期的那种活力与希望，还是坐视王朝病日趋严重？他面临的无疑是颇为关键的时机。

即位当年，光宗仍用淳熙纪年，次年改元绍熙。宋代年号多寓用意，往往可视为纪元时期的施政大纲。光宗志在继承孝宗的淳熙之政，即所谓“将绍淳熙之政”，故以绍熙为年号。绍熙元年（1190）初，诏书称“寿皇圣帝临御岁久，典章法度粲若日星”，“当遵而行之，仰称付托之意”，也表明这点。至于翰林学士草拟改元制词时说，“合绍兴、淳熙为义”，似非光宗本意。光宗在位仅五年余，若以次年十一月他惊悸致疾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史书称其前期“绍熙初政，宜若可取”，是否如此呢？

即位大礼的余波持续了好几天：大赦天下，率群臣朝重华宫上尊号册宝，册立皇后，尊高宗皇后吴氏为寿圣皇太后，遣使赴金告知即位，等等。即位十天后，光宗在求言方面三天之内连下了三道诏书。第一道诏书颁给内外臣僚的，让他们上陈时政阙失。这原是新君即位后的应景事，臣僚上言也往往虚应故事，滥歌圣德。也许为强调诚意，诏书特别声明：“四方献歌颂者勿受。”次日，光宗又给离任的宰执和侍从各送去一封诏书，向他们咨访得失。第三天，他下诏两省官，指示他们阅选内外封事与奏章，将其中重要而切实的报送上来。大概感到仅此三道诏书还不能让天下臣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十余天后，他又下诏职事官轮对，迫使臣僚们逐日挨个发言。内外百官做出了响应。光宗引见臣下，阅读封事，也似乎忙乎起来。

军器少监刘光祖上了《两朝圣范》札子，把北宋太祖、太宗两朝关系到国家宏图、天下大计的事迹条分缕析为十类，呈给光宗作为创业守成的典范。这封万言札给光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刘光祖是可用之才。

在进对的群臣中，黄裳论中兴规模也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他着重从行都、吏治、重镇三方面论述中兴规模与守成不同。光宗是欣赏黄裳的，不久便让他做自己儿子的老师，升任嘉王府翊善。

这时，边臣来报，金使入界，但使名不合外交礼节，左补阙薛叔似奏道：“自从寿皇以匹敌之礼对待金国，金人常有南窥之心。现在使名不正而遽使入境，只能让敌人轻侮。谋国者不能过分畏敌。”对恢复之业，光宗也不是绝无考虑，听罢奋然接纳了这一建议。

不论在朝在外，还是致仕官员，也不论召对，还是上疏，光宗都让他们各尽所言，自己则“不倦听纳”。罗点使金回朝，光宗尤其郑重地对他说：“你原是东宫旧僚，更和他人不同，有所欲言，毋惮启告。”这位昔日的太子侍讲趁机进言：“君子得志常少。因为君子志在天下国家，行必直道，言必正论，不忤人主，则忤贵幸，不忤当路，则忤时俗。反之，小人得志常多。明主应该念君子之难进，尽可能支持保护他们；念小人之难退，尽可能洞察提防他们。”

即位求言的当年夏秋之际，光宗还下诏侍从各言时政得失。绍熙二年二月，惊雷大雪交作，他以阴阳失时再令侍从、台谏、两省官、卿监、郎官、馆职各陈时政阙失。这年五月，他下诏宣布：今后将随时宣召侍从、经筵、翰苑官，“庶广咨询，以补治道”。接二连三的求言诏令与即位之初的求言之举，似乎表明皇帝不仅是一位经常不断地征询意见者，而且是耐心倾听真话的聆听者。不过，对光宗的求言决不能估价过高。他似乎没有也不想把各抒己见的臣下进言统一起来，抓住亟须解决的关键，制订切实有效的措施，付诸雷厉风行的行动。绍熙二年三月，卫泾的应诏上书对绍熙初政的求言做了形象而具体的描写：

陛下每于臣僚奏对，言虽讦直，必务优容，可谓有容受之量。然受言之名甚美，用言之效蔑闻。毋乃听言虽广，诚意不加，始悦而终违，面从而心拒。轩陛之前，应和酬酢，密若契于渊宸。进对之臣，亦自以为得上意。退朝之暇，寂不见于施行，盖有宣泄于小人而遂罹中伤者矣！

说到底，光宗还是把初政求言当作门面文章，不仅臣僚上言不见诸施行，反而向内廷小人宣泄不满以至上言者遭到中伤。

宋人总爱自夸“好言纳谏，自是宋家家法”；两宋君主也无不以“崇奖台谏”“不罪言者”相标榜。绍熙初政的上言者也不乏建请纳谏的。对于纳谏，光宗先后做了两件事，一是即位次月将左补阙薛叔似、右拾遗许及之改任他官，废罢了一年前增设的补阙、拾遗官。宋代台谏官的建制大体沿袭唐制，只是把谏官中补阙、拾遗改为司谏、正言。孝宗晚年，有感于宋代谏官往往分任御史之职，为恢复“谏官专是规正人主，不事抨弹”的“古人设官之意”，在司谏、正言之外再设左、右补阙和拾遗。御史中丞谢谔认为拾遗、补阙不能废罢，光宗坚执己见。两官之废无异于向人们表明：皇帝内心并不希望把言事重点放在规正人主的阙失上。自此以后，进言的近臣果然大为减少。

光宗做的第二件事是重颁御史弹奏格。早在淳熙四年（1177），孝宗曾向御史台与中央、地方各官署颁行《御史台弹奏格》，分门别类共305条，作为台谏弹奏的依据和臣僚恪守的准则。绍熙元年三月，御史刘光祖搞了个20条的摘编本，内容“关于中外臣僚、握兵将帅、后戚内侍与夫礼乐讹杂、风俗奢僭之事”，光宗“付下报行，令知谨恪”。此举目的在于加强台谏官对臣僚士庶的纠弹，而绝非规箴人主之失。两件事情用意是一致的。

自然，用谏的表面文章还必须做的。淳熙十六年二月，光宗命中书舍人罗点举荐可任台谏的人选，供他亲擢。侍从荐举、君主亲擢是宋代选任台谏的一般程序。然而，光宗对罗点推荐叶适、郑湜等人选并不满意，认为他们都与周必大气类相似。即位以来，左相周必大与右相留正议论素不相合，光宗是知道的。他清楚记得即位那天，必大哽咽着对孝宗说：“盛典重见，但今后不能日侍天颜了。”孝宗也泫然道：“只赖卿等协赞新君。”也许，光宗认为父皇让他“协赞”，是对自己的不放心，故而对这位旧相颇怀忌惮之心。这种忌惮之心也许还能追溯到他以皇太子身份参决朝政期间，与宰相周必大的关系。这也难怪他对罗点的名单横挑鼻子竖挑眼了。

周必大虽在内禅时已有去意，但两月来却不见有辞相动作。于是，光宗把左谏议大夫谢谔迁为御史中丞，让兵部侍郎何澹当了谏议大夫。何澹与必大的关系原来不错，但在必大任相期间，做了两年国子司业仍未迁升，便怏怏不快。留正迁右相后，建议升他为国子祭酒。他感恩在心，出任谏长后所上第一疏就力攻周必大，列举其不公不平不正的十大罪状，请即赐罢斥。在何澹累疏力攻下，必大上状辞位，称“右相贤德，中外同瞻”，字面上推重右相，字面外却向皇帝暗示何澹党附留正。五月，周必大罢相，出判潭州（今湖南长沙）。

何澹论罢必大，是对留正的回报，在其后四年里，留正独居相位。这种局面正是光宗本意所在，这有他的言行为证：其一，留正独相之初，曾故作姿态请复命新相，光宗对他说：“古来多任一相，现在正以此期望你，你应了解朕的心意。”其二，光宗与留正君相对谢谔不劾必大深感不满，不久便将其撤职，让何澹取而代之，当了御史中丞。周必大就是朱熹批评的对大承气症下四君子汤的淳熙名相，他的罢相表明：光宗连这样下四君子汤的辅相都不能用，更遑论其他了。

罗点推荐与周必大意趣相类的人选，光宗自然不打算选用。仅就帝王术而言，光宗也比其父差远了。孝宗之时，“前相既去，后相既拜，却除前相进拟台谏，后相虽有进拟，虑其立党不除”；光宗却反其道而行之，此举开南宋后期“一相去台谏以党去，一相拜台谏以党进”的先例。其初衷虽也旨在宣示君权的威信，但宋宁宗以降，相权与台谏结党营私的痼疾难以治愈，却与此大有关系。

不过，光宗毕竟亲选了一些好台谏，最著名的就是那位上《圣范札子》的刘光祖。绍熙元年初，殿中侍御史阙员，光宗对留正说：“卿监郎官中有这样的人选，你知道吗？”留正沉吟一下问：“莫不是刘光祖？”光宗说：“对！这人我早记在心里了。”光宗对光祖说：“你刚直不曲，故而把言责交给你。”光祖感激知遇，益自奋励，公论为之一振，连何澹也不得不承认近日台谏“风采一新”。

对何澹首攻周必大，当时刘光祖尚未入台，却并不以为然。他俩是旧交，何澹承认：“近日之事，可说是犯不韪。”光祖对他说：“周丞相并不是没有可议论之处，但近来一相去位，他引用之士斥逐殆尽，并非好现象。周丞相荐引颇多佳士，哪来这么些人材代替他们？”出任台官后，光祖所上第一疏是论道学朋党的，其中说到：“陛下即位之初，凡所进退，原无好恶之私，岂以党偏为主？而一岁之内，罢逐纷纷，中间好人却也不少。反而因人臣私意，连累了陛下的贤明。”既委婉地批评了皇帝，又不指名地指责了何澹徇私击人。光宗对批评倒没太在意，也许他认为周必大既已罢免，台谏与宰相立党的倾向也必须防止，便把光祖的奏章给何澹与其他言官传阅。何澹看了，好几天恍恍惚惚，竟然靠服定志丸来镇定情绪。

光祖真以为皇帝是所谓好言从谏之主，便连珠炮似的上章论谏。他弹劾前谏议大夫陈贾与现任右正言黄抡得罪清议，光宗下诏：陈贾奉祠，黄抡补外。光祖又论谏内侍孙某不应转遥郡观察使，光宗没有答复。这时，光宗准备把带御器械的荣衔赐给门宣赞舍人吴端。吴端是东宫旧人。还在光宗当恭王时，有一次，孝宗的病连国医都没能治愈，恭王夫人李氏推荐他一试，倒痊愈了。李氏从此很看重他，这次授其荣衔，就出于她的示意。这一除命，连何澹都认为不妥，连上三疏论列；给事中胡纮拒绝书读诏命。光宗原就迷信巫术，何况还是李皇后的意思，坚决不肯撤回成命，让大臣带上御笔宣谕前去说劝刘光祖、何澹和胡纮。两人见风转舵，一个不再上疏，一个书读诏命。唯有光祖仍谏论不止，强调“这是轻名器、坏纪纲、渎主权，一举而有三失”，不仅不买宣谕的账，反而把皇帝也批评了。这下，光宗再也无法赏识其刚直了。恰巧前不久，光祖监督礼部考试，拆号时在试卷上小有差错，光宗便借此由头罢了他的言职，距他入台还不到三个月。

绍熙元年冬，一项任命又引发了一场谏诤风波。士论不佳的潘景珪走后门钻营到工部侍郎兼知临安府的要职，右司谏邓驲接连弹劾他结交近幸。谁知景珪仗着通天的路子，不仅邓驲丢了言职降了官，其他交章论列的台谏官也多被斥逐。台谏攻之不已，光宗庇之愈力。在这僵持不下的当口，起居舍人黄裳上奏道：

自古以来，人君不能从谏的，就是被三种心蒙蔽了：一曰私心，二曰胜心，三曰忿心。因私心而生胜心，又因胜心而生忿心。忿心一生，事情就完全不在道理上了。景珪，乃平常之才，陛下原也以常人待他。就因为台谏攻之不已，致使陛下庇之愈力。陛下应心无所系，听台谏之言，就不会有欲胜之心了；待台谏之心，便不会有加忿之意了。

三心之说切中了皇帝的要害，也许为表示自己没有私心，并能克服胜心与忿心，次年初夏，光宗罢去了景珪知临安府的职务。

尽管如此，类似这样“全台论之而不听，给舍缴之而不回”的拒谏情况，却屡有发生。绍熙二年，彭龟年在上疏中评价对光宗初政的用言纳谏：“质之近日之事，似有拒人之疑”，“虽能申令出不反之威，然殊非改过不吝之道”。马基雅维利曾指出：在君主制下，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也就是说，良好的忠言决不会缺少，但只有君主的贤明才能正确听纳这些忠言，使其发挥真正的价值。绍熙初政，在任用台谏上，光宗有其出于私心而失误的一面，例如不用罗点推荐的人选而改用何澹，纵容他攻罢周必大；但也有严选台谏成功的一面，任命了刘光祖、孙逢吉、林大中、彭龟年等。

然而，光宗私心、胜心、忿心并存，虽有刘光祖这样敢言常人所难言的台谏官，也终不能容；拒言玩谏的各种手法，倒已得心应手。对台谏论劾的口头戒止或御笔宣谕，始用于刘光祖与何澹。其后正如彭龟年所面奏：“近日台谏之言，稍稍不效。虽听用的诚然不少，但或不行，或训饬，或宣谕中止的，也绝非孤例。”表面上升迁其官职，实际上罢免其言责，龟年斥为“近世最敝之法”，光宗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袭用，致使耿直敢言的言官不能久任其职。于是，因刘光祖、孙逢吉等就出任台谏而“风采一新”的局面，转眼成为明日黄花，而终于“风采日消”。绍熙初政号称求言纳谏，最终不过是应景文章过场戏。

2. 正邪并用

在即位之初的召见轮对中，光宗对人才倒有所措意。有个叫王自中的，“少负奇气，自立崖岸”，孝宗时有人动议遣返从中原南附的归正人，他到丽正门前激昂地争论道：“现在内空无贤，外空无兵，正应广募忠烈，恢复中原。”他的壮言快语大得孝宗赏识。光宗即位，召见他时说：“早在寿皇那里听到你的名字，留在朝中做郎官行吗？”他终因豪言奇行不见容于世，言者论列不止，只得提举宫观闲职。光宗却记着这个标新立异的人才，后来命其起知州军，但他已病重不能赴任了。

绍熙初政时，最受礼遇的要数陈傅良。他是永嘉学派中坚，为学主张经世致用，对古代历史、制度、田赋、兵政都深有研究，朝野间声名卓著。他去朝14年，入朝时鬓发皤白，都人聚观嗟叹，称为老陈郎中。光宗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迎上去说：“你这十几年在哪里？想见你已好久了。把你写的书拿给朕看看吧！”安排他做秘书少监兼实录院编修官，同时担任皇子嘉王府赞读。光宗在位五年，一直留他在朝中，擢为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让他记录自己的起居言行，并书读诏命，给以特殊的眷顾。从尊礼陈傅良，赏识王自中，与后来亲擢陈亮为状元来看，光宗主观上还是希望用好人才，有所作为的，而他欣赏的多是既讲究经世，又超脱陈规的人才。

也许为全面掌握人才情况，绍熙元年冬天，光宗下诏：今后监司、帅守任满还朝，殿对之际，可向朝廷荐举一二名属下人才。这种荐士方法，不过是奉行成规，结果却流于形式。据说，其后三年间地方上被荐者近900人，朝廷不能全部录用，只得让中书省登记姓名了事；而士风的腐败也严重影响了荐士的质量，推荐的未必是真人才，连朝廷都“疑其私而不信，病其众而难从”。绍熙四年冬天，有言者指责这一现象，光宗又下一道诏书，规定今后监司、帅守不许独员荐士，试图以联名推荐改变独员荐举所滋生的徇私滥荐之弊。这道诏书对请托举荐的风气未见得真能起遏止作用，倒证明了绍熙初政时荐士诏令的实际效果是大可怀疑的。

相对说来，对在朝官吏，光宗要熟悉些。有一次，言官论劾郑兴裔使酒任气，理政卤莽灭裂。兴裔是徽宗郑皇后的外族，时任明堂大礼都大主管大内公事。光宗知道他在中兴后族中德与才都口碑甚佳，便对言官说：“台谏官当然可以风闻言事，但也应八九不离十。兴裔是后族，我在东宫时，好几次与他同侍内宴，他滴酒不沾，闻到酒气就呕吐，怎能够使酒任气呢？”那言官听了惭愧而惶恐地退了下去。

在任命朝官时，光宗也常使用些小智。即位不久，他起用文名颇盛的倪思权直学士院，与自己昔日的东宫老师尤袤对掌起草制诏的要任。按惯例，如一次起草三道以上制词，都应宣召两位学士夜入学士院，锁院后通宵撰写，翌晨付用。这次，光宗为考验倪思是否名副其实，仅召其一人宿直，却要草拟四道拜除公、师的制词。次日早朝，倪思交出了词句赡雅、文义精敏的四篇诰词，当朝宣读后群臣诵叹备至。光宗这才去掉他官衔上那个“权”字，把临时编制改为正式编制。后来，他又选拔了人称“翰林之才”的楼钥做起居郎兼中书舍人。楼钥不仅草诏明白得体，封驳也无所回避。大内有人私下干请，光宗说：“我也有点忌惮楼舍人的封驳，你不如算了吧！”

在整饬吏治上，光宗也是有所用心的。即位当月，他就下诏戒饬官吏。绍熙元年十月，他颁诏号召州县官奉法爱民。次年，他又规定：监司、郡守到任半年必须条奏准备施行的利民实事。不过，这种正面号召苍白无力，犹如风过马耳，对吏治腐败起不了导正转向的作用。于是，针对官员受贿赂、拉关系成风，即位当年，光宗就下诏警告：对赃罪显著的官吏将严惩不贷。次年，又颁诏规定：监司、郡守以公款送往迎来作赃罪论处。宋代旧制：凡保荐京官任职后如有受赃纳贿事发，对举主也要给以处分。这一做法，淳熙后期渐成具文，绍熙初政，光宗再次强调，重申执行。恰巧旧相赵雄所荐官犯赃事发，赵雄按例应削官三秩，从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降为银青光禄大夫，剥夺使相的待遇。这下，光宗可为难了，便以折衷的办法，改削其封邑2000户，从卫国公降为益川郡公。在动真格的时候，皇帝又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样的惩贪成效是可以想见的。

绍熙元年七月，新任签书枢密院事胡晋臣谒见重华宫，太上皇孝宗对他说：“嗣君擢任二三大臣，深合朕意，听说外廷也没异议。”这是泛泛夸奖，新任命的执政仅晋臣一人而已，这一任命也无关大局。实际上，绍熙初政对宰执班子的最大手术就是罢免周必大，让留正独相。反观光宗患病后留正的表现，却证明他不足以独力担当辅政大任，光宗之罢必大，升留正，实为任用宰辅大臣上的一大失着。

胡晋臣进入宰执班子同时，王蔺由知枢密院事升任枢密使。孝宗时，王蔺直陈时政阙失，孝宗不以为忤，称赞他“磊磊落落，唯卿一人”。内禅前夕，孝宗特擢他参知政事，显然有意让他“协赞新君”。即位之初，光宗也有些“精厉初政”的意向，王蔺不避形迹，凡认定政事有失，不仅鲠直敢言，而且尽言无隐。有时，光宗从内朝付出御笔差除，王蔺凡认为不合公道人心的，便留下不发，直接放回御座之上。光宗有点难堪，又不在理上，心里老大不高兴。王蔺疾恶如仇，也招来同列的忌惮，其中尤以独相的留正为最。一年半内，王蔺的职务变了两次，不过仍在宰执圈内的调动。这时，有人建议为皇后建家庙，王蔺又期期以为不可，意犹未尽，趁应诏上疏之机，请皇帝“先定圣志”，条列八事中不乏刺痛皇帝的内容，宋光宗这次来个不理不睬。

绍熙元年秋末，何澹刚迁御史中丞，便有人示意他弹击王蔺。尽管此人是谁，出自何人指使，史无明文，但人们很自然联想到这是留正的小动作。何澹也心领神会，欣然上章，极尽诋毁之能事，作为对迁他官职之人的回报。光宗这次不再像辨析郑兴裔受谤那样清醒明智了，何澹的丑诋正中他的下怀，便立即下诏将王蔺降一官放罢。未过几天，他见到何澹，竟说道：“你的章疏还不痛快，这人我都怕他。”一番话和盘托出在用人问题上的狭窄胸襟与在驭臣手段上的低劣水准。

如同其他王朝一样，宋代也有自己的东宫官系统。即以光宗任皇太子时而言，不仅有在德行上督导太子的詹事、庶子、谕德，还有在学艺上教辅太子的侍读、侍讲，这些都以朝官兼职或专任。此外还有主管左、右春坊事二人，承受官一人，例以内侍兼领；同主管左、右春坊事二人，则以武臣差任。宋代所谓武臣，并非都是赳赳武夫，而是在铨选、迁转中与文官系列相对应的阶官系列。因朝夕相处，皇太子与东宫内侍及武臣的关系，要比其他宫僚贴近得多。皇太子一即位，他们便称为春坊旧人或随龙人，对他们也青睐有加，视为心腹，委以重任。由于特殊地位与从龙经历，他们的能量与权力不容小觑，一旦兴风作浪，往往会使朝政出现漩涡，陷入危机。即便孝宗，其春坊旧人曾觌、龙大渊就权震中外，以至于谮逐大臣，成为乾淳之政的污点。

光宗即位次月，就下诏让随龙的承受官各转四官，虽遭封驳，却破例如故。而春坊旧人姜特立与谯熙载同被擢任知门事，这是武臣的清要之选，既有地位，又有权力。于是，两人恃恩用事，无所忌惮，一时舆论都说“曾、龙再出”。姜特立曾任春坊同主管兼皇孙赵扩的伴读，其人小有才干，能词擅诗，其诗天然秀拔，连大诗人陆游都欣赏他，故而最受光宗宠幸，而他也有恃无恐。

特立声势日盛，引发了朝臣的不安。对于近幸干政，宋代与前代一样，历来是防微杜渐，引以为戒的。光宗即位不久，侍讲尤袤便借经筵开讲的机会，别有深意地举出唐太宗不以私意任用秦王府旧人的前代殷鉴。几天后，他又在讲筵上议论武臣迁转之制：“近年旧法顿坏，披坚执锐的武将积功积劳仅得一阶，权要贵近优游而超授清要之职。”特立心知肚明，向何澹示意尤袤乃周必大党，一度将他论罢奉祠。但光宗对尤袤还是信任的，不久又召他任给事中，仍兼侍讲。

姜特立权势的急剧膨胀，相权独揽的留正也大为不满。一天，特立对留正说：“圣上认为丞相在位久了，打算迁你为左相。叶翥、张枃两人中应择一人补执政之阙，不知该先选谁？”留正没搭理他，第二天便将这事奏禀皇帝。在这以前他也列举过特立倚恩干政的种种迹状，要求斥逐他，但光宗下不了决心。这次，留正拿到了有力的把柄，力斥其招权纳贿。光宗虽宠信特立，也认为他竟过分到干预大臣任命的事上来了，一怒之下将他夺职，去管理在外宫观了。太上皇听闻此事，称奖道：“留正可是个真宰相啊！”实际上，留正斥罢特立，可谓公私兼顾、一举两得，却引来了谬奖。光宗怒气稍息，便开始顾惜特立，这种眷顾之情随着特立出朝与日俱增。特立被罢，谯熙载与其子谯令雍相继知门事，任用的还是春坊旧人。

在重用随龙旧人同时，光宗还召还了被孝宗窜逐的宦官陈源。陈源提举德寿宫时，颇得太上皇宋高宗的欢心，便狐假虎威，安插亲信，窥伺临安府事。孝宗很厌恶他，借着台谏的弹劾，籍没了他的家产，编管郴州（今湖南郴县）。陈源对孝宗自然衔恨在心，召回大内后便勾结党徒，在光宗前搬弄是非。这时，光宗脑子还算清醒，也很厌恶这些近习，手批付内侍省，要取“尤黠者”首级，有宦官仓皇前往重华宫，乞求太上皇保全，孝宗传谕道：“吾儿息怒。”碍于太上皇出面干预，光宗只能遵命，但脸色更难看地声言：“改日总要尽杀这些家伙。”于是，左右内侍惶惶不可终日，但他们看出南内与北内间的不一致，是可以离间利用、脱祸自保的。

绍熙二年春天，卫泾对光宗说：

陛下信任未明，好恶易惑。鲠亮者未必不忠，而终恶其忤己；谄谀者无非为佞，而终喜其顺己。于是特立独行之士渐见疏斥，而偷合苟容之徒则次第进用。

这段上奏说出了绍熙初政中用人的得失与趋势。光宗虽然尊礼陈傅良、尤袤等君子，却也重用了何澹、姜特立等小人，还召回了陈源，这些人在当时和不久将来成为政局动荡的祸乱之源。正如彭龟年上疏所说，“观今之势，正人与邪人较，则邪者必胜；朝臣与幸臣较，则幸臣必胜”。绍熙初政的邪正并用，其后果不但立见于当时，还直接影响到宁宗初的政局。

更有甚者，光宗还荒唐地乞灵方技术士。即位后，他记起了预告“三王得”的吉兆，把那疯军汉召入禁中，准备赐他官做以为报谢，那汉子不拜而出。后来在出巡途中，光宗又遇见他，赏赐他钱，那汉子也无谢意。清湖陈仙也被皇帝再次礼请入宫，这次不必躲躲闪闪，径直让他再次降仙。这位箕仙恐怕背上欺君罔上的罪名，以“近日箕仙不降”为由推辞了。光宗不知从何处听到吴中有号称“何蓑衣”的方士，能道人祸福休咎，好几次遣使前往卜问，居然很灵验，就召他入都，亲自为他题了“通神庵”的匾额。由于皇帝赐额，平江府（今江苏苏州）诚惶诚恐地迎拜护送。一时间，朝野沸沸扬扬，以为咄咄怪事。

吴县籍新科进士周南耳闻目睹此事，借省试对策的机会谏论道：

近者，忽闻传命王人，多持缗钱，聘问一妖民于数百里之外。夫使其人果甚灵异，齐家治国安所用之？今者中外相传，皆以为市廛乞丐之夫、宦官羽流挟以诳惑，而陛下遽从而信之，几何而不为天下之所骇愕哉！

周南的学问文章早已名闻太学，他的对策以道学、朋党、皇极为主题，议论纵横，气势开阔，公认是一篇好策论。主考官决定取为第一名，并将策论送给皇帝看。周南的文章无可挑剔，但其中不少谏及君上的行文，尤其以上那段，皇帝读后浑身不自在。光宗知道周南与提举浙东常平郑湜有交游，而郑湜前不久恰有奏疏呈入，当时给他来个留中不报。光宗总觉得周南策论中有段文字就在微讽这事：“天下议论送达陛下之前的不少，陛下就应该像周公那样，未明而求衣，对食而思贤。”于是，他对送上策论的主考官说：“郑湜上疏送进才六天，周南从哪里知道的？”拿起笔来在周南策论卷上批道：“郑湜无削稿爱君之忠，周南显非山林恬退之士，可降为第一甲十五名。”实际上，周南的策论通篇未明言郑湜上疏事，即使他知道郑湜疏入不报，以那样的行文进行讽谏也无可非议。光宗苛求臣下爱君，却把人主应有的纳言擢才的雅量贤德置诸脑后，他的批语既感情用事，又文过饰非，仅凭意气好恶为旨归的用人之道也于此可见。

3. “薄赋缓刑”面面观

立国江南一隅的南宋王朝，南渡初年的岁入不满1000万缗，到淳熙内禅时增至6530万缗有余。这一数额比北宋最高岁入数还超出1700万缗多，而南宋耕田数比北宋全盛时显然要少得多，民力之困由此可以想见。各种头会箕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货币贬值的势头也日见汹涌。

光宗即位，在减轻人民负担方面，是做了些姿态的。其登位赦书就宣布：民间向官府借贷的欠额以及淳熙十四年（1187）以前的税役一律蠲免；至于“民间所欠债负，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赦文免除民间私债，立即遭到贷出钱物的地主、富商与高利贷者的强烈抵制。几个月后，光宗不得不做出让步：私欠以淳熙十四年为界，此前的本息俱免，此后的偿本免息。这种言而无信、令而不行，引起负债贫民的不满与愤怒，几乎酿成群体性喧噪。

经总制钱是经制钱和总制钱的合称，其中还包括花样繁多的苛捐杂税，由各州桩管，每季起发，运至行在，它是南宋岁入的重要来源，却是困民扰民的主要税额。淳熙十六年四月，因刘光祖建议，光宗命四川应该起发的经总制钱暂停三年，其额代输当地繁重的盐、酒税额。绍熙三年十二月，朝廷下令减免荆湖南、北路、京西路、江南西路经总制钱、月桩钱岁额23万缗。

月桩钱始创于绍兴二年（1132），为应付军需命各州郡每月堆桩发送而得名。各地都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尤为民害，而以江浙负担最沉重。光宗即位当年，有的州郡上报月桩钱岁额太重，他命有关部门讨论减免的州郡与数额，酌情施行，宽解民力。这年，光宗连颁两诏，第一次在八月，岁减两浙月桩等钱25.5万缗，第二次在十一月，减免江、浙州郡月桩钱额16.5万缗。

身丁钱是宋代沿袭五代南方割据政权在两税以外征收的税种，由人户每年按丁纳钱，或以米、绢代输。有的地方的身丁钱竟超过夏税三倍以上，负担之重令人不堪承受。身丁钱法定课税范围为20岁至60岁丁男，而广南西路的贫困郡县却法外征税，对年60以上、20以下的也课以丁钱，号称“挂丁钱”，深为百姓诟病。绍熙元年，光宗免去临安府界身丁钱三年，后又续免三年；放免广州身丁钱，另以上供钱抵充。他还下诏广南西路监司督察州县，不得再课挂丁钱，次年郊礼时重申此令。

和买的原义为两厢情愿的公平交易，宋代则完全演变为政府不必支付和买本钱的定额税，不少地区的和买额甚至超过夏税数，成为南宋重税之一。光宗即位，放免当年临安府第五等户的和买绢，又减去绍兴府和买绢岁额4.4万匹。

食盐专卖税是宋代岁入的大宗，然而以计口计产方式强制配售价昂质劣的官盐，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与反抗，南宋与盐有关的民众起事数量之多是引人注目的。光宗似也注意到这个问题，绍熙元年先后两次减少广南西路高、雷、化、钦、廉五州和广东的官盐专卖岁额。户部提醒，这样等于暗中减少税收6.3万贯，光宗也在所不计。次年，又一次性减少广东的专卖额。绍熙三年，再罢广东增收的盐斤钱，同时减免四川盐酒重额90万缗。总的说来，自绍熙以后，朝廷少收专卖经费10万缗，而民间科配也略有缓解。

绍熙初政期间，在蠲免常平米、上供米、激赏绢、畸零捐，出钱赈济贫民等方面，朝廷也颁布过一些诏令。对能减轻民户负担的地方官，则给以褒奖。绍熙初，潼川路转运判官王溉将撙节的转运费16万缗代当地井户缴纳井盐重税，不仅受到下诏表彰，还迁为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其后，王溉或以同样方式代民输纳激赏绢钱33万缗，特进一官，继续留任。这类减免，数量与地区都很有限，不可能真正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但总算表明光宗还是有所措意的。

绍熙初政在经济政策上的大动作应推经界法的再试行。经界法始行于绍兴十二年，具体措施是在打量田亩、均定苗税的基础上造鱼鳞图，置砧基簿，作为国家掌握土地占有，借以征收赋税的依据。七年以后，除宋金边界的淮东、淮西、京西、湖北四路外，其余诸路基本经界完毕。经界法不可能真正均平赋税，但朱熹仍推许其“最为民间莫大之利”。不过，由于利在国家与小民，猾吏大姓的利益好处都受影响，就开始消极抵制。

自绍兴经界后，岁月迁移，猾吏大姓借口经界图籍多有散佚，故态复萌。淳熙八年，孝宗下诏诸路转运司，督促州县补齐经界簿籍。但朝堂上不断有“扰民不便”的抗议声，迫使朝廷不到半年就收回成命。福建路漳、泉、汀三州，因恰有何白旗起事，没有实行绍兴经界，豪民漏税转嫁贫户；贫民则业去产存，苦不堪言；州县常赋十失五六，无以交差，便变着法子再从民间征敛。当地民情诚如朱熹所说，“贫民失业，更被追扰，无以告诉，轻于从乱”。高、孝两朝，小规模农民起事在汀州一带时有发生。朱熹等有识见的地方官都认为，原因即在当地从未实行过经界。绍熙元年初，有福建地方官奏请在漳、泉、汀一带推行经界法。

光宗似也打算从土地入手，一来解决民间赋税隐漏转借的弊症，二来确保政府的赋税收入。他下诏让福建路监司奏陈利害得失和实施步骤。监司将任务交给新知漳州的朱熹。经周密调查，朱熹向监司呈上《经界申诸司状》，详论经界不行之弊与施行之利，还特别论述了经界难行之虑：

此法之行，贫民下户虽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乐。喜之者多单弱困苦无能之人，故虽有诚恳而不能以言自达；不乐者皆财力辨智有余之人，故其所怀虽实私意而善为说词以惑群听，甚者以盗贼为词恐胁上下，务以必济其私。而贤士大夫之喜安静、厌纷扰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风沮怯，例为不可行之说以助其势。

朱熹强调可能出现的阻力，意在坚定皇帝推行经界法的决心。光宗看了这封申状，即下诏命漳、泉二州考虑本州经界事宜。泉州郡守颜师鲁模棱两可，朱熹呈上《条奏经界状》力论其可行，措施也得当。光宗阅后，下决心推行经界法。这一决定，立即遭到在野的占田隐税的大姓与鱼肉贫弱的猾吏的阻挠，在朝大臣也很快遥相呼应。宰相留正是泉州人，见颜师鲁持两可之说，自己的乡党也多以为不可行，他的态度是明确反对的。嘉王府赞读黄艾则力请施行，光宗这才再次准备下诏付诸实施。但以留正为首的宰执班子面奏谏止，让皇帝深感阻力之大。岁末，他下诏：经界就先在朱熹为守的漳州试行。他也许仍打算漳州先行，推向泉、汀，最后再在全国重新整顿业已名存实亡的经界法。

朱熹接到诏令，已是次年二月。江南春早，新一轮农事已经开始，经界只能做些前期准备，大规模铺开只能等到农闲以后。绍熙二年三月，也许打算毕其功于一役，没有必要在漳州先行，而可以直接在三州同时推开，光宗又下一道诏书，命福建提刑陈公亮与朱熹同措置漳、泉、汀三州经界。但从这时到秋后农闲，还有半年多时间，反对派有足够的活动余暇。事情进展被朱熹不幸言中，内外官员进状论经界不便的大有人在。皇帝终于动摇了。当年十月，农闲在即，光宗正式下诏罢行经界。绍熙初政在经济方面唯一看好的措施，还没付诸实施就告吹了。

与赋税岁入息息相关的难题，就是日趋庞大的国家财政开支。光宗从太上皇那里知道，国家财税收入的十之七八用于养兵。即位以后，他又明白剩下的十之二三，一部分用以养吏，另一部分则用以皇室享受。这两笔开销也日增月益，缺口越来越大了。据统计，太上皇在位的乾道年间（1165—1173），京朝官和选人共1.3万人左右；而他即位不久，两者相加已突破3.3万人，20年间净增了2万名官员的薪俸，国家每月支付吏禄与军粮就要耗费120万贯。

知晓这些内情后，光宗想起即位不久首位召对的在朝官郑湜，他曾建议：“请明诏大臣，裁定经费，酌罢其不急，损其太过。”便在淳熙十六年十一月命大臣裁减冗费，作为响应。不久，户部侍郎赵彦逾建请审计内外财赋与开支，光宗便在绍熙元年正月下诏编制《绍熙会计录》。他让户部先统计出个概况，拿出个方案，再由一二大臣主持研究实施，把能够节省的开支数额，作为减免赋税的依据。《绍熙会计录》编成了，但减免事最终却不了了之，更遑论“以其所减，捐以予民”了。

宋代大内的开销，例由合同凭由司经管的，每年支取的金额再大，也不过记个账而已。虽然每年岁终都派比部郎官前去审计，但郎官到后只正襟危坐，由几个内侍自个儿三下五除二地算计一下，拿出审计公牍的末页让他签名交差。绍熙初政求言时，已有人提出：今后宫内赏赐、营造、开支，都应让有关部门作出规定，严格执行；一切滥赏浮费都应给以厘正，予以裁节。光宗也觉得大内开支有必要实行紧缩政策，而郑湜召对时也提及“上自乘舆，下至庶府，一切量事裁酌”。皇帝似乎想做一个表率，便命户部尚书叶翥、户部侍郎赵彦逾、御史中丞何澹在编制《绍熙会计录》的同时，一并稽考宫禁浮费的裁节问题。然而，这事也只有开笔，却没有下文。在国家财政开支的难题面前，光宗并非没有裁减撙节的愿望，但一旦要皇室宫禁恭行节俭时，一腔冲动便蔫然泄气，再也拿不出切实的行动了。

货币通胀直接影响国计民生，也困扰着南宋历代君主。当时流通的主要纸币名曰会子，乾道三年，宋孝宗做过一次整顿，规定三年一界，每界以1000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然而，作为官方支付手段的会子，由于与国家财政支出捆绑在一起，随着财政缺口的不断扩大，不到十年，便无法坚守住当年立下的兑界期限与界额总量的最后底线。淳熙三年，便下诏第三、第四界会子各展限三年，并续印第四界会子200万贯。绍熙元年，光宗又宣布第七、第八界会子各展限三年，同时印发第九界会子，会子的流通总量达到正常情况下的三倍。有朝臣对他说：“会子界以三年为限，今展至再，则为九年，何以示信？”但光宗也回天乏术，只是漫允印造第十界会子立定年限，采取救急眼前、空许将来的放纵态度。

仅限于湖北、京西路流通的湖北会子，长年以来从未立界收兑。绍熙元年，下诏命湖广总领所仿照行在会子例立界收换。总领梁总上奏说：“湖广会子自来只是部分换易破损会子，现尚有540万贯多在流通。不妨再造两界做回笼旧币之用。”光宗便改变初衷，同意一下子印造两界，每界270万缗。而这两界湖广会子大部分进入流通领域，贬值更为严重，每贯会子仅兑500文，实际购买力只及币值之半。次年初，彭龟年通报湖北会子流通地区的情况：

会子既轻，商旅不行。军人所得会子，愈难变转。诸军汹汹，颇以为言。不过还没执行，故尚未发难。

货币贬值失信于社会民众，即将引发的时局动荡已现征兆。

令宋光宗头痛的还有淮南铁钱。为防止铜钱流入金国，南宋向来让沿边地区使用铁钱，湖北会子就以铁钱为本位，两淮地区更是直接以铁钱为流通主币。淳熙年间对各铸钱监实行增铸推赏的鼓励政策，更主要的是私铸成风，故而铁钱流通总量激增，其贬值便无可避免。而实际上，会子、交子也参与了两淮地区的货币流通，造成了当地币种的多元化与币制的混乱。

也许出于整顿的考虑，绍熙二年，朝廷两次各拨会子100万缗，收兑两淮私铸铁钱，并减少有关铸钱监岁铸铁钱20万贯。次年，光宗下诏造印淮南新交子300万贯在两淮流通，三年为界，每贯折合铁钱770文，称为铁钱交子。显然，这些措施的深层动机在于，既限制铜币流入金国，又大体划一两淮币制，抑制私铸。但正如朱熹论铁钱交子说：“交子本是代钱，今朝廷只以纸视之。”光宗以为行政手段便能使铁钱之弊一改旧观，但充其量扬汤止沸而已，两淮货币混乱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都始终未获解决。整个南宋的通胀痼疾也正如朱熹当年指出的那样：“要革其弊，须是从头理会方得。”但光宗既无此魄力，也无此能力。不过，货币问题的严重性要延缓到他的儿子宋宁宗开禧以后，才尖锐显现为社会危机。

《宋史》这样评价宋光宗：“薄赋缓刑，见于绍熙初政，宜若可取。”缓刑之举，史乏其证，虽有“下诏恤刑”“大理狱空”“后殿虑囚”等载诸本纪，不过虚应故事，粉饰门面而已。至于薄赋、经界、节用、理财，有则有之，但或是杯水车薪，小惠未遍；或是有始无终，言行不一；或是只顾眼前，不治根本。应该说是“无甚可取”！

4. 储君问题上的父子龃龉

有宋孝宗侍奉太上皇宋高宗的前例，在父子关系上，光宗似乎只须奉行故事。即位当月，他下诏五日一朝重华宫，但孝宗却仿效高宗之例谢绝了，由头无非让他有更多时间治理国政。次月起，光宗就改为每月四朝；他还为重华宫、重华殿书写了匾额，也是仿效隆兴故事。次年元日，率群臣奉上太皇太后吴氏、太上皇帝孝宗、太上皇后谢氏的册、宝，一切都冠冕堂皇地例行故事。

重华宫的领班内侍提议修缮北内。当年孝宗就多次改造扩建德寿宫，现在孝宗也可让光宗出钱操办营缮工程。但他却说：“不必告诉南内。我没用钱地方，就支用重华库的钱罢。”光宗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但未见他有所表示。

类似孝宗当初陪太上皇帝高宗与太上皇后吴氏钓鱼、赏花、游湖、观潮、纳凉、玩月诸事，绍熙初政时也偶有仿效，但次数屈指可数，有时还会生出些不快来。初政时初夏的一天，荼?花开了，光宗独自带着两制官去皇家园林聚景园赏花。正要在荼?架下进酒时，言官飞章交至，说寿皇在位时，出幸外苑，必先恭请太上皇同行。光宗认为他们责备自己不孝，便怒冲冲对两制官道：“寿皇也有不请太上皇的时候么！”正巧寿皇得知光宗出游，让宦官挈玉卮佳酿送往聚景园助兴。光宗怒气未消，双手还在颤抖，不小心碰砸了玉卮。内侍早想在他们父子间制造些矛盾，回奏时隐去了前后细节，只说：“官家才见太上皇赐饮，就大怒把玉卮给摔碎了。”孝宗自然不痛快。

又有一次，太上皇帝约太皇太后吴氏出游东园。按例，光宗必须前往侍奉，然后合家三代宴饮同乐。不知光宗是偶然忘记，还是有意不至，家宴时仍不见踪影。重华宫内侍好搬弄是非，故意在东园放出一群鸡，命人捉又捉不着，便相互嚷嚷：“今天捉鸡不着！”当时临安流行语，请人宴饮称为“捉鸡”，宦官们存心用市语来讥讽与激怒孝宗。太上皇佯装没听见，脸色却顿时沉了下来。

绍熙初某个元宵节后三天，太上皇把嗣秀王伯圭召入北内，这位同母兄问他元夕是否赏玩良辰美景，太上皇答道：“正月十四日嗣皇帝来重华宫排当。元宵夜，我鼓琴两曲，左右说月色很好，就到檐下赏月。”绍熙初政时，尽管光宗在门面上尚不失事亲之礼，却远不像当年孝宗对高宗那样，表现出尊亲奉养之情，难怪他言谈间透露一股寂寞凄凉之情。

光宗生过三个儿子，长子赵挺和季子赵恪幼年夭折，次子赵扩成了唯一的继承人。淳熙七年，赵扩12岁，以英国公身份从傅就学，杨辅、刘光祖、罗点等先后当过他的小学教授。他15岁行冠礼，次年始预朝参。17岁那年，按宋代惯例，他应该出阁就第，但当时的太上皇高宗夫妇和孝宗夫妇都很疼爱他，不忍心让他移居宫外，便破例在太子东宫旁另起第宅，让他仍住大内。赵扩尊师重傅，学习倒也勤勉。刘光祖兼小学教授时，在讲读《论语》《孟子》《史记》的同时，还给他讲本朝典故；冠礼以后，又把宋朝仪制官名汇编成书，在讲经史后为他补课。罗点入讲时，往往到天色向瞑仍不中辍，有人建议休憩一下，罗点说：“国公向学不止，我怎能停讲呢？”淳熙十二年，赵扩封平阳郡王，娶了北宋名臣韩琦的第六代孙女，出阁就第。光宗即位，他进封嘉王。

对唯一的皇位继承人的教育，光宗十分重视。即位次月，就把自己入主东宫后藏阅的图书全赐给了嘉王，并置嘉王府翊善。首任翊善是沈清臣，不久以黄裳继任。其后，他又为皇子增加了两名讲读官，任职的有孙逢吉、陈傅良、章颍、黄由、彭龟年等当代名儒，也堪称一时之选。

在嘉王教育上，还数黄裳倾注的心血最多。光宗的东宫随龙人吴端出身巫医，骤得宠信，颇为士论所不齿，这时也派到嘉王府任职。嘉王见他时倒也轻重有节，接待得体。黄裳便给嘉王讲《左传》“礼有等衰”之说，告诉他：“王者之学，就应见诸行事。”嘉王表示要好好致力于王者之学。黄裳每次进讲，都引前朝危亡作当世鉴戒，语重心长而直言不讳。嘉王对他人说：“黄翊善的话，对别人说来也许很难堪，只有我能接受。”

有一天，嘉王去北内见太上皇，孝宗问他近来读什么书，他一一列举，孝宗说：“数量是不是太多了？”嘉王说：“讲官训说明白，我也喜欢读书，并不觉得太多。”太上皇诫勉道：“黄翊善一片至诚，他讲的应该认真听。”见嘉王一意向学，黄裳教得更上心了。他专门制作了《天文图》和《舆地图》，配以诗章，让嘉王观天象则领悟学习必须像天体那样运行不息，览地图则牢记沦陷的中原故土。每年嘉王生日，黄裳与赞读陈傅良都献贺诗，既表祝颂，又寓讽劝。嘉王往往把两位老师寓诫涵诲的祝颂之诗恭录后回赠他们，以示不忘。有一年，他抄录了陈傅良的贺诗：“造次依儒术，朝回只一经，更无他嗜好，端是众仪刑。”知道这是赞读对自己的期望。

在一次侍宴时，嘉王为父皇琅琅背诵了《尚书·酒诰》，说：“这是黄翊善教的。”光宗褒奖了黄裳，黄裳却说：“如欲进德修业，追踪古先贤哲王，则须寻天下第一等人才行。”光宗问谁，黄裳答道：“朱熹。他学问四十年，如能召任王府讲官，对嘉王会帮助更大。我不及朱熹。”光宗是知道朱熹的，嘉王则第一次听到还有比自己老师更博学高行的人在。彭龟年继任直讲，讲《左传》鲁庄公不能制其母时发挥：“母不可制，当制其侍御仆从。”嘉王若有所思问：“这是谁的说法？”龟年答以朱熹。自此以后，每讲一题，他必问朱熹怎么说的。

嘉王对讲读经义是用功的：每次温习讲过的经书，总是写成口义，让讲读官批阅；讲官有重要议论，他一定记录在册，谓之日记。彭龟年以秘书郎兼嘉王府直讲，已在绍熙四年。一次进讲，龟年让嘉王读一篇东西。嘉王一看，原来是北宋哲宗元祐（1086—1093）末年梁焘辨邪正的奏议。龟年说：“那正是小人将进、君子将退的时候。不可不认真一读。”说着，就给他讲了元祐、绍圣之际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概况。嘉王听后，说：“君子小人不可参用，参用则小人胜君子。”过了几天，他写了《邪正辨》交给龟年，正是结合梁焘奏议的读后感。有一次听讲《诗经》，嘉王发表感想说：“下以风刺上，已是臣下委婉。为君的应该能使人臣直言其事才对。”龟年高兴道：“愿王不忘此意，推而广之，那就能听到善言了。”

嘉王尽管好学，但其才性天分却令人怀疑。有一次，黄裳讲学说：“眼下理民的是二百州守，统兵的是九都统，如不能统御，怎能号令指挥他们呢？”嘉王问：“什么叫九都统？”黄裳不无感慨道：“唐太宗年十八起义兵，今大王已过十八，而国家九都统之说还不知道，怎么可以不汲汲向学呢？”

彭龟年听说嘉王手书“知人难”三字置诸座右，便问他有无此事，回答说：“有的。到底怎样知人呢？君子认为小人是小人，小人也认为君子是小人。真担心识错人啊！”言罢颇有茫茫然不知如何才好的惶惑。龟年答道：“是啊，尧舜也以此为难。不过，今天讲的就是辨君子、小人的尺度：为政在人，取人以身；立身以道，修道以仁。人主若情性近君子，则小人不能惑；若情性近小人，则君子亦不能入。”嘉王这才转忧为喜，说：“这倒是要法。”然而，从宋宁宗即位以后的表现看，证明他完全缺乏辨别君子小人的起码识见。帝王之学决非学问与德性的简单累加，也未必是只仰赖师保传授就能简单获得的。

尽管如此，作为当今皇帝的唯一儿子，嘉王却是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人。绍熙元年春天，嘉王生了一场病，他的体质并不强健。一次密奏后，宰相留正说：“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宫墙外十分不便。应该早正储位，入居东宫，父子就能朝夕相见了。本朝皇子居长居嫡，有未出阁就正储位的。嘉王既为长嫡，出阁已久，应该立为太子，以正天下之本。”光宗摇头表示不行。过了一个月，留正节录呈上了本朝真宗立仁宗的典故，再提立储事，光宗看后说：“且待以后慢慢计议吧！”次年夏天，留正旧事重提，光宗这次答应：“等过宫与寿皇商量。”

几天后在重华宫与寿皇的一席对话，对光宗犹如晴天霹雳。太上皇语气尽管委婉曲折，但意思很明白：“当初，按例是该立你二哥魏王的，因你英武像我，才越位立你，想让你成一番王业。如今你二哥虽已去世，但他的儿子嘉国公还在。”魏王长子早就夭殇，改判明州后生下次子赵抦。魏王去世后，赵抦随母亲回临安居住，他体羸多病却生性早慧。也许出于对魏王虽然居长却未能立储的歉疚心理，孝宗对赵抦尤为疼爱，所谓“怜早慧以钟爱”。内禅前夕，孝宗进封他为嘉国公，就有让光宗再传位其侄的设想。太宗传位己子，在孝宗心目中总是憾事；而高宗传位自己，皇位重回太祖一系，孝宗显然铭感在心的。他对太上皇的孝敬之情与奉养之勤绝不比亲生儿子逊色，与这种感铭心不无关系。当初，他为王业中兴，不拘常例，越次建储，如今，比起早慧的嘉国公来，嘉王明显“不慧”，为什么就不能让嗣皇帝不传位于子而传位于侄呢？太上皇正是这么考虑的。

明白了寿皇的良苦用心，无论从大义而言，还是以情理而论，光宗都不便回驳，只好随口敷衍道“我也是这么想的”，内心却是老大的懊恼与怨怼。回到南内后，又不便向留正说明内中细节，以免影响将来立嘉王为太子的大计，就搪塞留正道：“寿皇的意思，也打算这事缓一缓。”或从皇帝答话神情中窥出点什么，留正自此不再提立嗣之事。而光宗直到退位都始终未立皇太子。但太上皇那番意思却成为他心头拂不开的阴霾、搬不走的巨石，也在他与太上皇的父子关系上划出了无法弥合的裂痕，他后来精神病发作与此也不是绝无关系的。

5. 如此“母仪”，如此“圣德”

李皇后的凤冠梦终于如愿以偿了。光宗对她似乎从来是惧多于爱，对她提出自己或娘家这样或那样的要求，总尽量不让她扫兴。皇后代巫医吴端邀官，光宗宁可罢免他认为是好台官的刘光祖，也不愿拂了她的意愿。为光宗耀祖，皇后要大修家庙，光宗全然不顾自己刚提出过裁节冗费的主张，为她大兴土木而耗费无度，而对臣下谏论说及的“官府厌诛求之苦，闾巷有愁叹之声”却置若罔闻。直到绍熙二年初春，雷雪交作，天象反常，台谏、侍从纷纷在阴盛阳衰上大发谏诤之论，皇帝这才不得不下诏暂停皇后家庙的营造。

对后族的恩数，李皇后贪得无厌地让皇帝向祖宗旧制讨价还价。李氏由皇太子妃升为皇后，光宗下旨参照孝宗夏皇后的规格推恩。有关部门告诉光宗：南宋皇后受册、宝，亲属虽可推恩25人，但孝宗册立夏皇后时同意臣僚建议减去7人；其后谢皇后继立，她认为娘家没那么多人可以推恩，请求再减8人；她是当今太上皇后，李皇后推恩礼数不宜超过她。光宗表示同意，李皇后却不乐意了。她让侄子李孝纯以李家子孙众多为理由上书陈请再增8人，也就是说，恢复夏皇后的规格。光宗又同意了。中书舍人楼钥缴驳诏旨，不同意付外执行。光宗便颁御笔给楼钥，宣谕放行。楼钥并不坚持，退了一步：“增加的名额只能用于李氏宗亲，既不失厚恩，又不致滥赏。”光宗顺水推舟，再颁御笔宣谕：“那就下不为例，特与书行吧！”不久，皇后归谒家庙，又要求推恩李氏一门，于是命妇加封，亲属转官，在原定18名推恩限额外，新增3人，超过了夏皇后的待遇，连从无一官半职的李氏门客也恩补将仕郎，让楼钥也惊诧“求之故事，既无此例”，再次驳回诏命。

绍熙初政时，李皇后骄奢妒悍日盛一日，光宗却一味迎合，唯命是从。绍熙二年春，论时政阙失的臣僚封事中，卫泾概括地指出，“宫闱之分不严则权柄移，内谒之渐不杜则明断息”，不啻是对李后“母仪”与光宗“圣德”的一种评价。

东宫时，父皇称赞光宗“无他嗜好”，实际上他嗜酒之癖早就名声在外。即位以后，他更是宴饮无时，费用无度。对优伶曼妙乐舞，市井诙谐戏谑，皇帝也不时宣入大内，杂陈殿前，兴趣浓厚，乐此不疲。每天临朝，一副励精初政的模样，但退朝之后则一切置之脑后。周南在《论治道》对策里形容他：

唯有燕乐尔，唯有逸豫尔，唯闻某处教习乐舞以备宣召，某日押入琴工以娱声音尔。

卫泾在封事里批评他：

赐予太多，用度浸广。缗钱支予，遍及贵近，金带之赐，逮于微贱。优伶之徒，鲜衣靡服，徜徉于道，见者骇目。

大内开支的缺口也越张越大，成为必须筹措解决的问题。

面对宫禁自奉上捉襟见肘的窘境，皇帝可不愿像臣下建言那样“躬自节俭”，他决定打左藏封桩库的主意。左藏封桩库是宋孝宗创置的，当初规定“非奉亲、非军需不支”。也就是说，这笔钱只能用于奉养德寿宫的太上皇和对金的养兵备战。尽管淳熙末年也曾借犒赏军队、打造兵器为名，将其中款项拨入专供大内支用的内库与御前库，有关部门眼开眼闭不敢执奏，但当时这种现象还不至于太频仍。

绍熙初政时，宋光宗把左藏西上库改名封桩下库，以尽废库名，搞乱出入的手法，多次取封桩钱划入内藏。这样，从全国百姓头上搜刮来的封桩钱便汩汩注入皇室小金库。支取之钱却多属浮费，无非支付乐工，赏赐近幸。有一个月，光宗竟四次把封桩库钱暗渡陈仓送入内藏库，数额分别为银8万两、会子20万贯、金2万两、银5万两。前两笔还借口奉养慈福宫太皇太后与重华宫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实际也是移花接木；至于后两笔纯粹是无名之费。楼钥时任封驳官，沉痛指出：

二万之金，五万之银，在陛下富贵之极，视之若不多。以民间计之，不知为中人几家之产，细民几万之资。州县取之于民，不知用多少笞棰，竭多少资产，辍多少衣食？

这时的宋光宗早把他居位东宫时所写的咏雪诗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有一次光宗故伎重演，又以犒军之费为名下诏拨封桩库钱15万划入内藏，权中书舍人倪思上疏封驳：“往年封桩钱每岁入库460万，而划入内藏的还不到2万，眼下这种情况非痛加撙节不可！”光宗这才不得不定议：今后每年“犒军费”以40万贯为额，由封桩库拨归内藏。较之以前的2万数额，这40万中的大头，光宗显然用来自奉享受的。正如时人揭露：封桩库钱“入绍熙以来，颇供好赐之用，似闻日减于旧”。

绍熙二年正月，正当春寒料峭时节，天气却燠热异常，惊雷急电以后，劈头盖脸下了场冰雹；两天以后，气温骤降，纷纷扬扬下起了江南多年罕见的大雪。二月，因阴阳失时，雷雪交作，皇帝给侍从、台谏、两省、馆职等下诏，让他们各陈时政阙失。几天后，光宗翻阅着陆续送来的应诏封事，尽管有讽谕谏诤，行文还是委婉的，总是先颂扬一番圣德。好在虚应故事，即便有讽谏，他也并不在意。

然而，光宗发现了一封布衣上书，便认真看了起来。布衣名叫余古，是天子脚下临安府钱塘人，正在太学就读。上书首先指责“宦官侵夺政权”，“公卿持禄保位”，接着却勾勒了一幅形象而逼真的后宫行乐图：陛下即位已经两年，应该考虑托付之重，讲求政治之道。近来却听说宴游无度，声乐不绝，白天不尽兴，晚上继续。不断有宫女进献宫禁，随时有伶人出入大内。行在宫殿，已历三朝，哪里谈得上简陋？何必再营造楼台，高接云汉，月榭风亭，施工不辍？更有甚者，奏胡戎乐，献斋郎舞，让近幸、爱妃与俳优杂处，数十人聚在一起，围戴着怪诞的头巾，拖曳着奇异的裙服，以他们的丑行恶状，供陛下来取笑逗乐，实在无聊之至。愿陛下不要酒池肉林、玉台琼室，不听亡国之音，不好倾城之色，以汉文帝为榜样，以唐庄宗为鉴戒！封事最后一针见血地评价绍熙初政：“《诗经》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更何况现在还不能谨其初政呢？”

看完上书，光宗怒不可遏。他一方面惊讶，这位太学生对他宫内的行乐居然了如指掌，既然如此，朝野之间肯定早已沸沸扬扬了。另一方面，他愤怒，竟然将他比作因酒池肉林而商为周代的殷纣王，比作因宠昵伶官而身死国灭的后唐庄宗，是可忍孰不可忍！光宗再也顾不上好言纳谏的君德，特地下诏将这位乱凑热闹而越位上书的太学生编管起来，一来出心头之气，二来也向天下表明：这一上书纯属诽谤君上，皇帝并没有那些有失圣德的过举。后来，言者出来谏救，光宗才改为押送筠州（今江西高安）听读，让他一边受监管，一边就学。余古的上书和光宗的反弹，在世人面前彻底撕落了绍熙初政“宜若可观”的装饰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