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征服——佛教



尽管蒙古人在西夏和吐蕃就已初次接触了佛教，但在忽必烈统治时期以前，蒙古人对佛教从未有过任何真正的爱好。当然，个别蒙古人可能对它有兴趣，但这对他们来说是另一种宗教。无论如何，哈剌和林有着西夏佛教教派和其他教派的寺院。藏传佛教和汉地禅宗的高僧像许多其他宗教的领袖一样，启程去见成吉思汗。 其中一次这样的会见使禅师海云被赐予了统领中国佛教的最高权力，后来又得到贵由和蒙哥两任大汗的重申。窝阔台也在 1229 年赐予佛教徒（及道教徒）以免税权，对此，萨迦斯特（Klaus Sagaster）写道：“这是政治重要性的体现，因为在金朝末年，佛教徒就深受处于优势地位的儒士的偏见。”

藏传佛教直到 13 世纪 40 年代才获得了影响力，不过蒙古人肯定是通过西夏的藏僧接触到的。接触的增多始于窝阔台之子阔端（1206—1251 年在位）征服吐蕃，导致一些寺院遭到破坏，数以百计的僧侣丧命。在征服过程中，他的统帅朵斡耳答 遇到了一些教派的代表，他建议阔端邀请一位宗教领袖到他的营帐中去。阔端决定邀请萨迦派的班智达（pandita）贡噶坚赞（Kun-dga’-rgyal-mtshan，1182—1251）。 这次会见可能带有一些宗教底色，但阔端的主要目的还是政治方面的。藏传佛教诸派的领袖拥有极大的宗教和世俗权力，因此蒙古人召见萨迦班智达扩展了蒙古对吐蕃的控制。但这并不是说，萨迦班智达是被动地入质。他利用这一机会在阔端帐下传教，并发挥他的医术，这也成为佛僧与蒙古人建立关系的另一条途径。而且，他入侍阔端使萨迦派成为吐蕃的主导性教派；在蒙哥汗时期，萨迦班智达被赐予了在吐蕃所有佛教教派之上的权力。

在帝国的西部，佛教扩张到了伊朗。几个世纪之前，伊朗东部原已有佛教，但差不多快要消失了。佛教也通过西辽进入了草原，西辽于 1218 年被蒙古吞并。在蒙古扩张前夕，随着加兹纳维王朝和古尔王朝的进击，佛教在印度北部和阿富汗日趋衰落，许多高僧大德逃亡吐蕃。吐蕃是日益流行的密宗佛教的中心，在蒙古治世的保护下，密宗自然而然地传出吐蕃、西辽和河西走廊。波斯史书中常载佛教徒迫害穆斯林的故事，表明了佛教徒的普遍存在。 这些故事大多有些夸张，不过确实也反映出佛教徒数量的增长，如果不是在蒙古人当中的话，就是在朝堂上和整个帝国之中。我们也应该考虑到，蒙古人迁徙人口的做法可能也导致了这些问题。外来宗教信徒骤然混居，肯定会引发紧张。这也反映出“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竞争，而这种宿怨很多时候又与帝国内部的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 畏兀儿人在帝国中的重要性无疑助长了这种恐惧。塔里木盆地的畏兀儿人涉足于景教和摩尼教，最终多数信仰了佛教。1209 年，他们归附成吉思汗。作为一只脚踏在定居世界而另一只脚踏在草原上的人群，他们成为早期蒙古官僚机构中的关键人物。 与其他宗教一样，蒙古人也资助了佛教寺院和纪念物的建造。畏兀儿人的重要性很自然地使畏兀儿成为其他佛教徒谋求蒙古支持时的必经之地。畏兀儿首都别失八里的居民增加到了 50,000 人。

任何宗教的虔信者都担忧汗的皈依，所有的汗似乎都乐于走在折中所有宗教的道路上。在伊利汗国，旭烈兀资助建造了 3 座佛寺，以及什叶派科学家纳速剌丁·图昔（Nasir al-Din Tusi）的观星台。他的继承者们踵事增华，例如乞合都汗将佛教仪式纳入了宫廷礼仪。最有趣的是，合赞汗将伊利汗国转型为一个伊斯兰化国家，而他的父亲阿鲁浑将他养育为一名佛教徒。即使在合赞汗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佛教仍然留存下来。他的继承者完者都汗（一个佛教化的蒙古名）也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伊利汗国的佛教徒们试图让他恢复佛教信仰。完者都汗命令拉施特在《史集》中不仅要编写蒙古史，也要扩大到世界史。这便包括了数量可观的佛教内容。于是，一位逊尼派宰相带着他的有佛教徒参加的研究团队，为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的蒙古汗编纂了一部佛教史。

有证据表明，佛教徒在整个帝国中都找到了支持者。在蒙哥统治时期，所有大的佛教教派都得到了成吉思汗系诸王（通常是拖雷系诸王）的支持。 他们不仅在吐蕃，也在自己的领地内为佛教提供经济支持。这种支持也扩大到了非拖雷系诸王当中。如前所述，察合台汗国在 14 世纪 30 年代保护佛寺，迟至 1326 年还有一座佛寺得到重修。察合台系地区佛教的长久存在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它的大部曾属于西辽帝国，毗邻畏兀儿地区，后者在海都统治时期屡次成为察合台系和窝阔台系控制的地区。尽管河中地区几乎完全伊斯兰化了，但是东部地区的改宗则缓慢得多。即使在秃忽鲁帖木儿汗（卒于 1363 年）于 1354 年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佛教和萨满教也没有完全消失。而且，秃忽鲁帖木儿汗皈依的是苏非派，而非逊尼派。不仅如此，他的皈依并没有结束这一地区的宗教宽容政策，佛教徒被分类为吉玛。他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佛教在该地区持续繁荣。如前所论，汗国东部郊野的存在以及汗国与元朝之间的联系，有助于保持该地区的佛教认同。朮赤汗国中也有佛教徒。在脱脱汗（1290—1312 年在位）统治时期，一些畏兀儿佛教徒就职于朮赤汗国的官僚机构中。

在东亚，佛教十分繁荣。忽必烈长期属意于佛教，甚至询问禅宗高僧海云，一个宗教能否降服世界。他就此询问了佛教、道教和儒教，海云很自然地回答，佛教能够做到。佛教的繁盛不仅是由于朝廷的支持，也有赖于蒙古治世。几个世纪以来，朝鲜半岛一直是佛教传播的通道，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日本僧侣到元朝担任佛寺的首领，如鲁大维所论，这说明日本与蒙古人之间的交流并未因 13 世纪元朝攻打日本而终止。 从日本来的僧人的数量确实较少反映出蒙古人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却能反映出元朝内部的稳定性。在红巾军起义和元朝衰弱的年代里，来华日僧的数量减少了，也有很多已经居留多年的日僧返回日本避乱。讽刺的是，导致佛僧逃亡的红巾军起义，实际上正是起源于佛教的千禧年信仰，即所谓的“白莲教”。

尽管忽必烈支持了禅宗的领袖海云，但同样是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密宗佛教在元帝国变得特别流行。虽然忽必烈延续了宗教宽容政策，但是他对佛教有着绝对的偏好，有时会有所偏袒。他十分热衷于宗教辩论，因此宗教辩论在他统治的时期比蒙哥汗时期激烈得多。在一次佛道论争中，论败的道士被勒令剃发从佛，而他的母亲唆鲁禾帖尼显然谴责他偏离了传统，迫使他发怜悯之心。 佛教官员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喇嘛八思巴（’Phags-pa）成为忽必烈最为信任的顾问之一，他发明的八思巴字成为元帝国的官方文字，但它在元朝灭亡之后很快就消失了。

两人之间的关系在蒙哥汗时期就开始了。忽必烈在出征大理的途中，于 1251 年到达了萨迦班智达所居的凉州。 忽必烈希望与萨迦班智达交谈，于是召见了这位著名的喇嘛。萨迦班智达患病不能成行，便派其侄八思巴去见忽必烈。这位年轻人打动了忽必烈，1253 年忽必烈出征大理返回时他们再次会面。当时萨迦班智达已经去世，八思巴继承其位。这一次，忽必烈开始热衷于他的教法。 与此同时，八思巴喇嘛与忽必烈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了，宗教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八思巴喇嘛居留在忽必烈的宫廷中，成为一名人质。他在藏传佛教世界中的身份，确保了大喇嘛和精英在吐蕃的优势地位，也保证了其教法受到蒙古人的关注。忽必烈汗也利用八思巴来强化蒙古人在佛教各派之上的权力，任命他为统领天下释教的国师，最终使他成为吐蕃乃至整个帝国中权力最高的佛教人物。 1270 年，八思巴被封为帝师，这成为元帝国一直沿用的一个职位。不仅如此，1288 年他受命领总制院事，管理佛教事务。 我们不可以将八思巴喇嘛单纯看作一名人质，因为他所属教派的地位和他的权力也在增长。与此同时，这也不是一点危险都没有的，因为禅宗为多数中国佛教徒所信奉，在蒙哥汗统治时期也受到偏爱。尽管如此，作为佛教徒的忽必烈倾向于整合佛教，如此不仅能够带来宗教和谐，也可以强化他对信佛人口的控制。

忽必烈动用很多手段进行强力整合，也引发了矛盾。禅宗僧人在帝国中的职位被萨迦派僧人取代。占据官位意味着也要承担义务，大规模的预算和特权遂成为必要。这激怒的不仅是禅僧，还有儒士，他们感觉受到了冷落，而道士们则屡次受到打压。佛僧也利用这些特权，这不可能改善帝国内部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并非所有受宠的僧人都来自萨迦派，但他们基本上都来自吐蕃，这给了敌人一个准确的焦点。尽管出现了这些未曾预料的后果，但忽必烈的举措助益了佛教在蒙古人中的传播。数种著作被译为蒙古文和汉文，有的进入禅宗成为重要的文本，例如《彰所知论》（Shes-bya-rab-gsal ）。

忽必烈也会见了其他的藏传佛教僧人，例如噶举派传人噶玛拔希（Karma Paksi，法名却吉喇嘛，1204—1283）。他们于 1255 年会面，但噶玛拔希并未得到忽必烈对八思巴那样的偏爱。我们可以推测，作为八思巴的施主，忽必烈大概不会追随一个与之对立的教派。而且，噶玛拔希颇受蒙哥汗喜爱。不过，忽必烈与噶玛拔希之间的恩怨还没有结束。蒙哥死后，噶玛拔希支持阿里不哥反对忽必烈。我们不禁要猜想，宗教竞争是否就是恩怨的根源。 在欧洲，教皇的权力经常与君主的权力产生冲突，与之不同的是，忽必烈握有至高权力。1264 年，噶玛拔希幸免于被处死，但是基本上被限制在了其位于吐蕃的寺院之中，而他的继承者们则促成了噶举派与其他教派间的互动。

在忽必烈之后，蒙古人继续热衷于佛教，尤其崇奉藏传密教。汉文史料中将其与元朝的衰落关联起来，尤其是蒙古人沉溺于密教的双修法。史料称，这消耗了他们的精力，使他们无心处理朝政。有些谴责是应得的，但谴责的程度有问题，而有些指控则来自汉地佛教、儒教和道教的酸葡萄心理。蒙古人将外来宗教置于汉地宗教之上，在汉人眼中显然是错误的思想。无论如何，这与蒙古人的衰落关系不大，而用于佛事的财政支出则难辞其咎。元朝灭亡之后，佛教在蒙古人中停步不前，但在 16 世纪初重获重视。

说佛教在北元消弭是不对的。蒙古草原上的寺院得到了兴建和重修。由于缺乏北元王朝的财政支持，很多活动受到了限制，不过萨迦、噶举等教派仍然在蒙古人中传播。佛教还必须与萨满教竞争，而且寺院常常成为洗劫的目标，不仅是在明朝与蒙古的战争中，在蒙古诸王的内战中同样如此。

随着成吉思汗诸后裔夺得了草原的统治权，并图谋恢复蒙古人对中原的统治，佛教重新出现了。如前所述，很难说佛教曾完全消失，随着蒙古人退出中原，吐蕃的寺院与蒙古联系不易，从而陷入了孤立。 无论如何，随着蒙古人的复兴，佛教得到了新的推动力。一方面，明帝国推动佛教在蒙古人中传播，盲目乐观地误认为佛教会安定蒙古人好战的本性，减少他们在边境的抢掠。结果，北方的蒙古人非但没有安定下来，反而在洗劫了边境之后拿出部分战利品奉献给他们的新信仰，从而又一次证明政治与宗教之间罕能相安无事。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成吉思汗的后裔阿勒坦汗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又称黄教）之间建立了关系。虽然阿勒坦汗的妻子皈依了佛教，但是他在宗教方面仍然没有明确表明态度。阿勒坦汗战胜了明军之后，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的信徒都视他为有潜力的救星，能够改变儒家对佛教的压制，尽管他并没有做出承诺。很多高僧来到他的都城呼和浩特（意为“青城”），其中最著名的是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Sonam Gyatso）。他宣称阿勒坦汗是忽必烈转世，因此是全体蒙古人的汗。作为报答，阿勒坦汗封赠索南嘉措“达赖喇嘛”称号，意思是“大海般的上师”，以象征他的虔诚和智慧。尽管阿勒坦汗并未皈依，但他鼓励和保护佛教徒。他罹患痛风，以传统的疗法将病足插入奴隶或马的胸部，但没有效果。一名格鲁派僧人治好了他的痛风之后，他皈依了佛教。随着宗教信仰和健康状况的转变，阿勒坦汗成为一位热忱的佛教推动者。藏传佛教也成为蒙古人主要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