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征服——基督教



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很多基督教传教士误认为蒙古帝国皈依的条件已经成熟。蒙古草原尽管在多数时代都不处于东西方交通的主路上，但即使在蒙古帝国形成之前也并不是与其他宗教隔绝的。在约 1009 年，传教和商业的联系逐渐使蒙古草原中央的克烈人皈依了景教。这一年，巴格达的聂思脱里派主教收到了木鹿城主教阿卜迪朔（Ebedyeshu）的信件，信中称克烈人需要牧师和执事去施行洗礼。皈依者的确切数目不详，但是一般认为有 20,000 名克烈人。 很多乃蛮人、蔑儿乞人和汪古人也皈依了，不过是基督教与萨满教并存。

因此，克烈、乃蛮、蔑儿乞、汪古诸部被纳入大蒙古国之后，景教分布广泛，但在蒙古人中并不占主导地位。无论如何，大多数蒙古人仍维持其原初信仰。 尽管景教徒并不占多数，但他们对蒙古人造成了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很多蒙古精英的妻子以及统治机构中的一些高级官员都出自克烈、乃蛮诸部。窝阔台汗（1229—1241 年在位）的宰相镇海（卒于 1252 年）就是一名景教徒。此外，拖雷之妻克烈人唆鲁禾帖尼（卒于 1252 年）、窝阔台之妃蔑儿乞人脱列哥那（卒于 1246 年）、贵由之妻蔑儿乞人斡兀立海迷失（卒于 1252 年）等人也都是景教徒。教廷一直将大汗的基督徒后妃视为使大汗皈依的一条途径，然而这条途径的传教效果是极小的。 无论如何，基督教的影响在帝国上层是存在的。

蒙古帝国分裂之后，蒙古人与西欧的关系进入了考虑结盟的新阶段。不过在这一阶段，基本上是由蒙古人发起联系，而教廷则小心翼翼地接受蒙古人的提议，同时对蒙古人的皈依渐已不抱乐观态度。平心而论，教廷确实也尝试了向蒙古人传教的新方法，但宗教本质的隔阂仍然无法逾越。蒙古人提出与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联姻，教皇亚历山大四世（Alexander IV）强硬地教导他谢绝了联姻。亚历山大四世承认，蒙古军事机器确实是他面前的一个威胁，但他也正确地认识到，这种联姻最终会导致匈牙利屈服于蒙古。支持亚历山大四世逻辑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蒙古人不是基督徒，因此在教廷看来是无法信任的。蒙古人没有受洗，又怎么会尊重在基督教堂中的宣誓，而这是巩固联盟的通常做法。第二个原因则更为准确，联姻会让匈牙利成为蒙古的诸侯，而不是对等的盟国。 前文已论，这是蒙古人的标准做法。汗的女儿实际上代表她的父亲成为当地的统治者或执政者。

无论如何，这些问题都没有妨碍教廷希冀蒙古统治精英（当然最好是汗）皈依，并相信民众会加以效法。尽管之前蒙古与教廷的关系史显示蒙古人不会皈依，但是教廷仍然沉溺于这一美梦，因为蒙古上层有不少基督徒。这并不是没有证据的，因为对蒙古人皈依的乐观态度出现于蒙古帝国分裂之时。伊利汗国开始与罗马交涉，寻求盟友来抵御敌对国家的包围。1274 年，伊利汗阿八哈的使者迈出了移除主要障碍的第一步—他们受了洗礼。因此他们不再是异教徒了，可以代表阿八哈汗进行交涉。

教廷不满足于这第一步，并将蒙古人皈依一事的重要性置于近东拉丁王国的存在之上。如同他们与希腊人的关系一样，他们答应以军事联盟报答其皈依。马尔顿（James Muldoon）认为这一安排存在一个严重的瑕疵，他写道：“教廷为希腊人和其他求援的人提供军事援助的能力变弱了，教皇似乎更加坚持在对方臣服后才答应提供援助，但实际上根本无力提供。”

教廷无法满足协议中的条件，例如对埃及的马穆鲁克发动进攻，这样一来蒙古人就没有什么理由皈依了。教廷还面临着其他的问题。即使在蒙古人看起来对基督教空前地兴趣盎然时，前往蒙古人地盘上的基督教传教士也仍很匮乏。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马可·波罗家族。当波罗兄弟于 1269 年从忽必烈大汗的宫廷回来时，他们带回了大汗给教皇的信件。忽必烈要求教皇派 100 名有教养的人来教他基督教的教义。教皇只派出了两名传教士，他们刚到蒙古人的地盘就返回了。 我们不能完全怪罪这两名传教士。有很多故事和流言说蒙古人是歌革（Gog）和玛各（Magog） 之子，来自地狱，也有很多关于蒙古人行径的传说。因此，前往蒙古人控制的地区并居留数年，对于任何预期的志愿者而言都是令人畏惧的经历。

因此，教皇在与伊利汗的通信中经常只谈皈依，遣使送来的信中解释了基督徒对于统治者的教化。1291 年，教皇尼古拉斯（Nicholas）遣使去见伊利汗旭烈兀之子帖古迭儿，后者的洗名也是尼古拉斯 。 在这封信中，教皇尼古拉斯警告帖古迭儿，在使其他人皈依基督教时，他不应显著改变其生活方式。教皇尼古拉斯特别警告了服饰的改变，这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会引起皈依者与其他人之间的冲突。尼古拉斯与之前的几任教皇不同，他认识到让皈依者既为蒙古人亦为基督徒（而非只是基督徒）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不幸的是，对于基督徒而言，这种认识来的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