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来初个抗金斗争的高涨

一、南宋政权的建立与和战两派的斗争

金兵退后，张邦昌这个“皇帝”也只得退位了。五月初一，康王赵构在南京（河南商邱）即位，把靖康二年改做建炎元年（1127）。南宋政权出现了。康王后来被叫做高宗。他将怎样来收拾这个残破的局面呢？

论当时的形势，新出现的南宋政权很是软弱。金军在两河分兵驻防太原、真定等重要城市，继续进攻河中（山西永济）、河间、中山等地。黄河南北两岸产生了无数自发的武装集团，其中有溃散的兵士，有从各地赶来的勤王队伍，有官吏豪强组织的，也有灾民自动团结起来的。这些部队要存在，首先要解决军粮问题。要粮，只得自行筹措，其间是不免有些扰民的事，这在当时是没法避免的。南方因北宋末年阶级矛盾的尖锐，也动荡不定，所谓“盗贼”常能攻陷城市，纵横往来。宋朝的地方官逃的逃了，不逃的只能自行设法来应付时局。国家的情形如此，要防止金兵再度南下，显然是不大可能的。为了抗金，一个巩固的政权是需要的。

高宗能不能建立这样的政权呢？从表面上看，作为北宋政权主要支柱的禁卫军所存无几，赵构自己的兵马大元帅府也兵微将寡，似乎是毫无希望的。然而比较深入地考察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关键在于是否抗金。南宋政府只要能够真正抗金，就会有力量。自从金兵南侵以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黄河南北的人民受到金兵屠杀、俘掳、掠夺的痛苦，激起了爱祖国、保乡土的热情。在那个时代里，人民要抗金，就拥护赵宋。上面提到过钦宗进了金营，东京人民站在街头等他回来，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并不是说人民真正一向拥护这个皇帝。所以高宗如果真的决心抗金，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可以号召那些自发的武装集团，组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完成保卫国土的任务。

这是当时可能办成功的事业，然而不是赵构和大官僚地主所能做的事业。宋的统治集团早已腐朽到了极点，他们一想到金人，就胆战心惊，只打算逃走；他们一看到任何人得到多数军民的拥护，就以为这人“有震主之威”；他们对于广大的义军，认为是心腹之患，只想消灭他们。就皇帝个人而言，他更有不可告人的衷情。钦宗即了位，就防父亲徽宗复辟；高宗即了位，就不希望徽钦二帝回国，害怕别的宗室出来争位，更害怕出现异姓的竞争者。为了保持皇帝的地位，为了保持大官僚地主们的安宁与秩序，他们宁可偷安，不想恢复。因此，降、和与逃跑是南宋政权的基本政策，是代表大官僚地主阶级利益的路线。高宗和亲信大臣黄潜善、汪伯彦就是这条路线的忠实执行人。

试看新政府对待一些重大问题的态度。

新政府决定遵守靖康原约，把黄河做国界。黄潜善命令，军队不准过河，命令刑部不准把即位赦文发到河东河北，准备派遣使者往金国求和。这是对和战大计的态度。

张邦昌等一批汉奸，人民恨如切齿。金人宣布将要建立伪政权时，东京城里议论纷纷，留守司怕百姓“作乱”，令将领范琼弹压。范琼大声对人民说：“自家懑只是少个主人，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譬如营里长行健儿，姓张的来管着是张司空，姓李的来管着是李司空，汝军民百姓，各各归业，照管老小!”这种无耻论调，当时人人痛骂。高宗将怎样对待这些人呢？起草赦文的官员对这些人批判得严厉一点，高宗就换人改正，宣布一切不问。黄潜善强调张邦昌是不得已，高宗更明白地说是为怕金人质问，所以必须优待张邦昌。这是对待汉奸的态度。

这种极端反动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一部分官员上疏反对，相当地反映了人民的心理。如赵子崧说都城人民指范琼等10人为国贼，要求把他们明正典刑。张所上疏说靖康割两河，“使两河之民，烦冤沉痛，怨流骨髓”，反对留驻南京，预先准备南渡。在公论的压力下，高宗知道黄、汪两人“不厌人望”，不得不召众望所归的李纲，请他做宰相。这明明是装点门面罢了。

李纲在六月初一到了南京。从六月初二到八月十七日，他做了75天宰相。在这75天之中，南宋政府确实办了一些足以振奋人心的事情。然而反动的逆流毕竟占着统治地位，李纲的措施绝大多数都在短期间化为画饼了。

李纲的主要措施是罢和议、严守备、利用民兵、援助两河，惩办汉奸，以明是非。他每有措施，都必须与投降派作一番严重的斗争。他主张严惩汉奸，大臣们却都反对，如吕好问竟以为“王业艰难，正纳污含垢之时，遽绳以峻法，惧者众矣”。再三争辩的结果，宋廷把几个大汉奸放逐出去，了结这事。两河州郡沦陷的只有十几处，其余还在抵抗，山寨义兵更是不计其数。李纲劝高宗下手诏，鼓励两河军民继续抵抗；又建议派张所、傅亮经制两河，使他们先招募民兵，逐步进兵收复失地。这工作是艰巨的，必须选用适当的人。靖康割让两河时，张所做御史，主张傅蜡丸招募河北民兵救京师，河北人听见了都喜欢，所以他的名声传遍河朔。李纲要用旭，但是知道黄潜善与他有仇，不能不费上一番疏通的工夫。他想用宗泽守东京，但是宗泽已被投降派调到襄阳去了，又不得不努力说服高宗。朝廷以为人民武装是“盗”，是心腹之患，李纲竭力陈述：“今日盗贼，正当因其力而用之”。他是主张利用人民力量来抵抗金人、保卫国土的。

坚守两河的诏书发出了。大汉奸张邦昌等被放逐了。宗泽到东京，恢复京师秩序。金国间谍来到东京，自称出使张邦昌政权，被他断然扣留。危城小的人民渐有生意了。张所、傅亮决定分别在大名、陕州设立招抚司，招集民兵，两河军民响应的日益增加。所谓“群盗”接受招安的在短期间达到十多万人。复兴宋朝、抵抗金人的事业显然已有基础。

然而就在这些措施一一举办的时候，投降派破坏的阴谋也没有停顿过一天。大金通间陕的派遣不因李纲执政而停派。

放弃中胀、逃往东南的主张在朝廷小始终占着优势。李纲暂驻南阳与宗泽的还都东京两策，内容虽有不同，宗旨都在便于号召四方。一股大官僚们对于两策，都同声反对。张所、傅亮被任命了，黄潜善父建议加派别人，分割他们的权力。

8月中，投降派硬说设立招抚司后，河北“盗贼”更多，不如取消这个机构。傅亮兵马不甘齐备，不能立刻出发，投降派就加以攻击，说是“逗留”。李纲为张、傅两人再三辩护，高宗始终不信，于是李纲只得自行要求退职了。

投降派取得了完全的胜利。8月18日，李纲罢相，他的措施一律被取消。政府严令：为盗军民立即投降，如敢抗拒，本身和父母妻子并行处斩；鼓励地主阶级率领乡兵，帮助讨荡。这个政权不再作抵抗金人的打算，一心一意进行“安内”了。

太学生陈东、进士欧阳彻上疏攻击投降派，主张挽留李纲，还都东京，出兵北伐。高宗见了大怒；黄潜善更激怒高宗道：“如果不严办，必然重演鼓众伏阙的事件。”高宗果然把两人立即斩首。陈东是名震一时的爱国志士，死时年42岁。路上行人见他被害，都流泪噃哭。只有皇帝和大官僚深恨人民“要挟”朝廷的举动，才会把李纲看作野心家，把与李纲面不相识的陈东看做他的死党，一定要把李纲逐出政府，把陈东置之死地。

十月初一，高宗上船，逃往扬州。宋政权非但不想恢复两河，连中原都准备放弃了。

二、北方人民抗金斗争的高涨

从1126年拒绝割地投降的命合以来，从太原、真定等地坚守抗敌以来，黄河以北的军民掀起了抗金斗争的高潮。随着敌兵的深入，黄河以南的军民也接着奋起。李纲、宗泽等的号召和领导，使斗争发展得更加波澜壮阔，声势浩大。建炎元年和2年，正是斗争极度高涨的期间。

河东、河北、京东、京西身受踞杀掠夺的痛苦，人人“怀冤负痛，戚愤激切”，因此，“慷慨之气，直欲吞此强敌”。在这时候，任何人能够抗金，就会受到群众的拥护，李纲、宗泽、张所就是突出的例子。反之，人民对东京城破时为敌奔走的官僚，指为国贼（见上文），可见人民反对是非是分得很清楚的。高宗即位后，不进驻东京，军民都愤恨议论。宗澤在这年7月中上的回銮表说得好：“臣窃闻将土籍籍，皆愿陛下回京师，云京师是众兵驻劄之本根也；商旅籍籍，皆愿陛下回京师，云京师是天下贾版之要区也；农民籍籍，皆愿陛下回京师，云京师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土大夫怀忠义者籍籍，皆愿陛下回京师，云京师是陛下朝宗之域也。”由此可见，只有不忠不义的士大夫畏敌如虎，望风而逃，迎敌而拜。民心土气，如此激昂，武装的抗金斗争自然蓬勃地到处展开了。

农民自发的抗金武装红巾军在河东崛起了。他们到处攻击城邑，旗帜上都用建炎年号。在实际斗争中，他们认识到金兵并没有什么特别可怕之处，因此作战更勇。红巾军曾在泽潞之间（山西晋城长治一带）袭击宗翰大营，差一点捉住了这个元帅。金人竭力搜捉红巾，而真红巾不可得，只是屠杀平民，于是人民参加义军呐口益增加。这种头裹红巾的农民武装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建炎2年，河北各地到处都有红巾了。

张所用王彦做都统制。王彦是小军官山身，竹在种师道部下保卫西北边疆有功，奸读兵书，善于骑射，很有才气。这时他自求抗金，率岳飞等7千人渡河，进驻新乡，号令各地。金人以为宋大军前来，发兵数万人围攻王彦。这枝新军人数既少，装备又坏，只得突围杀出，大半都被冲散。王彦与部下数十人杀山出重围，收集散亡，屯兵太行山。这时情况很紧张，土兵们为表示决心，自动在睑上刺“赤心报阔，誓杀金贼”八字，于是著名的八字军出现了。王彦收集散亡的部众时，只有700多人，后来逐渐吸收两河忠义民兵傅选、孟穗、刘泽、焦文通等部，在太行山地中，建立连系数百里的山寨，形成了敌后的一支强大武装力量。岳飞在突围后与王彦有些意兑，一度自成一军，但是势力孤单，效不成什么事业。他后来虽向王彦谢罪，然两人终于不能合作。不久，岳飞便投宗泽去了。王彦为了与宗泽商议，率领1万余人渡河剑东京。这支人马就留在河南守卫沿河据点。这是八字军在河南活动的开始。

红巾、八字两军以外，两河各地还有无数义军。马扩领导的五马山（在河北赞皇）山寨是很朽名的。金军发动侵宋战争之初，马扩到到真定招募兵士，和地方官刘、刘子羽父子意见不合，被他们监禁起来。真定失守时，他从监狱中跑出来，就上山组织民众抗战。后来战败被俘，宗望想软化他，准他开酒店过活。他利用这机会，结识往来人士，与五马山山寨首领旧官员赵邦杰通消息。继炎2年（1128）初，他终于逃入山寨。这时宗室信赵榛（赵构弟）逃在民间，马扩访得消息，把他迎到五马山，请他总制诸山寨。两河遗民知道了，异常兴奋，闻风响应，愿意受他指挥的有救十万人。

其他以一城一地进行局部的斗争的，更不计其数。宗室赵土珸在北迁途中逃山金营，走到武安县，坐在酒店中休息，宣布了身分，立刻纠合少壮百余人。走到磁州，不消10天，就组织了义军5000人，陆续归附的有好几万，逃兵一战，击退了围攻洺州的金军。安邑人邵兴（后改名隆）捻解州神山抗金。金将从了他的兄弟，劝地投降。他不顾一切，饮泣死战，大破敌军。两河许多城市在继续作战。河中府（山西永济）址晋西南虫镇，扼晋秦豫的冲要，守军坚持到高宗即位之后，只因南宋救兵不渡河，才终于失陷。河北重镇的河间府一直支持到建炎元年11月。中山府的防御继续到建炎2年3月，达座孤悬敌后的城市从靖康未被围，坚守3年，直到城中粮尽，兵民俄得连武器也拿不动时，方才失陷。敌人逃城后，看见这俏形，也为之叹息。

两河军民就是这样英勇顽强地保卫祖国的。

在人民的支持下，宗泽努力经营东京防御工作，把一座危城变成了铜墙鉄壁。他在建炎元年6月到东京，第二年7月中逝世，一共只有1年多一点的时间。他之所以能取得成绩，就是因为他能够依靠人民。这位老人在北宋时常因爱护人民，和上司抬杠。这时以69岁的高年做了东京留守，上疏24道，劝高宗还京，与高宗谈民心土气，为被大官僚地主所诬蔑的义军辩护。他反对和议，扣留闯到东京的金使，拒绝朝廷优待所扣使者的命令，强硬地质问：“巧；知二二三大臣，于金入情款，何如址之厚!”他劝高宗询问左右将士，便可知道士气的高涨。朝延诬蔑义军，就是“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这位70老翁（这时建炎2年了）气愤愤地出来争辩。他指出靖康之末，四方忠义之士，梯山航海，赶到京师勤王。大臣非但不加帮助，而且一概斥逐，使他们饥饿流离，不得已而为“盗贼”，这不是勤王人的过失，而是朝廷措置错误的结果。如果朝廷把勤王人叫做盗贼，那么两河山寨义军岂不要为之解体!我们应当承认：这是当时最公正的议论。

宗泽自己做的，主要就是团结人民武装的工作。濮州人王善聚众数万，号称“河东亘寇”。宗泽单骑到他营里，流着眼泪说：“国家危急的时候，有一两个象你这样的将军，如何会弄得如此!”王善受了他的戚动，立即归降。其余象号称没角牛的杨进，寿春“贼”丁进，以及王贵、王再兴等“群盗”，都受招抚。于是宗泽集结百万大军，积蓄半年存粮，在京城附近筑起许多堡垒，进一步结连两河忠义，非但河南可守，而且有进军河北的可能了。

然而高宗南迁扬州了。中原人心动摇，一部分民军首领眼昆大局瓦解，逐渐滋长个人野心，只打算攻城掠地，割据白为。金兵也乘此帆会，于建炎元年12月分兵进攻山东、河南、陕西了。

这是南宋建立以后金兵第一次的南侵。金军分为三路：宗翰统中路军攻河南；宗辅（窝里嗢、阿骨打子、世宗父）与兄弟宗弼（兀术）统东路军攻山东；娄室和撤离喝（完颜呆）统西路军攻陕西。金军的行动看起来还是很顺利。中路军在洛阳附近渡河、银术可深入京西，连破唐邓等州（河南沘源和邓县）。富庶的邓州在被搜括一空后，居民全被赶往北方。东路军深入山东，攻破青、潍等州。西路军深入陕西，连破长安凤翔等地。金兵是在横行，然而中路军进犯东京，被宗泽击退；山东陕西的两路也乃回到程度不等的打击。宋朝的抵抗力显然是增强了。

山东守军没有主帅，因此抵抗显得较弱，然而千乘一个小县城，民兵和沿兵结合起米，竟击败了宗弼。而这个宗弼正是金国日后的主帅。陕西在长安失陷后，情形混乱，东起陕州（河南陕县），西至秦州（甘肃天水），被攻陷了许多城池。在这困难的日子里，脚延经赔使王庶毅然出来号召抵抗。王庶是庆阳（甘肃庆阳）人，1106年中进士后在泾州当个县宫，受种师道推荐才逐渐升迁。他是一个坚决的抗战派，当时响应号召而起的义兵不下十多支。金兵望见了渭河南岸满野的义兵，竟不敢渡河。可惜陕西众将多数不听王庶号令，拥兵观望，使敌兵能够从容撤退到黄河边上。王庶号召众将迫击，他们也不出兵。泾原统制曲端是西北有名的将领，手下兵马极为精锐，但是他不愿受王庶指挥，采取了消极态度，使陕西的抗战事业受到很大的损失。

跟这些将军们相反，在新起的义军中间，却出现了一个对抗金有相当贡献的李彦仙。李彦仙本来叫李孝忠，住在西北宋夏边境上的巩州（甘肃陇西），武艺很精，常常出外考察山川大势，有机会使袭取西夏人放妆的马匹。靖康元年，参加勤王兵，当个小军官。大官僚们陷害李纲、派他到河北顿兵，孝忠上书反对。一个小军官敢对国家人事发表意见正当时是犯法的。因此朝廷下令拿问。他就逃走山去，改名彦仙，再去投军，这时在当一个小小的石壕尉。陕州失守后，他便闭结军民，起来抗战。他先用埋伏计，杀败敌人，分兵攻下据点多处，乘胜收复陕州。这时是建炎2年3月。他进一步渡过黄河，在晋南的中条山建立营寨。许多志士都闻名前来归附，他们中间有上文所讲的邵隆，有聚众数百起来保卫家乡的龙门人邵云，有做过和尚又从军杭金的吕圆登。这些人都成为李彦仙亲密的战友。这一枝异界军突起的武装部队插在晋、秦、豫之间，对侵略者形成了极大的成胁。此外，洛阳大陷后，统制翟进领兵上山，扼险防守，屡次袭击金兵，也不失为一个爱国的将领。

金军主帅宗翰渡河后，屯兵洛阳，和宗泽相持。从12月到2月，交战多次，金人始终占不到便宜。正月里，金军进袭东京，宗泽下令照旧张灯，庆祝元宵，来解除居民的恐慌，一面发兵迎击，打退来犯的敌人。2月中，部将王宣在滑州又大破金军，从此打消了敌人进犯东京的企图。不久，各路金军纷纷撤退，基本上结束了这次攻势。

这时，两河州郡虽因苦战太久，陆续沦陷，然而各处山寨，声势正盛；东京已经变成坚强的堡垒；从山东到陕西，新生的抗敌力量正在成长。人氏在实际斗争中消除了战争初起时的恐惧心理，发现了敌人的弱点。有人作了一篇劝勇文，说敌人有王呈易杀：连年战争辛苦易杀，马倒便不起杀，深入重地力孤易杀，多带金银易杀，作虚声吓人易杀。这是人民群众在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因此，虽则在敌兵初退的时候，却不失为趁势大举反攻的机会。宗泽号召众将，使他们准备渡河；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抓到了俘虏，如果是契丹人或汉人，既问他们谈杭金的道理，谈通了、放回去，进行瓦解敌人后方的工作；他又派人联介两河山寨，准备利用炎夏敌人马瘦的时候，大举兴兵。王彦与他会商，也准备以八字军进攻太原。五马山的信王榛派马扩经开封南下，到扬州见高宗，要求始河东河北兵马元帅印，子进一步发动敌后的战争。马扩在敌后经过许多山寨，他都去求见山寨的首领，说明南下用意，并要求他们的合作。这些首领都表示欢迎。他渡黄河，就是他们派船送的。从大河南北这样的俯形，宋朝政府如肯大举反攻，必叮获得巨大的胜利这是可以断言的。

三、南宋朝廷出卖了北方的抗金斗争

流亡在扬州的南宋朝廷始终仇视人民，把义军看做盗贼，把抗战领袖看做野心家。他们不但不支持北方的抗金斗争，反而加以破坏，使英勇的北方军民从孤立苦撑逐渐走向失败。毫无疑问，南宋朝廷在实质是出卖了北方的抗战。

宗泽从初到东京时起，就因为扣留金图使者，受到大官僚地主们的攻击。他上疏谈恢复的策略，被黄潜善、汪伯彦当傲发狂。他驳斥“遂假勤壬之名：公为聚寇之患”的谬论，朝廷置之不理。他准备大举渡河，连缜上疏要求高宗回京。朝廷不但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怀疑他有其他作用，派郭仲苟做副留守去监视他。这位抗战老将限见事与愿违，气愤成病，背上生疽，琶于建炎2年7月中逝世了。他病重的时候，将领杨进等到卧室内探病，他还鼓励众将道：“只要你们能歼灭强敌，我虽死无恨。”将领们听了，都感动流泪。他逝世前，对家事一句都不问，只是念唐朝爱国诗人社甫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汨满襟。”快断气了，他还连喊三声“过河”!他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武装的信任，是处极可钦佩的。东京人民听得他逝世的泊息，号哭不绝。太学生1000余人写了祭文哭他。他的儿子宗须在军中受到兵士爱戴，东京人士就请求用他继任。宗爷爷的威信确实高极了。

南宋朝廷既然不信任宗泽，不信任义军，又如何肯用宗颖呢!子继父职，不要变成拥兵割据的藩镇吗？于是“酷而无谋”的杜充前来做东京留守了。

杜充到东京后，一切措施叠与宗泽相反。义军首领们失望，纷纷散去。宗颖和他争执几番，都没有效果，最后恨恨地离开了东京。杜充非但不团结众将，甚至因为统制官张用兵势很盛，而出兵袭击。百万义军瓦解了，东京也不再可守了。不久，杜充也弃城南下。东京粮运不通，人口散亡，变成一座被人抛弃的危城，最后终于被敌人所得。

八字军首领王彦在东京与宗泽商议进取的方略，情绪很高。宗泽死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他赶到扬州，见黄潜善、汪伯彦，竭力反对和议，请求利用两河人心，大举北伐。他的话说得异常愤激，因而受到降职的处分。从此以后，南下的八字军划归御营，留在河北的没有人领导，逐渐瓦解了。

五马山的山寨，也在这时候失败了。建炎2年4月，马扩到场州，把信王的奏疏交给高宗。南渡君臣害怕信王团结北方抗金军民，形成与高宗对抗的势力，根本不愿意支援五马山义军。他们想硬说信王是假的，但是亲笔文件逼得高宗无法否认，只得口头上宣布封信王做河外兵马都元帅，发缓兵，给器械，准许马扩过河后便宜行事；一面设法破坏，给马扩一些乌合之众，密令将官们监视他的行动。马扩北上后，又受到听各路帅臣节制的命令，把原来的诺言完全取消。马扩儿形势垒变，到了大名，就无法前进了。5月里，谣传信王将渡河到东京，扬州小朝廷因此大起恐慌，一面下诏准备回京，一面禁止信王部下过问。宋朝决心不支援信王；金国却恐怕马扩引兵北上，和义军合势，发大军围攻五马山。这年秋天，山寨因被敌人截断水源，无法支持而陷落，信王失踪，这一个河北抗金的中心就此泊灭了。不久，马扩也兵败南迟了。

在这种形势之下，两河和山东陕西街未失陷的各城，孤立无援，纷纷陷落了。金兵歇过了炎暑，又得了宗泽的死讯，才决计用兵。金太宗表示：康王走到那里，就打到那里。可见这一遭金国有一举灭宋的意图。这是南宋建立后企兵第二次的南侵，金军的主帅仍是宗翰，陕西方面的指挥官仍是娄室。

这一次与上次时间上相隔虽近，形势却大不相同。金兵长驱直入，虽则各地军民与爱困官吏誓死抵抗，有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他们是被南来政府抛弃不顾的，孤立的斗争终于挽回不了大局。

在陕西，王庶虽得到了节制各路军马的名义，其实号令不行，金人看准这弱点，便进攻他管辖的延安一带。王庶连下文书催曲端去救，曲端自称“直捣巢穴，攻其必救”，收复了两座并无金兵防守的城池。王庶要收拾散亡，亲自去救，走到半途，延安已失。王庶不得已，前去投奔曲端。曲端却把失延安的罪加在他的身上，将节制使的印夺去。

金兵破了延安，又去攻打晋宁军（陕西葭县）。晋宁军在陕北的黄河边上，正在晋陕之间，是一个重要据点。知军事徐徽言是西安人，兼通文武。1108年，朝廷求材武之士，徽言被人推荐，徽宗赐他武举绝偷及第。以后，他在西北保卫边境，颇有战功。从太原失陷时起，他便在晋宁军准备战守。他知道河东沦陷各地的居民不愿从金，秘密派人联络地主武装，应允成功后保举他们做守长，世袭职位。这个办法大有恢复魏晋时“堡坞”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的意味，但无论如何，徐徽言总是为着抗金，这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南宋政府没有批准他的计划，一直搁着。金兵却认定他是一个强敌，于建炎2年（1128）11月前去攻打了。陕西降将折可求是他的亲戚，被金人派到城下招降。徐徽言张弓搭箭，大骂道：“你对国家无情，我对你还有什么情谊可说!”一箭射伤了这个汉奸。他派善于游水的人偷渡黄河，招募逃亡在山谷中的河东人民数万人，结了木排过河，与金兵在黄河边上苦战，杀伤了很多敌人。由于依靠了人民的力量，这座塞上孤城一直坚守到建炎3年（1120）2月。在晋宁军保卫战的最后阶段中，城中水源断绝，既饿且渴、多半伤病的军民，拿了断枪折刀，依旧死战。城将破时，徽言下令，焚毁炮帆等防守器械，不让它们落入敌手。金人进了城，他还率兵巷战，被俘后坚决拒绝诱降，把金人送上的酒杯向敌帅劈面掷去，最后英勇就义。这时候，扬州已沦陷、高宗已经逃亡过江了。

在中原，许多地方的军民也传下了许多光辉事迹。

河北冀州（冀县）弧悬在金兵后方，将官李政领导守城，纪律严明，有时出兵袭击金苗，得了战利品，就赏给士兵，自己一点都不要。有一次金兵攻城很急，少数敌兵上了城，在门楼上放起火来。数十名勇敢的士兵在李政的激励下，用湿毡裹了身体，挺着器械，从火焰中冲杀过去；击退了这次进攻。9月里，金人买通汉奸，暗害李政，攻陷了这座城市。

馍州（山东濮县）是一个小郡，宗翰亲自颁兵来攻。将官姚端出共不意，乘夜劫营，杀入中军，吓得宗翰赤足逃走。这个小郡抵抗了酝天，才被攻破，姚端预敢死队突团走脱。

大名府是宋朝北京，是河南的屏障。提点刑狱郭永反对大部分官只投降或逃跑的主张，亲自率兵守城。金兵用发行帆抛射断碑残础，猛攻破城。郭永被俘后骂敌被杀，被俘的大名人见了都流泪，遗尸也为城中人自动收块。对于抗敌卫国的英雄，人民永远是尊敬爱护的。

英勇的抗战事迹是说不完的，更多的事迹被埋没了。许多英勇军民的斗争在文献中只有片言只语的流传，如济南的关胜便是一个例子。建炎，2年初，刘豫奉命知济南府。刘豫因山东局势紧张，想换江南一郡，执政不肯。他心中怀恨，就存着投敌之心。这时济南是国防要冲，朝廷却派了这个懦夫去做守臣。12月，金兵来攻，刘豫想要投降；善用大刀的守将关胜却屡次出战。刘豫只得先假意抵抗一下，寻个机会，暗害了关胜，然后开门投降。关胜这位英雄人物被暗害了，连他的事迹也被埋没了。

这无数英勇的军民不论死于敌人之手，或死于汉奸之子，实际上都是被南渡君臣所出卖的。当人民在中国北部的土地上抛头颐、洒热血的时候，高宗和黄潜善、汪伯产等，正在扬州粉饰太平，醉生梦死，派遣求和的使者，诬蔑抗敌的义军。东京留守杜充正在汴梁攻山民军，削弱抗战力量，使金兵得以毫无顾虑地攻陷山东各地，长驱南下。个别抗战的将颁，如上节所讲的翟进，他—面在洛阳附近和金人夹河交战；一面却把脱离杜充的杨进当作国家大患，发兵攻击，自相抵销抗战力量。这是地主阶级一贯的作法，不足为怪。翟进结果死于内战，兄长翟兴收拾部队，在京西山地中继续抗战。离开东京的各枝民军在中原各地自由流动，为了吃饭，不免攻城掠地。他们失去了领导，不再能团结起来，组织整顿，成为正规军队；反之，在自由的流动作战中，若干首领发展成为流氓军阀，对社会起破坏作用。这个恶果，论它的究竟，也是南渡君臣所造成的。

中国北部的抗金斗争低落下来了，金兵长驱南下，南宋政权又面临崩溃的危机了。

四 人民挽救了南宋朝廷

高宗当年在河北，要到金营求和，这明明是自投虎口，如果没有磁州百姓和宗泽，他早已做了俘虏，那里谈得到什么中兴!这个明明是得力于人民而能苟延残喘的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倔最怕人民；受了金人无限的压迫，倔对敌国作毫无根据的幻想。要讲个人恩怨，高宗眼睁睁地看着包括母亲妻子在内的全部皇族、被掳到北方去做俘虏，真正可说是血海深仇。然而大官僚地主和他们的首领皇帝最重视的是保持剥削农民的特权，只要这个保得牢，尽不妨傲小朝廷、儿皇帝。由皇帝本人看，特别要防止任何可能取而代之的人物的出现。根据这原则，南渡君臣不愿意看见人民在抗金斗争中抬头，更不愿意看见任何有威望的抗金颁袖的存在。最后剩下来的一条路就只有割地求和了。

在建炎年间（1127~1230），割地求和还是南宋主观的空想。金入侵入中原不久，每次兴兵，掠夺所得都极可视。各地白发的抗战虽纷他们一些钉子碰，但都没有碰到头破血流的程度，教训还不够滦刻。南宋政擦的步步退让却使得女翼贵族日益狂妄白大，侵略野心越来越高涨。建炎3年春天，完颜宗翰乘上年秋冬下太行山、横行河北山东的声势，狠狠地进犯扬州了。

这支金军转战几个月，表面上很强有力，实则已经成为“强弩飘风之末”，是可以被击败的。宋朝君臣根本不相信金兵会来，对于敌人的行动，莫明其妙。宗翰亲率重兵对付淮阳（江苏邳县）的韩世忠军，分骑兵5000人，从滕县直奔扬州。兵到泗州，高宗方才得到消息，仓皇之间，只有逃跑过江的一法。建炎3年（1129）2月初3，金兵先锋500骑，长驱而入扬州，竟没有人加以抵抗。公私船只挤满在运河里，无法通行，所有财富，垒被金人夺去。军民逃出扬州，自和践踏，已经死了许多人。金人迫到瓜州江边，来不及渡江的难民十余万人，大半死在江中，留得性命的都被金人掳去，丢下的金帛珠玉在江边堆积如山。留在扬州的人被杀被掳之后，只剩下几千人。垒城建筑物都被焚毁，几乎化为废墟。这一番灾难是应当山统治者负全部责任的。当时人都怨恨执政，司农卿黄锷逃到江边，军土们当他是黄潜善，驾道：“误国害民都足你的罪过!”他来不及分辨，头已落地。军士们虽则杀错了一个人，所判断的是非却是正确的。他们受时代限制，对高宗仅限于不满。卫土们在护卫高宗逃走出坡时，不冤口出怨言，高宗竞亲手杀死1人。卫士的冤死，叉一次证明高宗行径的可耻。

高宗过江后，逃往临安。淮北的韩世忠敌不过宗翰大军，退到沫阳，部队溃散。世忠自己从海遇收兵南下，部下将倾李彦先等纷纷在沿海和淮南各地收兵聚众。少数将领和所谓“群盗”也在江北大事活动。金兵孤军深入，不能久留，掠夺一番以后，就向北撤退了。

尚宗过江以后，不能不罢免黄、汪两人。接着，扈从高宗到临安的军队队不满朝廷的措施，将颁苗傅、刘正彦2人领导一次暴动，强迫高宗退位，立他的不满3岁的儿子做皇帝。大臣吕颐浩、张浚等领着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将颁鍈压了暴动，杀死苗、刘2人。高宗才能恢复帝位。

新进的大臣张浚是一个坚决主张抗金的官真，他在建炎3年受命知枢密院事时，只有33岁，从寇准以后，宋朝不会有这样年轻的执政。他原籍汉州绌竹，中过进士，建炎初年受黄潜善的提拔，在黄的指侠下攻击过李纲。后来因为喜欢讲主战的话，为黄潜善所不喜。他认为中兴事业必须先经营川陕，如果金兵得了先着，下陕取川，东南就难保守。高宗接受他的意见，任命他做川陕宜抚处置使。重视西北防务，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然而高宗不接受张浚进驻武昌的建议，述建康也不敢住，仍旧躲在临安。杜充自动放弃东京，却被任命做建康留守，负扭江防重任。朝廷议论，只害怕江北“群盗”过江，对金仍想求和，这年8月里所发求和书信，竟说：“今以守则无人，似奔则无地，此所以谵諰諰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已!”他请求削去皇帝名义，只保持一个南方藩蜀国家的地位。这在实陈上就是说：只要允许他和大官僚地主们保持剥削南方农民的特权，其余一切都可以服从。

女真贵族侵略的气焰正高，那里肯考虑这种办法。10月里，金国大量征发北方人民当兵，使宗弼傲统帅，大举南犯。兀术掌握兵权，这是第一次。南宋建立以后，金兵南侵，这是第三次了。一连三年，秋冬南下，春暖后退兵歇夏，成了规律。

宗弼知道高宗在临安，隆裕太后（哲宗废后，靖康时因皇族名册中没有她的姓名，不会掳去）在洪州（江西南昌），就分兵两路：一路从和州附近渡江打江浙，一路从黄州附近渡江打江西两湖。当时金国大体上统治了河北山东；河南与淮南北的情况非常复杂。东京满目荒凉，人口稀少，但是还有个权京城留守上官悟；翟兴乘虚收复了西京；李彦仙、邵兴等以陕州为中心，形成了一支相当强的力量。淮南北打着宋朝旗号的地方不在少数。徐州人赵立在本地做武卫都虞候。上一次金兵南下，打破过徐州。赵立在战时受伤昏倒，醒后到乡间起兵，于3月间截击北退的金军，夺获大批战利品，收复了徐州。承州（江苏高邮）有出身“群盗”的薛庆，聚众数万人，已受南宋招安。山东梁山泊渔民张荣，在泊子里枣了几百条船，袭击金兵，军中唤他张敌万。杜充曾和他联系，给以官爵。金兵攻陷扬州时，他引船队南下，驻在鼍潭湖里，有兵1万多人。济南人邵青，做过艄公，也做过“水贼”，聚众在楚州、泗州一带的水上活动，受杜充招安，做了水军统制。以上只是几个例子，其余分散的武装集团还有许多。宋朝官军在河南两淮经常和流动的武装集团进行混战。金兵这次从山东而来，直奔长江，这些部队便都处于故人的后方了。

南宋主持江防的大官，建康（南京）是杜充，江州（江西九江）是刘光世Oo社充平日里只是杀人，刘光世只爱置洒高会，都不把国防当正经事看待。10月26日，黄州的金兵寻得一些小船，又拆了民厉，编成木诽，就这样渡江了。等到刘光世知道，金军已经过近江州，这个大将只有逃走一条妙计了。隆裕太后得报，匆匆逃亡，在吉州险些被金兵追着，卫兵全部溃散，弄得狙狈不堪。这支金兵深入江西、两湖，到处烧杀掠夺，再加上溃散的官军的骚扰，人民受到了极大的灾害。宗弼的主力，于11月21日在和州附近的马家渡渡江，也没有受到丝毫抵抗。杜充第一步阀门不出，第二步是逃到江北，第三步就投降了。这位大宫平日杀人太多，一旦逃亡，很多人想乘机报仇；于是他就靠女真侵略军来保护自己了。

11月29日，金兵攻陷了建康，从广德、发言直取临安。12月15日，就打破了临安。赵构逃到明州（浙江宁波），跳上海船，才不曾做俘虏。金兵到处烧杀掳掠。他们攻下明州，拽山检海，连平日人迹不到的地方，都去搜索杀掠，最后一把火，烧得全城只剩下几个佛寺。建炎4年（1130）2月，宗弼退还临安，一把火烧了三天三夜，然后带了全部赃物，沿着运河，水陆并进。兵到平江（苏州），大官周望、郭仲威弃城逃走，于是这座城高池滦兵甲充足的城市轻易地落入了敌手。金兵抢了金帛子女以后，又是照例放一把火，直烧得百余里外都望得见烟，5天后方才熄灭。建康也被大烧大抢，化为废墟。东南各大城从中唐以后日渐繁荣，三、四百年没有遭遇过重大的兵灾，只到此时，才受到重大损失。金围侵略军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南宋政府祸国枞敌，也应负相当责任的。

皇帝飘零在大海上，南宋政杖在实际上已经瓦解了。人民对逃跑主义表示了强烈的恰恨。杜充将逃时，建康市民叫吵：“杜相公冤枉杀了多少人，今天倒要先逃吗!”周望逃出苏州时，市民骂不绝口。高宗决计航海，规定卫士每人只准带家蜀两口，卫土们都说：“我们有父母，有妻子，带谁好呢!”他们拦住宰相吕颐浩，反对逃跑。残忍的统治者先由皇帝出面，用欺骗手段缓和了局势，最后用阴谋杀害带头的卫土，镇压了反抗。

人民也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团结在任何愿意饭导抗战的人物的周围，顽强不届地打击了仗略军。就是这些斗争才阻止了南宋政权的彻底崩溃，使金人不能肆无忌惮地立刻征服全中国。

一个在江西逃难的官员码秽亲眼看见乡村居民内动抗敌、常能得胜。他激动起来，写信劝刘光世伏兵掩杀，使敌人匹马不还。这个懦夫却不肯听。建吕军（江西南城）的大官都跑了，军民推一个小军官蔡延世领导守城。他们杀了前来招降的金人，击退了来犯的金军。东南人民也纷纷起来迎战。余杭县尉阳汝为与和尚梵仁起并兵自卫。临安的一个小小的县舍朱跸率颐民兵英勇地迎击完颜宗弼。权府事（代理知府）刘诲想投降，立即被军民所杀。余姚知县李颖士和把隘官陈彦率民兵数千抵抗，敌军不知地势，又不知兵有多少，竟因而一天一夜停兵不进。这些是各地自发的小规模抵抗的片断记载。

少数将颐和他们部下的士兵群众坚持抵抗，也使金军吃到不少苦头。杜充逃跑后，军队溃散，统制官岳飞率兵二三千人，在广德、常州一带，屡次袭击敌军。这位忠勇的将军在杜充放弃东京时，就竭力反对过，现在已经退到了江南，只有自动起来保卫国土的一条路可走了。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军队的给养很难解决，他和部下宁可忍着饥饿，不肯扰害农民厶这支小小的部队已经开始放出日后的强大的岳家军的光芒了。过去曾在京西淮北抗击过金人的韩世忠军也在实际斗争中逐渐坚强起来了。韩世忠是延安人，很有勇力，身材魁梧，少年时家境劣困，18岁投军，在西北边境与西夏人作战；勇冠三军，立过不少功劳。金兵侵宋后，他从河北转战到江南，从偏裨升到大将，这时，他年41岁，率领了8000兵士，驾着大海船，在镇江扼住宗弼迟兵的道路。黄天荡的大战，韩世忠的妻子梁夫人亲自打着战鼓，指挥部队。宋军仗着海船高大，使壮土拿着带有大钧的鉄索，敌船靠近，一钩搭住，就把它拖宋俘获。宗弼想纳贿买路，被韩世忠坚决拒绝。同时，建康附近牛头山的金军，被岳飞两次袭击，也吃了两次大亏。金援军到了长江北岸，对着江水，无法援助南岸的部队。如果不是汉奸王某教宗弼在海船没有风不能动的时候，于4月25日，用火箭射击的计策，金兵是无法渡江的。韩世忠虽则终于败了，然而8000人抗击10万大军达到48天之久，使金人深知渡江南犯不是轻易可以尝试的，不失为一大功。

建炎4年的夏天，金兵退过长江了，西路金兵也从湖北向北撤退了。江南军民的抵抗起了阻击的作用，长江以北各地的抵抗起了牵制的作用，这是金兵深入之后不能不迟的原因。金军初退时，还留在淮南，只由于长江以北军民继续的抵抗和张浚在陕西发动了攻势，才使他们终于在绍兴元年（1131）渡淮而去。

在中原牵制敌人的力量以李彦仙和翟兴两军为主。金人认定李彦仙是劲敌，认定陕州是他们进攻陕西、四川的障碍。建炎3年12月，陕西诸路都统娄室带大军围攻陕州。一直相持到4年正月，城中粮尽，将土仍旧拚命抵抗，拒绝任何劝降的引诱。娄室在最后一次的攻击中，用极残酷的方法，强迫兵士进攻。他下令每打一下鼓，前进一步。渡过城壕之后，鼓越打越急，兵士死伤满地，却不敢回头一望。娄室就是这样大量牺牲女真兵士的生命来打下陕州的。正月14日，陕州失守，李彦仙在巷战时受伤，然而仍能改装突围。已经到黄河北岸了，他听得敌人屠杀居民的消息，恨恨地道；“我有什么面活在世上”竟投河而死，死时年仅36岁。这位将军对人民有真挚的同情心，确是一个光明俊伟的人物。部下将校邵云，吕圆登等也都英勇牺牲。这支部队扼守陕州，将近两年，大小200余战，起了很大的牵细作用。西京方面的翟兴一军在这时仍在活动，他的儿子翟琮渡河袭击晋南的敌人，联络太行山的义士，对敌人也是个不小的威胁。

淮南军民的抵抗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上述的赵立、薛庆、张荣等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

赵立于宗弼南下时，因徐州缺浪，敌人又滦入南方，就引兵到楚州（江苏淮安）。这条路并不好走，沿路金兵不少，他且战且走，连打7次胜仗，才能带几千人进入楚州。这时薛庆驻兵承州，张荣水寨也在附近。此外还有其他的武装部队，如李彦先是韩世忠旧邯，沫阳兵溃后，他在海上聚众，有水军数千人，在海上种淮河下游活动。这些部队合起来，力量不弱，加以宋兵也乘金军撤退的机会，进驻扬州，要跟金军一战，兵力是有条件的。

然而这些部队问的关系并不是很好的。薛庆是从人民中蝴起的人物，在承州竭力减轻人民负扭，本部人马除衣食以外，不关饷银，对驻承州的官军则照例发饷。他袭击金人，得到几百头牛，全部发给农民。他和他的部下既善于战斗，又受人民拥护。他与张荣联络，关系很好。赵立对抗金非常坚决，杀死为金人游说的几个老朋友，讲起金人就咬牙切齿。但是他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认为张荣是“贼”，经常和他磨擦。因此这座孤城与附近的乡村对立起来，收不到赋税，城中粮食异常缺少。金兵来攻，赵立坚决迎击，曾打破完颜昌（挞赖）和宗弼的部队。金兵迟了，他却引兵去打张荣、抢夺粮食。这样做法的结果是刚弱了抗战力量，使保卫国土的事业受到重大损失。

情况虽则如此，这些基本上各打各的抗金部队毕竟在建炎4年到绍兴元年间（1130~1131）打消了敌人继缀南犯的企图。

金兵在建炎4年5月中完全撤到江。南宋朝廷为敌人的撤退而欢喜，又为敌人可能再来而害伯，略有警报，就作解散百官、准备逃跑的打算。淮南军民面对着敌人，却坚强不屈地进行着斗争。宗弼刚到江北，就遭遇和州军民的抵抗。领导抵抗的来昌祚、郑立等是在金兵渡江南下后被地方上公推出来的首顿。他们打得很坚决，最后城破牺牲。在激战时，军土胡广发弩射中了宗弼的左臂，给他吃了点苦头。兵士们突围而出，结了水寨，继续抵抗。进土龚楫9率民兵2000，袭击敌营，歼敌数百人，解放了大批被掳的人民。这支部队撤退时，遇到敌兵主力，大半苦战牺牲。22岁的青年英雄龚楫被俘后駡不绝口，竟被残酷的敌人碎割而死。

宗弼屯兵六合，因为掠夺的物赛太多，必须走水道，打算从运河北上。楚州在运河、淮河交会的地方，是在所必争的据点。金兵便在8月里大举进攻楚州。这时陕西军情紧张，金国兵力不足，飞调宗弼前往。淮南只留下左监军完颜吕一军，兵力打了折扣，然与无论那一支宋军比较，还是处于优势的。

从8月到9月，金军围攻楚州40多天。宋军扬州守将郭仲威，就是放弃平江府逃跑的家伙，他那里敢去援助赵立。薛庆亲到扬州，劝他出兵，见他只顾宴会作乐，根本不想打仗。这位忠勇的将军怒道：“如今哪里是吃酒的日子？我做先锋，你跟我来。”他手下所带骑兵，不满百人，毅然出了扬州，遇见敌军，交战一阵，郭冲威却不发援兵。薛庆兵少，要回扬州，郭仲威又不肯开城门。薛庆因此被敌兵俘获杀死。金兵乘机打破了承州。楚州孤立，形势更加紧张了。

楚州城里，被阐的日子一长，军民便靠树皮草根果腹了。赵立鼓励土兵尽力作战，看儿畏惧退却的懦夫，常常亲手当场斩首，自己也亲自上阵杀敌。他的家属都死在徐州，单身到楚州，山直保持着朴素的生活。对于抗金，他的确是坚决的；只是他对农民武装很敌视夕被围前不久还出兵攻击张荣，削弱了抗金力量。九月中，他在城上督战，中炮而死（被发石机掷出的石块打中）。他死后，部下还抵抗了好几天，到9月25日才失守。城破时，将士还进行了激烈的巷战。金兵虽则得胜，损失却极重大。李彦先在楚州危急时，引水兵来救，后来也被金人打败，死在淮河里。

淮南的抗金部队迚遭损失。郭仲威放弃扬州，又做了一次迤将军。被派做通泰镇抚使的岳飞兵力薄弱，在江北立脚不牢，也在11月中撤退了。完颜昌的眼中钉只有一个张荣了。他乘天冷水浅的机会，打破襁沼湖水寨。张荣退到通泰一带，在缔头湖里再建水寨。绍兴元年（1131）3月，完颜昌引兵来攻，被强荣打败。完颜昌只带2000人趋回楚州。这是淮南抗战的一次大胜。金军遭遇了这次挫败，才放弃淮南，向北撤退。不届的人民毕竟保障了躲在江浙的南宋朝廷的安全。

五 富平战役

争陕西在战略上有极大的意义。建炎2年夏秋间金国商议用兵次序，宗翰会经主张先取陕西，他的意思不但在宋，还有进一步兼并西夏的企图。宋朝方面，张浚竭力主张经营关中，已见上文。的确，陕西退可以屏障四，川，进也便于反攻中原，而且宋代精兵猛将，大多出在这个地区，所以是非争不可的。

建炎3年（1129），张浚入陕，他的雄心很大，要大有一番阼为。他很注意收罗人才，请刘于羽参议军事，以王彦做前军统制，因曲端有威名，拜他做成武大将军宜州观察使都统制。刘子羽曾随父亲刘饴守真定，后来被召到东京。京城失守时，刘殉国。南宋建立后，子澜就主张：天下兵势应以秦陇为根本。他确是有才略、有胆气的人物，主张也和张浚相合。王彦是八字军名将，八字军划归御营后，曾受范琼指挥。范琼是卖国贼，也是害民贼，从中原颁兵到江南，不敢打金人，只会害百姓，又不听从朝廷命令。张浚建议把他杀死，高宗许可。他死后，八字军才还给王彦。这支部队跟张浚到了汉中，驻在金、均、房等州（陕西安康，湖北均县、厉县），扼守中原与川陕的接合部分。至于曲端，是陕西有名的实力派，张浚要倚重他，也有道理。

张浚在10月里到兴元（陕两南郑），正是金兵开始大举南侵购时候，陕西都统娄室也引兵打破长安，又往东围攻陕州的李彦仙。金兵决心要先拔掉这个钉子，然后全力往西，取陕西，下四川。张浚派人送搞军金币到陕州，写信给彦仙，劝他放弃城池，扼守山险。彦仙没有接受，只请求派骑兵帮助突围。张浚不赞成这办法，但是仍令曲端出兵去救夕曲端却毫无出兵的意思。张浚要自己引兵前去，长安在敌人手中，道路不通。这样一耽搁，陕州就被打破了。娄室和撤离喝长驱进陕西。建炎4年（1130）3月，曲端派部下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吴玠在彭原店击败金兵。陕西宋朝正规军在野战中得胜，到达时为止，还是很少见的。企兵败了一阵，再来反扑，宋兵毕竟又退却了。曲端先领大兵在宜禄（陕丙长武），号称接应，看儿兵败，便退到泾州（甘肃泾川），把兵败的原因，说成是吴玠违反命令，降他的官职。

当时正是金兵深入江南的时候，张浚整顿兵马，准备东下勤王，走到房州，知金兵已退到江北，才还到汉中，理会西北的军事。张浚与高宗分手的时候，本有3年以后进取的约定。从一个战场的情况看，确实需要时间来经营筹划，轻易动手不得。然而整个的大局危急已极，春暖迟兵，秋冬再来，眼看金兵有再侵东南的可能。上一次，高宗逃到海上，勉强脱身，再来一次，南方偏安的局面大概就得完结。因此张浚决心不顾西北本身的条件，大举反攻，来分金国的兵势。8月13日，他命吴玠进兵收复长安，发檄文到金国问罪。

张浚的主张大为部下所反对。曲端高唱10年以后才能一战的谬论。吴玠也主张据守山险，此校稳妥。刘子羽也说：“相公不记临行天语乎？”把三年之约来提醒他。张浚为了应援东南，不听这些意见，对刘子羽道：“事有不可拘者，假如万一有前日海道之行，变生不测，吾侪虽欲复归陕西，号令诸将，其可得乎广。”

张浚要贯彻抗金的主张，便不能不对付手握兵权而对抗金一贯抱消极怠工态度的曲端。他下令解除睫曲端的兵杖，召集仅永兴军经略使吴玠、环庆经略使赵哲、熙河经略使刘锡、秦凤经略使孙渥、泾原经赂使刘纺五路人马，合兵40万（一作20万），马7万匹，任命刘锡傲都统制，大举反攻。从宋金战争开始以来，宋军以堂堂正正之阵，发动攻势，这是破题儿的第一遭。

金国娄室在陕西连年作战，打破过许多州县，但是这些州县不久又归附宋朝了。宗翰在政府里建议：陕西宋兵强劲，应当增加兵力，调宗弼前往。这建议起初没有受到多数人的拥护。等到张浚集结军队，金国才不得不飞调宗弼前去。不论陕西的胜败如何，这一个调动的本身，便是张浚所企求的。江浙的危机减轻了。

建炎4年（1130）9月24日，富平之战爆发了。

当时张浚亲驻邠州督战。诸路农民运送粮草到前方去的。接连不断，到了军中，用车马掩护，结成小寨。金钱粮帛，堆积如山，人力物力都很充裕。都统制刘锡引着五路大军，进到富平（今陕西富平县，在西安的东北而），与金军遭遇。全军人数远不及宋，每次约期会战，到了期总是闭营不出，这是故作胆怯引起宋军轻敌心理的诡计。

这一着儿了效力。张浚知道了，果然以为娄室是不敢出战。前方将领中，吴玠竭力主张在高地扎营，使金军骑兵不容易发挥冲杀的威力；众将却以为我军超过敌人几倍，营寨虽在平地，好在前面有片长满苇草的沼泽，可以防御骑兵，便不听吴玠的话。

24日那天，金军宗弼在左，娄室在右，发动了攻击。娄室选3000骑兵，带了土囊，填平沼泽，打开进兵的道路。金兵首先直扑农民的小寨，使农民四散奔走，引起来营一阵混乱。尽管如此，宋军并没有立刻失败。刘锡指挥众将迎战，泾原经略使刘锜身先土：卒，从浸时到未时（辰、上午6~8时，未、下午2~4时），差不多激战了一天，还没有分出胜败。宗弼一度被宋军围困，大将韩常被箭射伤眼睛，金的左翼军形势已很危急。在这紧要关头，金右翼军竭力死战，扑攻环庆军。宋军各路人马临时集合，配合得不好，一路被攻击，其他各路不能及时援助。经略使赵哲担怯，临阵脱逃，部下将土见主将已走，当做兵败，也跟着逃走。—路溃散，牵动大局，造成丁全军溃败的恶果。将土们都叫道：“环庆赵经略先走!”直退到邠州，情势才稳定下来。金军虽得了胜利，然也没有兵力追击，只收得了大批军实。

富平之战以宋军大败结束了。张浚追究责任，斩了赵哲，贬斥刘锡。这时各军新败，不能再战，只得下令各归本路。金兵乘势尽取关中土地。宋军败是败了，然而并非没有收获。掩护东南，这件大功，首先应该肯定。对于陕西的军队来说，富平之战是一次考验。将颁缺乏抗金信心，部队容易溃散，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在空前激烈的宋金战争中，这些腐朽的旧东西一定会在战火中烧掉，只有最坚强的人们才会因受到战火的锻炼而更加坚强起来。张浚从邢州退秦州，再迟兴州，手下只得1000多人。幕僚有主张逃往四川的，刘子羽反对道：“议者可斩也，宣抚司岜可过兴州一步!”他主张留在兴州（陕西略阳），坚持抵抗，“系关陕之望，安垒蜀之心!”张浚采纳他的主张，留在兴州。刘子羽又单骑到秦州，寻访众将。将士们本来无所依归，忽然听见刘子羽来了，又听见宣抚司在蜀口，都引兵前来。于是强浚收缩得十多万人，慰问伤病，记录过去的功劳，批评自己的过失，使大败后的人心逐渐安定下来，保住了汉中。吴蚧和他的兄弟吴璘更不愿退入汉中，收拾部队，扼守秦岭北麓大散关附近的和尚原，扭当起保障汉中四川的重大责任。这些经得起斗争考验的人们终于成为西北抗战的首领，终于守住了秦岭山地的战线。

从此以后，东起淮水、西到秦岭的战线渐渐稳定下来，南宋朝廷才脱离了经常逃亡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