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之役



钓鱼城的防御形势

1258年底，蒙古军沿嘉陵江南下，进攻南宋四川军政大本营——重庆。当时，在四川数十座山城中，或降或陷，或围或困，能够担负起屏蔽重庆，支撑四川抗战局面责任的，只有距重庆北面70公里的钓鱼城。

“钓鱼城”的名称，最早出自南宋绍熙辛亥二年，（1191年）的一通碑记。此后半个世纪，由于防御蒙古军的需要，它才逐步发展成为一座防御性质的坚城。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命大尉甘闰于合州筑钓鱼山寨，以为重庆府屏障，1243年，四川制置使余阶采纳播州冉琎、冉璞之谋，筑城于合州钓鱼山，并徙合州治所和兴元戎司于其上。按照冉氏兄弟酌设计，钓鱼城不是一般防御山城，而是重庆的屏障和守御巴蜀的的防御要点。

钓鱼城之所以能够在蒙古军的进攻面前，成为支撑四川局面的防御要点，是与它本身所具有的重要的战略地位分不开的。一方面，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交会之冲，正面控扼三江展开的扇形地区，背依华蓥山脉，既可阻止南下的蒙古军的长驱直入，以蔽重庆，也可以连结渠江，组成一道封锁开达、夔峡之路的防线。宋蜀人阳枋在1240年甘闰筑钓鱼寨时，曾作诗表达钓鱼城的这一战略地位。他写道：“吴门捍蔽重夔渝，两地藩篱属钓鱼。自昔无城当蜀屏，从今有柱壮坤舆。”另一方面，钓鱼城坐落在州东10里的钓鱼山上，山势险绝，四围峭壁悬崖，东西南3面据江，是易守难攻之地。无名氏《钓鱼城记汐对钓鱼山的天然形胜作了如下记载：“山在州治之东北，渡江十里至其下。其山高千仞，峰峦岌岌，耸然可观。其东南北三面据江，皆峭壁悬崖，陡然阻绝。修城之后，凿山通路，路曲次之，方可登临。其西南稍低，于此筑城，高二十仞。城之门有八，曰护国，青华、‘镇西，东新、出奇、奇胜，小东、始关。其山周回四十余里……此山三面据岩，渠，嘉陵二江自西北而来，冲于山之西，流至合州城下则与涪江会同，皆浩浩荡荡环绕山足而东下”。正因为钓鱼山对于蒙宋争夺巴蜀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所以冉氏兄弟敢于断言：“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也正因为如此，余蚧敢于为钓鱼城承担责任：“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蚧独坐之。”

王坚的防御部署

蒙哥大举攻蜀时，合州钓鱼城守将为王坚。王坚原是南宋名将孟珙的部将。孟珙任四川宣抚使时，王坚随孟珙入四川。入蜀后，王坚曾参与余玠指挥的北伐汉中之役，战功卓著，1254年被宋廷任命为兴元都统兼知合州。王坚知合州后，展布筹策，简辑兵民，在继承二冉创筑的钓鱼城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加强了对钓鱼城的防御。王坚“发郡所属石照、铜梁，巴川、汉初、赤水五县之民，计口八万，丁一十七万，以完其城。西门之内因沟为池，周回一百余步，名日天池。泉水汪洋，旱亦不涸，池中鱼鳖可掉舟举网。又开小池十有三所，井九十二眼，水春夏秋冬足备不干”。与此同时，王坚采取“保民练武”的方针，率领城中之民，“春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则收粮运薪，以战以守”。经过这番努力之后，使得钓鱼城终于成为一座聚集秦，陇。蜀民，“人物愈繁，兵精食足，兼获池地之利”的军事重镇。在加强钓鱼城的防守方面，王坚“素恃江险”，在山的的南北面各筑一条“一字城”伸至江边，可拦截敌军于城墙与江流之外，同时，又在江过建水师码头，经常在江上布置“数百余艘”战船，以加强对山城的警戒，同来犯之敌接战。以上情况表明，城坚、粮丰、水足，布置得当，钓鱼城确实具备了可供城内军民长期坚守、独立作战的条件。

蒙古的战略决策

1259年初，蒙哥汗驻跸重贵山，欢度新年，并召开前线军事会议，商讨进一步伐宋的军事方略。，蒙哥首先问诸王、驸马、百宫说，“今在宋境，夏暑且至，汝等其谓可居乎？”群下百官议论纷纷。扎刺亦儿部人脱欢说：“南土瘴疠，上宜北还。所获人民；委吏治之”。阿儿剌部人八里赤则认为脱欢畏怯，表示“臣愿望居焉”。蒙哥赞同八里赤的意见，决意继续进兵。唯独宁夏人、奉命“居宿卫”、“掌膳事”的术速忽里进言说：“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末附者，巴江以下数十州而已。—地削势弱，兵粮皆给东南，故死守以抗我师。蜀地岩险，重庆、合州又其藩屏，皆新筑之城，依险为固，今顿兵坚城之下，未见其地。曷若二城之间，选锐卒五万，命宿将守之，与成都旧兵相出入，不时扰之，以牵制其援师。然后我师乘新集之锐，肘降人为向导，水陆东下，破忠、涪、万、夔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水涸，瞿塘三峡不日可下，出荆楚，与鄂州渡江诸军合势，如此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其上流重庆，冶州，孤立无援，不降即走矣”。但是，当时诸将恃强好胜，邀功心切，认为“攻城则功在顷刻”，反而以术速忽里的见解为迂阔，竟未采纳这一颇有远见卓识的计谋。适逢蒙哥派去招降的晋国宝，遭到王坚的拒绝，在归至峡口时，又被王坚派人捉了回去，并押至钓鱼城阅武场处决。这一事件，更促使蒙哥下决心用武力征服钓鱼城，以扫除其进军的障碍。于是，一场钓鱼城攻坚战开始了。

蒙军的攻城部署

当蒙哥决意攻取钓鱼城后；首先作出了切断钓鱼城与外界的联系，堵绝吴蜀交通的部署。一方面，派遣谙王莫哥都攻渠州礼义山城（今渠县东北70里，俗称三教寺寨），曳刺秃鲁雄攻巴州平梁山城（今巴中县西15里），以切断钓鱼城与渠江流域诸城的联系，派遣降将杨大渊攻合州旧城，一次俘走男女居民8万余，以切断钓鱼城与旧城的联系，陷钓鱼城于独悬之中。另一方面，蒙哥又命令纽磷加紧向重庆下游江面进攻，“犯忠，涪，侵迫夔境”，以造成“蜀道梗绝”。

针对蒙古军的这一部署，宋廷为了牵制蒙哥进攻钓鱼城的兵力，亟令蜀帅蒲择之“以重兵攻成都”，企图通过捣虚牵制手段来解合州之围，但是没有成功。与此同时，宋廷加强了对长江下游的应援，命贾似道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提举两淮兵甲，湖广总领，知江陵府。命荆湖制置使马光祖移司峡州，命向士壁移司绍庆府（今四川彭水县）。向士壁不俟朝命，进师归州，捐家资百万以供军费。马光祖不待奏请，招兵万人，捐银万两以募壮土。马光祖命京湖制司参谋官王登“提兵援蜀”，与蒙古军战于房州，王登“功未及成而殁”。宋勇胜军统制官詹钧，还一度率偏师深入思、播，在与纽磷军的战斗中被俘，后“遇害”。

钓鱼城战斗经过

蒙哥汗在部署停当之后，便“合诸道兵围合州，凡攻城之具无不精备”。二月，蒙哥率军从钓鱼城东北渡过渠江鸡爪滩，在东南角的石子山扎营。蒙哥先派军扫清江上的宋军外堡和船只。李忽兰吉与怯里马哥领战船200艘，掠钓鱼山，夺其粮船400艘。张立统锐卒，攻陷钓鱼城外堡，夺战船百余艘。史天泽的军队在城南夹江而阵，专门封锁嘉陵江面，李忽兰吉则在江上“作浮梁，以通往来”。蒙哥还派李忽兰吉等领蒙古汉军2500略重庆。汪德臣的军队部署在城的西南角，负责夺取城外山寨。蒙哥还从汪德臣以及北方诸侯军中各抽调“锐士若干，以备宿卫”。另遣郑温率军4000在钓鱼山周围专事巡逻。此外，蒙哥还对“桥道馈饷”和“麴药”医疗等事宜作了安排。

根据《元史？宪宗纪》记载，蒙古军在二月至四月间的战斗日程是：三日，蒙哥督诸军战钓鱼城下，战斗开始。七日，蒙古军从东面猛攻东新门（土地垭门）与护国门（小寨门）之间的一字城。九日，蒙古军猛攻镇西门。两战不，克，受挫回师。三月，蒙古军从东、北、西三面对东新门，奇胜门（范家门）和镇西门外的“小堡”发起强攻，再次失败。四月，接连出现20天的大雷雨，暂停攻城。二十二日，蒙哥督军强攻护国门，败归石子山。二十四日夜，蒙哥率师绕道从西北进攻外城，一度登上城头，仿宋兵甚众，但最终被打退。

在上述战斗中，宋军利用钓鱼山的天然良险，“坚壁不下”，从容进行防守。“宋卒乘壁而诟，傍有坐而张盖者”。蒙古军采取困守“环攻”战术，并不时派遣敢死士卒，冒险强攻。但由于钓鱼山“石邑入云”，地势险峻，蒙古军虽有精良的攻城器具，仍“炮矢不可及也，梯冲不可接也”，因此，其结局不是因伤亡惨重而“苦战不前前”，就是因后军不继而败还。例如，董文蔚率邓州之“选兵”，长驱而前？至钓鱼山，“崖壁风峭，惟一径可登，恃险阻未即降”。蒙哥命董文蔚攻之。董文蔚“以次往攻，乃激厉将士，挟云梯，冒飞石，履崎岖以登，直抵其寨，苦战不能前。顷之，兵士被伤，乃还”。接着，董士元请代董文蔚攻之，“将所部锐卒先登。力战良久，以它军不继而还”。五月，蒙古军屡攻不克，士气大为低落。而此时城内军民则群情激愤，斗志高昂。王坚白天率军抵抗，夜晚不时派兵“斫营”，袭扰蒙军。王坚百折不挠抗击蒙古军的事迹，受到了南宋朝廷的表彰。宋理宗颁诏称赞他：“婴城固守，百战弥厉，节义为蜀列城之冠。”

吕文德援蜀

鉴于蒙哥汗大举入蜀，蒲择之帅蜀无功，宋理宗改以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寻命兼湖北安抚使，派他率军入蜀，以解合州之围。五月下旬，吕文德以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率舟师万艘，溯江而上。蒙古军早巳由纽磷率领，在涪州蔺市和重庆附近的铜罗峡布置两道水上防线，堵截从下游而来的南朵援军。当吕文德率军进互涪卅时，纽磷军早在州西60里的蔺市大造浮桥”，“驻军桥南北”，“夹江为营，长数十里，阻舟师不能进至浮桥。”吕文德率兵攻浮桥，数战皆克，纽磷部将火尼赤陷入重围，“速哥破围出之”。时值“蜀江雪涨，水冒桥趾”，浮梁“中绝”。宋将曹世雄、刘整出奇斫桥，终于攻断蒙古军设在茼市的浮桥。吕文德乘胜率舟师逆战，进至铜罗峡第2道防线。其时，来阿八赤奉命监纽磷军，“遏宋人援兵，驻重庆下流之铜罗峡，夹江据崖为垒”。宋将甘顺乘舟来攻。来阿八赤“预积薪于二垒，明火鼓噪，矢石如雨，顺流而进，宋人力战不能支，退保西岸，敛兵自固”。黎明，来阿八赤“身率精兵，缘崖而下，战舰复进，宋人败走”，经过激烈争夺，吕文德终于“乘风顺战胜”，冲破蒙古军的层层封锁，于六月初率兵进入重庆。

接着，吕文德“以艨艟千余，溯嘉陵江而上”，蒙古军迎战于三槽山（今合川县南）西，不利。蒙哥命史天泽御之。当时，宋兵以“战舰三百余”，停泊在黑石峡东，以“轻舟五十为前”，向北进逼。蒙古军之船？0余泊于峡西，两军“相距一里许”。蒙哥汗“立马东山，拥兵二万，夹江而阵”，指挥蒙军进行堵截。史天泽“乃分军为两翼，跨江注射，亲率舟师顺流纵击”。蒙古军独创的这种3面攻击的水上战术，在川江里运用得相当成功，史天泽“三战三捷”，夺得宋军“战舰百余艘”。宋军，“前溃走，战舰继乱”。吕文德入援钓鱼城不成，只得领兵退守重庆。

蒙哥之死

蒙古军围攻钓鱼城5个多月，仍不能下。汪德臣派人“谕人祸福”，多次进行招降，又遭到拒绝。汪德臣发誓说：“今乘舆所至，诸臣风靡，独此旅拒。捐躯图报，正其时也。”于是，汪德臣挑选锐卒乘夜进攻外城马军寨。王坚率兵进行抵抗。两军相持到天亮。汪德臣单骑进逼城下，大声喊话说：“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话还没说完，城上飞石击来，致使汪德臣负伤“感疾”。时值大雨，攻城梯折，后军因失利而撤退下来。蒙哥遣丞相兀贞赐给汤剂，并把汪德臣送往“高爽”的“缙云山寺”（今重庆北温泉）养伤。汪德臣“见山多大木，犹命工度材造舟，为东下计”。六月二十一日，汪德臣“以疾薨。蒙哥汗得知讣闻后，“拊髀叹惋，如失左右手”。

汪德臣殁于军，极大地挫伤了蒙古军的锐气。宋军抓住这个机会，“水陆昼夜接战”，但皆被“殿后”的李忽兰吉部所击败。其时暑热已至，蒙古军开始“疫矣”。七月初，久旱酷暑，南宋境内普遍奇热热，“山中从前无此热，旱禾焦死晚禾枯”。蒙古“军中大疫”。“士马不耐其水土”，军心涣散。蒙哥扦命畏兀儿人月举连赤海牙“修麴药以疗师疫”。但是，仍不能制止这种疫病的漫延。对此，拉施特作了更加详细具体的记述：“随着夏天的到来和炎热的加剧，由于那个地区的气候恶劣……在蒙古军中出现了霍乱，他们中间死了很多人”。在霍乱流行，而又无法医治面前，蒙哥汗下令“用酒来对付霍乱”。这样，军疫不仅没有控制住，反因饮酒而损伤了蒙古军的战斗力。

与此相对照，钓鱼城内粮草丰足，士气高涨，斗志正旺。为了显示城内的储备和必守的信念，宋军发炮，向城外抛掷了各重30斤的鲜鱼二尾，以及蒸面饼百数，并谕以书曰：“尔北兵可烹鲜鱼食饼，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

蒙古军既无力强攻取胜，又不愿弃城撤军，只有加强对钓鱼城的封锁和监视，以待有利时机的到来。为了探知城中虚实，蒙古军在“西门外筑台建桥楼，楼上接桅，欲观城内之水有无”。城内宋军“俟缘桅者至其竿末，方欲举首，发炮击之，果将桅人远掷，身殒百步之外”。亲临现场督战的蒙哥，“为炮风所震，因成疾”，遂班师至愁军山（待考）。

据《元史》记载，从六月起，蒙哥汗即“不豫”。拉施特也记述说，当蒙哥汗“坚持饮酒”以对付霍乱时，“他的健康状况恶化，病己到了危急之时”。七月上旬，蒙哥为了稍事调养，遂将前军由钓鱼城南调，转攻重庆，御营亦随之转移。不料在前往缙云山寺休养营地的途中，次过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时，蒙哥驾崩。

蒙哥汗之死，是“历史上一个难猜的谜”。对此，中外史书上有各种不同的记载。在蒙哥死的时间上，有说死于七月癸亥的，七月癸未的，还有说死于八月的，乃至十一月的。但是，根据郝经的《班师议》，他在七月十二日随忽必烈军行至汝南淮河之滨，即已得到蒙哥死于合州的消息，因此推断死于七月土旬是可以成立的。在蒙哥死的原因上，或谓染疾，或谓中箭，或谓中飞石，或为炮风所震等等。在死的地点上，有谓钓鱼山，有谓钓鱼城下，有谓死于合州城下，有谓崩于军中@等等。根据地近易核的原则，无名氏《钓鱼城记》所载蒙哥“过金剑山温汤峡而崩”，详细具体，且符合历史地理情况，较为可信蒙哥既能由钓鱼城东南角扎营之地，转移至温汤峡，起码说明他并非是在钓鱼城战役中直接毙命的。而“为炮风所震，因成疾”，记载此事的万历《合州志》的作者，仅称蒙哥“为炮风所震”，或称“元主惊悸而死”，都未包含中箭箭、中飞石的成分在内，因此，也显得较为客观公允。

蒙哥死后，跟随他征蜀的蒙古军除留3000人牵制钓鱼城外，其余部队由他的儿子何速台率领，向北撤退。据说蒙哥在临死前曾说：“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蒙哥死后，史天泽和群臣奉丧北还，“尸体送回葬地，所经沿途，有两万多宋人被杀死”。所有征蜀的蒙古军，除留驻四川的汪氏部队和纽磷军外，其余各军皆随阿速台撤至六盘山。随着蒙古军的撤离钓鱼她蜀江南北两岸的局势顿时缓和下来。九月，宋廷宣布“合州解围”，升王坚为宁远军节度使。十月，又以“蜀道稍宁”诏谕四川守臣“恤军劳民，庶底兴复”。至此，钓鱼城战役宣告结束。

钓鱼城战役在战争史上，创造了以山城设防击败蒙古铁骑的奇迹。这一战役还在政治上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一方面，它对延长南宋王朝的统治时间起了直接的影响作用。在蒙古倾国来攻的紧急关头，由于蒙古军的主帅在钓鱼城战役中身亡，直接影响了蒙古统治者顺流东下，乘势以定江南的作战计划的实现，从而使南宋王朝免遭灭国之祸。正如明人邹智所说：“向使无钓鱼城，则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宋之宗社，岂待崖山而后亡哉？!”另一方面，蒙哥汗死，加速了蒙古诸王贵族内部的汗位之争，为忽必烈君临北中国的宝座，提供了历史的契机。而忽必烈即位后，急速地改变了蒙古人统治东亚汉地的态度和政策，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蒙哥汗之在钓鱼城战死，“不但是对于中国的儒教大同文化，东亚列朝一系的中国历史是一件奇迹，即是对于世界史说，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