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磷在四川的征战
袭扰剑阆
汪德臣在利州立足之后，不断派兵向剑、阆袭扰。利州是一个“四会五达”的要冲之地。出利州而南，从陆路经剑门可以通东、西两川，从水路沿嘉陵江，经阆州、顺庆，可以进抵重庆，夔峡。周此，剑、阆二州便是蒙古军南下的陆路和水路的大门。汪德臣罕如果不能突破宋军设在这两州的剑门关、苦竹隘，大获城等山城寨堡，便不能为蒙哥汗的图蜀灭宋计划打开局面。于是，在这以后一段时间里，蒙、宋两军不能不首先集中在剑，阆二州展开争夺。
1254年春，利州天旱，嘉陵江水枯，漕运极艰，汪德臣无法获得从沔州水运来的粮食供应，于是，便纵令兵将四向袭截。此前，蒙古军食不济时，汪德臣曾命令每名外出的军士，到剑、阆境内去抢粮3升，“以备日食”。这年四月，蒙古军进入剑州境内，擒获宋提辖崔忠，郑再生，命他们持檄招渝苦竹隘。守将南永忠、高贵以隆庆府投降，苦仍隘及其附近“山寨相继输款”。蒙古军进抵阆州，守将王惟忠败绩，弃城而遁。五月，新任蜀帅余晦强令推行不得人心的措施，致“蜀士蜀民皆不安”，他以紫金山的败绩被撤职。六月，蒙古军入合州，广安境，另一支蒙古军围嘉定城达五旬之久。宋臣董槐上疏说：“蜀事孔棘，愿假臣宣抚之名，置司夔门，以通荆、蜀”。宋理宗“优诏答”，决定派李曾伯为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进司夔路。此后，南宋四川的防御战，便是由李曾伯具体指挥的。
当时，剑、阆之间的隆庆堡，安西堡、吉平寨，长宁山、鹅顶堡等宋军驻守的寨堡，皆因苦竹隘的失陷而被蒙古军攻破，只有介于利州宝峰山与苦竹隘的孤垒，在守将王佐的坚守下，“屡挫北锋”。降将南永忠似兵薄城下，王坚怒斥其变节行径，使之“流涕而退”。八月，宋军从蒙古军手中收复安西堡，赵葵上疏报告：“今蜀事孔艰”。宋理宗说：自1252年以来，“狄难孔炽，今安西之垒虽复，而宝峰之虏未退”。十月，隆庆府守，臣、统制段元蕴又从隆庆堡传来捷报。十二月，原南永忠部下、官兵周德荣，既被蒙古军擒获，复思效忠宋廷，遂密约段元鑑“入隘解围”。不料事被发觉，周就擒，“不屈而死”，宋将马徽、白端战殁。段元鑑巩固安西堡的基地，宋理宗并“普犒在城居一次，复租赋五年”。最后，经过宋军的苦战，终于使“苦竹隘捷至”。段元鑑在收复失守8个月的苦竹隘后，进一步加强了该城的防御工事，迄今苦竹隘遗址上，仍保存有段元鑑宝祜乙卯（1265年）七月镌立的题名碑记一通。由于安西、苦竹、隆庚诸堡相继为宋军收复，所以蒙古军不得不从剑州境内撤退。
1257年初，驻利州的蒙古军再次出动，大举进攻苦竹隘，有占筑堡寨，进窥剑门之谋。守将杨礼不能支，弃苦竹隘而守吉平寨。宋廷臣程元凤奏：“向来段元鑑克复此隘，极为不易，杨礼不应轻弃。”为了克复苦竹隘，以破蒙古的“奸谋”，宋理宗诏蒯湖调兵应援，令蒲择之“急作措置”。蒲择之于闰四月初旬，以朱撰孙为监军，调蜀中各戎司兵前往剑门应援。蒲择之继又提制司兵奔赴。为备不测，宋廷又调京湖援兵5000入蜀。在各路宋军的救援下，经过两个月的争夺，蒲，择之终于五月收复苦竹隘及剑；门诸寨堡。六月，蒲择之乘胜北上，进取利州宝峰，以拔除蒙古汪德臣部的据点。然而，“以粮运不继，又值霖雨，器械损弊，因此中辍”。为此，宋理宗叹惜说：“可惜失此机会。”
成都之战
1257年秋，宋廷得知蒙古军“有窥东川之意”，于是命令四川“制帅诸司，严为之备”。蒙古都元帅带答儿之子纽磷，奉蒙哥汗之命，“将兵万人略地”入蜀，自利州下白水（今白龙江），过阆州大获山，出梁山军直抵夔门。而另一支由刘黑马和夹谷龙古带率领的蒙古汉军，则乘西川防务空虚之际，一举占领了宋人早已废弃了的成都城。刘黑马是窝阔台时所立汉军3万户之首，他在进见蒙哥汗时，明确提出：“请立成都以图全蜀”。刘黑马部下一员契丹将耶律买住也向蒙哥汗进言：“今欲略定西川下流诸城，当先定成都，以为根本，臣请往相其地”。蒙哥汗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决定在成都立城设署。夹谷龙古带有在汉中立城的经验，他只用了7天时间，就在成都旧城的废墟上，新建了一座“楼堞隍堑皆具”的成都城。刘黑马奉命管理成都“新旧军民大小诸务”。随后，蒙哥汗又遣都元帅阿答胡率领一支蒙古军戍守成都，初步确立了蒙古对成都的统治。
1258年春，宋理宗认为“成都系蜀安危，不可不亟图之”，命蒲择之率领驻蜀诸军进取成都。当时，蒙古军在四川境内，北有利州的汪德臣部卜东有夔州一带的纽璘军。为了阻挡这两支蒙古军的救援，蒲择之在亲率主力围攻成都之前，预先在剑门关派遣都统杨大渊率领一军把守，在东、西川要道二—遂州灵泉山（今遂宁县东10里），江箭滩（今遂宁县东涪江渡口）派遣都统段元鑑，刘整各率一军把守。正当南宋四川各军集中攻取成都时，坐镇成都的蒙古帅阿答胡死，城内守军陷入群龙无首之境。诸王阿卜干与诸将脱林带等谋曰：“今宋兵日逼，闻我帅死，必悉众来攻，其锋不可当。我军去朝廷远，待上命建大帅，然后御敌，恐无及已。不若推纽磷为长，以号令诸将，出彼不意，敌可必破。”于是，驻守成都的蒙，汉诸军遂推纽磷为长。
这时，纽璘正好从东川至钓鱼山，欲引军西向，以解成都之危。军至江箭滩，受阻于宋军，不能渡。蒙，宋两军从早到晚大战了一整天，纽磷军终于突破宋军防线，“斩首二千七百余级”。由石抹按只率领的汉军，也在灵泉山大败宋军，并乘胜追杀宋都统韩勇。蒲择之兵溃，纽磷军长驱直入成都。纽璘既帅成都，遂率众军坚城拒守。时值成都“夭久不雨”，攻城宋军“暴露日久”，士气逐渐松懈。及至五月，突然出现“拔木之风，石子之雨”，连日霖雨，“在处沾足”。对宋军十分不利。纽磷乘机突围，与应约从利州来援的汪德臣军，内外夹击，终于冲破蒲择之的重重包围。
云顶之战
纽磷军既破重围，遂反守为攻，引军进围成都东北的云顶山城，以扼蒲择之的归路。云顶城位于金堂县南、沱江西岸的云顶山巅，最初由潼川府路将都统使司修城提振官孔仙和潼川府路兵马副都监肖世显规划修建。1243年以后，四川制帅余蚧移利戎司驻此城，并将成都府的治所搬迁其上。该城东西宽2公里，南北长21公里，总面积15平方公里，周长约72公里。由于此城正当成都的北路和东路的要冲，有着重要的军事价值，遂成为兵家必争之地。1249年，蜀将姚世安镇守此城，对云顶山城进行“改建”，使该城防御更加坚固。1252年，余蚧在嘉定斩杀悍将王夔后，曾亲率部将至云顶山，企图接管利戎司的部队，因遭姚世安的抗阻，余蚧终未能进入云顶城。1254年，汪德臣率军南下，曾遭到云顶城守将吕达所率5000人的截击，汪德臣在擒杀吕达后，一次即“获粮五千石”，当纽璘遣车里部进围云顶城时厂宋将刘整曾率一军进行阻挡，“遣裨校出战”，不利，蒲择之败走，经简州向东撤退。于是，蒙古军遂围云顶城。云顶城陷入孤立无援之中，守将姚德“仓卒失计”。不久，“城中食尽”，纽璘部将彻里率部兵“由水门先登”，“破其壁”，守将姚德遂向蒙军投降。在姚德的导引下，西川各城相继归附。于是，“成都，彭（今彭县）、汉（今广汉）、怀（即淮安），绵（今绵阳）等州悉平，威（今理县西北薛城），茂（今汶川县威州镇）诸蕃亦来附”。经过此战之后，宋军势力最后退出西川，成都府南迁至嘉定（今乐山市），蒙古军进一步巩固了在川西平原的统治。
抢渡马湖
1258年秋，当蒙哥汗亲率的征蜀大军进至汉中之时，在成都的纽磷奉命抢先攻占马湖江口的重镇——叙州，以便顺流进趋重庆，封锁下游江面，杜绝南宋增援之兵。当时，纽璘军只有2万，为配合蒙哥的征蜀行动，以5000人由密里火者、刘黑马、拜延八都鲁等守成都。纽磷自将15000蒙汉军，号5万，战舰200艘，以宋降将张威所部500人为前锋，水陆并进。纽磷军的路线是“缚桥资州以济师”，即沿着今沱江向南推进。纽璘军没有沿岷江南下，以渡马湖江口，这是因为自1252年以来，蒙古军多次进攻嘉定不下的缘故。为了绕过南宋这一西边重镇，纽磷军在资州济沱江而南，分兵两路：一军由千户暗都剌“率舟师而下”，另一军由纽璘本人“将步骑而南”。当纽磷引军行至岷江与金沙江交会的叙州时，遭到了南宋守将，都统张实的阻挡。为迎战纽磷军，张实“先以五百艘控扼江渡”，“连舰绝江不得进”，“横截江津，军不得渡”，主要是采取封锁江面的战术进行堵截。当时，纽磷部下长于水战的契丹将石抹按只以战舰70艘赶至。他一面选择地形，架设浮桥，另一面又收集军中牛皮，赶制浑脱、皮船等渡江器械。纽磷组织水师，与宋军在江中激战。石抹按只在击破宋军后，“夺其渡口，为浮桥以济师”。完颜石柱为争夺浮桥，“与宋兵战”。探马赤率领2000精兵，一举夺得宋军舟船以济。纽磷军在突破了宋军的水上防线后，指挥军队深入两江交会的三角地带，与宋军在阵地上作战。宋军腹背受敌，被蒙古军分割包围。忽都，步鲁合答领兵在老君山（今屏山县西北）及其附近的马老山击败叙州兵，取得决定性胜利，江面上的宋军溃败，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统兵主帅，四川宿将张实被蒙军所俘。
纽磷军突破马湖江防线以后，声威大振。蒲择之率部“分道要遮”，难以招架，一触即溃。蒙古军一路上浩浩荡荡，“旌期辎重百里不绝”。纽磷军乘胜东进，“鼓噪渡泸”，终于突破重庆上游最后一道险关——泸州神臂城，直奔重庆及其下游江面而去。
马湖江之战，显示了蒙古舟师的实力。从此以后，在川江航道上，经常可以看到蒙古舰只出没。纽磷抢渡马湖江的成功，实现了蒙哥汗封锁长江下游江面，杜绝宋军增援的战略意图。南宋理宗对此连连惊叹：“蜀中之警，皆因马湖江不能设备，纵其偷渡。今江之南北皆有哨骑，所以重费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