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汝为领导的农民起义



一 南宋初年福建地区的社会矛盾

范汝为起义爆发于福建。福建山多田少，一向以“民贫”著称。在正常情况下，福建人民生活已很困苦，南宋初年，封建统治者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更加以兵荒马乱，给人民带来种种灾，难，因此，激化了阶级矛盾。

女真贵族占领中原后，南宋统治地区大大缩小，但其军政费用不减，因此，便加重了对江南人民的剥削，在二税、和买、和籴、身丁钱米等征收之外，更以“军期所需”为名，不断摊派和征收名目繁多的杂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谏议大夫黎确说：“福建盗起，本于科敛诛剥，民不堪命。”确实如此，封建剥削的日益加重，这是促使福建人民发动武装起义的根本原因。

叛兵、军贼的烧杀抢劫，也给福建人民带来了灾难。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金兵南侵，宋高宗逃亡杭州，御营使都统制苗傅、副都统制刘正彦发动叛乱，以武力迫使宋高宗退位；另立太子赵旉为帝，改元明受，隆裕太后垂帘听政。江淮制置使刘光世、江浙制置使韩世忠等率兵平乱，叛将“苗翊、马柔吉拒战不胜，傅、正彦引兵二千夜遁”转攻富阳（浙江富阳）、新城（浙江富阳西），韩世忠尾追，苗刘又窜入福建，沿途烧杀抢劫。五月，韩世忠俘刘正彦于浦城县（福建浦城县），苗傅流窜到建阳（福建建阳），为土豪詹标抓获，叛乱才平息下来。苗刘叛乱，“所过燔桥”，“黥民充军”，使福建人民受到一次大浩劫。同年冬，由于金兵渡江南侵，南宋军队节节败退，许多溃兵进入福建，不成部队，他们结队抢劫，变为军贼，当时的情形是“兵日益重，盗日益多”，“粮食乏绝，死亡无日”，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南宋时，与北宋一样，对盐、茶、酒、香、矾等实行专卖，盐从生产到销售都由官府严加控制，违者处以重刑，十斤以上处死。福建内地的建州（福建建瓯）、南剑州（福建南平市），汀州（福建长汀）、邵武军（福建邵武）称上四州，不产盐，其沿海的漳州、泉州、福州、兴化军（福建莆田）称下四州，出产海盐，上四州人民主要食用下四州所产之盐，本来上、下四州相距不远，盐价不应太贵，但由于官府对食盐专卖，低价向盐户收购，运往内地后往往以十倍原价出售，因而上四州盐价很高，农民深受其害。在这种情况下，私盐贩便盛行起来，私贩以高于官价向盐户收购，以低于官价卖出，故民喜食私盐，官府虽禁而不能止，侍御史张致远说：“剑、汀诸郡为上四州，地险山辟，民以私贩为业者，十率五六”，可见私贩很多。为了严禁私贩，南宋经常派军队缉查，私盐贩也成群结队，以武装相抗，因此，两者经常发生冲突。范汝为之所以以私盐贩为主体发动起义，其原因也在于此。

对南宋初年福建的社会矛盾状况，身任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的廖刚曾作过一次很简明的概括，他说：“福建路民贫地狭，从来远矣。他日不为盗，而迩来相视蜂起，……初缘建州军贼作过，既而苗傅贼党、王躞叛兵，相继入本路，大兵又蹑其后，屋庐储积，焚荡掠取。既尽于贼，又须供亿大兵，实无从出。自是迁徙散亡，濡足南亩者无几。食日益阙，民日益困，桀黠无赖者，遂乘之鼓倡群小，驱率柔懦，聚为盗贼。贫困的福建农民，受军贼、叛兵的蹂躏之后，又受到南宋繁重赋税的催逼，其房屋烧毁，生计断绝，阶级矛盾激化，农民只有“铤而走险”，起义求生了。

二 范汝为领导农民军在闽北的斗争

范汝为，福建建州人，出身于私盐贩家庭，“其诸父以盗贩为事，而号黑龙、黑虎者，尤善格斗，群不逞附焉。每数百人负盐横行州境，官不能扑。有选人建阳江钿……郡守谓钿有谋，使摄令瓯宁，以图二范。未几，果擒之，皆毙于狱。其徒无所归，复依汝为。一日，因刃伤人至死，遂作乱”。可见，他的父辈是武装私贩，为官府所杀害。杀父之仇，激发了范汝为的阶级仇恨，再加以他“粗知书”，有文化，有计谋，因此，很自然地便成为领导这次农民起义的首领。

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二十三日，范汝为在福建瓯宁县的回源洞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之初，人数较少，只有四十人，大多是私盐贩。瓯宁知县黄光邦、建阳县令王昌等“不能讨，时方艰食，饥民从之者甚众”，建州知州韩珉率领州兵前来镇压，也被农民军打得大败，范汝为的队伍很快扩大到数万人，并攻占建阳（今福建建阳县）。九月，南宋政府派神武副都统制李捧率领禁军三千人来攻，也被农民打得落花流水，“官军皆溃，捧等遁去，与其军相失”。在这次战役中。范汝为以机动灵活的战术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使敌人疲于奔命，最后歼灭敌人。朱熹对这次战役有过详细的描述，他说：“朝廷遣官军来平贼，时秋稼已熟，贼闻官军且至，放水灌田，又以禾穗相接连，已而决塍去田水，官军室，不谙其山川道路，贼纵之入山，山路险隘，骑卒不能前。贼觉官军已疲困，乃出平原，以诱官军。军官出山，争趋田中，既为结穗牵绊，又陷泥淖。贼因四面鏖击之，官军大败。这次战役，表现了范汝为的军事才能。

农民军的一系列胜利，促使了建州地区地主阶级内部的分裂，一批在政治上失意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向农民军靠拢，由同情农民军而倒向农民军，如“善文章，多才艺，或已登科”的欧阳颖士、吴琮等人，即加入了农民军。他们以肖何、曹参自许，为农民军出谋划策，劝范汝为学汉高祖，以布衣取天下，还帮助农民军“置伪官”，建立政权机构，范汝为也言听计从，“偃然当之”。

建州地接两浙，是临安的“后院”，因此，起义军的迅速发展和官军的一再失败，使南宋朝廷大为震惊，十一月，宋高宗乃派神武副都统制、大将辛企宗带一万人前往福建镇压。为了防止范汝为进入江西，又派神武前军统制王躞率全军到信州（江西上饶）驻扎，企图将农民围歼于福建，但是，辛企宗率兵进入福建后，慑于农民军的威力，却不敢前进，至远离建阳二百里的邵武军（福建邵武）即驻扎下来，他派兵作试探性进攻，结果大败而回。

在军事镇压遭到一连串失败之后，南宋统治者与对付其他起义军一样，也采取了政治欺骗手段，派出朝散郎谢响，修职郎陆棠“持金字牌往招之”，花言巧语，许以官位，结果遭到范汝为的拒绝。谢响、陆棠“招安”不成，后在农民军的影响和欧阳颖士、吴琮等动员说服下，反而态度开始转变，逐渐由“招安”说客变为农民军的一员，他们力劝范汝为向五代十国时在福建割据的闽王王潮学习，并表示愿意“佐命”，做农民军的谋士。

为了迷惑敌人，谢响等向南宋政府上奏，说范汝为已经接受“招安”，宋高宗也信以为真，立即下诏嘉奖，授范汝为武翼郎，任福建民兵都统领，受辛企宗节制；范汝为部下的农民军将领，也有一、二百人被授以官职。但是，当南宋朝廷下令“放散汝为下见团结人兵。又诏民兵愿归农者，许自便”时，范汝为却并“不听命”。农民军没有解散，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

绍兴元年（1131年）十月初，范汝为令部将陆强率军攻政和县，政和农民热烈欢迎农民军的到来，城破，三千多农民加入起义军。十月十九日，范汝为率农民军主力攻建州（福建建瓯），守臣王浚明以下官员弃城逃走，范汝为不战而下建州城，瓯宁知县叶裴被俘虏，农民军扩大到数万人。十月三十日，农民军西攻邵武军（福建邵武），守臣吴必明，统制官李山兵败，狼狈逃窜。吴必明逃往光泽，李山远窜信州（江西上饶市），农民军浩浩荡荡进入闽北重镇邵武军。辛企宗身为制置使，镇压起义无功，以“懦怯玩寇”罪受到撤职降级处分。范汝为起义军控制了建州、邵武为中心的广大闽北地区，队伍扩大到十万人。

在范汝为起义的同时，福建地区还有其他几支起义军，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南剑州（福建南平）顺昌县的余胜起义，发展到数千人；建阳县有刘时举起义，发展到上万人；建安县有张毅起义，曾攻古田县城；崇安县有廖公昭起义等。但是，由于受到地域的限制和统治阶级的调拨离间，彼此之间非但不能密切联系，相反还矛盾重重，因而不能团结对敌。

三 韩世忠的血腥镇压和起义失败

辛企宗撤职后，南宋朝廷任命参知政事孟庾为福建、江西、荆湖宣抚使，神武左军都统制韩世忠为宣抚副使，让他们统领军队，全力镇压范汝为起义。

碉堡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福建地区各支农民军，由于彼此之间矛盾的发展，后来竟互相攻杀，范汝为擒杀廖公昭，张毅又不断攻击范汝为，而范汝为与另一支农民军张万全之间也不时互相攻打，这样，便削弱了农民军自身的力量，为官军各个击破提供了方便。

为了分化瓦解农民军，南宋统治者在调兵遣将镇压的同时，又玩弄花招，十一月八日，高宗下诏：“自范汝为外，余皆与免罪，许令归业。”十二月七日又下诏：“王师到日，其诸徒众能执汝为请命者，当重赏，其余咸赦除之。”但是，宋高宗的诏书等于一张废纸，得到的回答是农民军更加勇猛的战斗。

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韩世忠率官军三万人，由台州（浙江临海）出发，经温州至福州，随后沿闽江逆流而上，水陆并进。范汝为农民军获悉韩世忠进犯后，毫不畏惧，他们在离建州一百里的地方建立了第一道防线，“尽塞途路，埋巨木，为鹿角，散布竹签、铁蒺藜、陷马坑，凡可以旅拒王师者，无不用其至”。使官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韩世忠不敢由大路进犯，乃改走小路，“命诸军偃旗仆鼓，舍正路，俾各择便利，沿山堑溪，披践榛棘”，偷偷摸到建州城外的凤凰山，绕到农民军背后，于绍兴二年（1132年）一月四日包围了建州。凤凰山在建州城外二十五里外，是建州的门户，凤凰山失守，建州即被包围，立凤凰山上，可“下瞰城邑，如在井底。”官军以“火楼，巨石、天梯、云梯百道齐攻”，范汝为指挥农民军顽强固守，经过六个昼夜的激战，杀伤大量敌人，终因农民武器不足，又无外援，一万多人牺牲，一月九日建州失守，范汝为率领一部分农民军突围，张熊等五百多人被俘。

范汝为突围后，转移到起义的发祥地回源洞坚持斗争，又遭到官军的围攻，范汝为兵败“自缢死”，为农民革命献出了生命。农民军将领陆必强，叶铁骨、陆必先、张弓手，熊致远等率领起义军残部，企图向外转移，也受到官军的追击，不久相继失败。韩世忠在镇压范汝为起义的过程中，前后杀农民军三万多人，他是抗金名将，屡立战功，但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却欠下了人民一笔大血债。

范汝为牺牲后，他的余部有一千多人，在范忠的领导下，转战于福建、浙江边界。绍兴二年（1132年）十一月，他们还进攻龙泉（浙江龙泉），松溪（福建松溪），杀死松溪县尉吴某，又一度进攻处州（浙江丽水），声威大振。南宋朝廷害怕农民军进一步“滋长”，慌忙调神武前军左统领申世景、御前忠锐第六将单德忠率二千人镇压，但这支官军不是范忠的对手，结果失败，“处州复告急”。南宋朝廷又增派忠锐第一将张守忠带精兵二千人增援，合兵围攻，十二月初，农民军与官军展开激战，范忠不幸中流矢牺牲，农民军失败，坚持两年半之久的范汝为起义，至此便最后失败了。

范汝为起义军之所以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支农民军之间非但不能互相联合配合作战，反而互相攻杀，视若仇敌，结果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另外，范汝为起义后，其活动范围只限于建州一隅之地，不能向外发展，结果在遭到大军围攻时，便缺乏外援，使自己陷于十分孤立的境地，最后失败，也就成为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