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并立的模式

“中间项”卢文进

契丹是否由于从幽州撤退就尽失远征的成果了呢？其实并不尽然。对于一度到手的“山后地”和幽州附近区域，确实是没能守住。但是阿保机命卢文进留在幽州一带，赐其卢龙节度使之职，让他率领一支部队驻扎幽州、蓟州以东的平州，旨在控制整个燕地。也就是说已经确保了燕地东面三分之一的地区，在长城线南侧钉入了可称为今后桥头堡的楔子。

在幽州攻防战后不久，卢文进再次作为契丹军的向导，攻打了“山后地”的要冲新州。其后，卢文进每年都和契丹军过来，把燕地和山后两地的男女带回契丹本土，教会契丹纺织和制作工艺，结果“中华”的产品几乎都由契丹国内来生产了。

原来，燕地归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山后地归李存矩，他们都施行暴政，百姓人心不振，早就有很多人逃往契丹的领地。总之，在以军事为上的沙陀系的统治下，两地的形势变得一片混乱。那个周德威虽然作为指挥官表现很出色，但是一味恃勇，毫不关心行政、民政之事。卢文进深知这一点，凭借将两地的百姓引入契丹方面而取得了实质上的控制。揪住此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指责他“杀掠吏民”，这只能说是一种偷换事实的刻意“歪曲”。

卢文进又率领奚族骑兵劲旅闪电般地扫荡了河朔北部。幽州进一步孤立了。百姓的身影从这一带渐渐消失了。当然，粮食的自给也已经很困难。沙陀方面，派一支部队留守涿州，将来自南部边境瓦桥的粮食经涿州运往幽州。年年如此，不得不在途中沿线部署精兵强将护送粮车。但还是遭到了卢文进所率奚族铁骑的袭击，粮草被劫。沙陀方面疲于奔波。为了保住幽州这个军事“据点”，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为卢文进所摆布，只得任他一人逞强。

附带说一句，司马光在上引部分接着说，燕地一带“残敝”的状况应归罪于卢文进和契丹。然而蒙古时代为《通鉴》做注的胡三省在同一处反问道：“卢龙诸州，自唐中世以来自为一域，外而捍御两蕃，内而连兵河朔，其力常有余。及并于晋，则岁遣粮援继之而不足，此其故何也？”尽管没有直接挑明，但还是补充说总而言之是沙陀的统治不行。

沙陀只知一味搜刮百姓，作为统治者、管理者完全不合格。燕地之民大多自发地投契丹而去。因为比起强行黥面、奴役百姓的沙陀统治，在契丹的领地内没有剧烈的战乱和苛捐杂税，可以平安地生活，这一点远远胜过沙陀。司马光的著述往往局限于“中华”和“夷狄”这一名分，仅从出发点单一即可知其存在不少歪曲史实之处。

幽州的教训

在经略代北和山后地、新州会战、幽州攻防等一连串契丹和沙陀的较量中，阿保机重新认识了契丹在平原作战方面的优势和攻城战中的困难。他也一定深切感受到了组织几万人规模的大部队长期滞留“中华”的不易吧。尤其是感受到必须避免通常在春季至夏季展开的进攻。

那么沙陀方面的情况又怎么样了呢？契丹骑兵部队的确让他们着实感受到了厉害。沙陀勇将周德威的部队在平原作战中一举被歼的记忆，太深刻了。幽州攻防战时李嗣源、李存审等人的话，说明恐怖的印象已经深深刻入沙陀人的头脑。只是，在近距离战、肉搏战方面沙陀的密集骑兵还是无敌的，对这一点他们还存有一些自信吧。他们还意识到攻城战对草原集团和华北集团都不易。就是说，不能为契丹骑兵创造可供其迅速铺开的场地，最好是坚守城池或阵地，将战事拖入近距离战再决出胜负—这大概就是教训吧。

幽州攻防战之后发生了颇具意味的事情。第二年即918年二月，扩建“皇都”即上京临潢府的工程已经开始，阿保机处这时除了此前一直通好的后梁和吴越外，还有晋王李存勖、渤海、高丽、回鹘、阻卜、党项等政权各自遣使来贡，另外竟有幽、镇、定、魏、潞等州的使者赶来。幽州等州是华北的军事建置，其中幽、潞属沙陀，镇、定、魏暂时与沙陀维持着友邦或同盟的关系。就是说，在历经一年又一个月的契丹—沙陀之战后半年，李存勖麾下的沙陀军阀及其同党尽管各自为政，但还是凑在一起向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派遣了使臣。这是此前不曾有过的事情。

契丹—沙陀之战的始末，不仅给事件的直接当事人、而且给中华方面的各种势力也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即最强者不是沙陀。至少，不是仅关注沙陀的动向就可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契丹国已成为中华诸势力最应该防备的力量了。各方认为即使是从试探情况的角度去暂且与之通好，对自己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李存勖本人也不想再与契丹发生什么事了。

李存勖的南伐

沙陀军阀的使者从阿保机处返回之后，李存勖于同年即918年的秋八月一日，在距黄河较近的魏州郊外阅兵。沙陀自身的部队、由友邦组成的华北十镇诸部队、还有来自河曲、代北和山后等地的奚、契丹、室韦、吐谷浑的游牧骑兵，兵力共达十余万人，场面之壮观为中华那些年所未见。对李存勖来说，是组织了一次最大的军团。

半年前与阿保机的集体通好，也是为了了解他对后梁采取大举进攻的态度。阿保机表示了赞同。奚、契丹等游牧军此前虽然曾是李存勖笼络的对象，但是没有阿保机的首肯李存勖也很难行动。不知当时阿保机是否曾出兵相助。

不管怎么说，李存勖的此次南伐是以先前的“父子之约”为前提进行的。在前几年阿保机大举进攻时，李存勖本人没有与阿保机直接交手，也是为了履约吧。起码阿保机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向“中华”出过兵。阿保机和李存勖二人之间的关系，真可谓不可思议。

受到侵攻的后梁“政权”准备决一死战。针对沙陀军在麻家渡扎营，后梁在濮州的行台村设下阵地。双方都构筑了野战阵地，对峙百余天后，李存勖为打破相持状态，亲率数百骑突袭，不想遭遇伏兵而身陷重围，因李存审来援才勉强脱身。这种情况下，勇将和蛮将的区别仅为毫厘之差。李存勖总是身处这样的险境当中。

十二月，李存勖欲直取敌人的根据地汴，冲出阵地前进，与尾随而来的梁军战于胡柳坡。虽曾一度击退追兵，但是由于沙陀的辎重部队误以为战败而溃逃，沙陀军吃了大败仗，幽州的骁将周德威战死在那里。不过李存勖没有受挫，他袭击了在小高地上休息的梁军，最终获得大胜。当时，沙陀军与在幽州作战时一样，还是让人拖着灌木条扬起灰尘，扰乱了梁军的判断。这是惯用的一种战术。

经过这一仗，只有不到千人的梁军得以返回汴，就此大局基本已定。在第二年的919年，围绕黄河渡口展开了水战，但是仍然挽救不了后梁的颓势。921年正月“传国宝”出现，李存勖屡次被劝即位。顺带说一句，刻有“受命于天、子孙宝之”之文的传国宝，据说是来自魏州开元寺的传真和尚。他在880年黄巢军起兵暴乱时从长安弄到手的，已秘藏了四十年。传国宝或传国玺，在中国史上常常应政治之需而出现。

激战前的伏笔

契丹与沙陀的再度冲突，以一次意外事件为导火索。在传国宝出现的二月，沙陀的友邻镇州军阀总帅“赵王”王镕被部下大将王德明谋杀，王氏一族被灭门。德明恢复原名张文礼，于三月遣使联盟军首领晋王李存勖，以求得对自己的承认。

当时李存勖正与各位将领饮宴正酣，获此消息掷杯垂泪，打算为割腕结盟的赵王讨敌报仇。但是众将领们说眼下正与后梁相争，腹背树敌实非上策，劝阻了他。张文礼虽然得到了李存勖的任命，但是心中依然不安，遂向卢文进派去密使，请求契丹的支援。又向彻底衰败的后梁的末帝朱友贞派去了密使，提出北联契丹、南联后梁，共灭沙陀，但遭到了拒绝。

八月，李存勖已不能再容忍张文礼，下令已故赵王的部下符习率镇州、冀州之兵讨伐张文礼，命老将阎宝增援，并令以藩汉总管、威名大振的史建瑭打前锋。可是，位于镇州东北的定州总帅王处直考虑到镇州与定州乃唇齿关系、一旦镇州被灭定州将孤立无守，于是同张文礼协商，暗中联系担任新州防御使要职的儿子王郁，让他动员北边的阿保机南伐。事态向复杂且激烈的方向发展了。

增援符习的沙陀军一路北上，破赵州城、抵镇州城下。张文礼一直为腹部肿物所苦，听说部下赵州刺史投降后被李存勖留用现职，受到刺激，就在沙陀军兵临城下之时死去。其子张处瑾秘不发丧，抵抗着沙陀军。九月，在镇州的攻防战中，沙陀的前锋将领史建瑭中流矢而死。李存勖为这个消息所激怒，虽身在南方，决定亲自北上进攻镇州。在黄河渡口一带对阵的后梁军得知这一情况，与之展开了激战。李存勖直接统领的三千铁骑奋勇作战，后梁军再次败北，最终被逼到了末路。

定州的爱憎剧

长期处于兴衰乱离之中的华北，终于迎着统一迈向了下一个地平线。十月，定州又发生了异变。定州节度使王处直被养子王都幽禁，篡权的王都与沙陀结好。对此，曾流传着耸人听闻的说法。

从前王处直没有儿子，妖人李应之得到一个名叫刘云郎的孩子，对王处直说，“此子生而有异”，把孩子送王处直给做了养子。可是这个孩子即王都成人后，满口奉承和谎话，王处直完全被他所蒙骗。王处直另有一子，名叫王郁，因不被父亲所爱，投奔了沙陀。李克用把女儿许配给他，连连提拔，一直让他做到了新州防御使。他就是那个打算与阿保机结好的王郁。

王处直在打算从沙陀的觊觎中保住定州时，意识到王郁才是可以倚赖的人。因王处直已被自己曾经宠爱的王都篡了权，这事很具讽刺意味。假如说以王都发动叛乱为由，其父王处直才决定与契丹通好，但未得到定州军府赞同的话，总觉得有些不真实。因为，已经说王都在叛乱中把王处直的子孙和心腹将僚们全都杀了。如果所说定州的核心人物们讨厌契丹而选择了沙陀的话，就理应没有必要把他们都杀掉。然而，李存勖对王都的自我推销大为欢迎。只要对沙陀的称霸有益，恶人也可以接受。另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详细记载此事，或许隐含什么意图。

在河朔之地，正当大骚乱以镇州和定州为中心蔓延开来之际，可称为“中华”最北境的山后地与其北邻的草原之间，也在做着交易。在契丹国神册六年（921）冬十月一日，沙陀的新州防御使王郁举自己管辖的山后地的兵马宣布向阿保机投诚。王郁抛弃了曾经关照自己的沙陀，把自己的命运赌在了父亲和契丹身上。对于沙陀军阀来说，这意味着就在实现称霸华北的前夜，重地镇州和定州相继叛离，而在北边防卫的中枢新州总帅亲自投靠了契丹。

困惑的二人

幽州已因卢文进变成了人烟萧条的荒地，而沙陀的干将周德威也已死去。山后地这回都入了敌手。沙陀的北部区域，除了自古以来的据点代北外，都已不在掌控之内，北边的防卫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崩坏。对于李存勖来说，镇州所发生的张文礼政变使事态发展得不可预料。

作为心眼过多、喜怒无常、精神状态常易不稳的人，这种突变不能不对李存勖产生刺激。只是他越是陷入困境反而越会发挥出能力，这也就是他这个人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吧。

这对于阿保机来说也是一个未曾预料的变化。沙陀联盟之乱本身应该是受欢迎的，不过似乎也有些令他难办之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李存勖的力量大多用于南方的后梁方面之时，阿保机也正忙于国制整备等“内政”。

首先，继续装点新都上京，同时又着手辽宁平原的开发，例如至辽东修复辽阳故城、迁移汉民和渤海的“俘户”等。接着，创制并颁布契丹大字、重新组成以爱弟耶律苏为首宰（南府宰相）的政府机构、亲自制定法律并确定爵位等，逐一完成了契丹国基本框架的建设。即正处在一边遵循草原游牧国家的传统、一边适当引入中华的国家形式、摸索草原和中华相结合的国家形式和理想方式的最高潮阶段。

阿保机迅速做出了决断和转换。在王郁决定归附的同月即十月的二十四日，阿保机为了接应王郁身在定州的父亲王处直，亲自率军南下，大概一度经由山后地，从居庸关下到河北平原。十一月二十一日，破要冲古北口，二十五日，将契丹军分为几个小分队，从幽州境内的檀州、顺州、安远、三河经幽州以南的良乡、遂城、满城，席卷了定州附近望都等十几座城池，虏获居民迁往契丹境内。

总之，契丹此时在直接确立对山后地控制的同时，席卷而过幽州一带，迫近了目的地定州。但是由于王都已经发动政变，只好暂时退兵。本打算立即与定州军阀会合并谋求更大发展的计划，此时离成功仅一步之遥。

十二月，王郁率部众来到阿保机的驻地。阿保机称王郁为“子”，大加赏赐，将其部众安置于西拉木伦河以南广阔的沃土上。因为是安置在契丹本土的南邻之地，所以可谓一种殊遇。这是向内外显示了对举部来归的王郁信赖的姿态。

司马光的浅见

就王郁的归附有一些怪话流传。据说王郁对阿保机说：“镇州美女如云，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则皆己物也，不然，为晋王所有矣。”阿保机以为是，决意举众南行。不想述律皇后谏言道：“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吾闻晋王用兵，天下莫敌，脱有危败，悔之何及！”但是阿保机听不进去。

—阿保机是个无聊卑贱之人、一个不知深浅的蠢家伙；怂恿他的王郁是个能说会道的卑鄙小人、典型的墙头草。而述律皇后是个明智的女人，尽管有些讨厌糊涂的丈夫，也有些妒忌，但还是决定出手制止。不管怎么说，正像对方皇后所夸奖的那样，李存勖确实是个出众的名将。契丹的注定失败连女人都看出来了，可是糊涂的人正是契丹皇帝。—对不起，实在忍不住想这样说。

这段内容见于《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几乎未做任何修改补充，原样移录。司马光的天性与其说是中华主义的，不如说很幼稚。因为司马光所依据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还没有如此卑贱、粗俗。

《新五代史》先介绍说，王郁之父王处直眼看镇州要亡，担心镇州一旦陷落、定州会成为沙陀下一个吞并的目标，于是就让王郁与契丹通好。然后记载：王郁对阿保机这样说：“故赵王王镕，王赵六世，镇州金城汤池，金帛山积，燕姬赵女，罗绮盈廷。张文礼得之而为晋所攻，惧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机大喜。但是其妻述律不肯，说道：“我有羊马之富，西楼足以娱乐，今舍此而远赴人之急，我闻晋兵强天下，且战有胜败，后悔何追？”

出发点的倾向是一致的，对王郁归附的缘由和情况的说明也还算可以。用词和表述多少还有些收敛。尽管如此，当时张文礼已经死去三个多月，所记载的内容都出自欧阳修的创作，这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这段内容不见于先出的《旧五代史》。《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之间差距还是很大的。

述律皇后是个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事实上给阿保机出了很多良策，后来到了北宋时期仍作为故事流传着。契丹帝国杰出的女性很多，本来就与男尊女卑现象严重的“中华”不同，女权主义俨然存在。为皇后所谏这一情节，虽然在北宋被视为不足道的笑话，但是在游牧社会的契丹情况却不同。总之，这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本质区别。很清楚，这是对此缺乏了解的人所写的东西。欧阳修编的内容是很过分，但作为时代和环境的产物，怎么说也有令人回味的地方。即使这样司马光的浅见也还是显得有些可怜。

相矛盾的记载

十二月，契丹军和王郁一同南下，进攻幽州。守将李绍宏全力固守。契丹军暂时放过幽州，继续南进，攻陷涿州，活捉了刺史李嗣弼。又从易州进攻定州。大概他们认为能够推翻定州的王都，解救出被幽禁的王处直，如果顺手的话，根据华北形势的变换情形还可以有更大的作为。

然而，这回契丹军的主帅，据《辽史》是阿保机的长子皇太子突欲。他后来做了东丹王，一生坎坷。而包括《旧五代史》在内的北宋和南宋的记载都一致说是阿保机亲征。另外，关于契丹军与李存勖所率沙陀军的会战时间，《辽史》记为921年十二月之内的事情。而《旧五代史》等两宋的记载说是在第二年的正月。就所记相当具体的一个个战斗场面，各自的内容大致相同，但是日期的干支却大不同。仍据《辽史》，进入922年以后，契丹军于二月和四月出击了河朔地区，但是宋朝方面的记载则对此保持沉默。或许各有不便明说的地方。究竟是什么不便明说，很遗憾，目前的确不清楚。

就连阿保机是否真的亲征，也有可能存在几种说法。结果，会战以契丹一方的失败告终。为此，根据契丹方面的原始记载写成的《辽史》尽可能地隐瞒阿保机的亲征。相反，站在获胜的沙陀一方立场上的两宋时期的记载，无论如何也是要说阿保机是上了阵的。首先，这样的心理在发挥着作用。

只是，与那时照例冲在战斗最前线顽强作战的李存勖不同，一般被认为极少在前线现身的阿保机是否真的亲临战场了呢？至少沙陀方面不可能知道。另一方面，皇太子突欲于919年十月契丹军北击乌古部之际，率领先锋队出征，积累了实战经验，920年九月代替忙于内政的父亲阿保机和叔父苏，以迭剌部夷离堇污里轸为副帅，出兵阴山，取得赫赫战果，在那一年内班师。那么，青年王子突欲作为主帅，接替921年十月至十一月一度出兵华北、席卷大部分地区而还的父亲阿保机，紧接着在次月第二次出兵时，以刚刚归附的王郁为副帅出征，是很可以理解的。从事情本身来说，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本来对任何事情都非常谨慎的阿保机，假如完全信任新归附的王郁，作为皇帝不顾一切地投入危境的话，结果会怎样？如果是李存勖，肯定得亲自打头阵吧。对他来说，不存在替代之人。然而阿保机一方，“国家”的体制正按部就班地健全着，能够代替自己指挥战斗的人起码有儿子突欲和尧骨、胞弟苏这三个人。再说，阿保机已年届五十。对于较早进入老年的游牧民来说，短时期内连续两次远征是有些难以想象。而且在第一次出征时，他已经亲眼目睹了定州的陷落。就算为了维护政权的平安，他自己留在本土等待时机，而委任长子指挥远征军，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虽然缺乏确凿的证据，但是《辽史》所载突欲为主将的说法还是合适的。

二次激战

第二次激战的具体过程如下。面对契丹军的进攻，已占据定州的王都遣使向李存勖告急。李存勖对镇州久攻不下已失去忍耐，十一月就任阵前指挥，这时在镇州行营接见了来使。

契丹军的主力在定州城下扎营，而王都缩在城内固守。正在此时，沙陀的前方侦察部队向大本营报告契丹军已经渡过沙河。沙河的河道形成镇州和定州之间的分界线，对于镇州来说，可以说是它北部的防卫线。原本为了防备契丹的袭击，还修建了城楼。一旦那里被突破，定州说不定就立刻陷落，距其不远的镇州也会兵锋突抵。

14 第二次契丹—沙陀之战

恐惧感在包围镇州的沙陀部队中蔓延。考虑到如果镇州长期不破，一旦发生变故，在持续艰苦攻城之际遭契丹大部队来袭，就会因契丹军和镇州城内守军里应外合之势受到夹击。于是有人建议暂且就在这里解围撤兵，避开契丹的兵锋。也就在此时，南边发生了梁将戴思远趁李存勖出征之隙北上、突袭沙陀经营河朔地区的战略要地魏州的突发事件。形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沙陀很有可能死在镇州城外。

众人都在请求撤兵，李存勖却说：“霸王举事，自有天道，契丹其如我何！国初，突厥入寇，至于渭北，高祖欲弃长安，迁都樊、邓，太宗曰：‘猃狁孔炽，自古有之，未闻迁移都邑。霍去病，汉廷将帅，犹且志灭匈奴，况帝王应运，而欲移都避寇哉！’文皇雄武，不数年俘二突厥为卫士。今吾以数万之众安集山东，王德明厮养小人，安巴坚（阿保机）生长边地，岂有退避之理，吾何面视苍生哉！尔曹但驾马同行，看吾破之。”《旧五代史》的记载的确令人怀念李存勖。李存勖确实是把自己比作了大唐帝国事实上的创立者李世民。李存勖出身突厥系的沙陀，而李世民出身鲜卑系的拓跋。或许二人在身为“异族”却号“中华”这一点上有同感吧。英雄的气概、雄才的自豪感，这是李存勖的支柱。

李存勖立即亲率五千铁骑抵达新城，与正在不断南下的三千契丹先头部队相遇。李存勖部署了拿手的精骑密集队突袭的战术。从桑树林中突奔而出之时，有如天佑神助般阳光灿烂，契丹骑兵措手不及，慌乱之中纷纷逃窜。

沙陀军乘胜追击，不少契丹兵落入结薄冰的沙河中溺水而死。在定州城下扎营的契丹主力见到败兵退来，认为定州危险不可久留，为与沙陀军保持距离，退至东北方的望都。目的是想保全主力、观察事态发展。在不同于近代战争、难以准确掌握战况的当时，这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对策。

李存勖来到定州，脱离险境的王都到马前迎接。当晚，李存勖下榻开元寺。第二天，他立即率兵赶往望都。他是想乘契丹军人心不稳，一举结束战斗。李存勖毕竟明白，不拖入契丹擅长的平原铺开战、而发动全军直攻和近距离突袭，才是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

途中，与奚的族长秃馁所率五千骑兵遭遇，李存勖以亲军一千骑应战。但是，被人数和铺开力上占优势的奚军所败，陷入了重围。李存勖四次亲自挺身突围，但都未能成功。正在这时，李克用时期的老将李嗣昭听说李存勖身陷危急，率三百骑来救援。李嗣昭流泪冲入奚军包围圈，总算把李存勖救了出来，李存勖遂返回自己的阵地。

丧气的契丹军决定撤退。当时寒流从北方袭来，平地积起了五尺高的雪。粮草匮乏的契丹军，大多连人带马一起死在了途中。撤退得很是悲惨。李存勖追击契丹军，直抵幽州。追击途中，每到一处契丹军曾经的营地，都可见稻草铺地、方形的阵地井然有序。根本看不到撤退时的凌乱现象。李存勖对左右的人叹息道：“蕃人法令如是，岂中国所及！”

抵达幽州后，李存勖令二百骑兵前往侦察契丹军的情况，反被契丹全部抓获。契丹军在长城线附近的檀州扎营，幽州的沙陀军立即前来袭击。契丹军击退沙陀军的进攻，活捉了其裨将。李存勖感到已经无法再给契丹军什么打击，遂放弃追击，转而追向南边的梁将戴思远，日夜兼行。

《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都说契丹撤退之时，人在军中的阿保机指天说道，“天未令我到此”，然后撤兵。是说他已经看出沙陀的实力不过如此，感叹自己虽有实力，但天运不济。还补充说契丹此后就变得小视“中国”了。

沙陀的唐王朝

可以称为第二次契丹—沙陀之战的这一系列战斗，客观上到底结果如何？那就是契丹方面因沙陀阵营的突然崩溃而被拉进了河朔地区。然而，因碰巧的机遇产生的“野心”以短暂的梦而告终。不过契丹国本身并没有受到撼动。

远征军的主力究竟遭受了多大损失，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因为归根到底记载基本上都是向着沙陀的。战斗的情况、因积雪而路死等说法，说来都不过是从沙陀传入北宋的“主办方发布”。就连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也说契丹撤退时营地整齐有序，对于当时不知是否人在军中的阿保机，就差照《旧五代史》所言补充剩余的内容了。恐怕这里就是事情的真相所在吧。总的来说，很可能是契丹方面并非大多数士兵都曾实际参战，而是尽量避免内耗，松散地多处扎营，有条不紊地撤了兵。

沙陀方面也真的拼死一搏了。包括盟主李存勖本人，把命都赌上了，无论如何要闯过险境。部队的损失，也很有可能是沙陀方面的更大。总之，没有卷入与契丹主力军的决战是“获胜的原因”。尽管如此，沙陀的将士重新认识了狂暴军神李存勖盲目冒进的可怕性，同时大概也感到了契丹军迅速铺开的威力、漂亮而出色地完成艰难的雪中撤退的控制和组织能力，远不是自己所能及的。总之，契丹和沙陀双方谁都没有太大的损失，也都没有什么大的获利，战争以双方承认现状拉上了帷幕。

据《辽史》，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契丹曾向河朔地区几次出兵。还在雪中撤退之时，就曾携幽州北边檀州、顺州的百姓而归，安置在辽宁平原。接着，进攻幽、蓟二州，在契丹天赞元年（922）四月，攻克蓟州，活捉了刺史胡琼。继续进攻，令王族的迭烈（又写作迭列、迭剌，都是音译用字，音或许与dere相近）和可能出身粟特系的将军康末怛，进至沙陀军反复猛攻的镇州城下。为了表示感谢，身处围城中的镇州主帅张处瑾在下一个月派人去阿保机跟前致意。

这一年的三月，沙陀曾一度大败于镇州。沙陀方面的攻城军主帅阎宝围镇州城修建了堡垒，引滹沱河水进行水攻，并断其粮草。不料，三月丙午之日，镇州方面先放出五百多人假装投降，麻痹对方，然后突然从城中一起冲出，捣毁沙陀的堡垒，火攻阎宝的营地，夺了沙陀军的粮草。因粮荒奄奄一息的镇州，重又恢复了生气。李存勖为了修复毁坏的战线，命仅存的干将之一李嗣昭为主帅。但是李嗣昭中流矢而死，退至赵州的阎宝也于同月在懊悔失败的郁闷中死去。又是在同月，连云州的李存璋也撒手人寰。元老们一个个地接连去世，李存勖不得已指派驻代北的振武节度使李存进为北边的主帅，继续攻打镇州。

当时，李存勖命令战死的李嗣昭的遗嗣在太原举行葬礼并服丧，李嗣昭的一个儿子李继能大怒，带领父亲的数千亲兵脱离战场，回到李嗣昭家族的本居地潞州。慌了神的李存勖派胞弟李存渥去劝服，李嗣昭的遗嗣们更加愤怒，差点没杀了李存渥。死去的李嗣昭本来固守潞州，阻止了沙陀的各个击破，将那里治理得井井有条，又从战场上救下李存勖的性命，自己却战死镇州，是个功劳无人能比的人。但是李存勖不仅没有给予什么特殊的抚恤，还收回其潞州的指挥权，令下葬太原，因此必然惹怒其子。之后，李嗣昭的儿子们在潞州举旗反叛，与后梁相通。

李存勖的过分自信和自大，还有奢侈的生活，使将士们心生隔阂。阎宝之死也可以归罪为李存勖的漠不关心。而且，李存勖热衷于军事扩张，在领地内肆无忌惮地强征暴敛。为此，怨声自河朔地区蔓延开来。其结果之一就是，八月，被李存勖提拔为卫州刺史的俳优李存儒遵其主子之命强征暴敛，为百姓所弃，后在梁军的进攻中被俘。九月，李存进也在镇州战死。李存勖无奈，将仅存的老将李存审派往镇州。此时镇州已断粮，终于开城。这场攻防战前后竟持续了一年多。仅从这点来说，镇州军阀的能力是一流的。张处瑾一家及其随从均被杀，遭腌制后被吃掉。一时间杀气笼罩了华北。

不管怎么说，镇州终于被解决了。李存勖决定即帝位。为防御契丹，派干将李存审驻守幽州。已卧病不起的李存审，不得已乘车前往幽州赴任。这样，在923年的阴历四月，李存勖在魏州筑坛即位。自907年唐室断绝以来，沙陀一直使用其最后的年号“天祐”，至此改天祐二十年为同光元年。国号自然继前朝为“唐”。为了区别，史称“后唐”。是突厥系之沙陀建立的唐王朝。

李存勖的倒台

李存勖在称帝半年后，于923年十月终于灭了后梁。其中另一张王牌老将李嗣源的能量和谋臣郭崇韬的参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存勖将后梁的政府机构原封不动地纳入了自己的政府。

但是，李存勖不断监禁、判杀已经投降的后梁人完全是不明智的暴行。这是他本性中的残忍和复仇之心使然，让他在政治判断上失误。朱全忠以来的后梁政权，虽然奢靡之风盛行，但是政治上本身是实用主义的，并没有沙陀那样严酷和残暴。刚刚出现的唐王朝，自身就向世人表明它是一个血腥的、残酷的政权。

灭后梁而称霸华北的李存勖，在安于现状和自满中很快走上了下坡路。不知是因为近二十年连日不断血战所产生的反作用，还是因为铲除了自父亲李克用以来的夙敌、实现了称霸愿望后产生的疏忽，他的精神明显懈怠，进而引发了大的异常。他在都城洛阳及其周边过着放纵的生活，令太监、伶人们整日陪侍左右，言听计从，而对于沙陀一直以来的骨干老将和臣僚们的建议却根本听不进去。

实际上，父亲李克用留下的养子、义子们对称“帝”的李存勖来说，既难以驾驭又让人心生厌恶。他们又各自豢养着以养子、义子为核心的武装势力，居功自傲，在国内我行我素、横行霸道。很可能像潞州李嗣昭的儿子们那样形成一个个新的“藩镇”。李存勖与这些养子们之间关系不断冷淡下去的势头，已经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李存勖也缺乏巧妙处理与他们之间的对立、不断设法使自己掌握主动所需要的智慧、度量和应变能力。

李存勖只是个军官，离政治家还相差甚远。战场上的紧张、激动驱使他变成了一个“超常之人”，然而在需要稳健和冷静的日常的政治环境中，其“超常之人”的做派只能起消极作用。李存勖由着性子和感情办事，往往招致臣僚和士兵们的不信任。而且更为恶劣的是，包括李存勖在内的沙陀首领家族的通病是“吝啬”，或者说是名誉意识和物欲极强，只顾自己捞而不愿与周围的人和部下分享。

史称后唐的沙陀王朝，作为一个国家和政权，正当应该巩固自身基础时，却几乎没有任何举措地虚度过去了。可以说就没有进行过什么“国家建设”。倒是作为从前唐王朝弊端的宦官政治得到了复活。它成了一个消极面太多的政权。

李存勖的无道引发了整个政权的动荡。继谋臣郭崇韬之后，因太监和伶人而死于非命的高官接连不断。对蛮横的李存勖极度不满的将士们不断在各地发动“叛乱”，皇帝李存勖的身边渐渐没什么可用之人了。父亲李克用时期的元老李嗣源为官兵所敬重，被叛军推举为推翻李存勖的首领。

混乱当中，在沙陀同光四年（926）的四月一日，被禁卫军抛弃的李存勖，中来袭之兵的流矢死在了洛阳城内。享年四十三岁。在位时间，称帝后三年、灭后梁后两年半。他的一生，光和影的落差真是太过强烈。其庙号为庄宗（后唐）。

在李存勖之后，被众人期待为混乱平息者的李嗣源，不得已在四月之内即了位。已然是六十岁的老皇帝了。周围的人认为“唐”字不吉利，推荐了其他国号。但是李嗣源念及沙陀的恩顾，说：“武皇（李克用）功业即予功业，先帝（李存勖）天下即予天下也。兄亡弟绍，于义何嫌？”还是坚持使用了“唐”这一国号。实际上远比李存勖年长的李嗣源称己为弟，是说作为亲生儿子的李存勖才能是“兄”，而作为养子的李嗣源和其他养子们都只能是“弟”。是指这样的“父子”、这样的“兄弟”。经验丰富的李嗣源奉行稳健的政治，在其八年左右的统治期内，沙陀政权才得以安定。

阿保机之死

阿保机在灭了渤海国返回契丹本土的途中，六月于镇州正式听到了李存勖去世的消息。是继为沙陀之唐王朝新帝的李嗣源，派遣供奉官姚坤向阿保机报的丧。宫帐之内，体高九尺的阿保机身着锦袍接见了姚坤。

阿保机一听说李存勖已死，放声痛哭，说道：“我与河东先世约为兄弟，河南天子吾儿也。近闻汉地兵乱，点得甲马五万骑，比欲自往洛阳救助我儿，又缘渤海未下，我儿果致如此，冤哉！”

阿保机一时哭泣不止，最后终于问起李嗣源没有救助李存勖的原因以及他帝位的正统性。姚坤回答说：李存勖的倒台，在于养了两千宫女、一千乐人，平日里放鹰走犬、沉溺酒色女色，搜刮百姓毫不留情，朝政交人代理，招致了天下的共怒。于是阿保机说：“我自闻如斯，常忧倾覆，一月前已有人来报，知我儿有事，我便举家断酒，解放鹰犬，休罢乐官。我亦有诸部家乐千人，非公宴未尝妄举。我若所为似我儿，亦应不能持久矣，自此愿以为戒。”

交谈继续进行。阿保机虽然和“汉国之儿”李存勖为父子关系，但同时二人又是仇敌，都怀有害人之心。不过与当今的天子李嗣源没有旧怨。阿保机提出双方订立盟约，如果李嗣源给自己让出幽州，他就不入侵“汉界”。阿保机还说自己的汉语很好，此事在部落内尚保密。姚坤住了三天，据说那期间阿保机染上了伤寒或是急性的发热症。一天傍晚，阿保机的宫帐前有颗星星陨落。其后不久，阿保机突然死于扶余城。那一天是七月二十七日。

阿保机的死因，其实并不清楚。不为所知的阴影似乎暗示着什么。说来，扶余城位于契丹和渤海的国境上。阿保机三月已踏上归途，可是过了约四个月，还在渤海国境内磨蹭，慢悠悠地西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刚刚被任命为新建东丹国之左大相的弟弟迭剌，先于阿保机十一天去世。阿保机去世两个月后，任政府首宰的爱弟苏也死了。就在灭渤海后不久，契丹国奇怪地为雾一样的东西所笼罩。很遗憾现在还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阿保机及其智囊团所构想的是，既发挥匈奴帝国以来游牧国家的长处和优势，又补足并克服其短处和弱势；在保持国家的军事力量和能动性的同时，又提供安定性和持续性的那样一条道路。具体地说，就是以由移动的游牧宫廷和不动的首都二者构成的中央机构为核心，把包括由多部落组成的契丹、奚、霫、室韦等各游牧部族及其活动地域，还有移居境内的定居人口及其固定设施等生活空间，以及开发振兴人烟稀少的辽宁平原等这样多重发展的多种族、多地域，连接为一个关系紧密的大系统。这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历史创作。

附带说一下，据此轻易指责这是草原和中华的妥协，结果会如何呢？而所谓将中华方式全盘引入文化盲区之草原的说法，要么是出于过分崇拜中华，要么是出于太不了解草原世界生生不息的国家体系。

阿保机所开辟的新道路，很快就在契丹帝国的历史中得到了扩展和巩固。在更大的历史转折点，成为跨时代跨地域的国家和社会的应有状态，为后世所继承下去。阿保机的创业，又是时代的创业。他怎么说都不是个单纯意义上的英雄。可以说他既是战士、军事指挥官那样的英雄，又是政治和建设方面的英雄。这就是耶律阿保机此人在历史上能够与众不同的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