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文化娱乐业发展

娱乐文化的大众化

苏轼随笔《东坡志林》记录有小孩听人讲故事的段子。据记载，小孩们听讲三国时代群雄割据，当听到刘备胜利时兴高采烈，听到形势对曹操有利时则喝倒彩。简直就像迷上三国志电子游戏的现代的孩子们似的。

宋代正处于从正史《三国志》到小说《三国演义》的演变过程。被正史编者陈寿诋毁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诸葛亮演变成百战百胜的稀代军师；“骄于士大夫”的关羽演变成仁义之士；而敌方的曹操则演变成残忍无情的奸雄；刘备成为抵抗奸雄曹操、捍卫汉王朝、保卫民众的正义之士，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众多仁人志士、英雄好汉。既然如此，可是为什么他们却不能统一天下（这些人物被如此美化后，对这个“为什么”真是很难解释）？他们的理想在五丈原的秋风中以失败而告终。宋代的小孩们可能在入迷地听着这些历史故事的同时，也把他们自己的将来投射到故事中。

讲三国故事的人当时叫做“说三分”。记录徽宗时代开封的那部《东京梦华录》在所列举的各种有人气的艺人中所介绍的“说三分”的名嘴是霍四究。同一“说话”部中还有说五代乱离的，说世态人情的，说插科打诨的等。其他的，还有木偶剧、杂技、摔跤、模仿叫卖等。传说“小唱”的妓女李师师就是徽宗的情人。

这些演艺一年四季在瓦肆（演艺棚）中演出。小说《水浒传》虽然反映的是明代的社会，但是也描写了开封等其他城市的这些阶层的人情世态。这是与勤勤恳恳耕田种地的农民完全不同的市民社会，与黑社会也有关系。

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唐宋变革后文化的变质。变革以前的演艺是王公贵族独享的。现在歌舞伎界还在使用的雅称“梨园”，是唐玄宗的宫廷歌舞团的别称。郊祀等朝廷主办祭祀活动时老百姓偶尔也能看到这些演艺，但是它们平时只能是供一部分特殊阶层的人取乐的存在。本来唐朝的城市实行坊市制度，每个坊都有木门，开闭都有严格的限制，所以不可能在花街玩到深夜才回家。而到了宋代，花街却成了不夜城。饮食店的美酒、妓楼的美女等，人们为了除去日日的烦恼，需要这些娱乐。在道学先生们看来，这些艺人们绝对不是良民，但是宋代人却通过鉴赏他们的演艺，花街柳巷一天。或者说正是因为民间娱乐的这些大发展，才导引出了扮着道德家面孔的老夫子们“不像话”的哀叹。不论何时何地，伦理观都是从批判现实产生的。

民间演艺的文学化

我们仅从《东京梦华录》等其他史料就能看出，宋代还有一个与唐代不同的特征，那就是缺乏国际色彩。没有类似吸引了长安人眼球的胡旋舞那种令人感到异国情调的节目。这明显反映了作为世界中心的大唐与仅限于汉族世界的大宋的国力和政治力量的差异。但是，也正是因此，才带来了个别艺术的深化和发达，传给我们今天在中国大陆和.....还能看到的那些民间艺术。

84《清明上河图》中的繁华街道　画有二层高的大规模酒店

与此有关无关我们不可而知，总之现在演出的历史剧中以宋代为题材的还很多。其中表现官界的戏剧的主人公中最著名的有文官包拯和武官狄青两人。他们两人都是活跃在仁宗治世后期、庆历改革与熙宁新法之间的政治停滞时期的真实人物。

包拯科举合格后步步高升，直到重要官僚地位。据传记记载，他在当扬州天长县知县的时候巧抓盗牛人，当康州东边的端州知州时一改前任弊习，坚决不用有名的端砚行贿。他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包待制”，是因为他曾任天章阁待制、开封府府尹。与江户男町奉行大冈忠相同样，包拯也是首都的行政和司法长官。其实话应该这么说，大冈传说的大部分，都是包公传说的翻版。或者说实在的大冈其实是以包拯为榜样的。

清廉洁白、刚正不阿的包拯，实际上在官界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是非。因为他当御史中丞时弹劾了三司使（三司长官）张方平，而后来自己却当了三司使。因此被人骂说“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骂包拯的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欧阳修。在虚构的世界里两人齐心协力帮助仁宗统治天下，可是在实际官场，却似乎并不和睦。

85 包拯像

另一个狄青是从一介士兵干上高官的军人。宋代基本上是文官指挥军队，但是狄青却少见，竟然当上枢密使。当时兵士被迫刺字，纹身的狄青站在宫廷的官僚中被士大夫们当作异己分子看待，受到相当排斥。而排斥狄青的中心人物，也是欧阳修。

欧阳修这个人物，擅长把自己的门徒和部下配置到重要岗位，并通过这些人事组成派系，从而在政界和学界获得重要地位。他为范仲淹写的《朋党论》，主张君子的党派应该是为国家的。但是他却因为得到苏轼、黄庭坚这些有名的宣传员的宣传，使自己的党派占领天下，他的名字也如雷贯耳，至今都在宋代史上焕发光彩。然而，他的人品果真是否就是“君子”，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以宋代为题材的说话和戏剧，后来都被写成文本，成为读书的对象。就是说民间演艺走过了一个文学化的过程。说话产生了章回小说，演剧产生了戏曲。从元朝到明朝，这些部类作为非主流文化，形成了一个与士大夫的“文学”相异的文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