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金石与名物
古代文字研究
《水浒传》是从仁宗派到道教圣地的官僚胡闹，强行打开太古封印的伏魔殿大门，从那里逃跑了一百零八个妖魔开始的。那张封条上写的是科斗文字。“科斗”即蝌蚪。古代的字体很像蝌蚪，故这么称呼。宋代人对古代文字研究也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这里我们还是搬出仁宗朝名臣欧阳修来吧。
欧阳修自称“六一居士”。意思是珍藏书本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与自己一老翁。藏书一万卷，作为一个屈指可数的大学者没有什么奇怪，琴、棋也是自古以来君子必需的教养，还有酒（不是茶），这些都是功成名就的高官身边必有的东西。那么剩下的“金石遗文”为何物呢？这就是古今的碑文拓本和带有铭文的青铜器，换句话说，就是文字收藏。他把自己的收藏编目并加以解说，编成一本书，叫《集古录》。
71 《集古录》 毛伯敦铭（选自《欧阳修全集》卷134）
《集古录》收集的大部分都是唐代的作品，但是也有比如秦始皇度量衡器等不少秦汉六朝时代的东西。时代再往上推，《集古录》开头还收集有西周时代的青铜器“敦”的铭文。不用说其字体是西周金文。他把这些金文抄写下来，并变换成宋代通行的字体（亦即楷书）。就是说，欧阳修搞了金文的解读工作。因此，欧阳修也被称作金石学之祖。希望复辟夏殷周三代的意志，也催生了这种收集三代文字资料并进行解读的志向。
晚于欧阳修几十年，徽宗命令把宫中收藏的古代器物描绘成《宣和博古图录》刊行。当时还有一个著名的收藏家叫赵明诚。估计不光他一个人，当时应该还有很多收藏家。而使赵明诚名垂不朽的是他把自己编纂的收藏目录献给朝廷，而该目录被后世陆续传抄、印刷、刊行。这个美谈背后还有令人心酸的故事。
赵明诚是一位历任地方官的士大夫官僚。靖康之变的时候正在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任上，被金军追赶被迫逃向南方。在逃亡过程中，自己搜集的大量藏品逐渐佚失，最后连他自己都在流亡中死去。死亡后藏品几乎遗失殆尽。后来是他的遗孀把他陆续写成的有关自己藏品的解说目录《金石录》献给朝廷。所以，这本解说与欧阳修的《集古录》不同，不是眼前现有藏品的解说。这是靖康之变失去家财和丈夫的一个女性，为了追忆家财和丈夫而编著的书籍。这个伟大的女性就是李清照。我们在本章第四节“文学”中还要与她再会。
72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录》 一种叫做爵的酒器（静嘉堂文库藏）
顺便说一下，个人藏书的解说目录，也是南宋开始出现的。现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其实“解题”一语本身，就是这个时期由陈振孙等人的目录开始普及的。
宫中的图书目录自前汉刘向整理图书以来有古老的传统，但是个人藏书的目录，却与第七章叙述过的印刷出版文化的发达有关。不过，现在存有目录的大藏书家收集的不光是印刷刊行本等流行民间的一般书籍，还收集有大量抄本。与上述欧阳修同样，这个时期有很多人称自己的书斋为“万卷楼”。
王安石的《字说》
与金石学相关的有名物学。这里的“名物”并不是指某地的土特产，而是考证物体的名目以及该物体本身的学问。在经学中，自古就重视考证《诗经》中出现的动植物与现实中的动植物的对比确定工作。宋代也有人对此下了不小功夫，现存有蔡卞和陆佃的著作。
他们两个都是王安石门下的新法党官僚。与他们同样关心此事的，有第七章数次述及的沈括。王安石要把世界秩序在皇帝的治下统一把握和构筑的思想，也波及对物体名目的探究。
本来王安石自身也编纂有一本《字说》，可惜今天已经不传。据传是与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相匹敌的大作。许慎把汉字分为四种：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其他还有假借等两种），现在我们在小学还这样学。王安石的独特之处是，他不承认有形声字。实际上汉字的九成以上是形声字，所以可见王安石的假说是多么野心勃勃。此书现已不存，虽然无法检证，但是据传他把几万个形声字全部都分类到象形、指事、会意中并加解说（实际上可能都归类到会意中）。因此，他也犯了很多低级错误。批判他的旧法党人士流布很多传说，讽刺他的字书。
逸话之一是：有人问王安石“霸”字为何是“西”字头。王安石滔滔不绝：“西方有杀伐之气。”对方看他说得差不多了插话道：“啊，对了，‘霸’字不是西字头，是雨字头。”但是王安石并没有脸红，而是马上回答说：“那是被慈雨感化了。”
逸话之二：苏轼问王安石自己的号东坡的“坡”字。王安石说：“就是土的皮。”苏轼开玩笑说：“那么‘被’就是衣的皮，‘波’就是水的皮了吧？”看到王安石很得意，苏轼马上又问：“那么‘滑’就是水的骨头吗？”
【宋代工艺荟萃 陶瓷】
图八 青白釉人形瓷注子 北宋——景德镇窑制品，通高23.9厘米，口径2.2厘米，瓷注呈人形，戴冠，披长袍，手捧壶嘴。（安徽怀宁县文物管理局所藏）
图九 白地黑花壶——磁州窑
图十 白釉印花缠枝牡丹纹碗 北宋——定窑（四川宋瓷博物馆馆藏）
图十一 天蓝釉窑变玫瑰紫钵式碗——钧窑
图十二 青白釉凤首流水注 南宋——景德镇窑（四川宋瓷博物馆馆藏）
图十三 褐彩开光飞凤纹罐 宋——吉州窑（武汉博物馆藏）
图十四 粉青釉圆口洗 南宋——龙泉窑（四川宋瓷博物馆馆藏）
宋徽宗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推动者之一。其“风流”在带来文化繁荣的同时，也招致国家的灭亡。
图十六 柳鸦芦雁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图十七 瑞鹤图（辽宁省博物馆藏）政和二年（1112）旧历正月十六日傍晚，宫城正门宣德楼飞来二十只丹顶鹤，此为纪念这次奇瑞现象而作
图十八 竹禽图，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凭良心说，这个传言中王安石的说法确实牵强附会，还是许慎的形声说法有道理。所以到了南宋以后《字说》被人忘掉自有道理。但是，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来改变汉代以来的文字学说呢？不认真研究这本奇妙的字书，可能也就不能完整理解王安石的新法精神。只找出与近代相通的地方，然后重新建构王安石的思想是不充分的。只是有关这本已经失传的字书，目前还没有什么值得报告的具体研究成果。
考古学风
正像欧阳修收集、解读古代文字，王安石探求圣人创造的（被这样认为）文字本身的由来一样，宋代出现了考古学风。经常有一种误解，认为宋代人比较有观念性，具有与清代人考证学相反的精神。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宋代也存在考证学，后来的考证学家就举出好几个宋人是他们自己的源流。但是宋人的考证，不是为了考证的考证，不是消磨时间的个人兴趣，而是为社会为人民，用当时的话说就是为了经世济民所做的一个基础工作。他们为了复原远古的圣人们制定并完成的各种制度并进行模仿，就有必要对那些制度的细节进行详细的考证。
王安石学派以外也有一些学者具有这样的学风。这里我们仅介绍一下活跃在南宋末期的两位明州士大夫。一个是王应麟，一个是黄震。
王应麟祖籍开封近郊，南宋后代代居住明州。父亲为吕祖谦系谱的科举官僚，王应麟自身曾师事朱熹、真德秀等学者。年少中举，官场得意。但是，生不逢时，当时不但宋王朝自身已经岌岌可危，而且北方蒙古的威胁也日渐增大。王应麟虽然常常冒死直言，但是不被当时的宰相贾似道接受，最后南宋终于灭亡。南宋灭亡后二十年，他坚不出仕蒙古元朝，隐居乡里，专心著述。王应麟著述甚丰，其中最著名的是《困学纪闻》。《困学纪闻》是对经书、史书从内容到制度全盘的考证罗列，受到清朝考证学者们的高度评价。
另一位黄震，虽也是明州出身，但却是远离州城的慈溪县出身。与第四章介绍过的杨简同乡，但信奉的却不是陆九渊系统之学，而是朱子学。他作为地方官业绩显赫。其著作《黄氏日抄》也是对古书内容的考证集成。后受到自称其子孙的明末黄宗羲以及清代活跃于宁波（明州）的全祖望等高度评价。
清代出现对朱子学的批判风潮后，这两个人作为“宋朝也有具有考证学风的人物”的事例受到重视。这里不排除人为制造虚像的因素，但是其实王应麟、黄震都自认为是最忠实的朱子学家，他们的存在正证明了朱子学的真实性。实际上朱熹自己也做《诗经》注释，非常重视名物学。
王应麟有一本面向初学者的学习书《小学绀珠》，是一本网罗所有物事的全集。全书共一千九百多项，基本上都是“数词＋名词”的形式，从天道类的“两仪”，也就是天与地开始，到动植类的“三异”，也就是“虫不犯（好官治理的土地）境……；化及鸟兽……；竖子有仁心……”等。王应麟在自序中说“小学为大学之本”。学习三纲领八条目的理论的高等教育，只能是受过名物学的初级教育的人才可能。没什么基础就教授什么理气论、心性论等高深的、哲学的话题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