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以前的三教交涉

“教”与“宗教”

“宗教”一词与“哲学”不同，是一个具有历史和传统的汉语词。但是，说到其本来的意思，却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意思——英语“religion”——有微妙的不同。“宗教”一词本来的意思是“宗之教”，也就是宗派的学说的意思。这也是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用来作为西洋religion概念的译语，才带来了意思的变化。

东亚地区本来没有西洋意义上的宗教概念。因此，如果用宗教这个舶来的概念分析论述东亚的思想和文化，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儒教是否是宗教？”这个议论。十九世纪宗教介绍到东亚的时候，因为人们对“宗教”这种东西还抱有一定的怀疑心态，所以“儒教非宗教”这种观点占多数。对此虽然也有一部用“儒教即宗教”的观点进行学术性的甚至包括感情性的批判，但是现在“儒教并非宗教”已经成了一般社会共通理念。本书书名“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把思想与宗教并列，正是由于现代日语“宗教”一词的语感所具有的局限性，使得我们不得不这样并列（“思想”一词的含义也有变化。再说下去恐被人骂笔者啰唆，省略不提）。

那么，“宗教”一词出现以前，东亚有什么词语呢？我们有“教”。儒教、道教、佛教合称“三教”这个说法，早在唐代就已经确立。此外，还用意思是“野蛮人的三种教”的“三夷教”一词合称意指zoroaster教的祆教、意为基督教（西方世界定为异端的nestorius派）的景教、mani教的音译摩尼教。

话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说：“什么呀，不就是没有‘宗’字吗？‘教’不就是‘宗教’吗？”确实，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正因为如此，明治时期的日本人才把religion翻译成“宗教”。但是，这里的问题一是儒教被定位为一种“教”，一是“三教”和“三夷教”之间设有差距。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表现。

问题的根源是把什么称为“教”。这里请允许我们从宋代跳到更早以前的汉代初期——公元前二世纪。当时还不存在什么三教。佛教是公元前一世纪前后传到中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当然不存在。不过不仅佛教，当时儒教和道教也都不存在。当然，孔子、孟子、老子（人物）、庄子等早就存在，而且《论语》、《老子》等也已经基本被整理成与现存书籍几无差异的书籍。但是，这些书籍当时只不过是儒家和道家思想及学说的文本，并不是儒教和道教的经典。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家——“诸子百家”这个说法本身，也是公元前一世纪才发明的分类法——被作为支撑王朝体制的理论体系化，并拥有被神格化了的几本书籍即经书，还在汉代中期以后。一般认为是公元前二世纪后期汉武帝对五种经书设“博士”，把儒教定为国教。但是对此学术界内部还有不同意见。但是至少可以说，汉武帝的时候儒教的权威还并没有确立。虽然有关时期的看法因人而异，但是最晚到后汉的某个时期，才终于发展到儒教一尊的局面。笔者也认为进入公元一世纪后，拥有经典的儒教才终于成立。

35 宋代印刷《汉书·元帝纪》　宣帝教育皇太子（元帝）的一段。第三行能看到“德教”一词

但是，直到这时，“儒教”一词还没有出现。在汉代，我们现在称作儒教的学说常用“德教”一词表现。实际上明治时代日本哲学研究家井上哲次郎（1855—1944）就在区别儒教与其他一般宗教的时候用这个词来分类。井上哲次郎是有名的御用学者，受政府委托编写《教育敕语》，在内村鉴三不敬事件时首先攻击内村，著有《教育与宗教的冲突》一书而知名。他还是把江户时代的儒学分类整理成朱子学、阳明学、古学三个流派的开拓者。这个分类法至今还在高中教科书中使用——虽然在学术上已经基本失去意义。井上使用“德教”一词并非偶然，具有与儒教作为汉王朝的体制学说（或称国教）有别于其他诸子百家，取得优越地位一事相呼应的背景。应该用正确的道德教育帝国臣民——与汉代的儒者同样，井上也让“德教”承担了这个意义。

三教并立

现在一般认为到了后汉，儒教的优越地位更加强固。虽然佛教已经传来，但是最初对儒教丝毫没有构成什么威胁。“教”就是儒教，都没有必要特意称呼“儒教”。开始出现“儒家之教”的说法，是因为出现了有必要与其他“教”区别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汉朝灭亡后出现。公认的说法是，道教团体的前奏太平道引发的黄巾之乱（184），以及由此带来的汉帝国崩溃、三国时代·南北朝时代的国土分裂、五胡十六国·六朝等短命王朝——除了晋——几百年间兴亡继起，才使得儒教的权威低下，出现了与道教、佛教三教并立的时代。事实上，在史料中出现“儒教”、“道教”、“佛教”等说法也是公元五世纪以后的事。因此，对于站在“儒教非宗教”立场上的研究者来说，毫无疑问应该称作宗教的道教、佛教繁盛的这个时期是可以称为“宗教时代”的。这点与西洋中世纪相似，所以这也成了称这一时期为中国历史上的中世这一学说的根据。

南北朝时代（六朝时代）是否因此就可定义为“宗教时代”我们先不论，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三教保持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还是应该注意到，这个“教”与西洋近代意义上的宗教——更严密地说是天主教意义上的——含义有微妙的不同。这个“教”，不是西洋那种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为个人安身立命祈祷的对象。相反，这个“教”是非常具有政治性的。

有一种研究认为，正因为“教”是“教”，所以必须要有君临凡界的教祖和记录其政治信条的经典。道教为了能成为“道教”，有必要说明神格化后的老子化身“道”，便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向人间世界提供了文本“经”。

今天我们称作《老子》的书籍，就是因此作为《道德经》成为道教的基本经典。《老子》并不是有关处世术的书籍，而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学说（信条）。佛教也是因为对世俗的王说最高的政治统治术——佛法，才成为“教”。镇护国家这种主张就能说明这点。联想到日本，当初佛教之所以能被接受，就是因为是作为支持政治体制的学说介绍的。

树立起君临于此三教政治思想之上的王权地位的，是隋朝和唐朝。特别是大唐帝国，皇家姓李，拜老子（本名李耳）为自己一族的祖先，所以道教受到重视。教徒也趁此机会完成了仪礼和教义的体系化。

佛教则有玄奘（602—664）排除万难前往印度取回大量经典，通过翻译介绍，进一步强化了镇护国家的教义。后边我们还要提及，禅和净土信仰也开始兴盛。

与这些现象相比，儒教理论上的进步相对而言比较少，因此一般认为唐代与前代一样是儒教表现不佳的时代。但是实际上贵族官僚们的生活规范以及政治理念都是以儒教为基础的，王朝国家的统治机构也是以儒教经典《周礼》为范本设置的。造成唐代儒教表现不佳这种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上了宋代儒者们故意对现代儒教无端指责的当。

实际上，在唐代，三教以并存的形式在皇朝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有记录说三教的优先顺序在朝廷常常发生争论，但是三教的重要性没有被否定。像本书之前提到的“三武一宗之法难”那种，有时因为当朝皇帝的个人嗜好某种教暂时会遭排斥，但是从来没有引发教团毁灭和教义衰退的事态。虽然反映大唐帝国国际性（世界性）的非汉族信仰三夷教也被承认为“教”，但是其地位远不及上述三教。儒教作为三教之一，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并没有占据绝对的优势。韩愈等一部分儒者虽对此有所不满，但是并非多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