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议——一场毫无意义的论争，却影响宋朝未来改革的党派对立

嘉祐八年（1063）三月，治世长达四十年的仁宗驾崩。刚被立为太子的赵曙即位，即为英宗。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作为仁宗的皇太子继承皇位的。这时的宰相是韩琦，参知政事是欧阳修，所以本来改革的体制已经形成，只要年轻皇帝发号施令，针对淤积百年的各种制度疲弊的构造改革就会开始。翌年正月，改元"治平"，取自《礼记·大学》。但是，比改革更重要的问题，此时却占领了士大夫和官僚们的思维空间。这个问题就是新皇帝应该如何称呼自己已经死去的亲生父亲。世称"濮议"开始了。

争议只有一个，那就是英宗的生父濮王应该作为"养父仁宗的堂兄"来对待，还是作为"英宗皇帝的生父"来对待。当初翰林学士王珪等上奏，根据前者，建议称作"皇伯"。但是韩琦、欧阳修等中书门下的长官却认为这个称呼没有前例，根据后者，建议称作"皇考"（实际上后晋的石重贵曾经把自己的生父称作皇伯，但是欧阳修主张"五代的事不能成为先例"，他本来就不承认五代）。对此，司马光、吕诲等谏官认为这会搅乱"继承仁宗先帝的正统性"，批判政府的方案。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朝廷几乎所有高官都被卷进这场论争中。

用现在的价值观看，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值一提的毫无意义的争执，是一个根本不值得抛开上述各种紧要问题不管而来议论的事情。因此，这件事要么是在历史记录上被轻描淡写，要么就是作为世代之间的抗争，或者政府与谏官之间的制度上的、构造上的对立关系，甚至是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来解读。议论的重点不是放在这个争论本身，而是放在说明造成这个争论的原因上。

但是，在近代价值观确立以前，濮议本身，一直被反刍和议论。这是因为，濮议中的意见对立，包含了中国政治秩序，也就是礼教秩序的根本问题。仅用我们今天的视线和视点判断属于异文化人们的言行是非是很危险的。无视与自己思维方式不同的人的存在的"普遍主义"，给世界带来的无限对抗与混乱，我们从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发生的各种战争等就能看出。宋朝，就是这样一个在各种领域令今天的我们深思的时代。

濮议使士大夫们的精力消耗殆尽，欧阳修也失去了实行政治改革的精力和热情。范仲淹、欧阳修等梦寐以求的宋朝新政，只能留待下一世代的士大夫们来实现了。但是他们绝没想到，未来的改革，将带来更为广泛更加激烈的党派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