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经典汗牛充栋，就是最重要的“五经”也是篇轶繁浩，文义艰深，一般人要读懂还真不容易。北宋时的程颢、程颐兄弟有感于此，他们曾经主张重点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循此再深入“五经”。他们认为，《大学》虽是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但此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又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并传授给孟子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读儒学最基本的文献。

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被朝廷任命为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太守，他一上任首先就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并且亲自撰写了书院的学规。为了搞好教学，朱熹继承二程的传统，重点讲授《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他要求学生们首先要读好这四本书。他恳切地对学生说：“这四本书是入圣贤之门的阶梯。如果读透了这四本书，还有什么事理不可明白？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妥善处理？”

《四书》内页

朱熹还认为：“四书”完整地代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传到孟子这样一个儒家道统，而二程和自己则是这一久已中绝的道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因此，朱熹后半生用了大量心血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的注释，经过40余年的研究探索，到70岁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一章的注释。他还给《大学》区分了经传，重新编排了章节，并且将四书作为一部“套书”刊行，“四书”之名由此始定。

从西汉以后，一直到唐，历朝历代都是把“五经”作为官方教科书。《汉书·艺文志》也只将《论语》等附于《六艺略》之后，视为幼学之书。至于《孟子》一书，更没有把它列为经典，只是作为诸子儒家类看待。而《大学》、《中庸》原来就是《礼记》中的两篇，自然没有突出的地位。

对于《大学》，朱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大学》只是《礼记》中的一篇，成书年代大约在秦汉之际。唐以前《大学》没有单独成书，从北宋以后，始有读书人将其从《礼记》中抽出来单独成篇，以为与《论语》、《孟子》具有相当的地位。

朱熹继承了这一学术传统，他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这本书，是古代大道之学的教人之法。是教人穷究大道之理、端正内心、修正行为的治人之道。”

他对弟子们说：“《大学》是为学的纲目，先读通了《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以及杂学都在里面了。通达《大学》了，再去看其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

对于《中庸》，朱熹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的子思所作。在宋以前，《中庸》的地位与《大学》一样，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北宋，因二程兄弟的提倡，才有单篇问世。朱熹认为：《中庸》是子思忧虑道学失传的发奋之作，是孔门的独门心传，它的重要性可以与《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相比较。朱熹还说：孔子说的中庸是儒学里的最高道德准则，《中庸》中说的“至诚”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中庸》说“唯天下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之化育”。

《论语》为孔子的言论总集，其重要性自然不必说。朱熹的《论语集注》收录了二程等宋儒治《论语》的十一家学说，比较其义，择善而从，成为元明以来最有影响的《论语》注释本。

《孟子》一书到了北宋同样受到重视，特别是北宋诸儒承韩愈的道统说将孟子视为孔子的正宗传人，是儒家的正宗道统。朱熹在注释《孟子》时，集宋儒十二家解说于一书，并把自己的理解也写在其中，是为当时最为权威的注释本，也成为元明以后的《孟子》标准文本。

朱熹在《大学》、《中庸》的注释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称之为“章句”；而《论语》、《孟子》的注释因为引用它人较多，所以称为“集注”。朱熹编定的“四书”的次序，原本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的顺序排列。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现在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两宋以后，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后，朝廷便将他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方教材，从此盛行起来。元代延 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朝廷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而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在朱注“四书”里。从此以后一直到近代，“四书”不仅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是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而且是全国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