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之死是冤假错案吗？且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一探究竟。

韩信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将，他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为刘汉政权建立所作的贡献可谓功高盖世。这一点，连刘邦自己也是这样说的。公元前２０６年，汉高祖刘邦于洛阳南宫设宴款待群臣，席间，刘邦提出了“我为什么能有天下，项羽为什么会失天下”的问题，希望大家就此发表见解。群臣议论纷纷，但无一说得对，还是刘邦自己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饭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这说明韩信在刘邦心目中，与张良、萧何并称三杰的重要地位。

影视中的韩信

就是这位对刘汉政权功勋卓著，划地封王的韩信，在刘邦称帝后的数年间，却先遭贬黜，继而又被吕后杀死，其罪名是“叛逆”二字。事情的起因是一次刘邦想起项羽遗臣中尚有一个钟离昧在逃未获，于是又一次下令通缉。不久，有人向刘邦报信，说钟离昧避居于韩信处。刘邦闻讯，即诏谕韩信将钟离昧拿获送京。这钟离昧是项羽重臣，与韩信交谊颇深，当时也确实寄居在韩信处，韩信接诏后，不忍将钟离昧献出。就以钟离昧并未到此和将派人查缉为托词，遣使臣报告刘邦。刘邦似信非信，即派人乔装潜行到韩信所居的下邳附近打探。这时韩信身居楚王之贵，出入车马仪仗十分排场显赫，他每次出巡，车马喧阗，前呼后拥，随从护卫多达四五千人，探吏即据此向高祖密报，说韩信有叛意。这就是《汉书·高帝纪》所载：“人告楚王信谋反”的来由。

刘邦闻报，即与陈平计议设下擒拿之计。以装作至云梦游览为名，约诸侯会于陈。楚王韩信带着自杀身死的钟离昧的首级至陈地迎谒，被高祖拿下，韩信当时惊叹：“果如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高祖听了此话，只是说：“有人告发你谋反，所以将你拘拿。”于是将韩信缚于车后，带到洛阳。事后由于大臣田肯提醒，刘邦考虑到韩信功多过少，而且无明显谋反证明，若就此下狱论刑，难服众议，于是赦免韩信，降为仅一兵一卒之权的淮阴侯。这是发生在高祖称帝六年（即公元前２０１年）的事。

又过了六年，到了高祖十二年（即公元前 １９５ 年）刘邦出兵征讨陈稀，韩信称病没有从驾，有人告发韩信准备发兵袭击太子、吕后，吕后即与萧何计议除掉韩信，由萧何出面诳韩信入宫，韩信果然中计，被吕后杀于长乐钟室。韩信于临终时有言：“吾不用蒯通计，反为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吕后同时诛杀了韩信三族。

《汉书》中还载有韩信与陈稀勾通谋反的一段情节：陈稀封为阳夏侯，授为代相，因代地北近匈奴，原是刘邦对他看重的委任，这陈稀在赴任途中，曾至韩信处辞行，韩信与陈稀是至交好友，韩信手拉着陈稀入廷，屏退左右，仰天叹息，对陈稀说：“我今有一言相告，不知君愿听否？”陈稀说：“惟将军命。”韩信说：“君奉命所去的代地，乃是天下精兵之处，那里士马强壮。你今虽是陛下宠幸之臣，若有人说你谋反，陛下可能不信，但如果再次或三次说你谋反，陛下必亲自督师北讨。如果这样，我将为君从中起事，里应外合，则天下可以取得了。”陈稀素重韩信的才能，当面答允了这一建议。

于是陈稀在代地广交宾客商贾，准备起事。有人告发于刘邦，刘邦即御驾亲征。

史书上是这样写的，千百年来许多史学家也据此论定韩信是死于谋反，罪有应得。但是也有些史学家一直对此持否定的结论，认为韩信之死是蓄谋已久的谋杀，所加罪名是“莫须有”，这样把过了已经２ ０００余年的韩信被杀究竟是不是冤假错案的问题提了出来，成为众说纷纭的焦点。

对韩信的死因第一个表示疑问的是谁呢？据一些史学家们研究，认为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史学家史继谬在《论韩信之死》论文中认为：司马迁“在写韩信的卓越战功以及拒绝武涉和蒯通的教他背叛刘邦的独立对话时，无不以斩钉截铁的态度和明确犀利的语言，给人以极其鲜明的印象。而在写韩信谋反叛逆的文章时，两相对比，就迥然不同了。每每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些破绽和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给人以模糊的印象。”史继谬认为“这正表明了司马迁明知他（韩信）身受深冤，但在雄才大略、专横跋扈的汉武帝统治之下，写当朝开国祖先的历史，自应有所忌讳，而不敢直书其事的。”因此，在治《史记》时，就只能把当时官方宣布的罪状记下而已。

为了全面认识韩信，使读者能从诸家争论中思索研究，就有必要在此追叙韩信拒绝武涉和蒯通教他背叛刘邦的那段史实。当年楚汉之争最激烈的是荥阳相拒，项羽兵困京索，迫西山不能进者三年，而刘邦也是将十万之众，拒巩洛之间，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而无尺寸之功。而此时韩信手中握有重兵数十万，占有齐燕赵形胜之地，韩信的动向，对项刘之争的胜负，占有举足轻重之势。项羽看到了这一点，特派韩信的同乡人武涉去游说，欲使韩信背汉联楚，三分天下；与此同时，齐人蒯通看到天下胜负之势，系于韩信一人身上，便以“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的道理，劝韩信背汉“三分天下，鼎足而王”。但韩信却并未因此动摇，先是答武涉说：“我前事项王数年，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计不用，所以背楚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付我数万兵士，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我若负德，必至不祥，我已誓死从汉了，请为我复谢项王。”其后，又对蒯通说：“汉王待我甚厚，载我以其车，食我以其食。我知道，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言语之间，流露出了韩信对刘邦的知遇之恩，誓以死相报的决心。

不仅如此，人们还从韩信的全部历史评价上找出根据，韩信自幼家贫，常从人寄食，在淮阴城乡垂钓卖鱼度日时，有一漂母（老妪）哀怜他的窘境，曾接连数十日分饭济接于他。后来韩信衣锦荣归，曾重谢漂母。后人综观韩信为人，“区区一饭犹图报，怎肯为臣负汉王”，得出了其决非见利忘义之徒的结论，因此，对其谋反之说认为不确。继司马迁之后，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也认为，韩信是因为刘邦“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反”认定是被刘邦逼反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更说韩信“观其拒蒯之说，迎高祖于陈，岂有反心哉？良由失职怏怏，遂陷悖递。”

清代对《史记》研究卓有成绩的史学家梁玉绳，在《史记志疑·淮阴侯列传》中评点说：“信之死冤矣，前贤皆极辩其无反状，大抵出于告变者之诬词及吕后与相国文致耳。史公依汉廷狱案叙入传中，而其冤自见。”他追述韩信历史评价分析说：“一饭千金，弗忘漂母；解衣推食，宁负高皇；不听涉、通于拥王齐之日，必不妄动，于淮阴家居之时，不思结连布（英布）、越（彭越）大国之王，必不轻约边远无能之将（指陈稀），宾客多与称病之人何涉？左右辟则挈手之语谁闻（指史载韩信对陈稀所语，既是两人密谈，谁能听见）”。梁玉绳一段快人快语，把韩信之冤说得明白，前有坦荡之历史证明，后有诬告冤枉之“莫须有”罪名。不仅如此，梁玉绳更一针见血地指出：韩信之死是因为“高祖畏恶其能，非一朝一夕胎祸于蹑足附耳，露疑于夺符袭军（刘邦曾两夺韩信兵符，削其兵权），故擒缚不已，族诛始快（指光擒拿韩信不足释疑，必诛族杀绝而后快）。”

韩信虽是被吕后所杀，但刘邦归来并未究责吕后，说明吕后不过是执行了刘邦的既定方针，除了他的心腹大患而已。近代蔡东藩在其所著《前汉演义》中批注说：“韩信谋反，出自舍人之一书，虚实尚未可知，吕后遂诱而杀之，无论其应杀与否，即使应杀，而出自吕后之专擅，心目中亦岂尚有高祖耶？”据此而论，蔡东藩认为“或为高祖出征，必有密意授诸帷房，故吕后得以专杀，此言亦不为无因，试观高祖之不责吕后，与吕后之复请诛越（彭越），可以知矣。”

这一言可谓点到要害，使韩信之死真相可以明辨了。

在韩信的成功与被杀中，有个重要人物便是萧何，韩信由于他的举荐，方能受刘邦重用而大展宏图，而韩信之死，亦是萧何与吕后合谋而做出的事，这就是史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由来。现代史学家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认为，韩信之死的悲剧，以至萧何这个人物角色的悲剧，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愚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