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致所至，前人已积累190年

多数人一生的起步，从少年时代开始。

左宗棠的成长起点，要从1639年算起。

1639年，按大明纪元，是明思宗崇祯十二年，而按大清纪元，则是清太宗崇德四年。新年第一天从星期六开始。

满汉两大政权生死对峙，开年第一天，中国看不到承平年代的悠闲气象。

大明朝忠臣顾炎武站在江南古镇水边，嗅到了异族铁骑踏来的亡国气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顾炎武其时在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担任兵部司务，从九品的办事小吏，相当于今天副科长。但官职再小也是干部，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为圣人古训。儒家士人的担当情怀，激励他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不在其位，难谋其政，位卑人微，"抗清救明"大业，不是有抱负就使得上力气。

他所能做的，是改名明志。

顾炎武本名绛，字忠清。大明危亡之际，这名字也太反讽。他改作"炎武"，以示要保存炎黄子孙的文化血脉。

顾炎武反思亡国原因，有所醒悟：明朝尊崇"理学"，官员不懂实务，纷纷"空谈心性"。空谈误国，一误再误，想不亡国也难。亡国没有后悔药，只有寄望起死回生之术。他决心倡导一种实学新空气，以扭转学界与官场的颓唐之风，"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目的呢？只有一个：为复兴明王朝做准备。

这年，他动笔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

5年后，满族武力统一中国，政治成了不可论及的主题。顾炎武刚好潜心新书，远离政治，沉迹地理。

他每天牵着一匹骡子、两匹马，载着悉心搜集来的应用类书籍，风餐露宿，游历在崎岖古道，对中国之内各大山川、都邑、城廓、宫室，展开繁琐细致的实地调查。

作为学者，他博学审问，走到险要的地方，便找老兵退卒或当地百姓，详细询问曲折原委；遇有与已知不合，便找一处坊肆，翻书比对。

为了做到内容严谨，顾炎武"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再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几阅志书一千余部"。为了增强实用性，考察内容偏重"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通过实地调查印证，重点辑录兵防、赋税、水利。

到1661年，《天下郡国利病书》终于成书。全书共120卷， 200万字，开篇总论舆地、山川，最后六卷详细论述边备、河套、西域、交趾、海外诸蕃及互市。其余各卷则记载各省疆域、沿革、山川、形势、农田水利、赋役、户口、马政、盐田、矿产、交通要隘、要塞、兵防等。这部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书，最醒目的贡献，在于开创了今天"区域地理"体系。

新书写成后，并没有多少读者。科举不考，官员不用，读了也是白读。

但有别于理学的实学，却为沉闷的学术界打开了一扇天窗，爱好者开始聚拢过来。

受顾炎武启发， 1659年，江苏无锡籍学者顾祖禹本着保存大明故国文献的目的，开始编写历史军事地理学著作《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与顾炎武同是铁杆"明粉"。明朝灭亡后，他谢绝入清做官，寄心著述，隐居乡下，贫贱忧戚，日子过得凄惶、紧巴。

与顾炎武重实证一样，顾祖禹带上二十一史、 100多种地方志和文献，走出书斋，"览城廓，按山川，稽道里，问关津"，考订古今郡县变迁、山川险要战守利害，详细论述"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历时30多年，编成130卷、 280万字的《读史方舆纪要》。

与顾炎武比较，顾祖禹更看重学用结合、经世致用。他写诗自况：

重瞳帐下已知名，隆准军中亦漫行。

半世行藏都是错，如何坛上会谈兵？

重瞳指项羽，项羽看人有重影；隆准即大鼻子，刘邦鼻子大，外号叫隆准公。

意思是说，有人在项羽的军队已经很出名，在刘邦军中也可以随便行走，可惜半辈子做的全是错的！做人怎么能够纸上谈兵？这表面说韩信，实则在为自己著述一生作注脚。

"以知启行，知行合一。"思想的火花，灵光闪现。

民间思想家顾炎武、顾祖禹倡导的"实学"学风，逐渐改变了学界的死板与单调，在全国开始刮入一股新空气。新风气首先影响到清朝体制内官员。

1747年，供职于清朝翰林院的官员齐召南前往山东、江苏、安徽、福建、云南实地勘查，历时14年，写成28卷本《水道提纲》。

《水道提纲》是一部专门记叙水道源流分合的地理书。比起前面两部著作，其创新之处，在于采用经纬度定位来区分水道。这是中国人首次创造并运用现代技术思维。也就是说，是中国本土的"科学思维观"。

这3部开启风气的书，因强调实证逻辑与技术理性，与信奉"义理"的主流价值观大异其趣。又因科考不涉及，读书人始终将它看作旁门左道。隐于村野民间箱柜，更像一部"私赏读物"。之所以还能流传，全靠几个爱好者私下传抄、借阅，旧书摊上运气好才能翻到。

左宗棠读到这三部书时，时间已至1829年，距离顾炎武动笔，已过去190年。

左宗棠为什么会发现这三部书？

不顾他人嘲笑，读"无用"之书

1829年， 17岁的清朝青年左宗棠，守完3年母孝，随父亲左观澜离开湘阴贡院东街旧祠，来长沙习读理学与八股文。

长沙当时有两所著名的书院可供他选择：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属高级精英学府，需要取得秀才资格，且付得起学费，才能进门；城南书院则相对平民化。左宗棠家里已经穷到快揭不开锅，又因守孝耽误了秀才考试，跨不过岳麓书院的高门槛，只能选择城南书院。

城南书院即今天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后来也是黄兴、毛泽东的母校，由张浚、张栻父子于1161年（南宋绍兴三十一年）创建。

左宗棠就读时，书院正门，挂着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李彦章题写的对联：

考古证今，致用要关天下事；

先忧后乐，存心须在秀才时。

这副对联气魄宏大，立意高远，很合左宗棠的味道。他特别留意，当时就入了心。

因生源相对平民化，城南书院教学形式相对灵活，学生思想也相对自由。书院教学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课堂上间或议论时政。

正是这种相对自由的校园氛围，激发求知欲强烈的左宗棠从八股的课堂上开小差溜了出来。

左宗棠其时已经身无分文，能够在长沙呆下来，全靠类似今天奖学金的"膏火费"勉强支撑。万一拿不到奖学金，只能回家种田。求学机会如此难得，他特别珍惜。课堂之外，有空就到书院附近妙高峰一带的棚户区旧书摊上去淘古书，趁机会多学点实际本领，以作求学退路。

一天，他无意中翻到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齐召南的《水道提纲》。这3本书不正是教人长真本领的著作吗？当下爱不释手。但身上已没有铜板，他挪用伙食费，一口气全买了下来。少吃几餐饭可以靠喝水，错过书就永远错过了。

谁料，在决定毕生价值取向与人生观成形的黄金时期，这3本书扭转了左宗棠一生。

从这3部书中，左宗棠到底学到了什么？且看他自己怎么说。

多年后，左宗棠跟四子左孝同写信，记忆依然清晰：买到《读史方舆纪要》后，自己每天都潜心玩味，尤其喜爱险要的山川，战守的机宜，读完后，对一切了如指掌。书中的内容，能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

左宗棠对生僻烦琐的考证读出了兴趣，不但趁课余全部读完，还参考其他版本，横向比较内容。这一比较，看出了问题。

他站出来发表读后感："顾氏之书，考据颇多疏略，议论亦间欠酌；然熟于古今成败之迹，彼此之势"。也就是说，顾祖禹这本书好是好，可惜在技术考证方面还有欠缺，不少地方走马观花、粗枝大叶，明显不够细心；他的优点在人文；在战地形势论述、历史成败分析方面，还是精熟通透，入木三分。

开创者总是欠成熟的，中国传统中，技术考证缺位，顾祖禹能做成这样，已经很尽力了。

这是左宗棠第一次发表课外书评。可以看出他精细的读书风格，不被人左右的独立思考能力。

4岁起在私塾里严格按父亲要求习诵儒家经典，左宗棠如今已经锻炼出了出色的自学能力。这种能力让他不但可以脱离老师自学，而且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他可以开始单独做研究。读《天下郡国利病书》、《水道提纲》两本书，他则不用"比较阅读法"，而采取另一种方法：厚书薄读，化人为己。他将书中今天仍可实行的内容，全部抄录出来，编成一本笔记，以备自己进一步深入研究，方便将来需要时查阅。

他这种读课外"杂书"的认真执着劲头，城南书院的同学见了，纷纷投来诧异的目光，表示不解，或者看傻瓜一样嘲笑。升学不考的书，你读得津津有味，用湖南方言说，不是绊坏了脑壳，就是脑壳进了水。

多年后，左宗棠回忆起同窗的反应，仍记忆犹新：

于时承平日久，士人但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

左宗棠这时已表现出倔强的个性。这种个性，在关键时候成为一种坚持的定力，让他不因为同学的嘲笑打击而放弃兴趣。

那么，左宗棠的倔强个性又是怎么来的呢？

定力背后：胆识、倔强、君子人格

左宗棠的倔强，有先天遗传：从小长得"燕颔虎颈"，像头小牛犊，有股蛮劲。也有后天社会的影响：家庭积代寒素，温饱已成问题，偶尔遭遇邻人嘲笑。

父亲从他懂事起，教他《论语》，让他明白士人要有天下心怀。即"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宗族称孝，乡党称悌"。左宗棠读懂了孔子，在同学面前常以"君子"自命。但乡下人逐利，流行互相攀比，用今天话说，要么拼爹，要么炫富。被左宗棠搬来孔子比了下去，他们心不甘意不足，嘲笑左宗棠在吹牛。

左宗棠倔强心气进一步被激发。

那段时间，他清早起床，常在长沙妙高峰小山坡上独自吟诵《论语》、《孟子》，摇头晃脑，以为深得己心。

《论语》的精华，在"义理"、"君子人格"，激励志气，以士弘道，任重道远；《孟子》的核心，是"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炼成大丈夫气魄。这两者在童年时代就入了左宗棠的心。

左宗棠自述具备这种"君子情怀、浩气人格"，见于正史记载，在8岁那年：

仆自童儿起，即知慕古人大节。稍长，工为壮语，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

这年，左宗棠第一次表现出过人的胆识：

1820年，浙江传来一个诡异的说法：有纸人带一把剪刀，不分昼夜在天空中飞，一旦发现地上有人，迅速从天而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瞬间剪取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衣襟、鞋带，被剪者生命危在旦夕。

传言才出，湖南民间谣言四起，不少人称看到他人辫子已被纸人剪去。长沙府及周边顿时陷入恐慌，一时间"男废耕，女废织，工废手艺，市废贸迁，人之所言者妖邪，夜之所防者妖邪，忽尔钲鼓齐鸣，忽尔人声鼎沸"。社会乱成一锅粥，朝廷不得不派出军队来维稳。

左宗棠听说，并没有恐慌，反怀疑事情的真实性，亲身去传言发生地验证，证实纯属谣言。

在《丙子答杨石泉中丞书》中，左宗棠详细自述证谣过程。

孤身破谣的胆识，后天不断强化的倔强个性，以及对儒学君子人格的信仰，三种因素叠加，让左宗棠17岁这年敢于离开八股的课堂，仅为满足兴趣，淘来3本实学图书。

这种叛逆举动，在当时惊世骇俗。帝国社会，读书人的正道，是读书、应试、做官。其他选择，都是旁门左道。

偶然发生的兴趣，要成为决定终生选择的道路，基本上还不大可能。毕竟，年轻人的兴趣靠的是新鲜感，新鲜劲儿一过，坚持下去靠毅力，更需要耐苦。青年血气不稳，兴趣多端，谁能判断一种偶然的兴趣，前途究竟在哪里？

蒙眬混沌的萌芽关头，左宗棠遇到了指点他人生道路的两个关键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