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谋取横山
01 经济制裁是把双刃剑
宋神宗这次大刀阔斧的对宗室荫补制度进行改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之事。炎黄子孙历来有重家族、重血缘、重伦理的传统,宋神宗与王安石发起的这次改革其实是在向传统伦理的挑战。改革调整宗室授官制度虽然对减少宗室开支有好处,减少了宗室官员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困扰王朝许久的冗官冗费危机,但改革的终极目的仍是‘富国强兵’。此举,王安石需要有勇气、有担当,神宗皇帝也需要有绝大魄力。
就在王安石心下惴惴不安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朝臣主动站出来对此项改革持反对意见。对于此事,史载:‘荆公(王安石)行一切不恤之政,独于此事,未为不然。’,苏东坡更是用‘深计远虑、割爱为民’八字予以高度评价!
除了改革宗室荫补制度之外,所有新法都在反对派攻击范围之内。
在遏制宗室冗官恶性膨胀之事上,变法派与反对派达成了高度一致性。一时间朝堂之上似乎又出现了和睦祥和的气象。眼见的条例司成立了,均输法、青苗法也实施了,而一贯反对新法的司马光却选择了缄默,实在是令所有人大呼意外。
对待熙宁新法,司马光最初保持沉默却与宋与西夏的交恶相关——
李元昊在与宋王朝签定了‘庆历和约’不久,就死在自己儿子的剑下。宁夏之间保持的表面和平景象,随着夏主赵谅祚的年纪渐长而不复存在。西夏人对宋边境的骚扰日甚一日,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在宋夏关系公开破裂之前,双方争执不下的焦点是屈野河西的划界问题。西夏虽是蕞尔小邦,却胆敢肆无忌惮的叫嚣‘我马足所践,即为我土’。
为了惩戒西夏人,宋王朝再次祭起经济制裁的法宝。虽然最终对边境达成了谅解,但到了嘉祐后期,宋廷仍不解除与西夏关市的禁令。谅祚成年之后,继承了乃祖乃父的衣钵,一面对宋王朝称臣,一面加紧了对宋边境的侵扰。
其实,从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李元昊挑起争端、宁夏之间爆发战争开始,宋王朝上下在争论主战与主守政策的同时,就开始探讨如何防御西夏的进攻和改变王朝边防虚弱的现状。对此,朝野上下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若干的对策与措施:
一、修筑沿边城寨;(战略防御措施)
二、召募土兵和蕃汉弓箭手;(相对禁军作战力低下制定出的对策)
三、组建蕃兵;(以夷制夷)
四、绥抚沿边熟户蕃落;(与西夏抢夺边境资源与边境人民,增加胜算)
五、联络唃厮啰、河西回纥、牵制西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六、兴屯田、置营田;(准备与西夏打持久战)
七、选将练兵;(改变从前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状况)
八、减骑兵、增步兵;(消极防御作战,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无法对西夏军完成最大限度的杀伤,战胜之后也不能趁此机会追杀,扩大战果。)
九、令商人入中实边;(战争机器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坚实的经济基础支持,打仗就是烧钱)
十、令诸路应援;(御敌于国门之外,一方有难,离不开八方支援)
十一、和好契丹等等;(又打又拉、孤立西夏,遏制与反遏制)
以上这些建言虽然多为宋统治者所采纳,并付诸实施,但这些只是建立在防御作战思想之上的下策,不能完全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而在此期间,边将刘平与范仲淹相继提出了根本解决之道——谋取横山!
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桥山,南连耀州,北抵盐州,东接延州,绵亘八百余里,盖邠、宁、环、延、绥、鄜、坊诸郡县,皆在桥山之麓,宋人称横山之险,亦即桥山北垂矣。宁夏以横山为界,以北为西夏所有,山南为宋界。刘平和范仲淹提出的主张是以攻为守,抢据横山,掌握战场主动权。范仲淹与其他的消极防御作战截然不同,不失为一个高明有远见的方略。只可惜恰逢宋夏签定了‘庆历和约’双方停战,握手言和,这一战略就只能束之高阁。
神宗皇帝做太子的时候,经常与韩维纵论天下,彼时的赵顼正是心雄万夫的年龄,对泱泱帝国居然会屈服于契丹、西夏夷蛮的武力威胁,交纳保护费而深感耻辱。继位之后,如何富国强兵、一洗前耻,顺理成章的成了青年天子的远大政治抱负。
02 老种经略相公
在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尚未展开时候,神宗就认识到富国强兵的重要。而强兵正是为了解除来自北方契丹人的威胁,但西北党项政权与辽人互为犄角。本了先易后难的战略构想,为求抢得先机,有必要在与契丹人最后摊牌之前,先解决掉相对弱小的西夏。
西夏虽然在三国博弈中是力量最弱者,但它的对宋王朝的危害却远超契丹人。解决困扰宋帝国多年的西北边境问题,就得改变从前对西夏只做战略防御的既定国策。解除西夏割据势力,必须要夺取西夏左厢横山之地,切断西夏赖以生存的右臂。同时旁取熙河湟鄯地区,隔绝西夏与吐蕃的联系。从左、右形成对西夏的伞形包围,解决了西夏之后,再用兵契丹。
青年神宗皇帝‘慨然有取山后之志,’欲完成华夏的大一统!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彻底掌握了朝政的庆历新政党人韩琦、欧阳修向英宗提出攻取横山、永绝边患之议。但卧病在床的英宗自顾不暇,事情只能不了了之。第二年的年底,任陕西转运使的薛向上疏言边事,重新提出了浅攻谋取横山的建议。这个时候的英宗已经是病入膏肓,根本无法批阅奏疏,入宫侍疾的神宗‘见而奇之’。从此在心底牢牢记住了薛向这个名字,这也是为什么在推行均输法之时,王安石一推荐,神宗皇帝立即用之不疑的根本原因。而那些上表攻击王安石任用私人的台谏官员,如何会知道这其中内幕呢?
虽然事情因为英宗的去世再次被暂时搁置,而薛向的建议则受到了神宗皇帝的高度重视,一直记在心中。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六月,知青涧城种谔(种世衡之子)上奏神宗:谅祚穷兵黩武,新的移民政策不得人心,激起横山部族的反对,现在数万横山边民打算在部落首领嵬名山的率领下内附。只是他人微言轻,不敢答应,所以上疏请圣明天子定夺。
神宗因此特意召见了陕西转运使薛向,密秘赐金五十两。等到薛向告辞离京时候,再次赐金同时不忘叮嘱他,切勿向两府宰臣泄密,事情只由他亲自手诏指挥。经过措画,最终决定诱降嵬名山。神宗皇帝要薛向保守机密,自己却在事后觉得事情太过儿戏,就透露给了任枢密使的文彥博。哪知道文彥博担心一个人反对无效,告诉了权御史中丞司马光。司马光立即上书神宗皇帝‘论纳横山非便’。
司马光认为‘凡边境有事,则将帅迁官,士卒受赏,无事则上下寂寂,无因徼幸,此乃人臣之利,非国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为国开边,在冬烘先生司马光的眼中竟然成了人臣之利,非国之利的事情。
司马光会有这样令现代人大跌眼镜的观点?
这其实并不值得惊奇,一切正是缘自宋士大夫建功立业进取精神的丧失。
人生三不朽:上善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中国士人对人生价值的取向基本游移在此三个层面,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这三不朽之事有不同的解读。汉唐时代是华夏历史大发展的时期,有幸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其人生价值取向把立功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汉代班固虽然是文吏,但却认为‘大丈夫当立功异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于是就有了他投笔从戎的传奇;南朝刘宋宗悫,在‘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的时候,却表现的‘独任气好武’,所以就有了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迈诗句!可悲的是,受前人的影响,李白不愿意只是做个御用文人,在‘仰天大笑昂首去’之后,却卷入了一场兄弟阋墙的纷争当中。
华夏文明发展到北宋这个伟大历史时期时候,多了‘荒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之事,却罕有‘闻鸡起舞’的情形。由于统治者过分强调统治秩序稳固的重要性,宋学兴起,宋儒逐渐丧失了自我。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了位移,由汉唐时期的对功名追求转移到了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
这种在现代人眼中看来是‘不着调’之事,却是宋人的人生价值的首选。唐边塞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慨随着时间推移消失的不见踪影,范仲淹写下了开边塞词先河之作的《渔家傲》之作后,居然会被欧阳修讥为‘穷塞主之词’。为国家开疆拓土、征战沙场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宋尚武精神之缺失据此可见一斑!
安于现状与不思建功立业,与宋初确立的重文抑武国策结合在一处,构筑了北宋神宗年间的士大夫精神家园。宋之后,再没有出现一个值得称道的军事家。这是否缘于宋朝武将地位的下滑?如果这种时候有人去和司马光讲‘忘战必危’的道理,估计他会有无数的理由来振振有词的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