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让国人汗颜的大宋数据

做为专制王朝的官员，身任显职的范纯仁终于体会到了‘经费不充，而生财不得其道’的苦恼，为了维护宋帝国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只好建议重行青苗法。

不幸中的成幸——他的提议虽遭到了司马光非难与攻击，但并没有因此而贬官。范纯仁在心底发出叹惋的时候，才会明白当年王安石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远过于父亲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不是王安石有着坚忍不拔的意志，熙宁变法极可能会出现夭折情形。

难得的是，范纯仁在北宋末年是个保持清醒头脑的官员，他既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急功近利，同时也反对司马光的尽废新法，他试图趋利避害，努力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的解决办法。如果历史会按照范纯仁所希望的那样对王安石变法中的措施做更正和有选择的保留，那么华夏历史去往何方仍是个未知数！可恨的是，自以为是的司马光在党同伐异、排斥异已的道路上比王安石走的更远，宋王朝在党争、内讧不已中最终走向了覆亡。

如果把北宋灭亡的原因归咎在王安石一人身上，实在是有点偏激，但如果说没有一点干系怕也难以服众！

可惜的是，历史不能假设！

见均输法略见成效，王安石又趁热打铁推出了‘青苗法’。为慎重起见，最初的青苗法只是在二年九月经神宗批准之后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路，相当于如今‘省’一级的行政区域划分）

说起青苗法，必须要讲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常平仓制度。简单的理解，常平仓可以视为现代社会的国家战略粮食储备库。

这个被所有人称为善法的常平法，最初的理论基础正是源自被儒家视作法家人物的范蠡、李悝、管仲等人提出的轻重之法和平籴思想。从汉宣帝时期首创常平法之后，历代王朝统治者都断断续续的实行过。它的主要功能在于平抑粮价，积谷防饥，在国家用兵之际方便调拨，免得临时抱佛脚。只是史实证明，任何善法都具有时效性。常平法也不能例外，虽然它可以保护‘多收了三五斗’的农民利益，但到了北宋年间，已经弊端丛生，常平出现了不平的现象——

首先，地方常平仓每到秋收籴（音敌，买入）入之时，基本上只占全部买入的小部分。到了真正需要赈济时候，常平仓的粮食粜出少则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敞开供应，又会立刻出清。等到常平仓的粮出净之后，囤积居奇的奸商哄抬粮价，从中渔利；其次，路途遥远。常平仓多设立在州县的偏远地方，（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军事用途的考虑）不方便需要的农民就近购买，因此功效大打折扣；最重要的原因是地方官吏与奸商勾结，共同营私舞弊。国家的善政成了他们发财的工具。

不可否认，在农业立国的中国，常平法在稳定巩固统治中所起的作用巨大。统治者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广大生民的利益，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在荒年歉收的时候，政府开仓赈济、作粥救人，不惜赔本赚吆喝也是必须的。只是常平法到了宋神宗年间，各地的常平仓多数已经是名存实亡，它所具备的调剂粮价和救济灾荒作用消失殆尽。

（慕雨按：宋史的妙曼，就在于她总是令人一头雾水。一些持不同意见者可以从浩瀚的宋史资料中毫不费力的找出相关证据来反驳笔者的观点，而且在学界对宋常平法是不是彻底失去效用也分为泾渭分明的两种意见。如果非要争个是非曲直，那么文章就会成为学术论文性质了。）

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法，是针对几乎丧失功能的常平法而制定，青苗法与从前的常平法并不冲突，二者之间互为补充，青苗法是在北宋熙宁以前常平仓职能变化的基础上推行的。史料记载，‘新法之中，兼存旧法。’青苗法并没有完全否定常平籴粜之法。

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基本上类似于现代出现的农村小额贷款信用社！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事情并不只是在唐王朝发生的。据专家学者考证计算：在有宋一代，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的粮食大致在4000斤上下，比汉代提高了一倍，比唐代提高30%，据《中国经济通史》记载，1984年中国每劳生产4379斤！历史在过去了几近千年的时候，国人在人均生产的数字方面才超越了宋王朝。这个数字太让人汗颜了！

虽然农业生产在北宋年间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因人口增长迅速，也很快就会消费了增产增收的部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导火索许多就是吃饭的问题，只要勉强可以维持温饱，安土重迁的农民没有几个人愿意铤而走险的。（我们的国民是世界上最好愚弄的！）对于经常寅吃卯粮，经常断炊的农民来说，倘若有幸碰到风调雨顺的年景，他们还可以保证最低的生活需求，勉强维持温饱。但稍有极端气候、和灾害发生，他们就束手无策，只能自求多福了。

02　王安石的小额贷款公司

王安石在明州鄞县任上时候深谙民生疾苦，近年来极端气象频仍，关心民瘼的他为了保证农民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推出了青苗法。青苗法规定，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农家可以向政府贷款，春天贷款，秋收时候连本带利归还，利率为20%。

用常平仓粟米做本钱放债的事情并不是王安石的首创，即便是在史称‘开元盛世’也曾有过类似青苗法的实施，唐政府规定的利率更是高达50%。在王安石推行青苗法之前，陕西等地方也有用常平仓粟米放债取利成功的先例。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是希望达到三个目的：一，打击民间高利贷，抑制兼并。据史料记载，彼时民间高利贷的利率在100%～200%之间波动；二，鼓励农业生产，通过青苗法贷款，农民不再有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在田间地头劳作，创造更多的劳动价值；三，在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宋虽然城市经济发展迅猛，但农业人口仍是占有多数。这样做可以令政府财政在短时间内飞速增长。

王安石的青苗法虽然在某些地方有成功推行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对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他还是没有把握的。所以在最初只是在三路地方试行，最令王安石担心的是贷款人的还款能力。他所设立的青苗贷款法与现代农业银行有共通之处，只是这样的现代金融机构出现在九百多年前，确实超前的让人难以置信了。直到今天，现代银行业虽然已经建立健全了评估制度和保障制度，但仍会出现不能完全收回贷款，被人放了鸽子的事情。

在北宋当时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解决仍在困扰当代银行业的难题，显然是个考验人智慧的事情。

就在王安石为此事绞尽脑汁也无计可施之时，吕惠卿积极建言献策——把贷款人按贫富组合，五户为一保。富户不但也要贷款，同时还要为不具备还款能力的贫下中农提供贷款担保！

吕惠卿的小聪明看似是在杀富济贫，为王安石分忧，实则是一手臭不可闻的昏招。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办法，也实在是找不出第二种解决之道。王安石无奈之下，也只好骑驴看唱本，边走边瞧了！

青苗法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颁行之后，有了前面台谏官员吃扁的前车之鉴，言官们这次没有冒然上表章弹劾。大家都决定暂且观望，静观事态变化，等到时机成熟群起而攻之，那样效果更好。

朝臣有耐心等待，年迈的宰相富弼却觉得时不我待。他一面在心底后悔当初荐举王安石的孟浪，一面暗中观察，现在他终于看清了神宗的用意所在。趁着范纯仁表章中公开批评他‘老而不退’，有恋栈之嫌的他此时佛法修为大进，当即决定激流勇退，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了。

辞表交至神宗御案前，神宗却没有批准。虽然富弼的表现让新君失望，但有了两年的职场历练，神宗皇帝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富弼虽年迈，却是三朝老臣；腿脚虽不利索，但在朝中却仍举足轻重。一请就允从，会给所有臣工物伤其类之叹，也无法显示出人君尊老爱贤的雅量。见神宗拒绝了他的请求，富弼深知这种挽留不过是作戏而已，千万不能当真。再留在朝堂之上作看客，只能是自取取辱而已。富弼连上八表请辞，神宗这才允从。

政治如同作戏，名角的与跑龙套的区别就在于——即便明知是作戏，名角也要一本正经的将作假做成温情脉脉。

角色定位精确与否，入戏快慢决定了片酬的多寡！

神宗对主动请辞的富弼也不吝美职，赐与他检校太师、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出判亳州，富弼等于赋闲养老了，成了靠边站的人。富弼离开中枢，宰相之职由曾公亮担任。

君臣临别之际，神宗皇帝问这位三朝老臣道：“卿即去，谁可代卿者？”

六十五岁的富弼推荐曾担任过宰相之职的文彥博，文彥博此时已经是六十三岁高龄。对此，神宗皇帝只好沉默不语。

良久神宗再次开口相询：“王安石如何？”这次轮到富弼默然了。很多时候，无声并不等于是默许。沉默也是种态度，这时的富弼不过是在委婉的表示反对而已。

庆历新政的草草收场，令一场主要关于吏治的改革无疾而终。王安石主持的变法虽然侧重于经济，但他也明白吏治改革的重要性。宋王朝的荫补制度虽然是为了防止出现现代社会的‘五十九岁现象’而设置，（古人的政治智慧并不比现代人弱多少）是希望这些官员在为治下生民谋福祉的同时，不会有后顾之忧。哪知道良法在发展百年之后，早已经背离了初衷。因此而导致的冗官问题成了帝国财政沉重的包袱，由此而衍生出的社会问题更是数不胜数！

03　皇帝的亲戚

范仲淹的抑冗官因为过于激进，希望一举改变仁宗朝的冗官面貌，招致了朝野上下官僚的不满与愤怒。反对者势力浩大使得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很快便以流产而告终。范仲淹新政希望澄清吏治导致被人攻讦的殷鉴不远，所以王安石一直在琢磨帝国冗官的深层次成因。

神宗登基之上，祖宗旧制已经百弊丛生。社会新问题不断涌现，社会矛盾愈显复杂化。王安石提出的改革包含了对诸多制度的改革内容，神宗也赞同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这其中亦有对官员荫补制度的改革，神宗希望趁机对荫补制度进行全面整顿。

其中对后妃、宗室、公主等皇亲国戚的荫补制度的改革，率先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王安石熙宁变法尚未展开之前，就有谏官上疏提出抑制荫补太滥的问题。神宗下旨令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等几人制定了一套新的官员和其它各种特权阶层的具体荫补办法，新法降低了荫补子弟的授官标准。这样做仍是出于节流的经济思想。两府大臣居然可以将自己家的仆人、私人医生也荫补为官，这也是为什么范仲淹整理吏治之时，朝野上下反对之声汹涌的一个原因。（当代官员的司机、秘书、之类的身边工作人员，追随领导时间久了，也有机会作官，不过只是专制官僚制度的滥觞而已。至于这些人能力如何，只有天知道了。）

当时王朝在京官员月俸共计四万余缗，京畿地方禁军军费月支出为十一万缗，而宗室每月的开支就有七万余缗，这个数字尚不包括生日、婚嫁、丧葬和逢年过节的赏赐数额。王朝财政收入无法平衡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冗兵与宗室的费用太过庞大。对此君臣上下达成了共识。

神宗与王安石希望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当然需要对宗室问题下大力气整顿，以维护王朝统治的安定。这也是为什么神宗即位不久，就开始着手整顿改革宗室制度的真正原因。

熙宁二年十一月，神宗下诏‘别其亲疏，异其等杀’，将宗室划分为三个层次，并相应作出明确规定：

宣祖（赵弘殷）、太祖、太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令世世封公，补环卫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尽故杀其恩礼。

祖宗袒免亲未赐名者，除右班殿直，年十五与请受，二十许出官。袒免（以外）亲更不赐名，只许令应举。

‘环卫官，无定员，无职事，皆命宗室为之’环卫官只是光拿钱无事可做的荣耀官职，又称南班官，《容斋随笔》对此的解释是‘南班宗室，自来只以本官奉朝请’。唯一的实际意义就是按月拿一份俸钱，是属于光吃饭不干事的闲人。（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主儿）

这次宗室改革条例一颁布，既得利益受损害最严重的就是宗室袒免以外亲（五服之外）的远亲。这些人不敢去与神宗争辩，把怨气全部撒在了王安石的身上，众人等王安石下朝之后，一哄而上拦住王安石高声呼喊：‘均是宗庙子孙，且告相公看祖宗面。’

对这些无理取闹的龙子凤孙，王安石理直气壮地厉声回答：‘祖宗亲尽，亦须祧迁，何况贤辈！’（慕雨按：先祖神位安奉入庙称为‘祔’或‘升祔’；搬出称为‘祧’或‘祧迁’。关于王安石主张赵匡胤高祖僖祖赵朓祧迁之事，关乎宋王朝礼制，此处略过不表，如有疑问，请查询相关资料。）

听了王安石义正辞严的回答，这些老赵家的不肖子孙哑口无言，‘皆散去’。

在唐代，袒免以外的血亲已经和庶民无异。但在宋初，宽厚仁义的赵匡胤规定：凡是宗室子弟，都能授官并享受宗室待遇。但是，宋王朝为防止唐王朝时期出现的宗室干涉朝政之事发生，却另有一个硬性规定，凡宗室皆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从前宗室人数较少，宗室问题就不能成为问题。到神宗熙宁时候，宋王朝承平百年，宗室人数已经比立国之初多出不知几何，对所有的宗室都授官显然不能。为了安抚这些从此不是皇亲的皇亲，神宗皇帝允许他们以相当优厚的条件参加科举考试，为他们打开了另外一扇进入仕途的大门。宗室子弟可以象普通士大夫一样读书、应举。

神宗这样做，一者是迫于经济压力的原因，在此之下，仍要维持自己赵姓宗族的特殊利益。宗室应举的事情虽在北宋年间没有形成气候，可是到了南宋中期，由于宗子的大量繁衍，按照神宗旧制宗室登科的人数迅速增加，形成了宋代官僚群体中特殊的宗室士大夫群体。

虽然宗室应举的中选率极高，（最初为五选一、七选一，在众人反对之下改为十选一……）但一旦落选之后就从此只能成为庶民一个。而宗室中也有不成器的，南宋年间居然出现了娶娼为妻者。实在是把老赵家的脸丢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