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时代呼唤英雄

神宗见到司马光的上疏之后，责备文彥博‘轻呢坏事’。恼怒之下令司马光重新只是做他的翰林学士去了。种谔在与神宗皇帝建立了单线联系之后，从此有了专任之权。他兵分两路，一路亲自挥师疾驱绥州，另一路由大将折继世率军入银州。宋军奇兵奔袭一举迫降了嵬名山，收获‘酋豪三百，户一万五千，口四万五千一百，精兵万人，孽畜十余万’。

西夏谅祚得知之后，立即出师四万余来争夺，种谔身先士卒，击溃了西夏军，保住了胜利果实。

种谔攻取绥州，是宋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拉开了宋夏横山争夺战的序幕。此役标志着宋从战略防御转向了战略进攻，神宗闻讯后欣喜若狂。立即任韩琦陕西路经略安抚使，负责陕西的军政事务。只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所有人欲哭无泪了，先是知延州陆诜认为种谔轻举妄动，命令他退兵。种谔背后有老大神宗撑腰，更兼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对陆诜不予理睬。

司马光得知消息，焦急万分来见神宗，说出了自己心底的担忧。招降嵬名山不过是灭一谅祚，另立一谅祚而已。

朝堂之上的谏官纷纷上表弹劾种谔擅兴边事，制造边衅。枢密院下令将种谔押解到长安监禁、讯问，种谔见势不妙，将神宗皇帝交给他的所有密诏、公文、往来书信全部烧毁，把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替伟大领袖背了黑锅。（这锅背的真黑，不过也值。给皇帝背锅的机会并不是人人都会有，如果把圣明天子撂了，估计种谔当时就会有生命危险。在宋时，忠君爱国也是风险极大的技术活！）种谔最后被贬官三级，随州安置。

青年天子赵顼心中明白，枢密院如此处置，名义是针对种谔，实则是项庄舞剑之举，朝堂之上的主和派在向他施压。种谔为国开边不但无功反而遭贬的情况，更令神宗明白了朝堂之上政治的险恶与复杂。要打败西夏、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首先面对的敌人不是别的，而是朝堂之上的群臣。

如何协调内部矛盾，对于青年天子来说，着实棘手！

‘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在熙宁初年完全正确！

时代呼唤英雄——神宗皇帝必须要找一个有担当的人，来替他遮风挡雨，清理一团乱麻的朝政，襄助他完成富国强兵的壮志。就在他从希望、期望到失望、绝望时候，横空出世的王安石令他如获至宝。君臣二人一拍即合、齐心协力上演了一出令世人眼花缭乱的变法大戏！（尽管，变法大戏在一些人的眼中成了大变戏法）

司马光最初对王安石寄予了希望，暂时选择了观望。开始时候，他只是讨厌王安石任用的几个新人。吕惠卿、曾布这几位，最是令他憎恶。出生于北地的司马光，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歧视南人心理。他的这种心理其实在朝堂之上，是种公开的秘密。

在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中，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赞同变法的多为南方人，而反对变法的却是以北方人居多。从这个现象来看，南方士人确实是朝气蓬勃，锐意进取；北方人与南方人相较则老成持重，因循守旧者居多。所以如此，不过是地域文化的不自觉表现，据此虽然不能完全说明北方人保守，但不可否认，北方人性格中更尊重传统，传统观念深厚，这种与生俱来的思维模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大的改观。所以王安石之后的各种改革，多是从南方试行，之后在北方推广的。

熙宁变法中出现的这种现象，应该与唐末五代以来中原地区人民饱受战争苦楚有关，久经动乱的人民内心企盼安定，不愿意变动。这种意志体现在了代言者的朝臣身上，所以他们会对新法群起而攻之了。直到今天，南方人的思维仍要远比北方人活跃，浅意识中就不受陈规陋习的约束。多数人善于变通，注重实际利益。

即便是将试卷糊名，也可以从文章内容中读出作者是哪里人氏。譬如屈子的《离骚》、庄子的《逍遥游》这种恣意汪洋、天马行空的文章，北方人是万万做不出的。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中世纪的唐宋王朝经济重逐渐南移，本来在五代时期就比中原相对安定的南方经济发展更是迅猛。以福建为例，‘国初举子尚少’。中唐时期，福建人更是被中原士人讥为‘闽人未知学’。这种情形到了北宋中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既是与宋统治者大力提倡读书崇文的深入人心有关，更是因为福建地方经济发展相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差钱的福建人可以长期居住在汴梁中游学，了解朝廷科举动向。

宋政府另外出台相关政策：只要是在开封住满七年，出具完税证明，就可以取得开封户籍。（这话是不是听着有点别扭的感觉啊？）而北方社会却因为经济资源日渐枯竭的原因，士人不可能长期游学京师。这样一来，南方学子难免近水楼台先得月，在科考中占得先机。

02　世间岂有绝对公平之事？

后世人选评的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北宋据有六席。而这六位，无一例外都是南方人。

北宋中期和后期，福建士子中举的数字出现井喷式增长，北宋时期进士的总数为9630人，南方士子共计有9164人。南宋时期的进士总数为18694名，年代不详者为609名，在共计28933名的进士当中，出身福建者为7144名，为全国最高。其次为浙东4858，江西为3861名……南宋宁宗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的科举中，福州籍举子更是扬眉吐气，包揽了状元、榜眼、探花前三甲。这样的纪录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从上述数字就可以看的出——科举，一场看似公平的游戏，竟然成了南方士子崭露才华的华丽舞台。

北宋的科举也经历了从最初的无人理会，发展到千军万马挤破头的变化。科举几乎成了南方士子担纲主演的独角戏，北方人多数时候只是作壁上观。面对此情此景，如何保障所有北方人在朝堂上的利益，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南方士子在科场之上异军突起，引起了朝堂之上北方士人的严重不安。由此而引发了北宋年间旷日持久的关于解额与科举的争论。

相传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立下了‘不以宦寺掌兵、不以南人为相、不杀士人’的祖宗家法。这个祖宗家法，成了北方士人在南方士子大举入仕的紧逼之下无奈使出的撒手锏。只是令人遗憾的是，‘不以南人为相’的祖宗家法早在宋真宗在位时候就已经打破了。

对于科举这个游戏，游戏规则制定者，也要平衡各方利益，规定了每一路应试的名额。这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解额’，并不是所有读书人都可以一窝蜂的跑到首都来参加进士考试的。

宋政府有关解额的规定和制度也呈现复杂多变的情形，不与时俱进的话有部分人不答应！其中对解额规模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实施科举的间隔，三年一试的这个制度是确立于英宗这个病夫之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从前的解额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变化了。影响解额数目变化的既有国家权力对各方面的政策性判断，也有各地对扩大名额的要求。而福建地区从最初的十名到十八名，直到南宋末年的100名。即便是增加发如此多的名额，但仍出现了僧多粥少的问题。

于是一个直至今天仍在困扰政府教育部门的问题出现了，这就是人们经常谈及的‘高考移民’问题。

历史再次证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肉食者鄙，人民、只有人民才有不竭的智慧，才是真正创造历史的动力！

南方人民非但不差钱，而且脑壳异常灵光，转念一想，就有了冒籍参加科举（高考移民）的事情发生。（姑且借用这个名称，识者莫笑！这种问题在宋史相关资料中有太多，此处不一一例举。）

当读书考试也成了有钱人的专利时候，可以想见来自社会底层穷人心底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愤怒。

在北宋中期，读书应试成了南方人的专利产品，这当然引起了朝堂之上代表北方利益的大臣不安。对待南方士子的高考移民之事，他们当然不能坐视，更不能只是将阑干拍遍、有恨无人省。率先发飙的是‘砸缸少年’司马光，他是陕西人（也可以说是山西人）当然要挺身而出为北方人说话。

司马光上疏指出：诗词曲赋不足以观言，且容易助长浮华习气。要使举人皆习经术，须停止考试诗赋而改试《周易》、《尚书》、《周礼》、《春秋》与《论语》等等经书。

司马光的建议表面看似公平，其实有失公允。北方士子长于经学，这样一来长于诗词曲赋的南方士子考试中举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可以说，是在没有考试的时候就知道了结果如何。见无人附和他的提议，越挫越勇的司马光又提出了逐路取人的办法，希望以此来遏制南方士子在朝中势力的崛起。这些明显是针对南方士子的主张，当然会引起南方人的反感。与司马光针锋相对的正是一代文宗欧阳修。他提议按才取士！

虽然欧阳修的提议看上去同样公平异常，其实也是存了私心的。如果依了欧阳修的建议，本来已经落了下风的北方举子从此只怕连做陪绑的机会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