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坐着还是站着？
01 关键是教育皇帝
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所导致的教育不平衡，直到今天仍是一个难题。
司马光与欧阳修各自为了南北利益而争的不可开交，欧阳修的提议只能让先进的更先进，落后的永远落后。公允的讲，司马光的提议更具战略眼光、高瞻远瞩，落后地区的教育与人才的培养更重要。科举取士，也影响到了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这种情形贯穿了王安石变法的始终。
‘南人轻巧’、‘南人误国’、‘不宜冠多士’，在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中，这些陈旧观念也成了北士用来攻击南人的重要依据。熙宁变法从最初的国是之争发展成为意气之争，北宋最终陷入党争的泥淖中，遭遇了灭顶之灾。
神宗虽然继位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他却敏感的嗅到了朝廷中若隐若现的南北不和气息。现在朝中元老重臣多为河北、河南、陕西等地的北人，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却多是福建、江西、湖南等地方的南人。如何调和南北之争成了急待解决的大事情。
司马光并非不关注变法，他一直在暗中观察着王安石的变法进程。与其他人冒失反对不同，他更希望从变法中找到不足之处，然后相应的找到解决之道。
现在的他，感觉宋帝国就象失足落入水缸的顽童，而王安石就是背后的推手。而吕诲、范纯仁、陈襄、等人不过是些手足无措惊散的玩伴，岂能如司马光一样坚定沉毅？
现在的神宗皇帝对王安石信之不疑，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只是一般的浮言怎么能令神宗迷途知返？
司马光在静待变法实施之后，出现不良后果再予以有力批驳，有过砸缸经验的他深谙‘该出手时再出手’的道理！他一直在为王安石没有知人之明而忧心不已，王安石颁行‘青苗法’之后，司马光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青苗法’与‘均输法’不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动作。现在虽然只是在三路试行，一旦在全国推行，必然会扰乱社会。
司马光似乎看到了青苗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一种强烈的责任心迫使他不能再保持缄默。机会很快就来了——
人不学、不知义；玉不琢、不成器！
人非生而知之，这个‘人’当中也包括做皇帝的。皇帝也是人，说成天子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就连至圣先师孔圣人也曾经自言自语‘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学者也。’圣人都在发愤读书，做为宋帝国的青年掌舵人神宗更是没有理由不学习了。
北宋有许多的祖宗家法，其中就有经筳制度。有宋一代士大夫政治的形成，与宋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密不可分。北宋的缔造者赵匡胤虽是一介武夫，但他戎马倥偬之时就已经在留意前代所以兴亡治乱之故。创立宋王朝之后他‘首幸国学’增广学舍、崇祠文宣王（孔圣人）法前代兴治善政之美俗，戒其致乱之倒行逆施。赵匡胤确定了崇文的国策，同时为后世儿孙设立了经筵制度。
简单的说，经筵就是专门为帝王所特设的御前讲席。宋经筵制度规定每年的二月到五月，八月到冬至，每逢单日举行经筵，由讲官轮流入侍讲读。这个时间并不一定会严格遵守，好学的皇帝也经常随时召侍讲之臣于便殿。老赵家的儿孙们追念祖宗创业守成之艰难，为保国运昌隆，多数谨守祖宗家法。
北宋历代皇帝都对太子的教育极为重视，毕竟好学的天性是在少年时候开始形成。这些日后的帝王深居宫中，有许多时间要与后妃、太监、宫女这些人接触，容易受她们引诱沉迷享乐，由此而造成亡国之祸。虽然这些天子日理万机，但在退朝之后，多与侍读、侍讲大臣讨论经史，不但可以增长知识、开拓心智，而且多和儒臣在一起，会相应的减少与内臣的亲近。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后宫、宦官干政的可能。（这些侍读、侍讲一般皆是由饱学儒臣、耆儒、硕儒担任，换其他人担任有可能被皇帝学生的提问搞的狼狈不堪，一问三不知的话，岂不是要严重影响到做学生的皇帝学习热忱？）
关键并不是在于教育农民（小民），而是在教育最高领袖！
只是在许多时候，做大臣的都三缄其口的选择了明哲保身，失去羁制的君权膨胀，由此而带来的灾难与痛楚却要小民去承受。在重读专制王朝历史时候，如果可以对数千年来的先民政治智慧作批判性继承，至少我们可以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02 帝王教科书！
历史上一些君王天赋虽高，却往往自视甚高的忽视了学习的重要性。宋的经筵制度就是要这些帝国掌舵者明治乱、知兴亡。英宗皇帝即位之后不久就发起濮议，正是因为他确立太子之位时间太晚，没有能够完成关于帝王之术的教学有关。
神宗在做太子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帝王之学的教育，现在由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变更法度，引发争议。理所当然，讲官们在进读、进讲的同时多就此事展开辩论，侍讲、侍读官员也各执一词，希望可以影响年轻的神宗皇帝。经筵因此也成了变法派与反对派斗争的一个重要舞台。
宋以儒术治国，政治上虽有党争、纷争之事，但历代帝王谨遵不杀士大夫的祖训，激励了读书人的崇尚气节之事，宋之有三百余年之国祚，与宋代帝王崇儒重道有直接之干系。
仁宗之前的讲官都是坐讲，熙宁元年四月（1068年）翰林学士兼侍讲王安石与吕公著请神宗依先制再行坐讲。神宗传旨命太常礼院详议，礼院大臣很快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神宗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去向宰相曾公亮讨教。曾公亮据实以告官家，自己当年侍仁宗经筵是站着的。
此事之后，王安石经筵进讲，神宗赐坐，王安石不敢坐。终神宗之世，侍讲皆立讲。王安石提议坐讲之事，也成了御史吕诲罗织攻击的罪名。哲宗元祐元年春（1086年）重出江湖的司马光推荐理学名臣布衣程颐入朝，授以崇政殿说书之职。（秩卑资浅之庶官）
哲宗皇帝时年十一，程颐两次上书太皇太后（英宗皇后高滔滔）请复行坐讲之礼。再次引发了朝臣对经筵是行坐讲还是立讲的热议。程颐夫子请坐讲本来是向年幼的哲宗灌输崇儒重道，哪知道并不能被太皇太后所喜。在未被采纳之后，再三请求致仕。程颐将朝堂当作了自家菜园，没有达到个人目的就选择撂挑子的行为很快就招来了谏官的弹劾。很快程颐的说书生涯结束，被贬出京。
一样是在提议坐讲，王安石的行为就会被吕诲罗织为罪名，而对同时提议的吕公著只字不提；对于程颐的遭遇更是寄予同情，同样的事情在不同人做过后，就会有不同的结局。史家如此行为实在令人无语！
当神宗将最为司马光不喜的吕惠卿任命为崇政殿说书之后，司马光更是心下悲愤不已，这简直要比当众被人掌掴还要让他感觉颜面扫地。不过，很快司马光就释然了。神宗皇帝这样做，也为他提供了与吕惠卿在官家面前辩论的良机。或者，这也是官家有意而为之，一想到当了所有重臣吕惠卿在自己义正词严的质问面前汗颜不已的惶恐样子，司马光更是跃跃欲试。
熙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就在青苗法颁行月余之后，神宗于早朝之后在迩英殿召开经筵，由司马光讲他自己编纂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修成之后，成为了帝王必读教科书。宋徽宗虽然也曾读过此书，可恨可叹的是，司马光的心血力作并没有挽救宋帝国的覆亡。教科书并没有起到应有的规谏作用！）
这一天，司马光奉旨进读《通鉴-汉纪》，趁此机会司马光盛赞曹参代萧何为相之后一遵何之故规，得守成之道，使天下晏然、生民衣食无忧。
——汉惠帝二年，萧何死后推荐曹参继任相国。曹参任相之后一切按萧何既定方针办理，对萧何任用的官吏继续留用，令他们各司其职。曹参任相三年时间中力求清静无为不扰民，遵守萧何制定的规则。使得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民称颂曹参施政清简，史称‘萧规曹随’！
惠帝对曹参的行政不作为十分不解，一个芝麻官上任都要可劲折腾，美其名曰‘新官上任三把火’。堂堂大汉帝国首相面对着物价沸腾却只知道饮酒，既没有制定出新的‘五年计划’；也没有为地方官员制定新的GDP绩效考核标准；更没有在帝国各地掀起新一轮的跑马圈地、城镇化浪潮；更对廉租房中尽是住着些开宝马奔驰的社会现象不置可否。至少你也要立法将切菜刀列入管制刀具之类！
被上面找来过组织生活的曹参看出了惠帝的不快，他开诚布公的对惠帝解释道：‘陛下与先帝相比，感觉谁更圣明英武？’惠帝尚有自知之明，老老实实回答自愧不如。
曹参见惠帝这样回答，再接再厉问道：‘臣与萧何相较如何？’曹参不如萧何，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是，惠帝见曹参这样问，也只有如实告知‘相国不如萧何！’
曹参立即接过话头道：陛下圣明！既然陛下不如先帝，臣亦不如萧何，那么对于先帝与萧何所立制度又岂能超越？现在只需遵照从前典章制度施政就足矣！
03 萧规曹随
司马光希望通过对历史的解读，委婉的讽劝神宗不要胡乱实施变法。只是熟知历史典故的司马光却忽略了历史事实，那就是汉初崇尚的无为而治是有它背景与原因的。正是因为秦法的苛繁，才有了刘邦的‘约法三章’之事。用千年前汉事与宋相比似乎没有丝毫的可比性。
神宗听了司马光的话，立即明白了他是在借题发挥，变相攻击新法。问他道：‘使汉帝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以吗？’
司马光对神宗的疑问早有准备，当即回答：‘岂只是汉代！如果夏朝之君能常守尧舜之法，到现在夏朝仍会存在。周武王灭纣仍遵从古法。汉朝正是因为没有遵从萧何旧法，才导致了最后的覆亡。’
听得司马光朝堂之上侃侃而谈，众多反对变法的朝臣无不在心底暗挑拇指，姜还是老的辣，司马光看似对新法没有丝毫之意见，但话里话外无不是在攻击新政。司马光说出了所有人‘敢怒而不敢言’的话，大家不约而同的将眼光聚集到了吕惠卿的身上。
吕惠卿与司马光已经在神宗面前有过数次的短兵相接，能言善辩的吕惠卿丝毫不落下风。这时候听司马光借古讽今，吕惠卿更是难以容忍。见司马光一脸不屑的望着他，吕惠卿顾不得其它，越次而出径直走到神宗面前道：‘陛下明鉴，司马光此说关系朝廷大政，微臣有必要为新政据理力争。司马光所说虽然引经据典，但却有移花接木之嫌！’
吕惠卿话一出口语惊四座，他指责饱学硕儒司马光引经据典有不实不当之处，令所有人刮目相看。众人敛息屏气静待他接下来如何说。神宗心中窃喜，望了吕惠卿嘉许道：‘愿闻其详！’
吕惠卿得到官家的首肯，胆气更豪，拜谢过神宗之后立在殿上沉声道：‘汉曹参代萧何为相之后，并非一切皆依萧何旧制，他也曾废除过萧何的挟书律、三族令。先王之法也非一成不变，万世不易者惟三纲五常也！’
对吕惠卿的说辞，司马光不等神宗点头，直接予以驳斥‘惠卿所言只是礼仪，而非律法。周王重旧礼，反对诸侯变乱法度。乱世用重典，治世则轻刑，因时而异罢了！’
吕惠卿立刻抓住司马光自相矛盾的地方，笑问道：‘好一个因时而异，难道异不是变吗？’
司马光面上一红，立即唇枪舌剑与吕惠卿争辩起来：‘变与异不是一回事！异不过是修正而已，变则是推倒一切重新来过。治理天下如住房屋，房子有了损坏，只要及时修补就可以；如果只是因为房屋年久就推倒重建，天下焉有是理？放眼朝中，谁又足以担此重任？’
吕惠卿寸步不让，嘲讽司马光道：‘世上如有不坏的房屋，世间就有不变的法。面对危房只是做修修补补的事情，只不过是权宜之计。重建虽然事繁任重，但惠卿等人愿敢为天下先。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
见吕惠卿在自己面前满口的之乎者也，司马光索性不再理会。吕惠卿见状也明智的选择了沉默，一场经筵最终不欢而散。
宋的经筵制度，旨在教育君王多作革心反省。明、清也继承宋人的政治智慧，对宋的经筵制度明儒刘定之极为推崇，他说——
宋时诸帝之不废讲学，盖汉、唐所未能及者，故其时悖德虐政不若汉唐叔季之尤甚。汉唐有篡弑之臣而宋无之，有贼民崛起几危社稷如张角、黄巢者而宋无之，皆由于上之人未尝悖虐尤甚以激之也。讲学之效岂可诬哉！
从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日始，就开始有了经筵之事，只是未能如宋一样的形成制度。刘定之此说虽有溢美之嫌，但有宋一代的农民起义无论是规模与破坏都不能与汉唐相较，这却是不争的事实。有司马光这样的大臣经常在皇帝身边耳提面命，做官家的总会有些反省。日久天长，经筵制度终究会收到应有的效果。宋的祖宗家法，并不完全是一无是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