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喜与忧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登基称帝、创建大明皇朝时，是虚龄四十一岁的中年人。为了巩固这个新生政权，他起早睡晚，运筹帷幄，事必躬亲，励精图治。岁月不知不觉地流逝，转眼到了洪武后期，他已须发斑白，步入晚年了。
人到晚年，总喜欢回顾自己一生的往事。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回想自己当初登基的情景，和现今面对的形势，真有一种沧海桑田之慨。想当初，他登基之时，面对的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局势。当时，元朝的统治即将崩溃，但毕竟尚未被推翻，从辽东到晋、秦尚在元朝势力的掌控之下，从闽、广到川、滇一带又为各种割据势力所盘踞。推翻元朝、统一全国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而在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还不时受到倭寇的侵扰。在明朝内部，新皇朝虽已建立，但各种制度尚待确立与完善，衙门官吏承袭元朝官场的习气，擅权枉法，贪污受贿，豪强势族继续狂敛财富，兼并土地，甚至不择手段地逃避皇朝赋役，向农民转嫁负担，激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社会经济更是凋敝不堪，到处是田畴荒芜，榛莽丛生，有些地方甚至渺无人烟。人民力竭财尽，地主难以征收到地租，国家税源几近枯竭。与这种政治、经济状况相映衬的，是传统文化的衰落，礼乐未兴，教化不行。而今，元朝的统治早已被推翻，全国已基本实现统一，北元势力已被压缩到漠北草原，不再对明朝构成严重威胁，而明朝则在北部边陲和沿海地区构筑了一套比较完备的防御体系，有力地抵御北元的骚扰和倭寇的侵掠。明朝的各种典章制度，此时也已大体完备，整肃吏治的斗争达到高潮，朱元璋心目中的异己力量很大一部分已被清除，一批欺压小民、武断乡曲的不法豪强已被诛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取得显著的成绩。新增加的耕地面积，不计军屯和商屯耕垦的田地，仅户部掌握的各布政司和直隶府、州的耕垦田地，洪武元年仅有770余顷，四年增加到106622顷42亩，七年更跃增至921124顷，十二年也有273104顷33亩。国家税粮和屯田籽粒的收入也呈现上升的趋势。洪武十七年六月，户部即奏称：“潼关卫见储军饷可给三年，其余米五十二万四千二百二十七石……凤翔县见储军饷可给三年，其余米一十四万六十四石”。洪武二十四年，为大造黄册之年，全国土地经过普遍丈量之后，户部掌握的各布政司和直隶府、州田土面积总计为387474.6顷73亩。到二十六年，全国各布政司和直隶府、州及各地卫所所辖田土总计达到8507623顷，比北宋最高的耕地数字多了326万余顷。当年全国的税课收入，仅税粮一项即多达32789800余石，比元朝岁入增加了将近两倍。与此同时，元代被边缘化的儒学重新被定于一尊，孔孟之道、理学思想获得广泛的传播。礼乐制度重加厘定，去蒙古化，接续汉唐传统。兴学之风炽盛，从乡村的社学到省、府、州、县的儒学到京师的国子监都在蓬勃发展，洪武二十六年国子监的生员总数多达8124名，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教育的发达，已超过了唐宋时代，呈现“家有弦诵之声，人有青云之志”的喜人景象。科举制度也在逐步完善，为国家选拔出了一批优异的人才。教化广行，移风易俗的活动遍及于乡野民间。传统文化正在实现全面的复兴，社会秩序因此日趋安定，“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呈现一派国泰民安的祥和景象。民间甚至还流传着“道不拾遗”的传说，谓“闻之故老言，洪武纪年庚辰（建文二年，1400）前后，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途，拾起一视，恐污践，更置阶圮高洁地，直不取也”。
看到天下大治、财富充足、传统文化复兴的繁荣景象，朱元璋感到无限惊喜和欣慰，觉得应该庆祝一番。洪武二十七年，他“以海内太平，思欲与民偕乐”，命工部在京城内外的繁华街市修建了10座酒楼，令市民广设酒肆穿插其间，在金秋八月的丰收季节举行一场大规模的庆祝活动。酒楼动工兴建后，他感到消息一传开，到时四面八方的宾客一齐拥向京城，10座酒楼可能容纳不下，又令工部再增修6座。到了八月，五谷丰登、瓜果飘香，16座酒楼陆续完工。它们不仅建筑雄伟，装饰豪华，而且都取了富有文化韵味的幽雅名称。据周晖《金陵琐事》记载，在城内，有南市楼、北市楼；在聚宝门外的西边有来宾楼，东边有重译楼；在瓦屑坝者，有集贤楼、乐民楼；在西关中街的北边有鹤鸣楼，南边有醉仙楼；在西关南街，有轻烟楼、淡粉楼；在西关北街，有柳翠楼、梅妍楼；在石城门外，有石城楼、讴歌楼；在清凉门外，有清江楼、鼓腹楼。各条市街，摆满新登场的五谷和南北各地的瓜果，街上游人如织，不时荡起阵阵欢声笑语。各座酒楼张灯结彩，喜迎四方宾客，穿插于酒楼之间的酒肆旌旗飘扬，热闹非凡。八月二十三，京城的文武百官和奉诏前来参与订正蔡沈《书集传》的老儒，齐集于醉仙楼宽敞的大厅。朱元璋身穿崭新的衮服，站在厅堂的御座前宣布诏令，赏赐百官和老儒大明宝钞，大臣和老儒齐声山呼万岁。接着，举行盛大的宴会，朱元璋频频举杯，与大臣和老儒开怀畅饮。九月十六，《书集传》的校订工作宣告完成，朱元璋非常高兴，特赏赐参与工作的老儒钞币，又在南市楼宴请他们。席间，诸儒先后献诗。临川老儒揭轨的《宴南市楼》二首留传至今，可让人想见当年宴饮的盛况：
帝城歌舞乐繁华，四海清平正一家。
金钱锡宴恩荣异，玉殿传宣礼数加。
冠盖登临皆善赋，歌词只许仲宣夸。
诏出金钱送酒垆，绮楼胜会集文儒。
江头鱼藻新开宴，苑外莺花又赐酺。
赵女酒翻歌扇湿，燕姬香袭舞裙纡。
绣筵莫道知音少，司马能琴绝代无。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库的充盈，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八年九月下诏免除山东秋粮，宣称：“今天下大定，已二十八年矣，民人供给烦劳。迩年以来，朝廷仓廪实，府库充，而山东之民，供给辽东、山西、北平军需，劳亦甚矣。今年应纳官民秋粮，尽行蠲免。”同时蠲免应天等五府秋粮，诏曰：“朕年二十八渡江，二十九入建业（南京），秣马厉兵，与群雄并驱，凡军兴所需，皆出我江东五郡之民，以此平定天下祸乱，海内康宁。朕今老矣，思民效力，无可抚劳。今特以洪武二十八年官民秋粮尽行蠲免，少报前劳。”当年十二月，又告谕户部大臣：“方今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足用，山东、河南人民，田地桑麻除已入额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麻果树，与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扰害者，罪之。”第二年八月，又下诏免太平等五府田租，诏曰：“朕定天下之初，军国之需皆取给太平、宁国、应天、广德、镇江五府、州、县，朕既富有天下，思与尔民共享康宁，然犹虑恩施有所未洽，民力有所未苏，是用蠲尔今年官民田租，以称朕酬劳之意。”辽东地区地广人稀，当地驻军连年靠山东海运钞、粮、棉供应，自洪武十五年施行屯田，到三十年传来已自给有余的喜讯。朱元璋高兴地说：“辽东海运连岁不绝，近闻彼处军饷颇有赢余。今后不须转运，止令本处军人屯田自给。其三十一年海运粮米可于太仓、镇海、苏州三卫仓收贮，仍令左军都督府移文辽东都司知之。其沙岭粮储发军护守，次第运至辽东城中海州卫仓储之。”各地以赋税的形式征收上来的布、绢、棉花数量庞大，堆满了仓库。在洪武的后期，朱元璋则将布、绢、棉花和制成的冬衣，大量赏赐给军士。如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赐辽东定辽等卫军士棉布37万匹，又赐神策等卫军士及家属、工匠919000余人冬衣；三月，赐山西属卫及鞑靼军士55742人布、绢209471匹；九月，给神策、金吾等卫军冬衣布656800余匹；十月，给北平都司所属卫所并三护卫将士91700余人布359800余匹、棉花137500余斤。二十九年，除在二月令山东、山西、河南运布215万匹给北平、辽东、山西、陕西各都司军士外，七月，又赐给旗手等卫军士199100余人棉布39800匹；八月，复赐旗手等卫军士217700余人布、绢641700余匹；十二月，赐定辽左卫等卫并广宁三护卫等军士103500余人布凡341800余匹、棉花155200斤。
不过，朱元璋并未为眼前一片天下大治、财富充足、传统文化复兴的景象所陶醉。出身贫苦、经历坎坷的朱元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登基称帝后，他即对臣僚尖锐地提出“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问题，提醒他们不要为一时的胜利而忘乎所以。他自己更将唐朝李山甫的《上元怀古诗》用大字抄在屏风上，暇则吟咏品味，用以警诫自己：
总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
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花烟草石城秋！
正是由于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朱元璋清醒地认识到，所谓天下太平、仓廪充足，不过是与洪武初年社会动荡、田畴荒芜的局势相比较而言，而非绝对的安定与富足。洪武二十一年四月，江西才子、中书庶吉士解缙上《大庖西封事》，即曾尖锐地指出：尽管明朝已建立20个年头，但下农贫户生活仍然十分困苦，“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裨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明朝建立之后，虽然大规模的元末农民战争已经结束，但由于“民困于衣食，或迫于苛政”，逃亡甚至发动小规模起义的事件仍然不时发生。即使到明朝建立的第二个十年，也仍未止息。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这种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洪武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年各有6起，二十四年4起，二十五年1起，二十六、二十七年各4起，二十八、二十九年各10起，三十年4起，三十一年1起。所以，洪武二十九年正月，当礼部尚书门克新夸奖朱元璋“圣泽深广，天下之民，各安生业，幸蒙至治”时，他即答道：“虽尧舜在上，不能保天下无穷民。若谓民皆安业，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因此，晚年的朱元璋一直将治效未臻、民未安业视为一大忧患，他对翰林学士刘三吾的一次谈话，就曾表露自己的这种心迹道：“朕历年久而益惧者，恐为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废，生民休戚系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犹未臻，甚矣为治之难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于爱民，然爱民而无实心，则民不蒙其泽，民不蒙其泽，则众心离于下，积怨聚于上，国欲不危，难矣。朕每思此，心中惕然。”因此，他继续兢兢业业，勤于理政，除了坚持执行以往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之外，还加大赈灾和对贫民的救济。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就注意救灾赈贫。到了洪武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库的充盈，朱元璋更加大救灾赈贫的力度。洪武二十年，青州发生旱灾、蝗灾，有关部门没有及时上报。第二年正月，朱元璋下令逮治有关官吏，赈青州灾民，并规定：“旱伤州、县，有司不奏，许耆民申诉，处以极刑。”二十三年五月，他还下令由国库出资在全国各地设立预备仓，对户部尚书赵勉说：“务农重谷，王政所先。……朕屡敕有司劝课农桑，而储蓄之丰，未见其效，一遇水旱，民即饥困。故尝令河南等处郡县各置仓庾，于丰岁给价籴谷，就择其地民人年高而笃实者主之。或遇荒歉，即以赈给，庶使民得足食，野无饿夫。其有未备之处，宜皆举行。”当时，恰值各地老人被召入京随朝，朱元璋便命择其可用者至户部领取钞币，回到各地籴谷备荒。此后，各府、州、县陆续皆建立起东、西、南、北四个预备仓，储粮多者万余石，少者四五千石，设老人监之，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饥馑，以贷贫民，民受其惠”。到二十六年四月，朱元璋遂令户部通令全国郡县：“自今凡遇岁饥，则先发仓廪以贷民，然后奏闻，著为令。”后来，许多地方由于多年未发生灾荒，预备仓积存的粮食腐烂变质，二十七年正月朝廷又派官把各地预备仓的旧粮贷给贫民，再换存新粮。此外，朝廷还多次对贫民实行救济，如洪武二十二年四月，赐九江、黄州、汉阳、武昌、岳州、荆州诸郡贫民，每丁1锭钞币，又赐沿江递运所水驿夫，每人5锭钞币，共赐钞912167锭；又赐钞给常德、长沙、辰州、靖州、衡州、永州、宝庆、郴州、德安、沔阳、安陆、襄阳等处贫民，共1468700余锭。为了帮助贫病农户，朱元璋还采纳应天府上元县典史隋吉的建议，命令乡里小民或20家，或四五十家，组成一社，遇到农忙季节，谁家壮劳力生病，则全社通力合作，助其耕耘，帮其渡过难关。
除了担忧治效未臻、民未安业之外，朱元璋晚年的心中还有两个挥之不去的忧虑。一个是都城的选址问题。朱元璋是在应天登基称帝的，但是否以应天为都城，由于群臣意见不一，他也犹豫不定，直到洪武元年八月才诏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实行古已有之的两京制度。不久，元大都被攻克，北方地区也纳入了明朝的版图，都城的选址问题再度引起争论。朱元璋经过一年的反复考虑和斟酌，决定以他的家乡临濠即今安徽凤阳为中都，于洪武二年九月诏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但临濠并不具备作为都城的条件，这个决定遭到儒士胡子祺及刘基等人的反对。洪武八年四月，当中都的营建“功将完成”之时，又发生营建工匠的“厌镇”事件，朱元璋遂“罢中都役作”，于当年九月下诏改建南京的大内宫殿。十年十月南京大内宫殿改建完工，十一年正月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同时罢除北京，仍称开封府。不过，朱元璋对定都南京并不感到满意。因为南京毕竟远离北方，不便于对付北元势力的侵扰，尽管朱元璋后来分封诸王，将几个儿子分封到长城内外，授予他们雄厚的护卫兵力和军事指挥大权，多少弥补了都城远离前线、朝廷指挥困难的缺陷，但仍不免有鞭长莫及之虞。同时，京师的大内宫城是由吴王新宫改建而成的。吴王新宫建在应天府城的东南隅，地当钟山之阳，那里原有一个湖泊，叫燕雀湖，先填湖后筑城。湖填平后起盖宫殿，地基下陷，南高而北卑，整座宫城呈现前昂后洼的状态，这在堪舆家看来是形势不称，风水不好的。当初吴王新宫是由熟知堪舆即风水学说的刘基主持卜地选址的，但拿主意拍板的是朱元璋自己，“筑大内，填燕尾湖（即燕雀湖）为之，虽决于刘基，实上内断，基不敢言也”。这又使朱元璋深以为憾。晚年，他想起胡子祺曾建议定都关中，又动起迁都的念头。二十四年八月，特命皇太子朱标巡视陕西，察看关、洛形势。十一月，皇太子视察回来，进献陕西地图，就一病不起，“病中上言经略建都事”。翌年四月，朱标便一命归西。年富力强的皇太子一死，朱元璋感到自己年老体衰，精力不济，加上天下新定，不欲劳民，只得打消迁都的打算。当年年底，在《祭光禄寺灶神文》里，他伤感地哀叹道：
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惟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
既然不改变南京的首都地位，只好将皇城中一些不符合礼制要求的建筑布局进行适当调整。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朱元璋谕廷臣曰：“南方为离，明之位，人君南面以听天下之治，故殿廷皆南向，人臣则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礼也，五府六部官署，宜东西并列。”随即下诏改建中央官署于御道两旁，并令“规摹宏壮”。在洪武二十八年之前，改建工程陆续完工，在御道的左侧建成宗人府、吏、户、礼、兵、工五部以及翰林院、詹事府、太医院、东城兵马司等衙署，在御道的右侧建成五军都督府以及通政司、锦衣卫、旗手卫、钦天监、仪礼司等衙署，而将含有杀气的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三法司改建于太平门外。二十八年十二月，编成《洪武京城图志》一书，详载：“都城山川地里封域之沿革，宫阙门观之制度，以及坛庙寺宇、街市桥梁之建置更易”，“诏刊行之”。南京都城的规模与布局至此基本定型。它以北安门、玄武门、奉天门、午门、端门、承天门、洪武门、正阳门为中轴线，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与乾清、坤宁两宫坐落在中轴线上，其他殿堂、坛庙与中央官署则左右对称地配置于中轴线的两旁，凸显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整个布局非常严谨，既主次分明，而又秩序井然。后来，永乐年间明成祖迁都北京，南京皇宫的规划布局就成为营建北京的蓝本。
另一个使朱元璋晚年深感忧虑的是接班人问题。在我国古代，确定皇位继续关系、诏立皇太子，被称为国之根本，认为它关系到皇朝的命运和前途。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度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朱标是朱元璋的长子，他在至正十五年（1355）出生于太平陈迪家，生母为李淑妃，但出生后即交给马皇后抚养长大，因而被视作嫡长子。朱元璋称吴王时，立其为世子，从宋濂学习经书。自此，朱元璋就着意加以培养。吴元年（1367），即命年仅十三岁的朱标及其弟朱樉回原籍临濠省墓，谕之曰：“世称商高宗、周成王为贤君者，汝知之乎？高宗旧劳于外，知民疾苦，成王早闻《无逸》之训，知稼穑之艰难，故其在位不敢暇逸，能修勤俭之政，为商、周令主。今汝诸子，生于富贵，未涉艰难。人情习于晏安，必生骄惰，况汝他日皆有国有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途之险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当年十一月，朱元璋亲携朱标观看郊祀的祭典，并命左右领着朱标到农家了解农民的居室饮食器用，回来后对他说：“汝知农之劳否？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羮粝食，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登基称帝，立朱标为皇太子。带刀舍人周宗上书乞教太子，朱元璋加以采纳。中书省都督府请仿元制，以皇太子为中书令，朱元璋认为元制不足为法，令翰林学士詹同考证历代东宫官制，选择勋德老成及新进贤者，兼领东宫官，并谕东宫官曰：“朕于东宫不别设府僚，而以卿等兼领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太子监国。若设府僚，卿等在内，事当启闻，太子或听断不明，与卿等意见不合，卿等必谓府僚导之，嫌隙易生。又所以特置宾客、谕德等官者，欲辅成太子德性，且选名儒为之，职此故也。昔周公教成王克诘戎兵，召公教康王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忘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昵于安逸，不谙军旅，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其并识之。”当年，还命选国子生国琦、王璜、张杰等十余人，侍太子读书禁中。
皇太子成年后，朱元璋便让他练习处理政务，学习怎样做皇帝。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皇太子虚岁刚满十八，他即命省台府臣：“今后百司所奏之事，皆启皇太子知之。”令其熟习政务。第二年九月，考虑到朱标还太年轻，又命诸司：“今后常事启皇太子，重事乃许奏闻。”也就是说，一般政务令闻皇太子处理，军国重事则奏闻皇上处置。十年六月，又令“自今大小政事皆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并面谕皇太子：“自古以来，惟创业之君历涉勤劳，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故处事之际鲜有过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临政少有不缪者。故吾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惟仁则不失于躁暴，惟明则不惑于邪佞，惟勤则不溺于安逸，惟断则不牵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为之权度。”
朱元璋苦心孤诣地培养皇太子朱标，自然是希望他继承自己的思想与作风，成为一个能干的接班人。但是，朱标“性仁厚”，他自幼生于深宫，由马皇后抚养，又长期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性格思想作风却与老皇帝迥然。老皇帝主张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使人知畏而莫测其端；皇太子却主张以仁义治国，行仁政，讲友爱，务求治狱之仁恕。老皇帝想尽办法诛灭异己，屠戮功臣，扩张皇权；皇太子却要念及勋臣宿将的功劳，照顾亲戚、兄弟、师生的情谊，宽大为怀。“秦周诸王数有过，辄调护之，得返国。有告晋王异谋者，太子为涕泣，帝乃感悟。帝初抚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为子，高后视如己出。帝或以事责之，太子辄告高后为慰解”。老皇帝录囚，使御史袁凯送皇太子复讯，他“多所矜减”。这样，父子俩的分歧日渐扩大，有时不免发生争吵。传说宋濂获罪，皇太子曾哭着向父亲求情：臣愚戆，没有别的老师，请求陛下哀矜，免其一死。朱元璋大怒，说：等你当皇帝赦他！皇太子惶恐无措，投水自杀，幸被左右救起。朱元璋且喜且骂道：这个痴心儿子，我杀人关你什么事？又传说马皇后死后，朱元璋闷闷不乐，动辄杀人，皇太子劝谏说：陛下诛夷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不吭气，第二天把一根大刑条扔在地上，叫皇太子去捡。皇太子见荆条上都是刺，不敢捡。朱元璋说：“汝弗能执欤？使我运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刑余也，除之以安汝，福莫大焉！”意思是说，我杀人就好比替你将荆条上的刺除掉，你才好拿，我把天下的奸险之徒清除干净，将来你的皇帝才好当。皇太子却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认为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民，用不着你老多操这份心！朱元璋一听火冒三丈，举起椅子就砸过来，吓得皇太子赶紧逃走。还传说朱元璋嫌皇太子过于仁柔，有天故意叫人抬着尸骨从他面前经过来激他，皇太子不胜悲戚，连声哀叹：“善哉！善哉！”朱元璋的这些举动，说明他担忧皇太子过于仁厚，心慈手软，将来继位接班后，驾驭不了身边的勋臣宿将，对付不了朝廷内外错综复杂的局势，坐不稳宝座，保不住基业。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朱元璋又动起迁都的念头，派皇太子朱标前往关中考察地理形势。朱标回来后献上关中地图，就一病不起。在病榻上犹“上言经略建都事”。但不论御医如何诊治，终不见起色，到第二年四月便一命归西，年仅三十九岁。
朱标有五个儿子，长子朱雄英八岁夭折。朱标死后，剩下的四个儿子都未成年。年龄最大的次子朱允炆虚龄仅十六岁。而朱元璋此时年已六十五，在古代已算高龄，是否立这个年龄最大而又尚未成年的嫡孙为皇太孙，作为自己未来的接班人呢，让他颇费踌躇。他在东阁门召集群臣商议，翰林学士刘三吾进曰：“皇孙世嫡承统，礼也。”朱元璋遂于洪武二十五年九月立朱允炆为皇太孙。他仍按培养皇太子的办法进行培养，先请名儒教读经书，再命其批阅奏章，平决政事，学习如何做皇帝。但这位皇太孙性格酷似乃父，也是一个极为“仁厚”的儒雅书生。他同其父一样反对朱元璋滥施刑戮，主张减省刑狱。朱元璋为此又是忧心忡忡，担心自己存世时日无多，一旦撒手人寰，仁柔而又年轻的皇太孙继承皇位，调动不了久经战阵、老谋深算的开国元勋，控制不住局面，于是决定再斩荆棘，把仅存的几个手握重兵的开国功臣全部清除干净。洪武二十六年，便借蓝玉的谋反案再开杀戒，搞扩大化，连坐族诛了15000人。翌年，又将傅友德并王弼赐死。再过一年，又杀冯胜。至此，朱元璋才稍感放心，于二十八年宣布废除严刑，敕谕文武大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习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盖嗣君宫生内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恐一时所施不当，误伤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第二年，朱允炆乘机建议修改过于苛重的律条，朱元璋表示同意，于是改定畸重者73条，并谕之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
朱元璋就这样在喜忧交织的境况下度过了他的晚年，逐步接近生命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