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忧郁离世
仁寿元年（公元601年），资州（今四川省资中县北）山僚起来造反，朝廷急调卫尉少卿卫玄出任资州刺史，负责镇压。卫玄赶到任上，正逢僚人围攻大牢镇， 他单骑闯入僚人大营，大声喊话招抚道："我是刺史，衔天子诏，安养汝等，勿惊惧也！"僚人一时被他的勇敢行动惊呆了。卫玄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晓以利害， 渠帅深受感动，解围而去。在卫玄妥善招抚下，僚人前后有十余万人前来归附。在专制高压的时代，卫玄的作法引人注目，文帝闻报大喜，赐卫玄缣二千匹，升任遂 州（今四川省遂宁市）总管。看来，治理国家还是要多问苍生，少问鬼神。
与资州相邻的嘉州（今四川省乐山市）也爆发夷、僚的反抗，其规模还不小，故朝廷派遣著名老将元褒率步骑二万前往镇压。
然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还在进一步蔓延，史称仁寿初，西南夷、僚多叛，波及面颇广，以致文帝专门将其心腹将领郭荣调来，领八州诸军事行军总管，率兵征讨。郭荣用一年多时间，费了好大气力才勉强平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岭南潮（今广东省潮安县）、成（今广东省封开县东南贺江口）等五州僚人也起来造反，高州酋长冯盎驰入京师告变，请发兵讨之。文帝让 杨素与冯盎讨论岭南形势，冯盎比划指陈，深合兵机，杨素感叹道："不意蛮夷中有如是人！"于是，朝廷决定发江南、岭表之兵，由冯盎讨平之。
翌年，南方的形势似乎更加不稳，一批能员大吏被派往南方，如邢州刺史侯莫陈颖调任桂州总管，宗正卿杨文纪出任荆州总管，齐州刺史张奫也调任潭州总管等。
到了年底，交州（今越南河内市）俚帅李佛子还是掀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反叛，占据骆越王故城，并遣其侄子大权据龙编城、别帅李普鼎据乌延城。朝廷商讨对 策，杨素推荐瓜州刺史刘方有将帅之略，于是被任命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率二十七营军众前往镇压。刘方于都隆岭击破李部一股，进逼李佛子大营，遣使招谕，李佛 子畏惧出降，被送往京城。刘方担心其余头目日后再起，斩其桀黠者以徇众。
刘方平定交州的消息传入京城，朝中一些人趁机向文帝进言，称 林邑国（今越南南部）多产奇珍异宝，鼓动文帝乘胜取之。林邑自隋平陈后入朝以来，中断朝贡已有多年，文帝正感不悦，被臣下一说，顿时动心，遂任命刘方为罐 州道行军总管，尚书右丞李纲为司马，率钦州（今广西钦州市东北钦江西北岸）刺史宁长真、罐州（今越南义安省荣市）刺史李晕和开府秦雄等步骑万余，并罪犯从 军者数千人经略林邑。刘方分兵两路，水陆并进，从仁寿末年一直转战到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才攻破林邑都城，获其庙主金人十八枚，刻石纪功而 还。为了满足文帝晚年的成就感，将近半数的远征将士葬身丛林，连统帅刘方也在归途上染疾而逝。
地方上的民变固然反映出社会关系的紧张，但还不足以构成国家的心头大患。更堪忧虑的是高度集权加剧了官吏的腐败，逾制违法行为日趋普遍，文帝发明的杖打下级的作法，使得权力更加恐怖可憎，也使得上级官僚越发横行傲慢。
在中央，如杨素一族"并为尚书、列卿，诸子无汗马之劳，位至柱国、刺史；广营资产，自京师及诸方都会处，邸店、碾硙、便利田宅，不可胜数；家僮千数，后 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亲故吏布列清显。既废一太子及一王，威权愈盛。朝臣有违忤者，或至诛夷；有附会及亲戚，虽无才用，必加进擢； 朝廷靡然，莫不畏附"。
文帝晚年伴随身边执掌机要的女婿柳述"虽职务修理，为当时所称，然不达大体，暴于驭下，又怙宠骄豪，无所降 屈"。有一次，文帝问符玺直长韦云起："外间有不便事，汝可言之。"韦云起望着立于帝侧的柳述，应声奏道，"柳述骄豪，未尝经事，兵机要重，非其所堪，徒 以公主之婿，遂居要职。臣恐物议以陛下官不择贤，滥以天秩加于私爱，斯亦不便之大者。"此二例可以说是文帝晚年重用的大臣的代表，由此可见当时朝政的基本 状况。
上行下效，地方吏治亦足堪忧。仁寿三年八月，文帝将幽州总管燕荣赐死。燕荣是隋朝有名的酷吏，本来就以打人为乐趣，自从文帝授 权上级可以杖打部下后，他越发凶狠，看左右不顺眼，抓来便打。外出巡视时，专门察看道旁荆棘，发现枝条粗实者，立刻取来作成刑具，在部下身上试用。元弘嗣 同样是有名的酷吏，文帝不知突发什么奇想，任命元弘嗣为燕荣的副手，让他俩凑在一块。这玩笑开得元弘嗣浑身哆嗦，文帝却安慰他大胆赴任，并敕令燕荣凡杖打 元弘嗣超过十下，必须奏闻。燕荣接旨大怒，以为被元弘嗣捉弄，决意报复。所以，他有意让元弘嗣看管仓库，只要在仓粟中发现一糠一秕，便笞杖一通，每次虽然 不满十下，可一天要打好几次，被整整折磨了几年。燕荣玩够了，干脆把元弘嗣关进监狱，不给他送饭，打算将他饿死了事。元弘嗣的妻子看大事不妙，赶紧到京城 叩阙称冤。文帝派人调查，燕荣果然不遵圣旨，而且贪赃狼藉，因此被赐死。
元弘嗣从大牢放出来后，独当一面，其苛酷更甚于燕荣，笞杖犹嫌不足，更发明鼻孔灌醋等，花样百出，号称"能吏"。
集权专制迅速滋长着腐败，对此，文帝似乎有点力不从心了，或许他也不想多管。在集权与腐败问题上，他恐怕是矛盾的，既然要集权，便只好把腐败作为必要的 代价；但他也不愿意看到腐败不受制约，所以有时也会处理个别典型案件。从根本上说，他更不能容许的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受到侵害。
据说，当时河、汾名儒王通（文中子）曾拜谒文帝，谈论治国之道，并将潜心研究的《太平十二策》进呈，文帝虽然夸奖了几句，但毫无采纳之意，王通扫兴而归。
据唐人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称，王通在河东聚徒讲学，门人包括李靖、魏征、温大雅、杜淹、窦威、薛收、陈叔达等，为唐初一代将相俊杰，足可惊人。
《太平十二策》失传，据杜淹介绍，内容包括"推帝皇之道，杂王霸之略，稽之于今，验之于古，恢恢乎若运天下于掌上矣"。王通自己也曾对门人董常说过： "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禀也"。对薛收讲道："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似乎内容颇杂，天文、地理、人事无所不包，这种著作恐怕不是 不甚悦学又耽迷于佛教的文帝所喜闻乐见的。王通曾对弟子说："无赦之国，其刑必平；重敛之国，其财必削；闻谤而怒者，谗之囮也；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绝 囮去媒，谗佞远矣"。其见解与文帝的思想乃至时政的格格不入，显而易见。文帝拒绝王通轻徭薄赋、清明政治的主张，表明他坚持专制独裁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