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弥远和韩侂胄之间的分歧是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分歧吗
这种非"战"即"和"或"投降"的二分法，使他们陷入一个极其难堪的两难境地：说张浚和韩侂胄是民族精神的代表吧，那么当他们在"北伐"失败后都第一个 主动提出向金求和是什么主义？说史浩与史弥远是投降主义的代表吧，那么为什么史浩一当上宰相马上就提出为岳飞平反昭雪，录其子孙？为什么史浩要大力支持张 浚进行军备建设，支持他建万弩营，并且派人到中原去争取金占州县的官吏与民间豪杰，要他们伺机响应？为什么史弥远在开禧和议达成之时上疏，要整顿军备，加 强国防，增兵选将，随时准备抵御金人入侵？
其实，南宋朝廷在处理宋金关系问题上，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和""战"两派，而是冒险主义、 现实主义、投降主义三派。冒险主义的特征是错误地估计宋金双方的形势，在战略上犯冒险进行战略决战的错误。而一旦战场失利，就从一个极端跑向另一极端，急 于向金求和。现实主义的特征是认为宋室对金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尚未成熟，首先要实行"自治"，在己方尚未具备灭金的实力时承认现实，维持原状；在自己有足 够的力量时再实行战略决战，恢复中原；如果金人入侵，则坚决抗战。投降主义的特征是以和议为依靠，不进行整顿军备，挑选将帅，伺机恢复；而是撤除军备，苟 且偷安。现实主义者与冒险主义者在准备抗金、恢复中原的长远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在当时是否就可以出兵进行战略决战问题上意见是相左的。在当时情况下遵守既 定的和议、和平共处这点上现实主义与投降主义是一致的，但在要不要加强战备，准备时机成熟时一举恢复中原，以及如果金人入侵则坚决抗战的问题上又是意见相 左的。现实主义者准备创造条件，立足雪耻与坚决抗金；而投降主义者则不思雪耻与抗金，只图苟且偷安。
所以，史弥远同韩侂胄的分歧，不在宋室必须挑兵选将、加强国防；而在于战略决战的时机选择上。史弥远把战略问题与战术问题严格分开，说明自己与韩侂胄的分歧是战略大计上的分歧，而这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前途与千万人的生命。
史弥远与韩侂胄之间的分歧，实质上同当年他父亲史浩与张浚之间的分歧是一样的。当年张浚要冒险出兵恢复中原，史浩认为时机没有成熟。他说："帝王之师， 当出万全，岂可尝试以图侥幸！"在当前首先要搞好"自治"，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待时机成熟时再图恢复。他说："当练士卒，备器械，固边圉，蓄财赋， 宽民力，十年而后用之，则进有辟国复仇之功，退无劳师费财之患。此臣区区素志，实天下之至计也。"
史弥远继承了父亲史浩的国家战略思想，在宁宗问他如何治国时，他就讲了他的治国方略，说："乞旌廉洁之士，推举荐之赏；浚沟洫，固堤防，实仓廪，均赋役，课农桑，禁末作，为水旱之备；葺城郭，修器械，选将帅，练士卒，储粟谷，明烽燧，为边鄙之防。"
当开禧北伐出兵后宁宗诏群臣提建议时，他给宁宗的奏疏里讲：
今之议者，以为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此为将之事，施于一胜一负之间，则可以争雄而捷出。若夫事关国体、宗庙社稷，所系甚重，讵可举数千万之命轻于 一掷乎？京师根本之地，今出戌既多，留卫者寡，万一盗贼窃发，谁其御之？若夫沿江屯驻之兵，各当一面，皆所以拱护行都，尤当整备，继今勿轻调发，则内外表 里俱有封圻。毋惑浮言以挠吾之规，毋贪小利以滋敌之衅，使民力愈宽，国势愈壮，迟之岁月，以俟大举，实宗社无疆之福。
在皇子询正式立为太子（开禧三年十月）时，他又上疏说：
今两淮、襄、汉沿边之地，疮痍未瘳，军实未充。当勉励将帅，尽吾委寄之诚；简阅（检查挑选）士卒，核其尺籍之缺。缮城堡，葺器械，储糗粮。当聘使既通之后，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择帅守以壮藩屏之势，奖拔智勇以备缓急之求。
从上述资料说明，史弥远同韩侂胄之间的分歧，不在于对金要不要战，要不要恢复中原；而在于当时能不能战，当时能不能冒险出兵恢复中原。在我方力量还不足 够进取的情况下，维持现状，坚持不打第一枪，不挑衅；但如果你前来挑衅，那也绝不示弱，坚决予以反击。这就是现实主义。所以，爱国主义精神、民族主义精 神，大家都主张应该发扬，但不能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导向冒险主义；更不能把冒险主义等同于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等同于投降主义。
事实 上，宁宗在诛杀韩侂胄之后，对"善后"问题的处理上就体现出这种精神。罪及"韩案"的只限于战略上支持韩侂胄出兵的人。至于在这次北伐战争中有战胜金兵功 劳的仍给以嘉奖，而在战争中犯罪或败绩的则照样给以重罚。如开禧北伐战争中建立胜功的毕再遇被授予左骁卫大将军知镇江，丘崇大使被重用为知枢密院、江淮制 置大使；在战争中败绩的郭倪、郭僎则给以重罚，甚至已经被韩侂胄斩首的郭倪还要被追罚。
这样一种处置办法，既清除了韩侂胄冒险主义的错误与罪行，又保护了国家与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精神。这也清楚地表明韩、史之间的矛盾不是什么主战派与投降派之间的矛盾，而是冒险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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