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亦忠义 失亦忠义
1.以高瞻远瞩、通观全局的战略思维与立于不败、稳健现实的基本方针，正确地处理了"战"与"和"的国家战略问题，从而取得"八年抗战"的辉煌胜利。
2.以"民为邦本"、"御民以宽"、取信于民的治国之道和矫枉不过正、恪守中庸的处事方法，正确地处理"民生"问题和"民变"问题，从而很快恢复了开禧战争带来的创伤，维护了社会安定。
3.以集思广益、审慎决策的方法与敬业勤政、选贤任能的用人之道，保证了决策上的成功概率与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如对金断绝岁币的决策与设置"人才簿"取官的做法。
4.以为国为民、敢于直言的政治品德与韬光养晦、低调处己的为人之态，取得了群臣的信任，并少招众怒，致使反对派掀不起大浪。
5.以有善归主、有恶归己、推功揽过、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处理君臣关系。他从不越权，所以无论是宁宗或理宗对他都很信任与放心，没有发生"威高震主"、君臣相疑的问题。
综上几条，可以说史弥远具备了作为一个封建高官必备的美德与能力，所以他在工作上展得开，权力上把得住，对立面斗不过他。你说他"阴险"也好，"厚道" 也罢，反正他是胜利者。长期以来，历史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即"一侂胄死，另一侂胄生"。把史弥远比作韩侂胄。其实，韩侂胄在执政期间，在经济建设、文化建 设、军事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虽取得巨大成就，卓有成效，但他缺乏史弥远那些封建高官必备的美德和能力，最后身败名裂。故两人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唐太宗说得好：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韩侂胄和史弥远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所不同的是，韩侂胄是一面 "失"大于"得"的镜子；而史弥远是一面"得"大于"失"的镜子，很值得后来的执政者借鉴。但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这就是如何正确认识与对待像李全 这样一些来自农民起义军的忠义军领袖人物的问题。
嘉定十年宋金战争爆发后，南宋朝廷号召各地的忠义人士积极参加抗战，机动地给忠义军 发官银官粮，凡是立战功的与官军同等赏赐，这就是"忠义军"。史弥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支军队数量很大，四川十万余众，淮东李全、季先等亦近十万。 在抗金战争中，忠义军有过巨大的功劳，如四川的皂郊堡之战，嘉定十二年的淮东保卫战，嘉定十四年的淮西会战以及北上山东，以"举七十城之全齐归三百年之旧 主"，作为农民起义军领袖参加忠义军的李全，功绩卓著。史弥远及时给以犒赏与封官，李全官至保宁军节度使、京东路镇抚副使。其他起义军的将领也都封官赏 赐，恩惠有加。对史弥远这种重用李全等人的做法，当时淮东最高行政长官贾涉很有意见，讲史弥远只知给他们高官厚禄"得其心"，而不知这些人"骄则将至于不 可劝"，"将骄难制"，后患无穷。贾涉很清楚这些人的品性，知道他们没有什么信仰信义，很容易变脸与被人利用。后来事情果然像贾涉预料的那样，昔日的"抗 金英雄"，在金人的利诱之下，纷纷倒戈投入金国的怀抱：夏全乱楚州，降金，被金封为金源郡王；张惠、范成进以盱眙降金，被封为临淄郡王、膠西郡王；王义深 降金，被封为东平郡王，一时淮东的军事战略重镇楚州与盱眙尽落入金人之手。"八年抗金"中从未失守过的楚州被这些"忠义英雄"出卖了，原来镇守楚州的镇江 大军三万被这些"忠义英雄"杀死大半。
宝庆三年（1227），李全从山东南下（当时他已在青州投降蒙古）至楚州，既诱杀宋忠义军都统 制时青，又败金将额尔克及庆善奴于龟山。金主以"淮南王"招李全，他嫌官小；宋廷则想利用李全制金，给他军队提供钱粮。李全就是这样利用宋金两国之间的矛 盾，左右逢源，独霸一方，甚至想统一天下，自立为帝。当时金主曾因招降不成，想出兵攻打李全，被臣僚劝阻；宋廷内赵善湘等曾竭力主张立即出兵消灭李全，而 被史弥远阻止，对李全采取"内图进讨，外用调停"两手策略，力争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最终是李全野心恶性膨胀，以"二十万"大军围攻扬州，使宋廷不得 不出手以武力解决。李全被诛，他的妻子投降蒙古。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从处理李全问题的整个过程看，处处表露出史弥远对李全这样一 些江湖人物认识模糊，对其诚信有余，警惕不足。他同贾涉形成鲜明的对比。贾涉非常明确，对这些人只能利用，不能信用；而史弥远却对他予以信用，不知利用。 当金兵大举南下，进犯淮东时，史弥远主张让镇江大军打先锋，李全等忠义军随后；而贾涉则认为应让李全等忠义军打头阵，镇江大军随后跟进，因为他怕李全这些 人被人利用。李全建功之后，史弥远马上对李全等忠义军进行重奖，高官厚禄，像对待"正规军"一样。当时贾涉反对，但史弥远没有采纳，结果后来李全的骄气越 来越足，胃口越来越大，谁都对他无可奈何，弄得淮东大乱。在李全等人的野心已充分暴露时，赵善湘一再提出出兵消灭李全，但史弥远就是下不了决心，一再劝赵 善湘不要动武，告诫他不要"出位专兵"。他总想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拨付钱粮、劝守本分的和平方法解决，结果形势越来越糟。郑清之、袁韶等都劝史弥远出 兵，这时他才接受大家的意见，下令动武。事情是过去了，李全失败。但史弥远用仁义待人的方法对待这些人的做法，实践证明亦是有得有失的。假如当时史弥远对 李全这样的人的本质认识清楚一些的话，早一点"防患于未然"，事情可能不至于发展到那种地步，损失也不至于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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