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创新,新酒还须老瓶装

来源:百科故事网 时间:2020-12-01 属于:张居正
  •   改革,古人谓之"革故鼎新"、"变法乱常",也就是要打破成规,推陈出新,重新调整权力结构、利益分配和社会秩序,以求达到社会安定、统治无忧的现状 和局面。其实,不管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改革都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任何一个制度规定可以亘古不变,也没有任何一个新制度代替旧制度时可以一帆风顺。

      改革是除旧迎新、推陈出新,要废除一些旧有的制度,必然会遭到旧有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当然,没有哪个朝代的改革是一帆风顺的,没有阻力就可完成的。要做到既革除前朝遗留的弊端又使得过程中的阻力变得最小,这是一个改革家的智慧所在。

      所以,要想顺利进行改革,或者减少改革中的阻力,就要学会在不破坏旧有体制的前提下进行革新。运用旧有体制的"老瓶",装盛革除时弊的"新酒"。张居正做到了,他的改革才成功了。

       平心而论,在张居正之前的徐阶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 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危机重重。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朝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 真正走出困境。要想让大明朝复兴,就要先改革、后变法。

      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的改革背景颇有些相似,都是在国难危急,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进行的。之所以在这里提出来,是因为两个改革的结果截然不同。

      王安石锐意改革,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在取得宋神宗的支持后,王安石就没有想过要调和各方面的矛盾,尤其是与相当一部分有实力的守旧派的矛盾。

       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气概推动改革,却不知道"天变"和"人言"这两个因素是可变的,而最具震慑力的是祖宗的成法。祖宗成法是 先朝制定或行之已久的规则,不仅是后代难以更改的成规,尊祖敬宗的社会心理也不容许轻易改动前朝的旧制。因此,对于不合时宜的祖先成法,到底抱持一种什么 态度,往往是出现政治风波的根源。

      可是,改革不能不冲撞沿用已久的成文法规,非如此不能撼动弊政,革新成规!王安石的方针,不愧是惊 世骇俗之论,此勇气也着实令人佩服,可是他失败了。原因何在呢?先撇开他用人不善、利民政策操作不当不说,最关键的就在于他不懂得如何与守旧派斡旋,利用 祖宗旧制为实行新政保驾护航。

      因此,王安石的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对旧制的彻底摒弃,甚至导致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

      明代人把张居正比喻为"又一个王安石",可与王安石不同的是他取得了成功,王安石至死未能如愿,留下终身遗恨;张居正的夙愿,却在生前一一得到实现。

       张居正出任首辅不久,就与李太后、冯保结成铁三角。可以说,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的功绩离不开这两个人的协助。一边是有智慧、思想和决断的李太后,一边是 义无反顾地追随改革的内廷总管冯保,这是张居正稳操权力的基础。也正是有了这个基础,才能使得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改革,同时也肃清了改革中的很多障 碍。

      14年前他上呈《论时政疏》,5年前他又再上《陈六事疏》,矢志改革的夙愿,经过二十多年的酝酿和准备,已经成竹在胸。如今大权 在握,有了大展雄风的机会,怎能不大刀阔斧地推出新政?然而,善于旧瓶装新酒,在祖宗成法的外衣遮护下实行新政,正是张居正的政治智慧所在,也是他能够取 得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他知道如何做才能把改革的阻力降到最小。

      所以,他最先宣布的不是变法,而是"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

       众所周知,明太祖以重典治国,张居正以效法明太祖的名义,加强集权,伸张法纪,整顿官府,进行体制性的调整,使改革得到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其中,还有必 要一提的就是他的考成法了。实施考成法也是张居正一生中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这不但充分体现了他遵循祖宗成法的改革,更反映了他的创制革新。

       万历元年六月,内阁开始上疏实施考成法。他只要各衙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这是分册。在这许多项目之中,把例行公事无须 查考的,概行剔除之外,再同样造成两本账簿:一本送各科备注,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如有积久尚未实行,即由该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内阁查考。

      张居正的综核名实,完成万历初年之治,最得力于这三本账簿。他是个务实的政治家,明白政务办不通,不是机构的缺乏,也不是公文的力度不够。所以,他不主张增设机构和添加章程法令。在内阁中,甚至连他自己也有账簿,可以随时稽考。

       他还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六科是明朝特有的政治机构。一切行政事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长官,有尚书、左右侍郎。 同时,又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都有事中、给事中。尚书是二品,给事中只有七品,但对于六部的封驳、纠劾之权,完全在六科手里。明朝的大官可 以统率小官,但小官同样可以牵制大官。而六科实际上是六部的监察机关,各科给事中分管各科的事,但对于国家大事,同样可以建言。

      张居正用六科控制六部,是遵循明朝祖制,但用内阁控制六科,就是他的一种创制了。

       因为内阁本来是皇帝的秘书处,事实上不负行政责任,更谈不上监察责任了。实施考成法以后,内阁实权显然扩大了。万历四年,刘台上疏弹劾张居正时说:"居 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 章,举劾其职也。内阁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从刘台的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考成法的 实施影响确实巨大。如此看来,也正是在这些行之有效的"创新祖制"下,才能把业已倒塌的大明朝支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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