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唐伯虎：明朝近三百年娱乐简史，娱乐是人之所需
死板的朱元璋父子也要娱乐
明代的人如何娱乐？明代的娱乐业生存状态又是怎样的？我们不妨先从朱元璋说起。
朱元璋与一字笑话
陈君佐，扬州滑稽演员。洪武年间，服务于南京皇宫。朱元璋非常喜欢他，经常让他说“一字笑话”。什么是一字笑话？洪武初年，陈君佐从扬州游玩到南京城时误入宫廷禁地，被人抓住要去游街。陈君佐连忙跪倒在地：“哎呀，公公，请放了小人吧，我陈君佐自当感恩戴德。早晚为您焚香祷告，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太监冷冷一笑：“放你？不难。公公我今天生了闷气，你小子儿如果能说一个字把咱家逗笑了，我就放了你！”
“屁！”“啊？你敢骂我！”太监闻听勃然大怒。
“不不不，我就像个屁。放也由公公，不放也由公公呀！”公公听罢，仰头大笑。
这就是“一字笑话”。想要说好它，没有足够的才智是做不到的。一日，朱元璋又让他说“一字笑话”，这可愁坏了陈君佐。经过一夜的冥思苦想，陈君佐终于想到了一个好的方法。他立刻令人连夜出宫，搜罗负鼓盲翁，告诉他们皇上要听他们说书，众盲翁一听高兴得感激涕零，个个连夜排练，等待着第二天的“光荣时刻”。
第二天，十多名盲翁来到金水桥上。而这时，朱元璋则站在不远处看着。陈君佐到了桥上后，突然大叫一声“拜”。众盲翁以为皇帝来到，一阵慌乱。有的人一紧张，往后一退，脚下一滑滚落水中。其他人不知何故，心神一乱，动作更加混乱，纷纷落入水中。朱元璋站在不远处，看到这个滑稽的场景不禁捧腹大笑。
朱元璋作为苦孩子出身的皇帝，对于娱乐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在他的内心，有一种对粮食、疾病的恐惧，在这种恐惧下，娱乐对于他太奢侈了。因此，对于娱乐和娱乐从业者他往往采取敌视态度。
然而娱乐对于人的吸引力太大了，谁不想高高兴兴的呢？朱元璋也是人，自然需要各种娱乐。朱元璋大力推行官妓这一行就充分说明了一切，他知道，要想让人给他卖命，让其高高兴兴地工作非常重要。
朱元璋自己也常听歌、唱戏、看小说。
朱元璋最爱《琵琶记》
明月高高地悬挂在空中，微风轻拂水面，波浪将水中的月亮打碎，水儿在追打着月亮，惹得天上的星星愈发高兴。在这片祥和的景色中，却夹杂着声声叹息。那叹息声来自一间华丽的卧室，卧室的灯光下有一位公子，正垂着额头在低声落泪。
他怕被妻子听到。这个人叫蔡伯喈，乃是新科状元公。皇帝和牛丞相都非常喜欢他，便由皇帝下旨将牛丞相的女儿许配给了他。然而，蔡伯喈却满心不愿意。他每天夜里都是如此，或坐在窗前呆呆地发愣，或用手中的笔来抒发郁闷。
这一日，蔡伯喈低声唱着：
“我父我母在家乡，我儿我妻何模样。当年本不意京城，无奈老父固不让。京城一跃折桂枝，心中只念爹和娘。丞相执意为快婿，忧我儿来思他娘。三退婚事不如愿，只得相府忍膏粱。今日只求身长翅，飞到家乡看爹娘。”
蔡伯喈的歌声，吵醒了他的妻子。其实他的妻子早就看出了丈夫的心事，因此暗地里假睡观察。听到歌声之后，她明白了前因后果，立刻起身，穿好了衣服，去找父亲牛丞相，让他命人去接丈夫的父母和妻儿来京。
这就是著名的《琵琶记》的内容，该剧由元末著名南戏剧作家高明撰写。故事是以《赵贞女蔡二郎》为基础进行的二次创作，然而却将故事的中心思想、结尾进行了彻底颠覆。故事主人公蔡二郎由忘恩负义、为求荣华抛弃妻子，变成了被牛丞相和皇帝逼迫入赘。他的结局也由被雷劈死，转为和原配、二房和谐共处。
除此之外，对牛丞相的女儿进行了浓重弘扬，不啻为新一代的“贤妻良母”。她知道五娘（蔡的原配）丢了儿子、死了公婆，怕蔡一怒之下不认五娘，还煞有介事地对其进行了劝解。最终，皇帝陛下发诏旨，表彰蔡氏一门“男孝女贞”。
朱元璋对于戏剧的要求很严格，这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不知道娱乐为何物的高强度工作人。他认为，娱乐业会对官员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法律上进行了规范。《明律·广婚》载：“凡官吏娶乐人为妻者，杖六十，并离异。若官员子孙娶者，罪亦如此，附过，侯荫袭之日降一等，于边远叙用。”
明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曾有这样的表述：“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朱元璋下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即踢足球）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
如果说对娱乐工作者天生蔑视之外，朱元璋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那就是维持统治者帝王将相的尊严，从而加深等级观念。如他规定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
但对于宣传儒家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老百姓的弘扬，他却极力支持。因此，在《明律·礼律》上规定了不许演的内容之外，他又规定：神仙道扮，及义人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因此，朱元璋对于《琵琶记》也就极为喜爱。这个特点影响了明代日后的许多皇帝。例如，景泰八年（1457）复辟成功的朱祁镇，在重新登上皇位之后的某一年，曾经听说一件特别伤风败俗的事情，说扬州的一些戏剧工作者竟然在戏台上以男扮女，朱祁镇勃然大怒，命锦衣卫将这些南戏子弟抓进皇宫。
朱祁镇厉声质问，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呢？知道不知道这样会扰乱社会风气，造成民心动荡？
一位南戏子弟高声说道：“‘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我们唱戏的没有那么大能耐！而且，我们唱的都是劝人行善、忠君爱国、孝子贤孙、贞洁烈女的好戏。”
朱祁镇一听高兴了。那好，你们来演演吧。朱祁镇看后，龙心大悦，立刻让他们进入宫中教坊。
南戏在明代非常盛行，经常以堂会的面目出现。堂会的举办者，往往是高门大户，三妻四妾非常正常。由此，堂会兴盛的同时也伴随着南戏演员与举办者妻妾间通奸的兴起。因为，堂会举办之时大多在夜间，而且堂会的举办时间非常长。这种事情既令主人难以追寻踪迹，又因为男主人往往乐在其中而无暇顾及。终于，南戏的名声被很大程度地玷污了。
更有甚者，到了明代后期，一些假借南戏为名的人（不论男女），干起了青楼业务。这就涉及许多人都或明或暗地夸耀明代经济发达、百姓生活非常好的一种职业：青楼从业者。
朱元璋父子的“射柳”游戏
尽管娱乐对于朱元璋来说很奢侈，但是，毕竟人是需要放松的。因此，朱元璋对于一些既能够锻炼体能又能愉悦精神的游戏还是比较支持的，如“端午射柳”。“射柳”有的说是源于春秋时期养由基百步穿柳。由此可见，“射柳”是一种军事游戏，和“百步穿杨”有很大的关系。
“百步穿杨”的杨，其实指的是姓杨的杨。当年，隋炀帝在开通济渠和邗沟时，曾经在两岸栽种柳树，并赐这些柳树为“杨”。因此，杨柳杨柳，说的就是柳树。这种军事游戏在宋金辽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非常盛行，元朝建立后推广到了全国。
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率领公侯子弟射柳。在《明太祖实录》中只有“射柳，中者赏彩帛”这几个字，但却是娱乐强大的体现，就连朱元璋这样的人都需要娱乐，更何况其他人？由此，明朝的帝王们便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娱乐活动。
1413年的端午节，永乐皇帝的娱乐形式多了许多。除了射柳之外，还有蹴鞠等。《明成祖帝实录》（永乐十一年五月癸未）记载，永乐皇帝玩得很高兴，对于射柳射中者不但有彩帛还有纸币赏赐，更令手下众人赋诗庆贺。
在这场娱乐会演中，当时的皇太孙即未来的明宣宗大放异彩。因为，他射柳射得好，永乐又见万国来朝心情一高兴，出了一副上联“万方玉帛风云会”，他迅速答出“一统山河日月明”。由此可见，明宣宗委实不简单。历史也确实告诉我们，明宣宗是一位好皇帝，虽然他的娱乐项目比其曾祖父、祖父、父亲都多，但并没有耽误国家政事。
在宣宗朝，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儿。宣宗废除了官妓，由此催生出明朝中后期青楼业和男妓的盛行。这咱们先按下不表，继续说一下由“射柳”引发出的“政治血案”。
建文帝登基之后，朱棣造反。建文二年五月，朱棣攻破山东德州后，并发临邑。这一日，恰逢宿安人纪纲与穆肃投军。燕王朱棣将二人叫到马前，手中马鞭一指纪纲：“尔有何本领！”纪纲答曰：“草民力大无穷，刀马纯熟，在军中取敌将头颅如探囊取物一般。”朱棣冷冷一哂，催马前行，“尔说力大无穷，可能阻我前行？”
纪纲上前抓住了马尾巴，双膀较力，顷刻间竟然将朱棣这匹千里骏马拽住。无论朱棣如何催动，这战马竟然不能走动丝毫。朱棣大喜，立刻收了纪纲。其后，他果然战功卓著。朱棣继位后，他被封为锦衣卫指挥使。
然而，纪纲这个人残暴、贪婪成性。朱棣在位初期诛杀建文帝旧臣及其亲眷数万人，多是由纪纲这个人负责。更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将数百名小孩儿阉割，或者送入宫中成为自己的心腹党羽或者服侍自己。著名的文学大家解缙，就是纪纲派人将其灌醉后裸体放入雪地中被活活冻死的。
纪纲是朱棣的亲信，不但是锦衣卫使又是都指挥佥事，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人物。阳武侯因为与他争夺一位女道姑差点被其打死，浙江按察使周新因为历数纪纲的罪状反被诬陷，以某罪被处死。
后来，纪纲在家里私穿龙袍，私养亡命之徒，打造了足以装备数万军队的武器铠甲等，更有甚者还暗中修建通往皇宫的隧道，准备时机成熟推翻朱棣。
永乐十四年（1416）端午，纪纲想学赵高指鹿为马，看看众人是否与自己一心。他告诉手下庞英：明日我故意射不准柳枝，你则将其折断并高呼“纪大人射中”。到那时看看有没有人敢提出异议。结果，没人提出异议，但那些人在庞英喊出“纪大人射中”之后的第二天双眼全瞎了。纪纲忘记了他的对手并不是胡亥。朱棣三个月后突然发难，将纪纲抓捕，纪纲被凌迟处死。
朱棣之后的历代明朝皇帝都保留了这一习俗，到了后来，“射柳”和马球比赛同时进行。与此同时，宫廷游戏也越来越多。与皇族相比，明代官员的娱乐方式也随着皇帝的变迁而变迁。说起官员的娱乐方式，首先就要涉及官员的休假制度，因为，休假的主要内容就是放松、娱乐。
明朝官民娱乐休闲的方式
明初，因为朱元璋本身的原因，官员的休假时间和次数非常少。一年可以休三天。其后，历代皇帝逐渐有所放宽，除去洪武朝之外，总体来说，明代的休假包括：例假（法定假日）、赐假、事假、病假四大类。
休假制度促进了官员在娱乐休闲方面的消费
法定假日被称为休沐。在法定假日中，隶属于翰林院的庶吉士，可以五天一休。国子监的官员们每月初一和十五各休一天。明代非常注重“元宵节”，因此，元宵节法定假期是十天，从正月十一日开始（永乐七年开始实施）。元旦（相当于现在的春节假期）从正月初一开始放假五天。冬至休假三天。
赐假则全看皇帝的心情而定，并无定数。
事假包括省亲、祭祖、迁葬、婚假、送葬等。官员事假要上书朝廷由皇帝定夺，事假一般在两个月左右。请事假是有资历要求的，例如宣德元年（1426）规定：南北两京之外地方官员，只有任职九年业绩考察期满后才可以省亲迁葬。成化年间规定：南北两京离家六年后方能省亲，地方官员离家十年后才能回去省亲、迁葬、祭祖。
在上述事假中，亲生父母亡故的丁忧最为特别。基本没有资历要求和附带条件，期限长达27个月。违反上述事假的代价一般是扣罚工资。
明代的病假可以说是历代最不人道的休假制度，无论在请假对象、条件限定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定。例如五城兵马司的官员，竟然没有病的权利，生病了只有退休一条路。再如地方官员，朱元璋时期规定，无论品级多大，地方官员一律没有病假甚至不允许为此辞职。直到成化六年（1470）才允许辞职。隆庆五年（1571）才允许因病辞职。明朝只有嘉靖二十三年（1544）到万历二年（1574）这三十年较为幸福，地方官员可以患病休假。
再如，御史患病可以回原籍调治。到了明英宗时期（1436—1449，1457—1464）则规定不准回家。许多在京没有亲属的御史竟然因为缺医少药而死亡。到成化年间，湖广道监察御史李麟、龚谦，河南道御史伍骥等都因无人照顾而暴亡。
病假次数也是有规定的，病假达到三次就必须退休。与此同时，患病时间超过三个月的，工资停发。
在休假，特别是丁忧期间，有许多明朝官员在民间进行了大量的娱乐活动。从而使民间与官僚阶层产生直接关系，进而带动了宫廷娱乐形式的变化。那么，明朝时期民间的娱乐形式都有哪些呢？
明代的老鹰抓小鸡、跳绳、高尔夫球
这一年，到了正月十四。李瓶儿让老冯拿着五个请柬，请月娘和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一起次日去观灯。然后，又给西门庆暗中下了一个请帖，请他也在次日晚间一同观灯。第二天，李瓶儿留下了孙雪娥看家，同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一同出门，先到狮子街灯市李瓶儿新买的房子里来。
到了中午，李瓶儿请的各色人等来到，摆了四桌酒席，又请了两名歌妓董娇儿、韩金钏儿弹唱饮酒。到了晚间，众人开始观灯。此时，吴月娘穿着大红妆花通袖袄儿，娇绿缎裙，貂鼠皮袄。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都是白绫袄儿，蓝缎裙。李娇儿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楼是绿遍地金比甲，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
但只见此时灯市中人烟凑集，十分热闹。当街搭数十座灯架，四下围列诸般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山石穿双龙戏水，云霞映独鹤朝天。金屏灯、玉楼灯见一片珠玑；荷花灯、芙蓉灯散千围锦绣。绣球灯皎皎洁洁，雪花灯拂拂纷纷。秀才灯揖让进止，存孔孟之遗风；媳妇灯容德温柔，效孟姜之节操。和尚灯月明与柳翠相连，判官灯钟馗共小妹并坐。师婆灯挥羽扇假降邪神，刘海灯背金蟾戏吞至宝。骆驼灯、青狮灯驮无价之奇珍；猿猴灯、白象灯进连城之秘宝。七手八脚螃蟹灯倒戏清波，巨大口髯鲇鱼灯平吞绿藻。银蛾斗彩，雪柳争辉。鱼龙沙戏，七真五老献丹书；吊挂流苏，九夷八蛮来进宝。村里社鼓，队队喧阗；百戏货郎，桩桩斗巧。转灯儿一来一往，吊灯儿或仰或垂。琉璃瓶映美女奇花，云母障并瀛洲阆苑。王孙争看小栏下，蹴鞠齐云；仕女相携高楼上，娇娆炫色。卦肆云集，相幙星罗：讲新春造化如何，定一世荣枯有准。又有那站高坡打谈的，词曲杨恭；到看这扇响钹游脚僧，演说三藏。卖元宵的高堆果馅，粘梅花的齐插枯枝。剪春娥，鬓边斜插闹东风；祷凉钗，头上飞金光耀日。围屏画石崇之锦帐，珠帘绘梅月之双清。虽然览不尽鳌山景，也应丰登快活年。
民间的娱乐形式有许多。例如民间的庙会就有飞叉、中幡、耍花坛、双石、杠子、石锁、花砖、舞狮子、竿术、刀门、马戏、弄伞、筒子、扒竿、蹬梯（车、人）、筋斗、弹（捶丸）丸等各种杂技。除此以外，还有魔术、口技等。例如，中国第一本魔术专著就出版于崇祯十二年（1639），里面记载着20多种魔术表演。
其中“捶丸”是明代中后期宫廷与民间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运动。起初，捶丸只在民间流行，其后才逐步进入宫中。捶丸由唐代出现的步打（类似于今天的曲棍球）发展而来，到宋代基本成型。在宋代，从宋太宗开始每年的三月都要举行捶丸比赛。捶丸使用的球杖和今天的高尔夫球杖相似，呈L型，玩法也相似。用弯曲过来的木耙击打由硬木做成的小球，以进入洞穴的多少来决定胜负。
在民间儒家子弟当中最流行的当属围棋和象棋。
到了元旦，与宫中千篇一律的烧香、放鞭炮、跑马（由顺天府在东直门外举办）不同，民间的娱乐形式非常多。主要有：逛花市、杂技、游艺等。其中，放的鞭炮比宫中的要丰富许多。鞭炮的名称有霸王鞭、地老鼠等几十种之多。
除了以上外，还有一些自娱自乐的游戏，例如儿童玩的“抓子”。这种游戏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存在，至今仍在某些地方流行。笔者小时候玩的一种“抓子”游戏是这样的：将石子儿放在掌心，然后抛起。之后用掌背接住，再抛之后掌心接住。由此反复，直到跳出为止。看谁坚持时间长。当然，这种游戏一般是女孩儿玩的居多，男孩儿在笔者小时候主要是“摔方宝”。明朝这种游戏没有出现，明朝男孩儿玩的一般是踢毽子。
儿童群体游戏，就是至今我们仍在玩的老鹰抓小鸡、跳大绳。
成年人的游戏方式有很多，例如掷骰子、推牌九、一点半、四色牌、掷小谣儿、打梭哈、捡红点等室内游戏。室外游戏如六博、投壶、高跷、弄丸、陀螺、竹马、八卦阵等。
元宵节因为是大节日，所以娱乐形式比较多。例如宫内有逛灯、蹴鞠（由宫内嫔妃组织的“齐云社”表演）等。成化年间，由于民间娱乐形式影响加深，宫内也开始有了魔术和杂技。现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明宪宗行乐图》就对其进行了充分的表现。
清明节除了踏青之外，就是嫔妃们可以玩秋千。民间则继续表演着高跷、杂技。
端午节，皇宫会在西苑举办龙舟比赛。民间除了龙舟比赛之外，最盛行的当属斗草。这种游戏，现在仍然存在于民间，史料正式记载出现在魏晋时期。这种游戏现在属于儿童游戏，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属于老少皆宜的项目。主要玩法是拿树叶或草的茎相互缠绕，双方用力拉，哪方的草茎先断哪方输。
同民间一样，七夕节，宫内女眷也会进行乞巧活动，由宫内24衙门之一的兵仗局组织。
紧随其后的中元节，宫中的甜食房要照制进供佛波罗蜜；西苑要做法事，放荷灯。至于观赏盛开的荷花、斗蟋蟀等，也是宫中娱乐活动的一部分。
明代宫廷的娱乐形式在武宗时期发生了质的飞跃，在正德三年（1508）命令天下将擅长杂技、骑射、马戏、曲艺、戏曲、吹拉弹唱的人送到北京，并在河间等府建造乐户的居住地。
敬亭遗韵与负鼓盲翁
荒草地上躺着一位老人，身上的血在流。他的右手紧紧地握着一把三弦，嘴里嘟囔着：“中华神州五千年，代代皆有真英灵。大明皇帝丢了命，清兵南下败南明。”许久之后，老人醒来，看了看四周，两眼流泪，爬了起来，掸了掸身上的土，一阵狂笑，拿起了三弦，一阵弹拨，高声唱着：“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这位老人不是别人，就是评书和评话等多门曲艺共同的祖师：柳敬亭。柳敬亭生于万历十四年（1587），卒于康熙十六年（1670）。此人生于江苏泰州，原名曹永昌，字葵宇。
此君15岁那一年，因为犯法逃亡他乡。因为听艺人说过书，又喜好音乐，便弹三弦说起书来。后来，在云间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市说书名家莫后光的指点下，艺业大增。崇祯十三年（1640），成为明末枭雄左良玉的幕僚兼御用艺人。因为长期从事曲艺工作，他擅长与各色人等交接。为此，左良玉命他经常走访南京，和权臣马士英、阮大铖疏通关系，人称“柳将军”。
顺治二年（1645），左良玉奇兵以清君侧为名，捉拿马、阮二人。但中途左良玉病死，其子左梦庚投降清军，柳敬亭和大将袁继咸誓死不从。最终，袁继咸被抓，柳敬亭差点死于乱军之中。自此，重操旧业说书度日。康熙元年（1662），因为清朝皇帝和王公大臣特别喜欢听书，漕运总督蔡士英命他随行来到北京，给王公大臣们说书。
其后，在北京演出期间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不能使用乐器，柳敬亭便舍弃了三弦，只用嘴说。由此，一门新的曲艺诞生，就是现在的评书。相传，晚年他收徒居辅臣，居辅臣则成为评话的创始人。
之所以提到柳敬亭，一是各类著作中对于曲艺谈之甚少，相反戏曲往往被许多著作谈及。究其原因，主要是戏曲被某些人看作是高雅艺术，曲艺作为民间的娱乐形式往往不被人重视。而在娱乐形式并不丰富多彩的封建社会，曲艺的受众面比戏曲要广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之外，基本上都是由曲艺先生进行表演、流传，直至出现文学巨擘进行整理修改方才形成。这一点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本书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既然，这本书谈的主要是百姓生活，曲艺则不能不说。
同几乎所有封建社会的艺人一样，年轻时无论他多么风光无限，年老时总会穷困潦倒。以柳敬亭为例，他说一回书的定价就是一两银子，而且还要提前十天预约。但晚年却很凄凉，可以说是穷困交加。
明代说书非常盛行，皇宫内的有些宦官就专门习此技术。这个时候的说书一般都是有乐器伴奏。而且，明代开国说书先生就有一个特点：时事书。
例如《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本书的形成。每次郑和率船出海之后，数千乃至数万人的随行队伍成员们就会向世人讲述各种奇闻逸事。许多说书先生便根据这些新奇的事儿，或者加入书中或者单独成为故事，当时的人称之为“看场之平话”。
中国名著中有一部分经历了从史家记录到民间传播，最终由曲艺弘扬流传后小说家写作这一阶段。《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本书也是如此，到万历年间由罗懋登对说书先生的内容进行润色、加工成书。
曲艺对于文学、艺术的影响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大的，而且在今天也有着强大的娱乐诱惑力。例如，身为曲艺曲种的二人转、相声、评书、评弹等，至今都有着无数痴迷者。明代大众最广泛的娱乐欣赏方式是曲艺，较为高级的就是戏剧了。在介绍明代戏剧业之前，请先看一个小故事。
千里大旱，土地干裂。乌鸦在干枯的树上悲鸣，呱呱呱的声音让人倍感凄凉。阵阵哭泣声中，一位身着粗布的女子，正悲悲切切地哭着。她跪倒在地，用流着鲜血的手刮着地面。慢慢地地面被挖出了坑，越来越深、越来越大。最终，那大坑挖成，她才站起了身，艰难地走回家。
家中有两具尸体，男的五十开外，女的五十左右。女子一见二者面容，不禁再次痛哭失声。“爹呀，娘呀，怪媳妇我未能尽孝。媳妇之罪，媳妇之罪！”说罢，女子先将婆婆的尸体放在一个破芦席上，拽向了那个她双手挖出的坑。
按照坟头儿的规矩，必须要冒尖儿的。因此，这位女子再次用双手挖土。那坚硬似铁的地面，让女子的心更疼痛。每挖一下，她的身子就震颤一下。她在口中默念着：“二郎呀，二郎！你为何总不归家！”
整好了坟头，女子回家整理了一个小包袱，便匆匆上路前往京城。这一日，她来到相府门前乞讨。忽见一人骑着高头大马，满面红光地走来。女子高呼一声：“二郎！”那人猛见此女，浑身一颤，“哎呀”一声，之后眉头紧锁，牙关紧咬，低声说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赵贞女！蔡氏！非是我蔡邕歹毒，今日为了我的荣华富贵，我怎能容你！”
想到此处，蔡邕一提马的缰绳，那马稀溜溜几声嘶鸣之后，直奔女子而来。
许多人都知道蔡邕是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个很知名的女儿——蔡文姬。蔡邕是东汉末年的一位大知识分子。可惜，民间素来对知识分子有些看法。而且，确实有一些人自考取了功名之后，抛弃妻子投入富贵豪门的怀抱。因此，民间自然对某些知识分子采取敌视态度。因为蔡邕的知名度较高，很不幸，蔡邕被选中，成了这样的代表。
这是《赵贞女蔡二郎》的故事内容。该剧出现于宋代，在南宋流传非常广，特别是曲艺、戏曲、民歌小调等都有所展现。“秦香莲”这个故事在清朝没有出现前，“赵贞女”就是“丈夫忘恩负义”的受害者的代表。更有一种说法认为，秦香莲故事中的主人公陈世美的原型陈熟美的两个好朋友仇梦麟和胡梦蝶，因与陈熟美发生冲突，正在气愤之极，忽然看到了《琵琶记》这部戏（这部戏的前身就是《赵贞女蔡二郎》），于是，二人买通剧作家写了“秦香莲陈世美”的故事。
总而言之，赵贞女和蔡邕的故事流传和影响极广。对此，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便说：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可到了元代却发生了质的变化，赵贞女和蔡二郎的故事彻底变了味儿。正因为这种变化，才使得这部剧在明初朱元璋治理下大放异彩。
唐伯虎被娱乐化的背后
唐伯虎被神奇化的背后操盘手都是些什么人呢？本人认为，书画商和出版商乃是始作俑者。唐伯虎死后没有三十年就被图书出版业看中，逐渐对其进行神奇化。这首先要归功于明朝极为发达的出版业。今日的编印发宣传，在明朝都已基本具备。其上游是作者、书画家的出版需求，同时，又带动了较大的就业人群，更与纸、墨、加工制作作坊等商业组织相关。其读者主要是文人和市民阶层。其主要的内容就是科考需要的经史子集及其点评。到了成化年间之后，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小说休闲类图书日渐增多，吸引了不少地主、富商、官商甚至走私者的资本介入，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观察、喜好，主动提供一些作品，创造了当时出版业的繁荣。
唐伯虎传奇背后的推手——图书出版商和书画商的共谋
明朝的出版业早在正统时期（1436—1449年，明英宗）就已经开始发展了。叶盛（1420—1474）的《水东日记》卷二十一《小说戏文》载：
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刘秀）、蔡伯喈（蔡邕，蔡文姬的父亲）、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骀（呆）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
即在此时，权力和资本也已经进入了出版领域，叶盛继续说道：
甚者晋王休征、宋吕文穆、王龟龄诸名贤，至百态诬饬，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容之具。有官者不以禁，社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矣。意者其亦出于轻薄子一时好恶之为，如《西厢记》《碧云騢》之类，流传之久，遂以泛滥而莫之捄（通假“救”）欤。
可见，早在唐伯虎出生前的三四十年，出版领域就已经开始按照市场运作了，甚至其中出现了一些对传统社会风气有害的作品，许多人都为之感到惊恐。
整个明代的出版领域的作家主体以落第文人为主。方志远先生在《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透露，在白话原创小说的作家群中，落第、四处游走、以出谋划策而意图荣华富贵或进入官场的山人集团人数最多达46人，文人包括进士、举人、诸生等16人，书商7人等共计81名作者，创作了118部作品。
在投资图书出版方面，徽商势力最大。而出版业的形式，是以嘉靖元年（1522）为标志。请注意首次对唐伯虎进行出版方面的神奇化就在嘉靖年间，而唐伯虎去世之后，包括《剪灯馀话》《剪灯新话》在内的文言文小说开印出版。同时，成化年间的各种说唱词话也开始传播。更为难得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在流传了二百多年后终于成书出版，告别了手抄本时代。在整个嘉靖、隆庆时期（1522—1572年）就出版了40余种通俗小说。
万历时代，出版业又进入了新的时代。特别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西游记》的出版发行，更代表了新时代的开始。自万历三十一年（1603）开始，明朝以每年一部讲史演义问世的速度，带来了出版业的繁荣。
出版业的繁荣，带来了图书成本的降低，从而达到了大部分市民都能买得起的地步。周启荣先生给出了当时的图书生产成本和售价：
生产成本，包括木料、刻工不超过一钱；
平价书单册一钱到一两；《四书》的平装简易本合集三五钱。
图书售价与当时的奢靡之风相比，图书购买相对容易。由此，极大地推进了知识推广以及一些人物知名度的流传。与唐伯虎类似，《全像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出版，而此时距海瑞亡故（1587）不过19年而已。唐伯虎在嘉靖时代被传播得符合人们渴望新时代的诉求，海瑞的被神圣化，则符合新时代下人们对旧时代的某些怀念。这一切，都是时代的需求，出版商顺势而为。
形象传播路径的时代性
在唐伯虎神奇化的过程中，因为有落第文人和官场失意者的自动加入，如公安三袁、沈德符等，便在这种神奇化中，加入了思想性。如他们都是“心学”的信众，将神圣化唐伯虎作为对自己人生不足的弥补。在传播过程中，他们往往注意到了唐伯虎自身的超级个人解放，关注到了与青楼的关系，特别是在长期与青楼女子的交往中，对她们给予了深刻的同情（同情她们，其实也就是在同情自己，同是天涯沦落人呀！）。
自宣德皇帝之后，皇帝们对于娱乐业的管控越来越松弛。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特别是万历年间随着白银帝国的逐渐形成，对外贸易顺差越来越大。娱乐业在空前发达的状态下，女性休闲生活逐渐丰富起来，慢慢地，打破了之前评论女性地位在明朝空前低下的传统观念。由此，在唐伯虎的形象传播过程中，追求男女平等的新时代特点便融入其中，结果就是诸如《问路记》故事的出现。在这个故事中，青楼女所代表的传统女性，不再是傻傻呆呆的，而是充满了机智。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天，祝允明去找唐伯虎游玩，听人说唐伯虎正在街上卖画，连忙走到街上去寻找。忽然看到有一群人正围着什么指指点点、嬉笑惊叫，心想：这么多人围着看热闹，那准是唐伯虎的画摊儿。祝允明三步并作两步，连忙走了过去，一看不错——正是唐寅唐伯虎。
只见唐伯虎的画摊前只悬着一幅画，画的是一只浑身黑毛的狗，旁边写着：有买者付银三十两，猜中者一文不取，赠送此画。
周围的人指指点点，纷纷猜测，可是没有人能猜中，祝允明则分开人群挤了进去，拿下了画一言不发掉头就走。唐伯虎一看急忙追了上去，一把抓住他：“祝兄，你这是做什么呀！你是买画还是猜谜？”
祝允明还是不理他，只顾走路，唐伯虎只好说：“好吧，好吧，你猜中了。”
祝允明这才停了下来，呵呵一笑。原来这谜底就是一个“默”字，“黑”“犬”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默，祝允明是在用他的行为表演谜底。
“子畏，这么好的天气，你在这儿打哑谜有什么意思？听说离城十五里外有个清霞观，风景很好，而且还有位老隐士画画非常好，你何不收拾了东西随我去逛。你看看，你制的谜我一下子就猜到了，说明我比你有才。不服气的话我们路上可以再比试。”
唐伯虎一听冷冷一笑：“老祝，你别吹！看我怎么收拾你，先跟我收拾画摊子！”二人对视一笑，收拾了画摊一同赶往清霞观。两人一路上有说有笑，忽然前边来了一位二八俏佳人儿，一步步款款走向二人。祝允明和唐伯虎对视一眼。
“子畏，你问路吧。你长得帅！”
“哎，不了不了。老祝，你长得让人安心！”
“不带这么骂人的呀。这不是说我长得难看吗！看我的，我来问路！”
那位俏佳人早就看到二人站在路口左顾右盼，已明白了他们的难处。而且，这个女子认识二人，知道乃是苏州城内的两大名人。她也很有才华，只不过因为是女子，不能随便抛头露面。平素里又听说这两个家伙非常狂妄，因此，准备考考二人。
正在她琢磨之际，祝允明走了上来，躬身施礼道：“请问这位姑娘，去清霞观该走哪条路呀？”
俏佳人淡淡一笑，并不理会，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子，在地上写了个“句”字。
“您这是何意呀？”祝允明低着身子，疑惑不解。
俏佳人嘴角一撇：“还才子呢！我看是个蠢蛋！”
目送着女子款款而去的背影，祝允明一阵气恼：“不告诉我也就罢了，为何取笑我？”
那女子路过唐伯虎的时候，不禁看了一眼，目光中透着挑衅。见女子走远，唐伯虎连忙跑了过去，低头一看，又抬起头看着祝允明。祝允明皱皱眉头说：“真是奇怪啊，答非所问。”
唐伯虎闻听哈哈大笑：“人家不是已经告诉你答案了吗？我们该往左边的路上走。”
祝允明挠挠头，还是不明所以，唐伯虎笑道：“你看，‘句’字可不就是‘向’左一直去（也就是‘向’的左边去掉‘一直’是为‘句’）吗？”祝允明听了才明白过来，对唐伯虎的才思敏捷算是心服口服。两人沿着左边的路一直走下去，果然找到了清霞观。
到了清霞观，唐伯虎没有心思赏景，拉着祝允明就问老隐士何在。等二人到了之后，发现前面正站着一位娉娉婷婷、打着把小花伞的姑娘，正是刚才那位俏佳人。
俏佳人见到二人之后，微微一笑：“我爷爷早在等你们了！”
祝允明连忙上前：“姑娘真是多才，祝某佩服佩服！”俏佳人嫣然一笑：“楼外青山楼外楼，不可小看女人哟！”
唐伯虎生前在书画交易市场的地位
同时，唐伯虎本身最大的技能是书画，而唐伯虎去世前后，苏州的书画市场已经非常繁荣了。而书画的价值，自古至今都有一个潜规则——作古者的作品卖价会更高。
唐伯虎的家乡苏州，因大运河而兴，在十四五世纪其繁华程度在南方首屈一指，到了十六世纪扬州才后来者居上。唐伯虎时代的苏州商业比较兴隆。正如其所言“列巷通衢，华区锦集，坊市棋列，桥梁栉比”“市河到处堪摇橹，街巷通宵不绝人；四百万粮充岁办，供输何处似吴民”，各种店铺星罗棋布。在这种情况下，招幌、牌匾等都需要书法家题字。另外，商人们在满足了物质需求以外，往往也会附庸风雅，字画的需求便比较高。由此，便催生出书画古玩交易市场。
在苏州，实力比较大的商人集团是徽商。他们也是一掷千金的大主顾。像唐伯虎（不看重钱）、文征明（耻与商人为伍）这样比较有特色的人，往往喜欢和鉴赏家、收藏家打交道；祝允明则是来者不拒，精神（钱）很重要。因为，祝允明的书法水平颇高，而且对商人来者不拒，在他生前就已经出现了“赝书亦遍天下”的情况，上至达官显贵，下到黎民百姓都可对人狂言：吾有祝允明的字儿。
苏州书画交易市场不仅仅有赝品，更有许多投机者。例如文征明曾经对人说过，寻常人家求书画他才懒得搭理，什么官宦、侯王、外夷，就算你再有权、再有钱我也不给写不给画。周王、徽王不信邪，既然你不畏权贵、不媚金钱，那好吧，咱们等价交换，我拿古董跟你换，结果，文征明连看都不看，礼品盒都不启封。外国使者前来求见，文征明一概不见，“我的东西给懂行的人看，他们看得懂、欣赏得了吗？”但是，书生、老朋友的后代、老婆家或姥姥家的亲戚如果因贫困来求助，文征明是不眠不休也要为之书画，帮助他们解困的。
相反，我们看唐伯虎。他则在商业交往中或者任凭性情要求画好后拿酒来，或者去青楼缺钱了，随便给足所需即可，因此，他的画作在当时市面上相对较多。但与祝允明和文征明相比，唐伯虎的书画在活着的时候，并不太受欢迎。苏州在明朝书画艺术方面影响深远，被人称为吴门。吴门领袖沈周，也即文征明、唐伯虎等人共同的老师，一生不参与科举，卖画为生。沈周之后，文征明引领吴门将近五十载，其地位非唐伯虎能比。在书法上，祝允明更是在生前就已经风靡天下，求书者往往贿赂他身边的妓女才能得到。不过，祝允明虽然赚钱多，但不善于营生，所赚的钱几乎都花在了青楼上，经常债台高筑，求助朋友。
而唐伯虎之后，因为奢靡之风、个人享乐之风盛行，许多文人都加入了伪造书画的行列。苏州书画市场在繁荣的同时，它的阴暗面——赝品也随影而行。起初，沈周因为专营卖画，许多落难儒生请其帮忙在自己的作品上盖章题款以期卖得好价钱，沈周也大多同意。唐伯虎成名之后，也做书商，忙不过来也会请老师周臣、朱纶等人代写代画；文征明也经常让学生朱朗代笔。像这些书画大家，往往是从体味他人生活艰难的角度来帮助造假者。但后来，造假的职业化、流程化便使得书画交易市场愈发地萎靡。“苏州片”的作坊，通过各种手段伪造当地或前代名家的作品。不少书画作家都参与其间。首开先河者如朱殿和王叔明，二人经常伪造书画牟利。其后的金耐田也是造假高手。当然，有些造假者的水平也非常高，例如某徽商曾经买了一幅董其昌的作品，后来见到了本人。董其昌怜悯他便为其重画一幅，结果，其水平竟不如造假者。
大书画家董其昌就曾经临摹伪作过他人名画，一幅换了五十两白银。那么，文人如何进入这一行当呢？
玩到极点——书画家导致的民变
唐伯虎的思想内核形成阶段，即成化、弘治时代，明朝的娱乐业尚未到畸形繁荣的地步，整日里消磨在享乐中的人群只是限于某些地域，尚没有达到精英阶层的全面化，否则就不会出现类似于文征明这样的巨擘守卫者。但是，正是因为武宗、嘉靖长达五十年的不作为甚至积极引导，才导致万历时期的无法改变，娱乐业的畸形繁荣。期间，知识分子也在其中推波助澜，大书画家董其昌甚至为此导致了民变。
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
万历四十四年（1616），万历皇帝不知为何竟然主动看起了报纸。突然，一件发生在江南的事情引起了他的注意，气得万历怒道：“不想一个奴才在乡间如此为非作歹。来人呀，给我到民间弄些《京报》来，我要看看更详细的新闻。”原来，明代大画家、退了休的政府官员董其昌因为抢夺民女，被当地百姓抄了家。
万历四十三年（1615），60岁的董其昌看中了一个名叫绿英的姑娘。绿英是陆绍芳这个有功名的诸生家里的一个佃户的女儿。董其昌的儿子董祖常看老爹喜欢上了人家，顺者为孝嘛，董祖常立刻率人把绿英抢走了。这一下陆绍芳还有社会上的新闻工作者以及艺人们可就不干了。陆绍芳组织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在报上撰文抨击，艺人们更是各显其能——说书的编成了平话，唱曲的编成了弹词，事件广为传扬。
董其昌忽然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公众人物了，大为恼怒。他认为这是一个叫范昶的人捣的鬼，而范昶给予否认，谁知随后范昶暴病而亡，范母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和女仆们穿着孝服到董家门上哭闹。令人发指的事情发生了。董其昌的家丁竟然将这些女人拉到隔壁坐化庵中集体强奸。范家告状，衙门却久拖不决。民众开始鼓噪起来，人们四处张贴檄文布告，号召百姓前往董家讨公道。
大街上的童谣竟然是“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正月十五百姓们拥到董其昌家将董家的几十间房屋拆毁。正月十六，从上海青浦、金山赶来的百姓开始火烧董家其余的房子。据当时的报纸透露：有两名“童子”率先进攻董家，数百间豪华建筑被烧毁。十七日、十八日松江府其他地区的百姓陆续赶来，拆毁、焚烧董家在当地的其他房产。十九日松江百姓拆毁、焚烧有董其昌题词的建筑。
官员向朝廷奏报，说是因为传奇小说《黑白传》（说书艺人根据这件事临时创作的作品）造成民变。当时的明朝政府将此事定性为：广大人民群众受了一小撮别有用心者的蒙蔽。
董其昌认为这是政敌所为，地方官认为是民众受了愚弄。争执了半年后，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的结果是：对直接参与烧抢董家的一干流氓定为死罪处斩，对松江府华亭县儒学生员五人杖惩并革去功名，另有五人受杖惩并降级，三人受杖惩。
民变背后繁荣的明朝报业
上述案例之所以能被今人看到，明代报业工作者居功至伟。否则，如果全凭官方记载，我们肯定不会知晓许多事情的内幕。当然，直到今天也有一些人因为喜欢董其昌的字画和学问，爱屋及乌，认为董其昌是无辜的。
由于抄报行大写“兽宦董其昌，枭孽董祖常”等标语，沿路张贴，结果安徽、湖南、湖北、四川、陕西、山西，甚至北京都流传此事，船渡码头、交通要冲等处的抄报行也竞相刊登，结果连朝廷也知道了这件事。当年，《邸报》就刊载了内阁对董其昌的批评，说他是“圣朝弃物”，并提出处罚意见：即有不赦之罪，宜赴所在官司告理，或因而奏请处分。并说：若不对董其昌父子进行严惩，“三吴之势家大族，人人自危，小民沙中偶语，无日无之，恐东南之变，将在旦夕，此又甚于夷狄盗贼（后两字缺）”。
在明代，报业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从上例就可以看出其影响力。早在万历十年（1582）四月，户部尚书张学颜曾请求免除三十二个行业的税收，以让他们尽快成长起来，报纸就是其中之一。这三十二个行业是：网边行、针蓖杂粮行、碾子行、沙锅行、蒸作行、土碱行、豆粉行、杂菜行、豆腐行、抄报行、卖笔行、荆筐行、柴草行、烧煤行、等秤行、泥罐行、裁缝行、刊字行、图书行、打碑行、鼓吹行、抿刷行、骨簪箩圈行、毛绳行、淘洗行、箍桶行、泥塑行、媒人行、竹筛行、土工行等。
尽管抄报行成为需要保护的三十二行之一，但既然能被称为“行”，可见从业的人比较多。在当时，抄报行比较兴盛，宛平县的抄报行就在前门一带。
抄报行兴盛还体现在各省驻京办都设有相应的抄报行。抄报行还专门雇用了一批“新闻线索搜索者”（报子），他们的主要作用，一是《邸报》出来后，负责誊抄，然后根据其中的线索进行采访；二是搜寻《邸报》不刊载的社会新闻线索。
每逢会试、乡试，抄报行的工作之一就是传递考试成绩。
抄报行内的记者到后来也有专门从事贩卖新闻者，就像华阳散人在《鸳鸯针》中描写的落第秀才“白日鬼”周德。由于当时还没有形成新闻审查制度，其间的问题也日渐凸显。
民间抄报行因为以新闻为生命，所以往往采用各种手段挖新闻，其手段可与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闻报》媲美。例如，清兵进攻山海关，洪承畴投降，崇祯皇帝要求陈新甲等人组织议和。哪知，陈新甲的家仆竟然将此秘密告知了报馆，结果第二天天下皆知。据尹韵公先生推测，这个家仆很有可能是受雇于报馆的报子。
民间抄报行的新闻传播速度显然要比《邸报》略胜一筹。正如当时的首辅于慎行愤怒地说：“边塞的战报、重要事情，政府还不知道呢，民间百姓却都知道了。这些报行商人真是为了钱什么都刊登。”
为了新闻更快，明代的报人还印制了报帖，即报纸的内容简介，只讲事情的概况，不详细叙述。最终，形成了明朝的“日报”。
值得今天报人学习的是，民间抄报行的文章集故事性、新闻性、文采于一体，令人折服。最典型的就是对世界三大灾难之一的王恭厂大爆炸（另两大灾难是：印度“死丘”事件、1908年6月30日俄国西伯利亚通古斯大爆炸）的报道。
天启六年五月初六（1626年5月30日）上午9点，王恭厂一声巨响之后狂风骤起，霎时间天昏地暗，人畜、树木、砖石等立刻被卷入空中，又随风落下，数万房屋顷刻化为瓦砾，死伤者多达两万余人。灾后，男女尽皆裸体，衣服挂于西山树梢，银钱器皿飘至昌平阅武场中。紫禁城外正在修缮围墙的三千工匠全部掉下脚手架摔死。正在用早膳的天启皇帝则因为动作敏捷，躲到了龙书案下才幸免于难。
王恭厂是军火库，许多人认为是火药爆炸，但爆炸中心竟然没有丝毫被火烧的迹象，地震的迹象也无，直到今天这个巨大的疑团都没有弄清楚。最终，天启帝下罪己诏，大赦天下。
记载这件事情的文章写得非常有文采，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看，题目是《天变邸抄》。
上一篇：明朝唐伯虎：明亡于畸形的娱乐业
下一篇：明朝唐伯虎：明亡于知识分子只知道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