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唐伯虎：明亡于知识分子只知道娱乐
1519年，正是正德十四年，近五十岁的唐伯虎受无锡华云的邀请，在中秋雨后来到了无锡剑光阁。而在这里，唐伯虎遇到了一位比他小两岁的同学，著名的天才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哲学家王守仁。王守仁可能有些人不知道，要说王阳明可能就听说了。
唐伯虎时代知识分子与有钱人间的关系
王守仁和唐伯虎早就相识，因为他们是同学，都参加了弘治十二年（1499）的会试。那时候的王守仁尚未享大名，还是普通的一名考生。而唐伯虎则是风光无限，整日骑着高头大马，带着礼物去考官家里串门。那时候的王守仁，肯定和其他人一样都在想着：“嘿，这小子真狂！”
而如今，他们的地位相差很大，但王守仁对唐伯虎并没有什么不尊重。作为一名朝廷高级官员，王守仁知道的内幕肯定相对多一些。只不过与他无关也就没必要记述下来。就在两年前，他率领军队只用了37天就平灭了宁王的十万叛军，被称为“军神”。这位天才的全才、儒释道三教皆通的人才，被誉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那时，剑光阁上的两位天才相聚了。唐伯虎是心学的实践巨擘，王守仁则是理论上的巨擘。二人相遇，会碰撞出何种火花呢？
自从唐伯虎到了华云家中，整日里以酒为妻妾，和诗词相伴，一眨眼就快住十天了。某天，两人看到桌案上有一幅图：《玉露山静日长》。
华云素闻伯虎多才，便邀请他将其意境化为12幅图，唐伯虎闻听微微一笑。“拿笔来！”点点之间一气呵成。华云见状为之倾倒，而这时，闻名天下的王伯安（王守仁的字是伯安，号阳明）先生来访。华云连忙出去相迎，等把王守仁让进客厅，与伯虎相见时，二人都极为钦佩对方。王守仁一看这12幅图也极为欣赏，连忙请求华云和唐伯虎能否拿到自己的船上仔细欣赏。二人刚刚点头，王守仁便抱起这些画撒丫子跑回船上。从早到晚，不眠不休，他写了十二首诗。
后来，华云在《墨缘汇观录》中记载了两位大贤书画共为之后，他的心情：“喜急装潢成帙，时出把玩。夫子畏得辋川之奥妙，而伯安行书磊砢有奇气，且二公人品才地皆天下士也。一旦得成合璧，岂非子孙世世什袭之宝耶？是岁嘉平月十日补蓭居士识……”
唐伯虎和华云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现在的一些有钱的粉丝与自己的偶像间经济互往的关系。华云是唐伯虎的粉丝，因此，唐伯虎遇到什么经济困难，华云都尽力相助。唐伯虎还有一位金主，就是上一篇我们提到的孙育。其实，唐伯虎和孙育、华云之间不仅仅是因为书文画甚至出版业的畅销书——色情小说等产生关系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间还是以志同道合为主，在精神上是同一的。
即使，知识分子与有钱人之间产生关系，也是基于对作品的认可，对才学的敬仰，双方的关系是平等的，甚至知识分子地位更高一些。但是，唐伯虎时代这种关系导致了书画市场假冒伪劣产品、乡村间的“狗头军师”的出现，无不显现出知识分子的精神出现了问题。
唐伯虎与金主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他主要的生存仍然是靠自己，而且不涉及一些过于负面的因素的话，众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底层知识分子与更底层的乡绅恶霸之间的金主共生关系，则会直接影响到底层百姓间的生存。
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的主要攻杀对象一个是官家，一个是乡绅地主，其次就是知识分子了。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如果，知识分子只是一味把责任推到农民起义者身上，而不去反省自身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同情心、廉耻心、公正心而成为共谋的话，那么，老实巴交的农民会将你作为攻击对象吗？
读书人的彻底沦陷——人生的五计、五快活，张岱的奢华生活
无论我们今人怎么说，怎么叙述，唐伯虎之后的知识分子精神萎靡到了什么程度都是不鲜活的，现在我们就摘抄三位古人的典型观点，认识一下唐伯虎之后新时代的优点被糟蹋到了何种地步。特别是张岱的这篇文章，是打开明亡于精神萎靡的关键。
张岱（1597—1684），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明末清初散文家、史学家。主要代表作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石匮书》《夜航船》《琅嬛文集》等。
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呢？其《自为墓志铭》中说：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从现代人看，都会给他七个字的评价：“才子变态的奢靡”。然后，我们再看看他的生卒年，就可以知道，他是明末清初之人，前半生生活在奢靡中。晚年呢？国破家亡，在此情况下，他必然会对如此大变故有一个反思，因此，他在墓志铭中如是说：
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之后，可贵的是他结合了自身的经历，提出了七不解之问：
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则贵贱紊矣，不可解一；
产不及中人，而欲齐驱金谷，世颇多捷径，而独株守
于陵，如此则贫富舛矣，不可解二；
以书生而践戎马之场，以将军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则文武错矣，不可解三；
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谄，下陪悲田院乞儿而不骄，如此则尊卑溷矣，不可解四；
弱则唾面而肯自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如此则宽猛背矣，不可解五；
争利夺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如此缓急谬矣，不可解六；
博弈摴蒱，则不知胜负，啜茶尝水，则能辨渑淄，如此则智愚杂矣，不可解七。
其后，张岱大骂自己，说自己学文文不成、学武武不成，学忠孝仁义呢？又没有自杀殉国的勇气，学啥啥都不成，就是个废物！
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急人可，称之以懒散人亦可。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家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
显而易见，如果你只知道吃喝玩乐而不知贡献当世的话，命不好就会得到现世报，命好者如袁宏道之流，则只知快活，而不知报应二字。
袁宏道的“五快活”理论可以归结为：穿得好，吃得好，玩得好，有使不完的钱，整日妓女相伴、文友相随。他说：
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
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
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
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
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
朱国桢（1558—1632），万历朝首辅大臣，在万历时曾经说过“五计”说，用白话文简单地说就是：
人的一生，少年时有父母的珍视，天真无欲，简直就是过着神仙的生活，因此，是仙计，也就是神仙生活阶段。
20岁以后，就像是商人一样，奋发图强，不追逐功名，只为追求金钱，可以说是追求物质生活的阶段。北宋的朱新仲则认为这一阶段是人人争取自我张扬，奋发图强以建功立业，称之为身计。由此可见，北宋时期和晚明时期知识分子精神上细微差别，但是，后面三个阶段，就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在古代社会最终都将走向负面化。
30岁到40岁，开始利欲熏心，总想官越大越好，奴婢越多越好，子孙越多越好，好处越多越好，这一阶段朱国桢称之为乞丐生活阶段，朱新仲观点类似，但其称为为家阶段。
50岁，则进入了囚徒生活阶段，整日里尔虞我诈，为的就是保住自己的地位。
到了60岁，就进入了行尸走肉的生活阶段了，整日就考虑如何善终，做事不认真，生活随意，开始为了下一代的荣华富贵考虑，做事总想留一手。
唐伯虎是如何与青楼沾上边的
“饥寒起盗心，饱暖思淫欲”，是古代中国人给我们留下的至理名言。当人们脱离了生存需求之后，就会有生理需求。生理需求完成之后，就需要各种各样的需求。
说得很简单，娼妓业的主流除了贫穷女子的民妓外，官妓主要是明朝敌人、本朝罪人的家属及后代。官妓有一种明显的报复心理在其中。
明清时期，南京著名的风月之地有旧院、青溪、桃叶渡和莫愁湖。这些仅是规模较大的。旧院即福乐院，与江南贡院隔河相望，儒士们读书困怠之后，便去那里演绎一下才子佳人的好戏，乃是官妓的大本营。旧院在明末清初被焚毁。十里长的青溪路上遍布着23道美景，地处皇宫附近，乃是南京最大的风月区。
而唐伯虎死后，明朝的娱乐业迅速成长起来，典型的标志之一就是花榜重新盛行起来。例如嘉靖年间的青楼十二钗——刘、董、罗、葛、段、赵、何、蒋、王、杨、马、待。
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就建有十六楼（来宾、重译、清江、石城、鹤鸣、醉仙、集贤、乐民、讴歌、鼓腹、澹烟、轻粉、梅妍、翠柳、南市、北市），而且经常赏赐有功之臣、看中的才子等去楼中玩耍。朱棣更是允许正月十一到二十的十天内，官员放假，有事情写奏旨即可。天下男人皆可作乐快活，“兵马司都不禁，夜巡着不再搅扰生事，永为定例”。
正是因为有皇帝老儿的纵容，南京娼妓业三百年长盛不衰。
说完了南京，我们再看看唐伯虎的家乡——苏州在他的眼中是个什么样子，那里的情况又如何。
唐伯虎对家乡十分热爱，如《阊门即事》（阊门指苏州古城之西门；即事，对眼前事务，情景有所感触而创作）：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
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
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翠袖三千楼上下”很显然指代青楼。本来，青楼这个词是指豪华精致的雅舍，是豪门高户的代称。如《晋书·麹允传》：“南开朱门，北望青楼。”邵谒《塞女行》：“青楼富家女，才生便有主。”到南梁，它的词性向贬义扩张，如刘邈《万山凶采桑人》诗便有：“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倡妾”就是“家妓”，可见妾的社会地位多么低下。
到了唐代，“青楼”作为个体、民营妓院的指代词汇，已经定型。而之所以定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一大批落榜的不如意的知识分子要找心理和生理的寄托，有了文人墨客的加入，自然要多些雅致。因此，到了唐代，“青楼”作为妓院的代称走向兴盛，而妓女除家妓、官妓之外，还出现了个体营业的私妓，这时才真正意义上出现了“青楼妓女”。
无论谁当政，无论这个人多么贤良，不公现象总会存在。以唐伯虎为例，弘治皇帝绝对算是一位有道明君，但在唐伯虎的问题上则不能说他做得没有一丝指摘的地方。这就应了一句古话：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因此，历朝历代，因为不公平现象而导致不能在功名之路上继续前进的知识分子特别多，为此，不如意的他们就不免要去寻找麻醉自己的地方。而这时，青楼就是一个很好的去处。
唐伯虎也不例外，他的诗文书画里便有了大量以妓女做主人公、讴歌对象、描摹主体的作品。世人都说唐伯虎是山水画的代表，但在社会上他却以仕女画闻名。在他的笔下，宫妓、歌女、丫鬟往往带着某种淡定，形象则是江南女子的娇小秀丽，一个个都是小眉小眼瓜子脸，樱桃小口一点点，让观者心生爱怜。而且眼神极为传神，脉脉温情从眸子中闪烁而出。
他的生活环境也对他的天才之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江南吴地自古至今都是文人聚集之地，特别是在经济高度发展的苏杭地区。唐伯虎深为自己所处江南而骄傲，他唱出了《江南四季歌》：
江南人住神仙地，雪月风花分四季。满城旗队看迎春，又见鳌山烧火树。
千门挂彩六街红，凤笙鼍鼓喧春风。歌童游女路南北，王孙公子河西东。
看灯未了人未绝，等闲又话清明节。呼船载酒竞游春，蛤蜊上市争尝新。
吴山穿绕横塘过，虎邱灵岩复元墓。提壶挈盒归去来，南湖又报荷花开。
锦云乡中漾舟去，美人鬓压琵琶钗。银筝皓齿声继续，翠纱污衫红映肉。
金刀剖破水晶瓜，冰山影里人如玉。一天火云犹未已，梧桐忽报秋风起。
鹊桥牛女渡银河，乞巧人排明月里。南楼雁过又中秋，桂花千树天香浮。
左持蟹螯右持酒，不觉今朝又重九。一年好景最斯时，橘绿橙黄洞庭有。
满园还剩菊花枝，雪片高飞大如手。安排暖阁开红炉，敲冰洗盏烘牛酥。
销金帐掩梅梢月，流酥润滑钩珊瑚。汤作蝉鸣生蟹眼，罐中茶熟春泉铺。
寸韭饼，千金果，鳌群鹅掌山羊脯。侍儿烘酒暖银壶，小婢歌兰欲罢舞。
黑貂裘，红氆氇，不知蓑笠渔翁苦？
当物欲横流成为习惯之后，就会迅速形成一种文化圈子。例如文征明及其家族对于当时苏杭盛行的奢侈之风的抵御就很明显。四才子时期，尚有文坛领袖予以对抗，四才子之后则文人几乎全部沦陷。文人才子、官员富商如此热衷于畸形娱乐业，就没有人管理吗？
对于娱乐业工作者的管理，明代开国之初就在南京设立了教坊司，隶属于礼部。朱棣之后，分为南北两京教坊司，主要是教授歌舞和散乐等。教坊司主管乐工和官营妓院，对于民间娱乐业工作者，主要采取了行会管理。
到了正德年间，明政府对于娱乐业的政策开始松动。艺人、戏剧工作者等开始正式成为职业。这时，被社会基本认可的职业是：士、民、工、商、兵、僧、道、医、卜、星命、相面、相地、奕师、驾长、艺人、蓖头、修脚、修养、倡家、小唱、优人、杂剧等。
明朝中后期，娱乐业从业者主要在茶馆、酒楼、青楼、庙会四大固定地点以及堂会这个流动地点进行表演。
明代的茶馆和酒楼遍布于市镇，不但世人开馆，就是一些出家的僧人也开馆赚钱。例如万历四十六年（1618）即有一位僧人开了一家“五柳居”。除了茶馆以外，遍布广大农村地区的茶棚也有娱乐业从业者。茶馆主要是一些戏曲、曲艺工作者。茶棚则主要是曲艺工作者的去处。
青楼更不用说了，明代中后期几乎遍布中国每个角落。而这些青楼女子中也有许多是卖艺不卖身者。
唐伯虎与青楼音乐
唐诗宋词元曲中的“曲”就是散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元曲，只因元朝时散曲盛行而已，多是青楼女子演唱的作品。简单地说，散曲就是民间歌曲小调，经过文人的打磨之后，形成一种固定格式之后的歌曲。元亡之后直到唐伯虎出生前，它都处于衰退期。直至唐伯虎等文人加入，散曲才渐渐复兴起来。到了正德、嘉靖年间，散曲才真正地再次复兴。
青楼的音乐主要是时调小曲，基本上是在民歌的基础上杂糅而成的一种俗曲、时调、小曲、俚曲。其基础是“叶”，比较短小，由两三首曲调（叶）排成的叫“带过曲”。再长些的就叫作“套数”“散套”。套数之间的曲调必须是同一个宫调，既可以叙述故事情节，也可以抒情写景。表演形式是唱，不能有科白，因此，也叫清曲。
主要内容按照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言：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举世传诵，沁人心腑。
在明代，主要传唱的曲牌是《桂枝儿》。根据青楼的两大主顾群——读书人和商（行商）贾（坐商），在演唱风格上是不同的。前者要雅致、有文采；后者要略显沧桑，可更通俗一些。至于一些土娼，唱的曲牌名则是《寄生草》《剪剪花》，内容则较为俗鄙，风格也是大大不同。
同时，青楼业也分派系，例如南京的秦淮青楼，就有南京本地帮、扬州帮、苏州帮三大派系，扬州、苏州争衡。
青楼业对于曲艺、戏曲的推动很明显，甚至对于文学创作都是如此。在明朝发达的出版业中，与青楼相关的各种情色乃至色情作品都有一定的比重。同时，因为唐伯虎等人的加入，促进了民歌小调、散曲等的发展。而昆曲同样在此背景下逐步诞生。唐伯虎等人的贡献，则从青楼逐渐走向了曲艺和戏曲。青楼业日渐成为知识分子喜欢去的地方。
唐伯虎时代少数地区精神萎靡到万历时全社会层面的精神萎靡
与唐伯虎同时期，有位皇家卫队的指挥大人，名叫陈铎，是明朝开国元勋睢宁伯陈文的曾孙，这个人非常喜欢诗书音乐，特别喜欢散曲，擅长弹琵琶，经常在自己的府邸和衙门高歌一曲，许多人都称其为“乐王”。
唐伯虎的号叫六一居士，陈铎则叫七一居士。他喜好与民间为伍，对于市井的许多事都很了解，曾经写有一首散曲，名叫《调把》，就说了当时假冒伪劣产品和以次充好的事情。歌词曰：
好的儿看了，不好的藏着，惺惺伶俐不成交，等愚民乡老。粗毛帽抵了绒毛帽，假材料顶了真材料，烂丝绦换了好丝绦，人里一跑。
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经常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正是在此情况下，弘治皇帝才有了整顿之举。但最终这种趋势无法阻挡，到了万历时期，“笑贫不笑娼”“为了钱可以出卖一切”的思想已经深入整个社会，就是精神的最后堡垒——知识分子也开始沦陷了。还好，一位思想保守的儒家子弟李乐记载了某日自己外出时遇到的情况。
万历年间的苏州城内，铺户兴旺、买卖兴隆。在各色商铺之中，商人、富家子弟、读书人、官员流连其间。举人李乐在书童的几次催促下，终于放下书本来到大街上散心休息。书童李来一边走一边说：“少爷，今天出来可不能白出来呀，再过几天就是老太太的生日了，您可得买些东西呀。龚春瓦瓶现在非常有名，不如买一个吧。”“龚春瓦瓶？什么牌子？”
“哎呀，少爷，您真是读书读死了。龚春、时大彬两个人是现在做瓦瓶最好的两个人，他们做的瓦瓶光滑如玉、细腻温润，每个都能卖到二三两呀！”
“啊？二三两？要知道二三两银子，那可是农民要一年不吃不喝才能积攒下来的呀。这么贵重的东西，咱们买它作甚。”李乐一口回绝。李来听罢，沉思一会儿，又道：“那就买个胡四铜炉或赵良璧锡器，一两银子就行。少爷，人家大门大户都买这些东西，咱们如果没有，还不让人家笑话。”
“不行不行，我们读书人应该俭朴持家。那些奢侈品给人带来的无非是感官享受，它只能给那些内心空虚的人充门面，像我这样自信的人根本用不着那些东西。”
“哼，俭朴现在被人看作是陋习呀。就是那些贫民、农民都买这些东西，咱们能不买？”
“啊？”李乐大吃一惊，“现在的人都这么富？”
“哎呀，他们买的都是假的，样子一样而已。比如何得之扇面吧，那真的扇面可以用数载，是用宣纸做的，假的用的只是普通纸、竹篾而已。”
“哈哈哈，既然天下人都在买假冒产品，我买了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李乐正在说话间，突然，眼见前方红霞一片。李乐仔细一看，发现这片红霞原来是一大群读书人，他们个个身穿红色、紫色的衣服成群结队地去郊外游玩。李乐痴呆呆地看着，“这些非男非女的中性人都是什么人？”
李来一看乐了，“这些人是去参加虎丘书会的。”
李乐听罢，只是轻声叹了一口气，“回吧。”整晚李乐都没有睡着，他在辗转反侧间苦想着：如此下去，世人不知道简朴，全都追逐奢华，仁义礼智信将何处所存。读书人本来应该安守清贫，可如今也追随时尚，唉……
第二天早上，一夜未睡的李乐擦了擦眼泪，不禁吟出一首诗来，诗曰：“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李乐是一位传统的儒家子弟，对信仰很执着。然而，这种人毕竟是少数，根本无法阻挡社会潮流。因为商人势力大增，他们开始由顺从风俗，逐渐变为影响甚至引领风潮。明代中后期的商业非常兴隆，商人出售的产品逐渐超越了日常用品的范围，奢侈品增多，逐渐引领了社会时尚甚至影响了民众的生活。
例如，万历之前制鞋一般都是妇女的工作，万历年间则有了男人从事制鞋业。那时，南京轿夫营的鞋业非常发达。以前的鞋非常笨重，后来出现了比较轻巧的蒲鞋。一位姓史的外地人来到了南京，他用黄草编的鞋非常漂亮，富贵之家争相购买，之后平常人家也买这种鞋穿。
再比如，上海地区原本没有夏天穿的袜子，一年四季都是毛毡袜子，直到万历年间才开始出现布做的袜子。还有其他一些稀奇事物，直至影响到今天的百姓生活，例如吃河豚等。
这些都不是问题，关键是，如果当时的生产力达不到享受这些的时候，将会怎样？
最终，明朝的人将为他们的疯狂付出代价！
自己玩死了自己
明朝的灭亡，首先要怪自己。在虚假的繁荣下，上至皇帝下到普通百姓，都在疯狂地个人着、享乐着、奢侈着。秦淮河两岸的夜生活是多么丰富，晚明时期又出现诸多名妓。据《板桥杂记》透露，晚明的诸多名妓大多命运不济，例如尹春不知所踪；葛嫩先归桐城孙克咸，后被清军捉住，不从毁容后被杀；寇湄先嫁朱国弼，朱国弼降清后归金陵遇韩生，又被抛弃，自此气愤而亡。就是那些跟了贰臣在清初生活的名妓们，又有几人快乐几人幸福？
《板桥杂记·轶事》也有许多案例，讲述晚明妃嫔们的苦难，多人以卖蜡烛为生。徐达的后代魏国公徐青君在明朝奢靡无度，广造亭台楼榭，蓄养名妓，广种花草。结果如何？最终被清兵籍没田产，与乞丐为伍，最终做了“代杖”的营生。也就是，替有钱人打官司，挨板子。
本书并非详述明亡的专著，明亡直接源于农民起义。农民起义之所以兴起，根本原因就在于吏治腐败下朱元璋建立的四大仓制度彻底失效。
朱元璋为明朝设计的各项治国方略，被称为“洪武体制”，它有四大内容，即限制人身自由的户口税收制度；经济方面的开中制；洪武荒政体制；官员薪酬制度。
明初，因为生产力、统治知识和经验的不足，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朱元璋，尽管可以靠前代降臣的统治经验进行政治维持，但毕竟能力较为薄弱，再加上多年的战争造成财政收入锐减、财政支出庞大。因此，一方面，他加大了纸币的发行、开中制的建设等，但这些只是解了燃眉之急，最重要的是对百姓的管理，这才是根本。为此，朱元璋在继承前代将全国百姓分为民户、军户、灶户等不同类别外，还对百姓出行的里程进行了限制。将百姓紧紧地控制在当地，减少不同地区的人之间的交流，从而也就降低了可能的各种事变的发生。
除了限制百姓的人身自由外，洪武体制的另外一点就是官员低薪制。再一点，就是开中制的建设，给予商人一定的经济自由。同时，就是四大粮食仓储制度。四大粮食仓储制度与报灾、勘灾、救灾措施和医疗体制，构成了洪武体制的一大主体——洪武荒政体制。
明朝是一个自然灾害频仍的朝代，据《中国灾害通史·明代卷》统计，水、旱、虫、震、疫、沙尘、风、雹、雷击、霜、雪、冻害等十二类自然灾害，明朝共发生3952次。其中，水灾、旱灾、地震、瘟疫四类自然灾害最为严重。朱元璋对于灾害的重视程度，可以说在整个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几百位帝王中无人能比。因为，朱元璋青年时代所处的境遇，使其对民间疾苦有着深刻的体会，他知道老百姓最看重什么。只不过，他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温饱阶段。以封建社会一个帝王，能够以自己的思想和学习保证二百年的江山稳固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后世温饱阶段后的体制建设，该由后人去解决。可惜，明朝没有这种帝王出现。清朝倒有一位，他的名字叫爱新觉罗·胤禛。
徐光启在《农政全书》卷四十五《备荒考下》中所说：
洪武初，令天下县份，各立预备四仓，官为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就责本地年高笃实民人管理。盖次灾则赈粜，其费小；极灾则赈济，其费大。天下无收则民少食，民少食则将变焉，变则天下盗起，虽王纲不约，致使强凌弱、众暴寡、豪杰生焉。自此或君移位，而民更生有之。朕所以切虑三时，虑恐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民无立命。所以渎听之间，不觉毛发悚然而立，惊畏如是，为此也。四大仓在赈济方式上有所不同：
预备仓（相当于今天的国有粮库，储粮的主体）用于赈粜（粮价上涨时，以平价或低于市价的方式向受灾者卖粮）、赈给（将物品无偿发送给灾民）、赈贷（将粮种借贷给受灾人并设定利息，来年连本付息偿还）。
常平仓（战国时李俚创立，用储粮平抑灾害时的粮价，地方政府的粮库）只用于赈粜。
义仓（隋文帝时创，通常是州县一级，是政府面对百姓的第一线粮库）用于赈给。
社仓（宗族或民间自救组织的粮库，南宋朱熹创立）用于赈贷。
四大仓制度的构建，直接创置了从中央到民间的四层保护体系，可以说是极为稳妥、安全的保障粮食安全的一种方式。但是，自弘治开始，四大仓制度就出现了问题。当正德皇帝下扬州时期，苏州、扬州这些江南城市的救灾已经开始靠募捐了，唐伯虎就加入其中，卖画捐助灾民。本应该由政府负责的事情，却因为吏治腐败、皇帝不务正业，到了求助民间的地步。更危险的是，到了万历末年，政府甚至退出了救灾主体的行列，江南地区许多身处救灾前线的反而是乡绅或商人。
而四大仓制度的衰落，是导致明亡最直接的原因——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
不能不说，最终，明朝亡于民族精神的萎靡，而民族精神萎靡的典型体现就是畸形娱乐业的繁荣。我们并不是说娱乐业不能够发展，因为，娱乐是人的本性，但如果娱乐业发展到了畸形繁荣状态的话，娱乐业就自然成了民族精神萎靡的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