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唐伯虎:真正经篇明朝何以在最富饶强大的时候消亡——虚假繁荣下的自我玩命
明王朝灭亡时,从经济角度讲其GDP在世界数一数二;论军事力量,尽管北有清军,但从双方实力讲,清军进入关内的概率并不高;对外,即使在内部民变风起云涌之下,从北到南也先后击败了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侵略军,明朝的军事实力,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薄弱。
然而,在自然灾害中,几个邮差和秀才振臂一呼,数十万人纷纷响应,被朝廷剿杀了一茬又一茬,起义军竟然越来越多,按照明朝的所谓人口统计看,起义军根本不应该这么多。明朝的人口统计政策失败了,因为它仅仅是缴税人口统计而非真正的人口统计。但是,这些都不是根本的,最根本的是明朝的民族精神已经完全退化,甚至各阶层都出现了流氓化倾向。
朱元璋很早就被人批评为流氓皇
帝,尽管著者很反对这种以出身论为基础的粗暴、武断的评价,但由此得出皇权流氓化,则许多人并不会反对,限于篇幅就不赘述了。而以唐伯虎为代表的儒家子弟开始流氓化更为危险,因为,自古知识分子都是民族精神的最后堡垒。当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内的总体精神负面化的话,那么这个社会转型就失败了。
明代知识分子在自我个性张扬、自我享受、奢侈生活方面,不但深入其中,甚至成了某种推手、积极的推动者。如果说,苏州因为经济发达、传统官场相对北京、南京来说又控制力薄弱,较早地(成化、弘治时期)进入了总体精神负面化进程的话,明朝各地从嘉靖朝开始先后进入各地域的总体精神负面化进程,到了万历中后期,整个明朝都已经进入了这一进程。
例如,嘉靖时期,北京、南京等地的知识分子、文人官员间就有了这样一种风尚——改个号,娶个小,盖一间大房子。前面六个字是明朝人自己总结的,出自万历朝的礼部尚书于慎行所写的《谷山笔麈》,后面则是我自己填的。
从唐伯虎的一生看,完全符合这一历程,苏州文人中也有如此行为的人并不孤立。唐伯虎的号很多;娶个小在当时也大多是青楼之女;盖个大房子,唐伯虎的桃花庵与同时代的文人相比并不寒碜。
到了万历时期,就是非常保守的知识分子,如李乐,都说他有两大愿望,一是科考成功,二是娶一个南京的美妓。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有三愿,一愿封地免税,二愿大屋千仆,三愿娶个妓女。也就是说,到了万历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眼中只有肉欲、物质和社会名望的功名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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