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唐伯虎：影响后世年的经济权臣，也曾写过艳情小说
在海南的历史上，北宋绍圣四年（1097）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大文豪苏东坡被贬到了今天的海南省儋州市。在那里，苏东坡待了三年，他开书院授徒讲课，对海南的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推动。最终，在明朝，海南人才有了一个井喷时期，特别是中后期，在一个叫金花村的地方竟然接连走出两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人物。
丘濬，一位和唐伯虎经历思想极为相似的高官
一个是天下百姓妇孺皆知的清官。明朝论知名度的话，从全国老百姓角度讲，朱元璋最有名，刘伯温第二，第三位恐怕就是这位了，他的名字叫海瑞。王阳明、张居正论全国各阶层知名度恐怕都不如严嵩，更甭提海瑞了。
其实，在海瑞家的不远处，在海瑞出生前93年，这个村子还有一位特别有名的人物出现，他就是丘濬。丘濬生于1421年，也就是永乐十九年，卒于1495年，也就是弘治八年。海瑞和丘濬两个人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二人祖籍都是今天的“鞋都”福建晋江，二是都幼年丧父，海瑞四岁，丘濬七岁。但二人之后的成长就很不同了，海瑞父亲死后海瑞的生活很艰苦，学业也很不顺畅，学习成绩很不理想。丘濬则大大不同，他绝对是“神童”。丘濬在祖父的照料下两岁识字学礼，六岁诗词歌赋出口成章，十三岁熟读四书五经，读书过目不忘。二十四岁时高中解元（乡试第一名）。丘濬与唐伯虎在30岁前的经历颇为相似。
他非常有才，六岁时就写了许多诗词歌赋，一生数万首，不比乾隆少。但因为丘濬比较随性，写到哪里扔到哪里，当时的许多人又没料到这个爱作诗的小孩儿会成为一代伟人，因此，也没有保存。后来，丘濬回忆，他六岁时作的《五指山》是他比较在意的诗：
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
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
雨余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
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
这是一首写景的诗，描写了五指山的美。六岁能作这样的诗我觉得非常不简单了。
那个时候，海南文化相对比中原、华南等地区要落后一些。然而，小丘濬却在诗中说“遥从海外数中原”，傲气十足。小小年纪的丘濬就这么狂。第二年，丘濬上学了，老师考他作诗才能，以八哥为题，丘濬的回答是“应与凤凰为近侍，敢同鹦鹉斗聪明”。可以想见，小丘濬很狂，否则写不出这么霸气、好斗的诗。
丘濬年轻的时候，社会风气已经开始有了一点变化，但还不明显。不像后世唐伯虎时期那样。但丘濬除了没画过春宫图外，基本上也都全了，例如他也曾经是一位通俗文学作家，据说写过艳情小说《花笺记》。但后来，他的功名心超越了一切，自丘濬中了解元之后，连续两次考试都失败了。因为写《花笺记》，他受到天下正统士人的批评，在封建社会，你想做官，性格就不能太各色、太有特点。特别是《花笺记》出来后，这倒霉事儿越来越多，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三俗”总代表。
“细想天上佳期还有会，人生何苦捱凄凉。得快乐时须快乐，何妨窃玉共偷香？”这种思想在现在也不是正经人该有的，更何况600多年前的古人。
在如此重大的压力下，丘濬写了《成语考》一书以求自赎。
丘濬主张经济自由，政府减少干预，最终……
最终，丘濬第三次进京会试成功，于1454年中二甲第一名，成了翰林院的庶吉士。自此，当起了皇帝的御用文人。先后修撰《寰宇通志》《英宗实录》。因个人著作《大学衍义补》获得弘治皇帝垂青，其后又修撰《宪宗实录》《续通鉴纲目》等。
丘濬的主要代表作是《大学衍义补》，该书是他56岁出任国子监祭酒时开始撰写，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到了66岁完成后进呈皇帝。1487年，弘治皇帝看到此书后非常高兴，万历皇帝更是极为重视，亲自为该书作序。从此，该书成为生员科举的必读参考书，许多地方官吏将其作为施政纲领。
有明（儒家认为，只有天下一统的大朝代，才可称“有”，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有”的只是“天下”的一部分，不配称“有”。所以，有资格称“有”的只有汉、唐、明、清。秦、隋之所以不被称为“有”是因为时间太短。宋朝，我个人认为也没有资格被称为“有”）的将近三百年历史里，丘濬的经济思想最为庞杂且重要。他的经济思想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经济自由，皇权、官方都不要去干涉经济，应该任由经济自己发展。他反对加税，反对控制土地兼并，反对官僚商人，反对政府控制实体经济等。他所站的立场，可以套用这么一句话叫“站在富人角度，为国家利益服务”。
丘濬是有明一代的大儒、大作家，经济理论最雄厚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尽管，他没有刘伯温、宋濂、方孝孺、解缙、王阳明等人有名，但实际上，丘濬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明代中后期特别是后期的政治和经济政策。
此公在官场上可谓顺风顺水，一步步平稳升迁。从翰林到内阁成员都是平平稳稳、深受帝王喜爱。可以说，明中后期以后的诸多思想、政策、党争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例如奢侈论、反对皇权官方进入经济领域、全民享乐思潮等都可以追溯到他的身上。诸如王阳明、高拱、张居正、叶向高、李贽等的思想也能从他的身上找到渊源。
下面我们就单独谈一下丘濬的经济思维，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提醒读者：明代中后期发生的一切（好与坏），都可以从丘濬身上找到原因。
丘濬的经济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都非常有争论价值，闪光之处更是可以在今天得到弘扬。目前的凯恩斯主义（国家管控）与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在明代其实就已经展开了。这是明代在整个封建社会高度不同的地方。国家管控自古有之，而经济自由主义与自由经济则是近五六百年才成规模出现的现象。
丘濬庞杂的经济思想在当时的世界无疑属于最先进的思想之一，将其置于当时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行列也不为过，而他地位较高，对当时的精英团体影响极为深刻。综合起来说，他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重经济轻道德。丘濬对空谈道德而轻利益的风气进行了大力批驳。他认为人有追求财富的权利，所以经济工作应该是所有工作的基础。
经济自为论。他最著名的理论就是“相生相养论”，即每个人都必须要从事一种职业产生经济活动，而每个人的经济活动又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统治者的任务就是让每个人都各司其职。但统治者不应该对经济活动进行直接干预，应该坚持“自为论”，甚至对高利贷这种现象也应该放任其发展。可以说，他是继司马迁之后，第一个将“放任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提出来的政治家。
安富理论。然而，“自为论”就必然导致地主的财富积累增速，因此，两极分化问题就出现了。丘濬则公开站在富人的立场上，提出了“安富”理论。他坚称“富民”是国家的支柱。
土地兼并空想论。对土地兼并问题，丘濬仍然坚持“自为论”。然而，土地兼并问题势必影响到国家税收、国家稳定。丘濬在自身思想和国家利益间最终选择了中间立场：对于既成事实的土地兼并不要去管了，以后（某个期限）要严格限制土地兼并问题（按照一丁一顷，超过的人，如果敢再买就夺走一顷以外的其他土地）。
明朝中前期，土地兼并问题已经较为严重。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缴纳田赋的土地850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只剩下了422万顷，50.3%的土地都被兼并了，而这些数字尚未包括一百多年来新开垦的土地。这时明政府内部在经济政策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一种是传统的国家干预，一种是经济自由政策。既然经济自由，那么土地兼并也就可以自由了。
反对官僚商人论。朱元璋父子对于自然经济的支持让农业获得长足发展后，剩余的农副产品开始更多地进入市场，手工业逐渐兴盛，水陆交通网进一步完善，商业随之逐渐兴盛起来。商业、手工业的兴盛促进了城市发展。
而这时，包括皇帝在内的皇权、官僚等对商业、手工业、赋税征收等越来越爱插手。最典型的就是老晋商，张四维家族就是最大的官僚商人家庭。对于商业问题，丘濬特别反对官员经商，他认为官府不应该经营商业，商业应该听凭百姓去经营。官府和皇宫缺什么应该到市场上去购买，不应该靠权力机关去强行掠夺。
反对政府干预，全面退出经济领域论。他的经济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当今的自由经济思想很相似，反对一切干预，甚至囤积居奇等都是如此。在诸如盐、茶等商品上，他还主张政府放弃生产、销售的垄断，只负责监管，包括生产、运输、销售全部由商家进行。
开放海禁论。在交通上，他主张开拓海运路线，并大力支持“开放海禁”，由此，“海禁松弛派”有了可以抗衡“海禁派”的理论本钱。
创建预算制定方式。丘濬还提出了编制国家预算并将预算最终制定成型。他的具体办法是：各部门、各地预计下一年度开支，在阴历十月上报给中央。十二月下旬，户部对其进行调整、平衡后制定全国预算。
世界上首提劳动价值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早于英国威廉·配第的1675年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他的专著《大学衍义补》形成于1487年，而配第的《赋税论》出版于1662年。而且，丘濬的思想明显高于配第。例如配第认为生产金银的劳动可以形成生产交换价值，生产其他商品的劳动则只有在与金银交换时才会产生价值。丘濬则认为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劳动都决定该商品的价值。
国富与民富关系论。在财政收入问题上，丘濬的思想也极为先进。他将财富分为理民之财和生民之财。理民之财是在既有财富基础上进行分配，也就是存量分配；生民之财则是扶助百姓发展生产，促进财富增长，也就是增量发展。
重商主义日渐突显。丘濬非常重视商人，不仅仅是他，弘治年间吏部尚书倪岳也认为通商也可以富强国家。
明代中后期，明政府逐渐采用了“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商人由“民之末”变为与士至少是平等地位的社会阶层。商人之家大多是长子、次子参加科举，三子之后从商。
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一直是官绅共治。在一些家族观念比较重的地区，有些人只知有宗族而不知有国家，宗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例子并不鲜见。同理，家族乃至家庭利益也同样可以高于国家利益。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又造成师生关系与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同样重要。
而当商人与官、士合流之后，就造成了一个极为严重的现象，正如崇祯皇帝所哀叹的那样：“居官有同贸易”。
商人势力在明代之前就已经非常强大，例如著名的陶朱公、吕不韦等。明代最知名的商人首推沈万三。
创建货币并行架构。在货币问题上，他的思想也较为先进。例如他认为货币权必须要垄断，他对于当时铸币权的混乱持严厉批评，他认为铸币权的下放将造成动乱和经济控制权缺失。在法定货币上，他主张铜钱应该作为法定货币，并极力反对纸币，认为用毫无价值的纸币去当货币形同欺骗。显然，他混淆了货币价值和货币价值符号。但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他又不主张废纸币。
因此，他设计了以银为核心的三种货币并行的架构，银用于大额交易，十两以下交易只能用钱和纸币。但丘濬的设想显然不符合现实，但在当时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同僚已属不易。
到了弘治以后，纸币彻底失去了人们对它的信任。在老百姓的心中，只有白银才算是货币。连朝廷官员也普遍认为纸币形同废纸，只有白银才是真正的货币。到了嘉靖年间，成捆成车的纸币无人问津。崇祯十六年（1643），为了解决军饷和救灾资金，也曾想重发纸币。但消息传出后，商家关张、百姓闭户躲避税收官员，军人、官员也拒绝使用纸币，崇祯皇帝不得不将此计划搁置。
纸币不行了，那铜钱呢？明朝前200年的官方铸钱也不过才1000万贯。既然铜缺少，铜钱的作用自然会受到限制，在与纸币、白银的竞争中，自然处于弱势地位，这使得白银最终成了主体货币。
更为严重的是，在白银与铜钱的竞争中，明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主动制造劣等铜钱的行为也是铜钱落败的原因之一。早在天启年间，明政府就将铜七铅三的成祖惯例改为了铜铅各半，最低的时候甚至铜三铅七。凭借这种手段，天启年间南京铸币局的年获利就达12万两。铸息由之前的20%～30%提升到了60%。其后，铜钱的制造质量越来越低劣，到了崇祯年间，本应该是重1钱2分的铜线先是弄成1钱，之后是8分，最终竟然有重不到4分的铜钱出现。
与此同时，民间制造伪铜钱、私铸铜钱等行为也非常猖獗。铜钱根本没有办法成为主体货币，最终导致苏州市民拒用天启铜钱的极端事件。经过长达十个月的抗争，终于争取到了苏州的丝绸、松江的棉布只用白银交税。
丘濬的大部分思想在明代都成了现实，其中既有国家之福又有国家之祸。例如他对于土地兼并问题的放任。其实在封建社会，谁能把握好土地问题谁就能让国家稳定。反之，则会给国家带去危险乃至衰亡。很不幸的是，丘濬虽然在国家经济驾驭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却没能把握好封建社会最基础的问题——“三农问题”。
丘濬的思想无疑是新时代的思想，甚至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然而，他却没有真正的权力，他有的只是建议权、传播权。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苏州越来越富裕，成为当时中国的经济重镇之一，各种万历时代才会出现的问题，在成化、弘治年间的苏州已经出现，到了万历时代甚至成为了普遍现象，新时代的优点愈来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