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唐伯虎：放勒不羁在传统官场下付出的代价
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二月初四，唐寅生于苏州吴县（1995年6月改称吴县市，2000年12月31日撤销吴县市，改设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吴趋里。其父唐广德，母邱氏。那一年，与唐伯虎关系密切的人如沈周时年43岁，吴宽35岁，朱存理26岁，文林25岁，王鏊20岁，曹凤13岁，杨循吉13岁，都穆12岁，祝允明11岁。本年8个月后的11月28日文征明出生。2年后王守仁出生，3年后徐经出生，9年后徐祯卿出生，24年后王宠出生。
明朝的传统官场
唐伯虎青少年时期，其经济发展已经日益脱离了温饱阶段，特别是城市。因此，追求个性解放、享乐思潮的人越来越多。但是，那时的官场商界人士进入的比例还非常小。商人正处于向官场冲击的进程中。封建社会的传统官场主要靠同乡和同年这两个人脉资源。同乡之间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同年考生之间结成一体，成员间互相维护，对其他官员党同伐异。因此，深受民间个性张扬氛围影响的唐伯虎，显然会成为官场的异类。但凡是异类，就会受到多数人的排挤。正如，日后商界大举进入官场的万历中后期，海瑞所处的境遇类似。
唐伯虎的家族有着显赫的背景，在之前几百年间，唐家代代出高人，特别是唐俭，乃是李世民时期“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其功劳之大、声名之盛令后世子孙骄傲无比。然而，唐伯虎这一支却很不幸运，包括他的父亲唐广德已经连续七代都是小市民阶层，更惨的是沦落到“五民之末”的商人。
因此，唐广德从唐伯虎一出生开始，就将改换门庭的希望寄托在了唐伯虎身上。他请大画家沈周教儿子作画，之后尽其全力使其进入了最好的私塾。像所有望子成龙的父亲一样，唐广德倾尽所有为唐伯虎提供学习的环境。就拿唐伯虎的藏书来说，就连官宦之后的祝允明、文征明都为之叹服，惊叹于他的藏书之多、门类之全。可以想见，作为一个小酒馆的老板，没有辛勤劳动、起早贪黑，是供不起如此巨大的开销的。
唐伯虎很自我，五亲俱亡对他有无影响
唐伯虎也特别争气，16岁就考了个秀才第一，大名广播，人人为之赞叹。其后便开始和祝允明等人浪迹市井，而且还成了青楼常客。唐广德为了将理想变为现实，为了让唐伯虎收心，便在其18岁的时候为他娶了徐秀才的女儿，希望用贤儿媳徐氏的温柔彻底改变儿子的行为做派。然而，事与愿违，唐伯虎仅仅是收敛了一年多后，便依然故我——妓院照逛、“伤风败俗”的事情照做。
等待了几年之后（1494），万念俱灰的唐广德发出了阵阵哭号：“还要让我为你做些什么？你才能听我的话！”想了许久，唐广德做了最后一搏——死亡。似乎冥冥中，父亲的死就是为了唤醒最后一条束缚在他身上的灵符——孝。大凡父亲对待儿子的感情如山一般深沉、厚重，更遑论封建社会的父亲，严父慈母是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精准总结。父亲这座大山倒了，希望让唐伯虎这只贪恋地上食物的雄鹰能够展翅高飞，飞入那凌霄宝殿。
然而，代价太大了。唐广德一死，唐伯虎的母亲也跟着走了。一阵慌忙之后，唐伯虎的妻子和儿子相继病故，紧随其后被他嫁到外地的小妹也自杀了。如此之下，唐伯虎苦楚无处诉，行为反而更加怪诞，经常在青楼流连，还经常写诗作画慨叹，但大多都是给了青楼女子。例如：
寄 妓
相思两地望迢迢，清泪临风落布袍。
杨柳晓烟情绪乱，梨花暮雨梦魂销。
云笼楚馆虚金屋，凤入巫山奏玉箫。
明日河桥重回首，月明千里故人遥。
梨 花
一箱朱碧漫粉纭，独惜梨花一段云。
病酒怜春两烛泪，夜深烧烛倚罗裙。
佳人对月
卸髻娇娥夜卧迟，梨花风静鸟栖枝。
难将心事和人说，说与青天明月知。
旧人见负以此责之
门外青苔与恨添，私书难寄鲤鱼衔。
细摺红笺付鲤鱼，梧桐明月共踌躇。
负心说是随灯灭，到夜吹灯试看渠。
上述四首诗，表面上看是对青楼娇娘的迷恋，甚至对她们的心理揣测都非常到位。然而，又有多少人对他的心理进行过揣测呢？他很可能只是在用酒和迷乱来麻醉自己，他有无穷尽的怨恨。用一种沉迷来敷衍凄苦。那个时候的唐伯虎刚刚25岁，从前由于有唐广德的辛劳，唐寅唐申兄弟基本上衣食无忧，而唐广德的去世，则使唐家经济紧张了起来。
唐伯虎一方面要面临养家的压力，一方面又对父亲的死心怀愧疚，纵情风月以逃避现实是很可能的。另外，唐申的身体和持家能力比他还差，这从他五年后远游前给文征明的信可以窥之，他对自己的弟弟能否存活非常担忧，甚至少有的低声下气地求人周济。此种情谊，我们很难想象，五年后他会抛开忍饥挨饿的兄弟独自快乐。如果没有极大的恨（恨天地之不公，恨自己的不孝，恨自己的无能），他显然是做不出来的。
如果不是两个明白人及时出现，恐怕唐伯虎会一生鬼混至老。有些人会疑惑，父母死了他怎么能这样。也许，这仅仅是一种痛苦无法表达的发泄方式而已。唐广德希望他继续考取功名，这个愿望之所以能够实现，一定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好友文征明的父亲文林，他见唐伯虎如此消沉，便写了一首《和唐寅白发》，其中写道：“铿寿今亦亡，回死有余烈。数命人人殊，疾徐付甘节。大冶范我形，坚脆任生灭。”人的命天注定，每个人的命都不同，你今天即使死了，又能怎样，看清了看淡了，想想自己以后的出路吧。自从唐广德死后，唐伯虎便把这位叔叔看作是第二位父亲。他的话，唐伯虎还是听的。
另一个就是祝允明。不久之后，祝允明这位唐伯虎的“精神导师”便来到他的面前，指着他的鼻子说道：“唐寅！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喝死你，一条是实现你父亲对你的期望，你看着办吧！”
好在唐伯虎经过沉迷之后，选择了后者。
人脉在古代是关键
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唐伯虎便加入到了万千考试大军中。1494年五亲俱亡，唐伯虎按照惯例守孝三年，之后于1497年进入府学参加提学考试（即参加会试前的一种选拔考试。秀才要经过这一关名额选拔才可以参加乡试，之后进行会试）。而这时，恰巧碰上监察御史方志这位重德行轻才学的老进士（1487年考中），于是便把唐伯虎和张灵的考试资格取消了。而这时，文征明的父亲文林又帮了他大忙。
文林（1445—1499），字宗儒，因为祖籍在湖南衡山，所以自号“衡山”，在其子文征明出生后的两年（1472年）中了进士。文林起先做了永嘉县、博平县的县令，其后在南京太仆寺任寺丞。做了几年官后，辞职回家。1497年朝廷下旨让他出任温州知府，但他坚辞不受，仍然以生病作为说辞。而这时唐伯虎还没有参加提学考试，便对他进行了劝谏，赠诗《送文温州》（据说这是唐伯虎唯一一首“四言诗”）。这篇诗的序比文更有名，这篇序使文林对他刮目相看。进而才有其后帮助唐伯虎摆平方志的事情。
文林看后非常高兴，便将它给了苏州知府曹凤欣赏。曹凤字鸣歧，别号西野，河南汝宁新蔡人，也很有文采。他不但和文林相交，与沈周的关系也不错。他早就听说沈周有个很好的学生叫唐伯虎，今天一见这篇文章非常惊讶，唐伯虎的才华比自己估计的还要高。
文林知道唐伯虎被方志舍弃之后非常着急，但他却行将赴任，因此，临行前便请曹凤帮忙斡旋。而这时，沈周也开始为弟子的仕途活动，正在家中丁忧的皇帝的老师老状元吴宽（1435—1504，明代诗人、散文家、书法家。1472年会试、廷试获第一，和程敏政一同教授过明孝宗）、正在京中为官的老榜眼王鏊等好友也暗中使劲，最终方志安排唐伯虎进行了一场“录遗”，即补考，由知府曹凤做主考官。这其实是一种隋唐前“九品中正制”的延续，该制度由地方官向朝廷推荐人当官。而“录遗”也是地方官有意为当地的名士开方便之门的一个窗口。可以说，唐伯虎的这次考试并不是太露脸。但他第二年高中解元，将一切遗憾全都扫得荡然无存。
唐伯虎一考就考了个第一名，成为人见人敬的唐解元。前途光明一片，唐伯虎那颗狂傲的心再次从胸中跃出，让世人再次见识到了什么是天才、什么是恃才傲物。
唐伯虎、文征明在1498年共同参加了秋闱，结果唐伯虎高中解元，文征明却名落孙山。唐伯虎起初高兴得手舞足蹈，请他吃饭的人、投怀送抱的美娇娘、溜须拍马之徒，也如过江之鲫一样多得数不胜数。知道结果的当天，唐伯虎便被请去赴宴，还做了一首《六朝金粉福地赋》惹得万千瞩目。回来之后，忽然想到了落榜的文征明，连忙跑回了客店。刚一进去，就听到鼾声大震。挑帘一看，只见文征明正和衣而睡躺在床上。旁边的桌几上放着一张纸，旁边笔墨砚齐全。唐伯虎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客夜》）：
旅馆沉沉睡思迟，新寒自拥木绵衣。
功名无据频占梦，风土难便苦忆归。
弄月谁家双笛细，伴人遥夜一灯微。
男儿莫恃方年少，触事撄愁念已非。
唐伯虎不由心中念道：“哎！唐伯虎呀唐伯虎，你看看征明虽然比你小但却城府更深。如果是我，肯定会大哭一场，可这老兄竟然睡了。”
这就是文征明和唐伯虎的性格区别。伯虎性格豪爽，因此也就不免有些暴躁。而文征明却永远那样深沉，什么事情于他都可以解决。如果打个比喻，伯虎似水，时而湍急时而平缓；征明似山，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乡试之后就是殿试，欢喜之后新的一场挑战近在眼前。他该进北京参加会试了。当亲朋好友们前来送行的时候，祝允明一脸的担忧。
“老祝，你这是怎么了？伯虎得了解元你应该高兴呀！”张灵在旁没大没小地说，本来祝允明收了张灵作为自己的学生。但这两位都一个脾气，只要喝了酒，敢管爸爸叫“哥们”！
“伯虎，祝贺的话朋友们都说了很多，我不想再说了，你的才华和文章大家都是知道的，但世事岂会尽如人意？这是我给你写的一篇东西，你看看吧，希望你多多珍重！”说着，祝允明竟然掉下了几滴眼泪。唐伯虎微微一笑，展开观看（《别唐寅》），只见上写：
长河坚冰至，北风吹衣凉。
户庭不可出，送子上河梁。
握手三数语，礼不及壶觞。
前辕有征夫，同行竟异乡。
人生岂有定，日月亦代明。
毛裘忽中卷，先风欲飞翔。
南北各转首，登途勿徊徨。
“哈哈，老祝，你太多心了。没事儿的，我定会给你们带来好消息。”唐伯虎高声地叫着。这时，文征明也走到唐伯虎的面前，“伯虎，家父昨日来信指出你一个毛病，作为朋友我不能不提醒你！”“哦？伯父大人有何指教！”唐伯虎说着躬身施礼，他对于文林的话还是非常重视的。
其实文征明并没有实话实说，文林主要是因为儿子文征明落第，所以来信劝诫儿子不要灰心，唐伯虎只是顺便说说而已。他的原文是“子畏之才宜发解，然其人轻浮，恐终无成；吾儿他日远到，非所及也。”意思很明白，日后你会比他强。
“伯虎，我父亲说你做事欠稳重，好冲动；做事过于高调，而不知收敛。以你的才华，会试高中状元都有可能。然而，这个时候你更要虚心。”文征明说着，唐伯虎点着头，连连称是。
祝允明看着唐伯虎的表情，那张表情是那么熟悉。唐伯虎、祝允明、张灵、文征明四人经常在一起，文征明老成持重没人敢随便和他开玩笑，而其他三人经常被他教训。被教训的时候，三人都会点头称是，但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但在今天，祝允明觉得唐伯虎有些过了，喜怒形于色，志得意满的表情显露无遗，因此，他立刻拍了拍唐伯虎的肩膀，“子畏，临行前，送你几句话，望你珍重！”“夫谓千里马者，必朝吴暮楚，果见其迹耳。非谓表露骨相，令识者苟以千里目，而终未尝一长驱，骇观于千里之人，令慕服赞誉，不容为异词也。”《与唐寅书》
这些话，表面上是在说：千里马一日千里并非是看表象，否则伯乐也需要有千里眼了！千里马乃是从骨骼（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气质）上看。祝允明用千里马的事例劝诫唐伯虎为人不要过于张狂，要学会内敛。然而，令祝允明失望的是，唐伯虎还是没有听进去。
在众人的担忧下，冒着北风，唐伯虎上路了。虽然对于南方人来说，北方越来越冷，然而此时的唐伯虎却极为高兴，因为他获得了主考官梁储的好感。而梁储这个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人那是不遗余力的支持，唐伯虎为此非常感激他。因为他听说梁储回京后，不断向同僚宣传唐伯虎的才气，自己未到北京其名声就已经鹊起。再加上同乡前辈吴宽、王鏊等人在旁点头赞誉“梁储所言非虚”，那个时期两大文豪李东阳和程敏政对其都是青眼有加。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牢狱之灾。
新时代的个性张扬——替死鬼，为唐伯虎挨了一刀
漆黑的夜，发霉的稻草，沉重的镣铐，腥臭的躯体……这一切，本来都与才子无涉。然而，历朝历代的文学巨擘却大多承受过如此劫难。此刻的唐伯虎迷茫无助，他的书画不会让他有牢狱之灾，他的诗词虽有些放浪但也不至于让其身陷囹圄，能够让其遭难者唯有人心。
但凡有冤者一进这个地方，总会高喊着：“我冤呀！”并且一喊就是几天几夜，尽管被打得皮开肉绽，尽管被连连呵斥，尽管同号的狱友不停地规劝与戏谑也不能阻止他喊冤。没几天，唐伯虎的嗓子就哑了，甚至咳出了血丝。他不明白，自己不就是经常拜访“恩师”吗？自己不就是表现得“高调”了吗？难道凭这些就可以判定自己有罪？
身处牢笼中的唐伯虎
此刻的唐伯虎落下了眼泪，他觉得对不起死去的父母、妻儿和妹妹，因为，他辜负了他们。这个时候，他忽然想起了三年前的福建之行。他忽然理解了“九鲤湖祈梦”的实质，猜出了梦神给自己的忠告；更理解了祝允明、文征明在临行前的种种忠告。人在逆境中往往喜欢胡思乱想，唐伯虎也不例外。“九鲤湖祈梦”就是其中之一，它发生在1496年，即弘治九年。
福建九鲤湖祈梦，发端于唐代中后期，到了宋代祈梦成为时尚，何氏九仙也就成了我国民间历史最长、影响最广的司梦神，同时也是被唯一公认的梦神。
唐伯虎之所以前往福建祈梦，主要原因是好朋友都穆的影响。好友都穆因为生于贫困之家，加之科举不利，年龄越来越大却一事无成而非常着急。因此，一听说九鲤湖祈梦灵验无比，便求一位姓黄的朋友带他去祈梦。
都穆为何不自己去？原因很简单，没有路费去不了福建。为此，他便托那位姓黄的朋友带着都穆的锦囊，内装他要对梦神说的话前往福建的时候拜祭拜祭。后来，黄姓朋友在九仙祠中将带着梦话的纸条焚烧，最终得了六个字：在何处？嵯峨高。
唐伯虎、文征明、张灵等一干才子，和都穆一起猜呀猜，可最终仍是猜不透神仙的葫芦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位何姓巡抚看到了都穆的文章大加赞赏，由此，都穆由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一跃而成为路人皆知的才子高人。
“原来，‘在何处’是指继续走科举之路，进入官场”，都穆和唐伯虎等人这才明白前一句三个字所指。后来，“嵯峨高”的含义也明白了。在唐伯虎等人算来，弘治八年（1495）都穆乡试中举。阅卷老师乃是山西人高士达，他在山东做官，都没离开“山”（即太行山），“嵯峨”就是山嘛！更重要的是梦连贵人姓什么都说了出来。
其实，祈梦这种事情完全是巧合，乃是一种胡猜乱扯。后来，唐伯虎又于明弘治九年（1496）为功名事祈梦九鲤湖。在梦中，他看见一位身着金盔金甲的壮汉，手持万千墨斗朝着唐伯虎走来。唐伯虎刚开口要询问“大仙儿何事？”那将军却突然间不见了。正在他狐疑之际，一阵寒风吹到耳边，他打了个喷嚏，醒了……对于祈梦这件事情，我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五百年前的古人不可能有今人的科学思想，迷信迷信也是正常的。
让他搜尽肝肠的梦语，如今在狱中参透了。他离那象征着文坛领袖的万千墨斗，虽然很近但却无法捕捉到，这就是在说“状元”“科举”终究是一梦难圆。如今他明白了，才子未必和科举有缘。而那个金甲将军就是去年差点杀死他的指挥使。对，一切都是冥冥之中注定了的。因此，唐伯虎决定保持沉默，一切听天由命。
差点杀死唐伯虎的指挥使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唐伯虎中了解元后，在一位权贵的邀请下，他在酒宴上忘乎所以，技压群儒，文惊四座，惹得众多红颜垂青。可巧，有一位指挥使的女儿看中了唐伯虎，尾随他到了一个胡同，将一个纸团扔给了他，私约次日晚在林中相聚。
唐伯虎为人诙谐，尽管人近而立却仍有些孩子气。把玩良久之后，随便扔到了一边后便睡下了，可巧被一位刚认识的朋友看见了该张纸条，捡起来一看欣喜若狂，忙顺手牵羊而去。而第二天，唐伯虎再次赴宴，因为吟诗作对煞是投脾气，这一高兴便忘记了赴约会，等喝完了酒这约定的时间都已经到了。回到客栈，则又因为酒宴上的潇洒，使他迅速进入梦乡。
当清晨的寒风吹醒他的那一刻，他才想起忘了昨夜的浪漫之约。他立刻飞身上马，向着记忆中的约会地狂奔，然而，离此尚有一里时便看到前方灯火通明，哭声、咒骂声此起彼伏。围观群众不敢上前，都离着老远，时不时地还有兵士走来走去。
唐伯虎连忙询问，有好事之徒绘声绘色地告诉他：“哎哟，这可了不得了。指挥使大人的女儿去偷情约会，不想被知道了。指挥使大人勃然大怒领兵到了这里，不管三七二十一提剑就杀了那两个人。哎呀，真是太狠了。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放过。”
唐伯虎听罢，先是惊惧，之后便是狐疑。惊惧的是幸好不是自己，狐疑的是被杀死的两个人是谁？莫非还有另外一对儿痴情怨女？好心情被打乱之后，唐伯虎回到了客店。这时，他才发现，他的那位好朋友正好不在，自己的那张纸条也不在。顷刻间，他有了一种预感：也许是那位朋友拿走了纸条冒名顶替而去。
果然，后面的情节被他猜中了。果然是朋友被杀，而自己险些丧命。人的命，天注定，既然上天早就注定我有此一难，多说无益，多说无益。唐伯虎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般，低着头坐在了牢房内。
然而，这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吗？
身在牢中的唐伯虎，托起了锁链，那上面沾染着自己的皮肉和鲜血。“衙门口冲南（难）开，有理没理拿钱来！”这句话的真谛，唐伯虎在被关押两个月后真切地理解了。若不是苏籍官员们相助，恐怕自己早已经被狱卒打死了。据同号的人说，若不给钱，在饭里给你加些沙石那还算客气的，找个机会把你狠揍一顿，或者关进一些有强悍狱霸的牢房关照一声，把你整治残了都算轻的。
听着这些话语，唐伯虎的心和身都在颤抖。若不是在朝为官的同乡吴宽托人捎话，唐伯虎的皮肉之苦会更甚，即使如此，这里的遭遇让唐伯虎20多年后都惊惧不已，还写下了“二十年余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惊得他浑身是汗。
“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涕泗横集”说得很清楚，唐伯虎受了很大的屈辱和折磨。什么原因使他有此一难呢？这还要从他的性格说起，正如我们常人所说的“性格决定命运”。
封建社会的官场就要低调
“我冤呀！李东阳、程敏政等人的家中，我确实经常去，但到那里只是聊天，向老前辈们请教学问，从来没有探听过什么考题。即使徐经真的打探了考题，与我何干！又听说，是都穆告发了我，可能吗？不可能的，他是我的好朋友。时也，命也，怪不得旁人！”
此刻身处在牢房的他和当年的楚霸王项羽有些相似，高叫着“时不利兮骓不逝”“天之亡我”。唐伯虎可能不会意识到，即使没有朋友的背叛与告发，他终将会与官场无缘，因为他的个性太强。
至于许多人所说的“风流”，其实是个不算问题的问题。诸如娶了九个妻子、寻八美、唐伯虎点秋香等风流韵事，基本全是后世托名所为。
唐伯虎最致命的缺点还是为人狂放不羁，而且文艺气质太深。文艺家显著的特点就是孩子气、脾气暴躁、极强的自我认同感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好吹嘘。
是因为有这样的特点，他才经常和徐经一起拜访高官显贵。他高度的自我认同，使他认为早晚要登天子堂，何不趁现在搞好关系？然而，就在二人的高曝光率下，一团乌云也压城而来。正如后来唐伯虎给文征明的信中所说“墙高基下，遂为祸的。侧目在旁，而仆不知；从容晏笑，已在虎口”。
当唐伯虎顶着“解元”之名来到北京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会元”“状元”必属于唐伯虎。如若成真，唐伯虎将成为明朝第三位“连中三元”的大才子。然而，命运却使他遭受了一次重大打击。他因为“考题泄露”被抓进了监狱，时间是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唐伯虎经历的挫折与苦难成就了他在文学上的辉煌。假若他真的“连中三元”，他可能和一千多年的科举史上其他17位“连中三元”的才子一样，淹没在茫茫人海中。如今，除了骨灰级的历史爱好者外，还有谁知道张又新、崔元翰、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若叟、冯京等人的名字？“连中三元”如何，“连中四元”又如何？清朝顺治年间的王玉璧号称“武四元”，而今又有多少人知晓？
在狱中，唐伯虎也在反思自己，他太招摇了！他忘记道家老子的至理名言“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他更忘记了民间俗语的教诲“出头的椽子先烂”。
唐伯虎喜欢唐朝，仰慕唐朝诗人。巧合的是，他的命运也与唐朝的一些诗人类似。当年，唐朝诗人孟郊曾写下《登科后》一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首诗的意思是：过去那种穷困窘迫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今天我高中了进士，才真正感到皇恩浩荡。我快乐地骑着马儿奔驰在春风里，一天就把长安城的美景全看完了。诗人把中了进士后的喜悦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成为千古名句。
然而，也因为这首诗，后人批评他得失之心太重。暂时的成功就得意忘形，竟然要“一日看尽长安花”，而好花既然一日便看尽，那美丽自然短暂，他心心念念的前程也到此为止了。据说，皇帝看到此诗后勃然大怒，认为孟郊“为人轻浮不堪大用”。皇帝对他的差评使孟郊终生不得志，最高只混到个县长之类的小官。
而唐伯虎同样有这个缺点：为人轻浮。
与他同一年参加乡试的徐经（名列第41名）和唐伯虎一同进了京城后，首先便面见了梁储，梁储非常高兴，带着他们去见了许多同僚。由此，造成众人对唐伯虎的猜测。唐伯虎高中解元之后，便给主考官梁储写了《领解后谢主司》一诗：
壮心未宜逐樵渔，泰运咸思备扫除。
剑责百金方折阅，玉遭三黜忽沽诸。
红绫敢望明年饼，黄绢深惭此日书。
三策举场非古赋，上天何以得吹嘘。
表面上，唐伯虎非常谦虚，其实却是十足的狂傲，不改文人的秉性。玉遭三黜说的是当年唐伯虎被方志刁难的事情。“红绫饼”则是用典，当年唐昭宗光化年曾赐新科进士红绫饼。最后两句更是狂傲自大，称自己立刻就会登顶高峰，直接杀向状元殿。
正是因为唐伯虎认为以自己的才华当个状元没问题，那么，何不提前和同僚打好关系呢？他才以敲锣打鼓的方式拜访官员们。正是因为唐伯虎轻浮地四处炫耀才华，才惹得众多小人侧目横眉。可以说，即使没有这次弊案，唐伯虎的为官之路也不会顺畅。因为他的性格并不适合四平八稳的官场。
唐伯虎虽然为人高调，但是他没钱，想张扬也只能说说大话，气气同期的举子们。那这个作为口实，根本触碰不到法律。可惜，他和有钱人徐经成了好朋友。
商业势力开始向权力场冲刺——唐伯虎与徐经
唐伯虎与徐经的关系，其实就是典型的商业势力开始进入官场的例证。商业势力向官场进军的事实很多，但真正留下证据的，要数嘉靖、万历时期的抗倭名将、兵部左侍郎汪道昆（1525—1593）在其著作《太函集》中记录的一位本家教育子女的谈话。他是今天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因此属于徽商系统的官员。他的那位本家是这么说的：
吾先世夷编户久矣，非儒术无以亢吾宗，孺子勉之，毋效贾竖子为也。
从这可以看出，在巨商眼中，商人的身份仍然是一种耻辱，是“竖子”，只有学了儒术做了官，才是真正的光宗耀祖。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非常令人同情。人一出生就因为从事的职业而被人看不起。这是不对的。新时代有很多很多值得夸耀的地方，就是将金钱作为评价人的基础，其他诸如身份等级全部被废弃掉，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问题是，仅仅是金钱好吗？新旧时代只有融合并达到一种妥协才是进步的。而这就需要引导，唐伯虎倒霉就倒霉在明朝的皇帝很少有人出来做引导，偏偏被唐伯虎碰到一位愿意进行引导的皇帝。他就是弘治皇帝。
弘治皇帝对于商业势力扩张进行了一种本能式的自主抵制，他对于商人仍然保持着一种警惕。然而，身处苏州经济发达环境的唐伯虎，却对商业势力毫无排斥之心，要知道，唐伯虎本身就是小商人家庭出身。
关于唐伯虎与徐经的结识，有三种说法。
一种，两人在赌场结识，成了好朋友。进京路上相遇后便结伴而行。
一种，两人之前根本不认识，因为唐伯虎的才名，徐经对其刮目相看、百般殷勤，甚至承担了路上的全部花销。
民间还有一种说法，说徐经乃是唐伯虎的大舅哥，因为，他的妻子姓徐。然而，这种说法基本属于道听途说、闲人野话之列，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前两种说法，则相对可能性大一些，二人之前根本不相识一说，最为可靠。
徐经，字衡父，又字直夫，自号西坞，乃江阴（今江苏省江阴市）巨富。从小生于蜜罐子中的徐经，出门在外都会带上好吃的、好玩的，甚至有些像周星驰演的《武状元苏乞儿》一样，进京的时候恨不得把自家的房子、大树也带着。徐经这次进京会试便带了几名戏子，一路上甚是惹人注目。
与唐伯虎相遇后，闻听这便是唐解元，立刻生起结交之心。唐伯虎也是个好交朋友的人，与徐经一见如故。到了京城，两人一个有财，一个有才，“出双入对”，拜望达官显贵。
俗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当唐伯虎风光无限的时候，包括都穆在内的朋友，许多人都对其冷眼旁观。“哎，看没看见，今天这两人去了主考家里！”“哼，人家是谁呀！唐解元、徐财主！”……
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当程敏政判卷之时，忽见两篇好文，非常贴题。这次考试，程敏政和李东阳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找一个比较偏的题目，最终他们商定了这个题目：
问：学者于前贤之所造诣，非问之审、辨之明，则无所据以得师而归宿之地矣。试举其大者言之：有讲道于西，与程子相望而兴者，或谓其似伯夷；有载道而南，得程子相传之者，或谓其似展季；有致力于存心养性，专师孟子，或疑其出于禅；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夫此四公，皆所谓豪杰之士，旷世而见者。其造道之地乃不一如此，后学亦徒因古人之成说，谓其尔然。真知其似伯夷、似展季、疑于禅、疑于老者，果何在耶？请极论之，以观平日之所当究心者。
（选自《篁墩文集》卷十）
这个考题很偏，许多人都不知道用典何处，所以，许多考题答得驴唇不对马嘴。考题中“旷世而见”的四位“豪杰之士”，乃指张载、杨时、陆九渊和许衡。“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是说许衡，典出元朝儒生刘因的《退斋记》。
许衡（1209—1281），字仲平，怀庆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学者称鲁斋先生。初学佛道，后为程朱理学代表。元至元七年（1270），因上书“论列阿合马专权罔上，蠹政害民”，世祖忽必烈不听，之后便“谢病请解机务”，然仍受命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专门教授蒙古子弟理学。而刘因（1249—1293）对许氏自请罢中书执政而就国子之举，甚为不满，故作《退斋记》讥讽许衡。
知道了这个典故，考生才能以典故为基础答题。看到这两篇好文章，程敏政忽然想到，在没有当考官前，曾经和唐伯虎、徐经说过这个典故。因此，他立刻对旁人说：“这两张卷子一定是唐寅和徐经的。”
此言一出，就像是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京城。顷刻间，流言四起。本来，乡试的时候太子洗马梁储就四处夸奖唐伯虎，说新科状元必属唐寅，还向主考官程敏政进言“仆在南都得可与来者，唐寅为最；且其人高才，此不足以毕其长，为君卿将异之”。
再加上徐经、唐伯虎高调进入京城社交界，还多次拜望程敏政、李东阳等，朝堂内的许多官员对此都狐疑不止。
之所以要说“风闻言事”，其实是为了给唐伯虎案件中的“检察官”说说话。
至今仍然都有许多论者对户部给事郎华昶等言官的举证不仔细进行鞭挞，说他们误了唐伯虎等人。然而，对熟悉历史特别是监察史的人来说，华昶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自武则天正式提出“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得互相弹奏，率以险诐相倾覆”以来，“风闻言事”就成了言官的通行做法。
而“风闻言事”的存在对揭露官员各种腐化、劣行十分必要。官员的亲属、奴仆对外无意间的讨论常常会涉及一些官员的劣行，这些言论传播到民间后会受到监察御史的注意，监察御史会向上报告民间的言论，至于所言之事是否是真的，则由监察机构去考察。
华昶的问题就在于他太绝对了！把问题说得太严重了！
国家求贤，以科目为重，公道所在，赖此一途。今年会试，臣闻士大夫公议于朝，私议于巷：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心市井。士子初场未入，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二场未入，而表题又传诵于外；三场未入，而策之第三四问又传诵于外。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夺其魄，或先以此题骄于众，或先以此题问于人，此岂科目所宜有，盛世所宜容？
陈待罪言职，有此风闻。愿陛下特礼部场中朱卷，凡经程敏政看者，许主考大学士李东阳与五经同考官重加翻阅，公为去取。俾天下士就试于京师者，咸知有司之公。
此言一出，弘治皇帝立刻下令将徐经、唐伯虎押入大理寺。更关键的是，此时，朝堂上有人想将程敏政取而代之（翰林院副掌院傅瀚），而程敏政平日里自负才学甚高看不起同僚（史载他“才高负文学，常俯视侪偶，致为人所嫉”）。所以此案一发，很多同僚都坐视不理。
可以想见，在苏籍官员和程敏政等人的政敌的唆使下，徐经和唐伯虎受到了怎样的折磨。最终，徐经招供，说买通了书童得到了考题。皇帝此时命当时的第一主考、文坛领袖、大学士李东阳查看卷子，着手调查程敏政是否挟私。
李东阳奉命会同五经同考官审查程敏政看过并拟取中进士的朱卷，结果徐经、唐寅的卷子并不在其中。李东阳便上奏：
日者给事中华昶劾学士程敏政私漏题目于徐经、唐寅，礼部移文，臣等重加翻阅去取。其时考校已定，按弥封号籍，二卷俱不在取中正榜之数，有同考官批语可验。臣复会同五经诸同考连日再阅，定取正榜三百卷，会外帘比号拆名。今事以竣，谨具以闻，幸下礼部看详。
（《明孝宗实录》卷一四八）
然而，久在官场的李东阳却不下结论，他说：
尚书徐琼等以前后阅卷，去取之间及查二人朱卷未审，有毙与否俱内帘之事，本部无从定夺。请仍移原考试官径自具奏别，白是非以息横议。
（《明孝宗实录》卷一四八）
皇帝听罢大怒，唐伯虎的处境变得不妙，“得旨华昶、徐经、唐寅皆被锦衣卫执送镇抚司，对问明白以闻不许徇情”。
其后，以文叙伦、王守仁为首的三百名进士参加殿试，由刘健、李东阳、谢迁、李杰、焦芳、王鏊、周经、马文升、白昂、徐贯、闵珪、焦芳詹、屠滽、元守直、王轼为殿试读卷官。
唐伯虎被人误会，其实并不冤
会试的事情完了，唐伯虎的案子却陷入了两难境地。该如何办？
徐经是有钱人，唐伯虎与主考官特别是程敏政、吴宽、王鏊等人关系很好，特别是后两个人还是他的同乡前辈，既有钱又有人。难怪令人怀疑他们徇私舞弊。
其后，工科给事中林廷玉上奏，提出了解决办法。这在《明孝宗实录》卷一四八中有所记录。
工科都给事中林廷玉，以尝为同考试官与知内帘事，历陈敏政出题阅卷取人有可疑者六，且曰：“臣于敏政非无一日之雅，但朝廷公道所在，既知之不敢不言，且谏官得风闻言事。”曰，“昶言虽不当，不为身家计也。”今所劾之官晏然如故而身先就狱，后若有事谁复肯言之者。但兹事体大势难两全，就使究竟得实，于风化何补。莫若将言官、举人释而不问，敏政罢归田里。如此处之，似为包荒，但业已举行又难中止。若曰朋比回护颠倒是非，则圣明之世理所必无也。
简单地说，林廷玉开的方子就是：言官“风闻言事”是法律赋予的权力，不能因此治罪。如果治罪了，以后再有贪赃枉法的事情，谁还会举报？要知道官员的坏事往往是从民间先传来，其后官员才会重视。然而，既然是“风闻言事”就会有搞不清楚的地方。科场舞弊这件事情全天下的士子都知道了，而且都担心官官相护把这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为了维护皇帝您的尊严，为了维护考试的尊严，只能牺牲程敏政和两位举人了。
林廷玉说完之后，给事中尚衡、监察御史王绶等人，纷纷上书要求释放华昶，逮捕程敏政。其后，徐经开始抗辩，说华昶“挟私诬指”。程敏政也上奏要求和所谓的证人对质。就在双方争辩的关口，风向立转。徐经承认送了程敏政金币，于是左都御史闵圭等众人，再次要求逮捕程敏政。这时候，弘治皇帝将奏折扣了十多天没准奏。这一下，几乎所有言官都齐刷刷地要求皇帝逮捕程敏政。
最终皇帝没有办法，拖了足足两个月，终下令将程敏政缉拿归案。
到了六月份，华昶带着他的证人与程敏政在午门对质。对质双方为：程敏政、唐伯虎、徐经等人和华昶、无锡举人方学等人。
最终经过多部门会审，由闵珪牵头查证，徐经供认：
来京之时，慕敏政学问，以币求从学。间讲及三场题可出者，经因与唐寅拟作文字，致扬于外。会敏政主试，所出题有尝言及者，故人疑其买题，而昶遂指其实。未尝贿敏政，前惧拷治，故自诬服。
用现代文来说就是：徐经和唐伯虎来到京城后，二人敬慕程敏政的才学，向他求学并谈及可能的考题会是什么（那时，程敏政还不是考官，考官名录未发）。因为明朝官员工资低，许多人都干兼职，程敏政看中徐经的钱便教二人学问，做起了“猜题老师”。这个其实很常见，上过学的人都知道，每到中考、高考、自考，老师们总是根据历届考题猜题，程敏政也是如此。只不过猜题太多，等后来真的成了考官之后，他也忘了自己猜过什么题。
因为后来徐经与唐伯虎根据可能的考题进行了试卷模拟。而这些他们都没有避讳，都对外进行过宣讲，与好朋友谈及过。前者之所以供认程敏政卖考题，乃是受了拷打所致。
唐伯虎供认：自己确实给程敏政送过礼，但却是为了请程敏政给自己的伯乐梁储写饯行文章，因为梁储要“外放”做地方官。对于这个礼物是什么，历来说法不一，《二科志》和《尧山堂外纪》都说是“持帛一端”；而王世贞却说送了“一金币”。
如此，案情大白，华昶“言事不察实”有过；“（徐）经（唐）寅等夤缘求进（即溜须拍马以求得官）之罪”。弘治皇帝命“轻罪重罚”，具体如何判处由闵珪等人拟定。最终结果出炉：程敏政退休；华昶调南京太仆寺任主簿；徐经、唐寅皆废功名，交了罚款后去当吏役。皇帝准奏。如此，徐经、唐寅就将永世不得为官。
程敏政出狱后，愤懑不平发痈而卒。也有人说他被一些人羞辱，吐血而亡。
唐伯虎出狱后，被谪往浙江为小吏。正如他在《与文征明书》中所说“士也可杀，不能再辱”。唐伯虎知道了这个任命后便挂冠而去。
徐经自此走上了8年上访路，他屡次说“我是屈打成招的”，最终被平反，其后亡故，享年35岁。
官员开展副业已经成为常态
对于唐伯虎是否作弊，历来就有争论。有的人说唐伯虎很冤，徐经虽然可气但也冤，乃是政治纷争让他们受了苦。当然，也有人认为他们不冤，原因很简单，程敏政名声不好，徐经才学一般，富人买题很正常，唐伯虎才学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明朝开国之后就立了低薪的顶层设计，如果按照国家规定去生活，明朝官场个个都是穿补丁官服，上下朝走着去走着回，晚上吃糠咽菜。到了晚明，基本上连生存都无法保证。
因此，明朝官员贪污很正常。像程敏政这样的官员，经常给学生猜题赚钱，其他官员又都有自己的副业来源。官员们特别是教育方面的官员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副业是润笔费。何为润笔费？就是为人作文绘画所取得的酬劳。该词出于《隋书》，说的是隋文帝让内史令李德林拟订升迁郑译为刺史的诏书。但李德林慢慢腾腾就是不动笔。隋朝统一天下的第一功臣、丞相高颎便笑着说：“莫非内史令想跟你要润笔费？”郑译道：“我初为地方官，拄着拐杖回朝，从来没得过一分钱，哪里有润笔钱呀！”
名词的出现往往在现实事件形成一定规模之后，所以，请人家写东西给钱早就有了。宋太宗甚至专门立下了润笔钱的规矩，有劳有得、多劳多得。
但是，南宋灭亡之后，元明时期，随着朱熹理学的壮大，这种收取报酬的思想被许多人视为对文人的侮辱。特别是商人的邀请。
例如，无锡人王绂在洪武、永乐时期书画一绝，一次见某位商人举止谈吐儒雅，便送了一幅画。这位商人看后非常高兴，便给钱请求再画一幅，结果王绂把之前的画要来撕毁之后，把钱扔给了商人。许多文人学士送人书画无数却分文不要，即使要也要得非常低廉。丘濬的思想很前卫了吧，而且对商人也很支持。他的书法很好，但别人跟他要，他是要看这个人的品行、职业的，你就是再有钱、给再多的钱也不给。但是，此时的丘濬已经属于异类了。因为，英宗天顺年间收取润笔费的情况已经较为普遍了。
到了唐伯虎出生时的成化年间，润笔费已经极为普遍，就是清官廉吏也都认为润笔费很正常，是一项弥补工资的重要手段。有才能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更免不了会出现贪腐的行为，借机行贿的事情更是其衍生物。按理说，以唐伯虎的才学和知名度，润笔费一项基本就可以使其衣食无忧，但是，很不幸的是，唐伯虎过于逍遥，使得其理财能力极弱。
祝允明甚至管润笔费叫作“精神”。没有“精神”怎么有精神作画呢？祝允明和唐伯虎像极了明王朝，虽然有钱，但吃喝玩乐、挥霍无度，一切都灰飞烟灭了。
润笔费行为，进而催生了书画交易市场。许多老百姓都加入其中，如果遇到名人，总要借机会讨些书画用于交易。唐伯虎就曾在一次下雨时，躲到了一个皂隶家中，结果皂隶向其索要书画。
但是，唐伯虎在写墓志铭等吹捧文章、诗词的时候，对于润笔费的要求相对比书画更高。类似于唐伯虎、文征明这样的中下级文人追求润笔费也无所谓，按照他人的意志去写东西也无妨。然而，如果是官员的话，问题就严重了，在书画市场上的腐败越来越严重。严嵩就是很明显的例证。当然收取润笔费的人也未必都是贪腐，例如，海瑞就收取过润笔费。
由此可见，经济大潮中，官员的为官品德是关键，金钱的腐蚀其实是次要的。
唐伯虎科考舞弊案一出，便有人提出质疑，对唐伯虎表示同情，例如当时的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吴宽即致函浙江幕府（即唐伯虎赴任的地方长官，文征明父子也写过书信与他讨论唐伯虎被陷害的事情），称：
今岁科场事，累及乡友唐寅。渠只是到程处为座主梁洗马求文送行，往来几次。有妒其名盛者，遂加毁谤。言官闻之，更不访察，连名书内。后法司鞫问，亦知其情，参语已轻。因送礼部收查发落，部中又不分别，却乃援引远例，俱发充吏。此事士大夫间皆知其枉，非特乡里而已。渠虽尝奏诉数次，事成已无及矣。
也是苏州人的，该科殿试读卷官王鏊，时任吏部右侍郎，也说“横遭口语，坐废”（见《震泽长语》）。
另一位读卷官焦芳[1434-1517，字孟阳，泌阳（河南驻马店地区泌阳县城南草店）人。明天顺八年（1464）进士。他在正德元年（1506）任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武英、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在正德年间主修的《孝宗实录》上也说“有知者至今多冤惜之”。
尽管人们同情唐伯虎，但是，对于平常百姓来说，还是大多相信有弊案存在的。唐伯虎、徐经等人并不像徐祯卿、张灵那样出身草根。前者因为有才与众多苏州籍高官关系深厚，后者则仗着万贯家财与不分籍贯的高官关系深厚。
从另一个角度看，程敏政和徐经的嫌疑也确实很大。
例如程敏政，《罪唯录》上记载：
政少以奇童闻，英宗抱之膝，指阶下金猊赐若，敏政辄趍下叩头。上曰：“是子他日当以货败也。”后以进士入翰林，历官成化中，且大拜，刘吉使其党魏璋发敏政阴事，坐罢。寻结中官李广等，复起。会边帅以七千金托敏政上广，广别得罪自杀，轧后为债帅所困，遂有贿题徐经之事，为给事华昶所发。
这里提到了之前程敏政贪污的事情。而后世一些人认为，程敏政之所以受贿，是因当时花销巨大欠了不少钱。
再说徐经，徐经家里富有，乡间对他有“为富不仁”的批评，而且华昶指出了重要一点，即徐家早有买题的传统。据李调元《制义科琐记》卷二《卖题》，华昶弹劾程敏政时就说：
昔景泰（1450-1457）年间，徐泰（徐经的叔祖）买中顺天解元，事露覆试，景泰曲护幸免。今经与泰同家，敏政又从而招徕之。朝廷科目，岂容再坏？
可以说，徐经出事后，就连他的亲属都幸灾乐祸，很少有人为他喊冤。
最后我们谈谈唐伯虎的伯乐吴宽、王鏊、梁储等人的作用。吴宽、王鏊是唐伯虎的同乡前辈，地域亲情自然使他们将唐伯虎放在了同一队列。两相呼应，他们不遗余力地为唐伯虎鼓吹。这在扩大唐伯虎知名度的同时，也使唐伯虎为人嫉恨，给他带去了极大风险。
吴宽、王鏊早就知道唐伯虎，因为他们与唐伯虎的老师沈周相识。早在1486年唐伯虎画《贞寿堂图卷》时，沈周就利用自己的关系请二人为之题诗。因此，二人对唐伯虎很看重。而吴宽在丁忧期间（1495—1498）和唐伯虎相识时，唐伯虎还上过一篇《上吴天官书》。此文一出，唐伯虎在吴宽心中的地位又重了许多。而吴宽丁忧之后于1499年便入京为官，1497年他帮助唐伯虎过了方志这一关，1499年他又助唐伯虎逃脱牢狱之灾。
我们再看看梁储这个人。梁储（1451-1527）字叔厚，又字藏用，号厚斋，晚号郁洲，石肯（今属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明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当时的主考官就是1466年的榜眼程敏政。梁储后来官至太子太师衔，正德十年（1515）任台阁首辅（丞相）。此人不仅为官正派，敢于直谏，也极有学问，曾经主持编纂过《孝宗实录》。
然而，梁储这个人性格强悍。他看中的人就大张旗鼓地宣扬，自然会引起其他政治势力的愤恨，使这些人在科考舞弊案中不遗余力地证实唐伯虎确实作弊了。
我们之所以这么说，绝不是说唐伯虎等人作弊了，而是在说，唐伯虎在科考时的张扬不知收敛，让很多人对他没有好感，在他是否作弊的问题上，人们倾向于肯定。否则，唐伯虎就不会因为人们的风言风语而受到了亲人的排斥，受到某些朋友乡亲的排挤（因为唐伯虎的弊案给家乡带来了耻辱，有些人便想教训教训唐伯虎，后被文征明、祝允明等人劝阻）。
这件案子，恐怕永远是笔糊涂账。只不过苦了当事人，给唐伯虎带来无尽的苦恼和噩梦，但对于历史来说却是个好事，正是这次科考失利，才使唐伯虎没有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官员，而是成为留下了无数佳作的风流才子。
所以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唐伯虎似乎也要感谢这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