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为我们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作《史记》。然而，是不是有了司马迁才有《史记》呢？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文化中，史学是非常发达的。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所谓的“巫”和“史”。巫是娱神的专职人员，史则负责记录当时人神沟通的活动。这可以说是后代史官的雏形。

《史记》内页

春秋战国时期，史学已很发达。各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历史。晋国的历史叫《乘》，楚国的历史叫《梼杌》，最著名的，当然是孔子修订过的、鲁国的历史《春秋》。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非常尽职的史官，比如大名鼎鼎的董狐。晋国有个大将叫赵盾，在晋襄公时期担任过中军元帅，掌握国政。

晋灵公即位，他怕晋灵公加害于他，就离国出走，还没逃出国境，他的一个族人，名叫赵穿的，已经把晋灵公杀了，于是他就回来，拥立晋成公，继续执政。董狐当时是晋国的史官，他毫不留情地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弑”这个字是贬义的，意思是以下犯上。董狐敢当着赵盾的面直笔记事，孔子称他为古之良史。后世的人们也都把他当作学习的榜样。比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就把“董狐笔”作为人间正气的一种表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著作在体式上也已经多样化。有像《春秋》这样的编年体，也有像《国语》《国策》这样的国别体。《春秋》还有很多人做诠释，形成所谓“春秋三传”。以上种种可以证明，我国的史学起源很早。

那么，是不是我国的史学著作虽然出现得很早，但都没有用“史记”这个名字，直到司马迁才用呢？也不是。“史记”原是历史书的通称。高步瀛的《史记举要》中说：“《史记》称太史公书，殆起后汉之末年，魏以后因之。”就是说，从东汉末年开始，一直到魏以后，司马迁的《史记》都是被叫做“太史公书”的。据王国维先生考证，一直要到唐代，人们在编《隋书》的时候，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司马迁的著作被放在史部的最前面，由此，《史记》才成了专称。

司马迁的《史记》被安排在《隋书》“史部”的最前面不是偶然的。因为这部书的确具有不同于其他史书的特殊价值。司马迁生于公元前１４５年（汉景帝中元五年），５年后，汉武帝即位。他的卒年在汉武帝征和元年（公元前９２年）。也就是说，司马迁从五岁开始一直到死都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是两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其时结束战乱已逾半个世纪，汉代社会完成了休养生息，开始了中国封建文化以儒学为中心的充分发展。这是司马迁生活的大背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和他的先代都是史官，司马迁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得以博览群书，拜见长者，周游河山。他从父亲那儿接受了写一部历史书的重托，并在４０岁出头的时候，完成了材料的准备工作，开始创作。就在这时，一场突然的变故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轨迹。

公元前９９年，匈奴单于亲率二十万大军南下，连夺汉朝西北方上谷、五原、酒泉诸郡，汉朝主帅李广利被围在两狼山，派人回朝求救。汉武帝派李陵率五千步兵策应主帅李广利夹击匈奴。李陵率军前往，一路昼夜兼程，抵达两狼山时，人衔枚马摘铃，夜袭匈奴中军大营，令弓箭手射火箭将敌营帐全部点着，一时间，敌营乱成一团，李陵挥军杀入，如同神兵天降，杀得敌人蒙头转向，鬼哭狼嚎。李广利从山上看见敌营大乱，火光冲天，一片喊杀之声，知道救兵到了，遂率兵倾巢而出，杀下山来，与李陵合兵一处，突出匈奴重重包围，李广利被救出两狼山，退据冀州。南还时，李陵断后，将至燕门关外，不料被三万匈奴骑兵围堵。李陵率部浴血奋战，杀死敌兵万余人，令匈奴单于心惊胆战，准备退兵。不幸的是，李陵部下管敢投降匈奴，招供出李陵孤军无援，且已弹尽粮绝的内情。匈奴大军疯狂反扑，李陵拼死厮杀，五千精兵只剩十几人。眼看突围无望，李陵下马受降。

得知李陵投降的消息，朝野震惊。汉武帝盛怒之下，要杀害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孩子。大臣们都顺着汉武帝的看法，痛斥李陵贪生怕死，投降变节的不忠行为。只有太史令司马迁替李陵辩解，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中伤李广利，把他下到狱中。因为无钱赎身，司马迁惨遭宫刑。

这一场意外变故，极大地刺激了司马迁。他为此而深感耻辱，甚至想过自杀，最终他还是以身遭变故而完成了大事业的人为榜样，完成了《史记》的创作。这场意外变故对司马迁的创作影响巨大。如果生活一帆风顺，司马迁也会写一部历史书，事实上，他早在受宫刑之前就开始写了，但那一部著作恐怕不会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史记》。鲁迅在评价《史记》的时候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一句讲的是它在史学上的价值，后一句包含的内容更复杂。

《史记》中那种像屈原《离骚》那样的抑郁不平的情感，应该说是司马迁遭受不幸后的产物。司马迁在材料的取舍、人物位置的安排、叙述语言的选择、价值判断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了这种强烈的情感。

可以说，是司马迁个人的不幸，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巨著，这才使得《史记》有了今天这样的地位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