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这是杜甫诗《今夕行》的最后两句。诗人在这里借他人豪赌抒自己胸中豪气。他引用的典故出自《晋书》和《南史》，其中包含了中国古代两位著名的赌徒和一场豪赌的故事。

刘裕和刘毅是东晋末年的两位风云人物，也是著名的赌徒。他们共同打败了篡夺晋朝帝位的桓玄，执掌了朝廷大权。随即，两人之间开始了明争暗斗。一天，二刘 聚集众将在东府“掷樗蒲”大赌，每次输赢达数百万钱。众人先掷，都得的是“黑犊”，最后剩下刘毅和刘裕。刘毅先掷，得了一个“雉”，他绕床大笑，说道： “不是不能掷一个‘卢’，我只是不愿这样罢了。”刘裕听了这番大话，很是不以为然，用手把五木搓了许久，对刘毅说：“老兄我替你试一试看。”说罢将五木掷 出，其中四子俱黑，剩下一子还在跳转，刘裕大声一喝，那一子应声而定，恰好凑成一个“卢”。刘毅吃了败仗，脸色铁青，过了好一阵才对刘裕说：“我知道你不 肯给我这个面子。”后来，刘毅在政治角逐中兵败身亡，刘裕则黄袍加身，当了刘宋的开国皇帝。

二刘赌博时所采用的樗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流行的博戏。它又名蒲戏，又因为所用的五个投子常用木质制成，故又叫“五木之戏”或简称为“五木”。

樗蒲最初出现在社会上，大约是西汉的事情。关于它的起源，流行的说法是老子所制。东汉人马融的《樗蒲赋》说：“昔伯阳（即老子）入戎，以斯消忧。”西晋 人张华也在他的《博物志》中写道：“老子入胡作樗蒲。”这种附会古人的说法虽然不足为凭，但却值得推敲。他们都没有简单地说是老子创制樗蒲，而是加上一个 地点——戎或胡，恐怕也不是毫无根据。我们可以因此做如下猜测，樗蒲原先流行在西域地区，大约在西汉时期随着中西交流而传入中原地区。由于来自西方，于是 出现老子入西戎而制樗蒲的说法。

马融的《樗蒲赋》是关于樗蒲的最早完整记载，从通篇文字来看，当时的樗蒲只是流行于达官贵人和士大夫 中间的一种“雅戏”，似乎还没有用来赌博。西晋以后，樗蒲盛行于世，用之于赌博的记载也越来越多。许多著名人物如晋武帝司马炎、宋武帝刘裕、宋孝武帝刘 骏、周文帝宇文泰等皇帝和桓温、桓玄、袁耽、温峤、颜师伯、韦睿、王献之等许多权臣、名士都是善于樗蒲的博徒。樗蒲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最流行的赌博方式。 以至人们常常将“蒲”与“博”并称，使“樗蒲”一词同“六博”一样，成为赌博的同义词。

从汉至唐的数百年间，樗蒲发生过许多变化，大致可以分为行棋的樗蒲和不行棋的樗蒲两种。

早期的樗蒲都是要行棋的。其具体赛制，现在已经失传。从马融《樗蒲赋》，唐李肇《国史补》，李翱《五木经》，宋程大昌《演繁露》等书的片断记载来看，其 博具有子、马、五木等，其博盘上有关、坑、堑等标记。两人对局，每人执六马，有棋子多枚，用五木投彩，依彩行马和打对方的马并通过关、坑、堑，以决胜负。 这类樗蒲比较复杂，需排阵布势，掷骰行马，精密计算，见机行事，需要相当的技巧和耗费大量的时间。《世说新语·方正篇》记载了王献之的一段轶事，很能说明 问题：

王子敬（献之）数岁时，尝看门生樗蒲。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子敬瞋目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

由此可见，这种樗蒲的规则是比较复杂的，外行很不容易看懂。王献之几岁便熟谙此道，自然大出门客们的意料，因此在当时被视为奇事、雅事。另外，王献之自 诩樗蒲技艺高明，不在当时的高手名士荀奉倩、刘真长之下，然而竟被门客小看，于是愤然拂衣而去。从这里可以看出樗蒲在东晋南朝士族中流行之普遍，同时也可 以看出，樗蒲不仅是士族们赌博的流行方式，其技艺更成为士族们非常看重的“风流通脱”的标志之一。

行棋的樗蒲玩法复杂，需要较长的时 间才能分出胜负。对于那些缺乏闲情逸致，希图快掷快胜的赌徒来说，就不太适应了。于是，从东晋时期起又出现了一种只依掷五木所出彩数而定输赢，不再行棋的 简便赌法，仍沿用了樗蒲之名。此法一出，便盛行于世。本文开头所述刘裕、刘毅在东府聚众大赌就是用的这种方法。自东晋以后，行棋的樗蒲更多地用于游戏娱 乐，赌钱还在其次，多流行于讲究“雅趣”的士族之中。而凡是着意于钱财赌博的，无论士族、庶族还是普通百姓，一般都采用不行棋的樗蒲。在北朝，见于记载的 樗蒲赌博，全是只掷五木即定输赢。周文帝宇文泰，便酷爱此戏，常常集众将和朝臣掷樗蒲头赌物，以此为乐：

周文帝曾在同州，与群公宴集，出锦罽及杂绫绢数千段，令众将樗蒲取之，物尽，周文帝又解所服金带，令诸人遍掷，曰：“先得卢者即与之。”群公掷将遍，莫有得者。

——《北史·王思政传》

这种赌法舍弃了樗蒲的枰、矢、马等道具，只剩下五枚投子，任何人只要用手一掷便可参加赌博，所以周文帝可以“命诸人遍掷”。它与后流行千余年而不衰的掷 骰子（指正方体骰子）赌博在本质上完全一样，都符合赌博性游戏的简单化和随机性两个特点。那么，它的盛行一时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无论行棋的还是不行棋的樗蒲，掷五木所得的“采”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后世的有关文献对于五木及其组成的彩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宋人程大昌的《樗蒲经》这样记载：

古惟斫木为子，一具凡五子，故曰五木……五子之形，两头尖锐，中间平广，状似今之杏仁。惟其尖锐，故可转跃，惟其平广，故可镂彩也。凡一子悉为两面，其一面涂黑，黑之上画牛犊，以为之章，犊者，牛子也。一面涂白，白之上即画雉，雉者，野鸡也。

按郑氏的说法，五木的形状。这种图案可以组成六种不同的排列组合，也就是六种彩。其中全黑为“卢”，是最高的彩。四黑一白为雉，次于卢。二者为贵彩。其余四种即二黑三白，二白三黑，一黑四白，全白，皆称为枭和犍（也就是上文所说的“黑犊”），为恶彩。贵彩胜，恶彩负。

李肇《唐国史补》和李翱《五木经》的记载，与程大昌所记不尽相同。《唐国史补》云：

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

按李肇所言，五木的图案分为四种，即白、黑、黑犊、白雉。如果黑犊和白雉都刻在相同的两枚投子上，就可以掷出十种彩。李肇还记载了十种彩名及其相应的“采数”：

掷之全黑为卢，其彩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其彩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彩十；全白为白，其彩八。四者贵彩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撅为三，枭为二。六者杂彩也。贵彩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杂彩则否。

李翱《五木经》所记与李肇基本相同。只是把贵彩称为“王采”，杂彩称为“甿采”罢了。

程大昌和二李的说法均可以成立，很可能是两种不同的规则。程氏所记和《晋书·刘毅传》的记载颇为相符，也许就是不行棋的樗蒲规则（也不排除程氏之说是附会《晋书》所记）。而二李之说看来应该属于行棋的樗蒲规则。当然，在古樗蒲实物发现之前，此说只能是一种推论。

到了唐代，由于双陆和正方体骰子的流行，行棋或不行棋的樗蒲都遭到人们的冷落。到了唐玄宗的时代，会樗蒲的人已如凤毛麟角，所以，杨国忠能因为善樗蒲而 入内廷供奉（见《新唐书·杨国忠传》）。到了北宋时期，在文人士大夫和官僚富商之中流行起另一种同樗蒲相似的博戏——打马。“打马爰兴，樗蒲遂废”（李清 照《打马图经序》）。于是古老的樗蒲便就此废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