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又名促织、吟蛩、蛐蛐、秋虫。这种小小的昆虫很早就引起了古人的注意和观察。两千多年前经孔子删定的《诗经》之中就有《蟋蟀》之篇，《豳风·七月》里有“蟋蟀在堂”、“蟋蟀入我床下”的诗句。但人们最初注意的还是它的鸣声。蟋蟀的鸣声如泣如诉、凄凄切切，羁旅游子、迁客骚人，深宫佳丽、空闺思妇听到它，往往引起惆怅、悲切的共鸣。这就使它常常成为伤感诗赋的素材。  

斗蟋蟀

斗蟋蟀是由养蟋蟀而生的。人们喜欢听蟋蟀的鸣声，常常捉之养于小笼之中玩赏。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道：  

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在玩赏、观察蟋蟀的过程之中，人们逐渐发现雄蟋蟀具有好斗的特性，斗蟋之风由此逐渐兴起。同斗鸡、斗鸭一样，这种具有竞争性的斗物游戏很快就渗入了赌博的因素，成为赌博的手段。  

关于斗蟋赌博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宋人顾文荐的《负曝杂录》。文中说，唐代天宝年间，长安人斗蟋成风，豪富之家“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一次斗蟋，输赢即达万金，这无论是否为夸张之辞，都可以称为豪赌了。然而，这种盛况不可能是短时间内突然发展起来的。所以斗蟋之风的兴起，当在天宝之前，正如顾氏所云：“其来远矣。”究竟有多远，无文献可证，如果从唐初算起，距今也有一千三百多年了。  

唐代斗蟋之风主要流行于京师的宫廷、贵戚和豪富之家。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斗蟋蟀已风行朝野，市井平民乃至僧道尼姑都雅好此戏，流风所及，出现了专营蟋蟀的“专业户”。宋人周密的《武林旧事》就记载了南宋都城临安城里专卖“促织儿”和“促织盒”的“小经纪”。在这个时代，还出了一名臭名昭著的“蟋蟀平章”贾似道。此人靠裙带关系入阁，拜为同平章军国事（宰相），专权多年。他酷爱斗蟋，于宋元交兵，国家垂危之秋，每置军国重事于不顾，终日在西湖葛岭私宅“半闲堂”与众姬妾踞地斗蟋蟀，还以自己的心得写了一部《促织经》。他养蟋蟀是个成功者，而南宋却由于他的误国而提前亡国了，他也因此落了个千秋骂名。  

明清两代是斗蟋之风最盛的时期。明代此风的兴盛恐怕与皇帝的嗜爱有关。明宣宗朱瞻基（宣德皇帝）酷好斗蟋，人称“蟋蟀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嗜好，他岁岁有征，曾密敕令苏州知府况钟采办上好蟋蟀千头，一时俗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为了搜觅蟋蟀，苏州的健夫小儿，常“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袁宏道《畜促织》）因无法完成此“皇差”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也大有人在。《聊斋志异》中那篇脍炙人口的《促织》，就是根据这一血泪事实写成的。  

在皇帝的影响下，明朝从后宫到京城，以至各级官吏之中养蟋斗蟋成风，此风一直延续到明亡。当时南明福王政权的宰相马士英“为人极似南宋贾似道，其声色货利，以至好蓄蟋蟀，无一不同。时局严重，清兵临江，犹以斗蟋蟀为戏，一时目为‘蟋蟀相公’”。（清王应奎《柳南随笔》续笔）  

清代斗蟋赌博之风达于极盛，不但有专门的赌场，而且有严格完整的程式。在此风盛行的北京、天津、广州和江浙、上海地区，每当秋风起时，即在空旷地带搭起棚子，棚内用布帐分隔为若干圈，作为赌室。赌前双方须将蟋蟀仔细过秤，分成级别相斗，颇类今日的拳击、摔跤、柔道等对抗性体育比赛规则。斗前双方约定赌注金额，旁观者亦可下注，赌注多者达几百上千两白银。斗时，蟋蟀斗盆置于高架之上，以防人为干扰。双方各出一人观其胜负，其余赌徒仰得仰望、倾听鸣声而已。有人输至千百而不曾一睹“将军尊容”，实在可怜而可笑。  

在北京，还出现了官办的斗蟋赌场，由内务府织造衙门牵头，理由是蟋蟀有促织之名，也就该隶属于织造管辖范围之内。每到秋天，织造衙门专门发布告示规条，在城中架起宽大的棚场开局赌博。一时间北京城几乎成了一座斗蟋的赌城。正如时人的竹枝词所咏：  

锦盕红囊履野鹑，千金胜负决朝喧。  

家家别具清秋赏，捧出宣窑蟋蟀盆。  

——金晋芳《金台杂咏》  

斗蟋可以给人带来巨大财富，因而人们对之爱护备至，富之以戗金瓷盆，喂之以草虫、豆芽甚至人参汤，可谓调护弥周。扬州人鸣秋，从善养蟋蟀而致富，自号“鸣氏纯雄”。善斗的蟋蟀已成为人们的财富，以至于可以进入当铺典当银钱。（见清人诸晦香《明斋小识》卷一）心爱的斗蟋死了“以银斫棺而埋之，焚以锡锞，祭以诗文，不怿者弥日”。在当时并非个别现象。其原因很简单，因为破了一笔无法估计的财富。  

斗蟋赌博在各种斗物戏中兴起较晚，但普及的速度和程度却很快很广，它在中国赌博风俗中的影响，恐怕仅仅次于斗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