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节 南面
人主之过，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与其所不任者备之，此其说必与其所任者为仇，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今所与备人者，且曩 之所备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无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人臣者， 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非背法专制无以为威，非假于忠信无以不禁。三者，悟主坏法之资也。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 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
人主有诱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资，以事诬主。主诱而 不察，因而多之，则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谓之诱，诱于事者困于患。其进言少，其退费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不赏，则群臣莫敢饰 言以惛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复于后，后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谓之任下。
人臣为主设事而恐其非也，则先出说设言曰： "议是事者，妒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听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议事。二势一者用，则忠臣不听而誉臣独任。如是者谓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 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 其取舍以为之责，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
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 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而 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必曰："无 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齐，郭偃 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 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必立其治。说在商君之内外而铁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是 以愚戆窳堕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谤。(而辗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
【译文】
人君的过错，就在于已经委任大臣了，反而又总是和未被任用的人去一起防范他，这样未被任用者的意见必定跟所任用者相对立，而君主反为未被任用者所控制。 现在和君主一道防备人的人，就是君主过去所要防范的人。人君不能明定法治去抑制大臣的威风，就没有办法得到百姓的信赖。君主放弃法治而用臣防臣，相互爱护 的就互相勾结而吹捧，不睦的就各自结党互相攻击。诽谤和吹捧相争，君主就迷惑昏乱了。做人臣的，不是互相吹捧、托人说情就没有办法得到高官厚禄，不是违法 专权就没有办法树立威风，不假借忠信的名义就没有办法逃避禁令。这三项就是迷惑君主败坏法治的手段。君主要使有智慧和才能的臣子，不得违背法治而专权；有 贤能行为的，不能无功受赏；有忠信的品德的，不能放弃法治而无视禁令。这就叫做明法。
人君有的被事业所诱惑，有的被巧言所蒙蔽，这两 种情况是不能不考察的。人臣中有的把事情说得很轻易能做好，用的费用少，却用事情来欺骗君主。君主被引诱而不加考察，因而赞扬他，那么大臣反而用事情来控 制君主。这种情况就叫诱，被事业引诱的人就会被祸患所困。他对君主进言时要求的费用少，下去办事花费多，尽管办事有功，但他说话不诚实。不诚实是有罪的， 即使办事有功也不奖赏，群臣也就不敢再用花言巧语来迷惑君主了。做人君的办法是，如果人臣先前说的和后来的情况不符，或者后来说的和先前的情况不一致，办 事虽有功，也一定要使他受到相应的惩罚，这就是任用臣下的法则。
人臣为君主筹办事情又怕别人反对，就先作出假设说："谁议论这事，谁 就是嫉妒。"君主把这话藏在心里，不再接受群臣的意见；群臣害怕他说嫉妒，就不敢议论这事了。这两种威势得以发挥，忠臣的话就听不进去而只相信被人们吹捧 的奸臣了。像这种情形就是被巧言所蒙蔽，被巧言所蒙蔽就是被奸臣控制了。做君主的办法，就是使人臣一定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又要负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责任。 说话没有头尾，辩解没有应验的，这就是说话不当的责任；用不说话来逃避责任，以维持其重要职位，这就是该说而不说的责任。君主对臣下的建议，一定要考察他 建议的原因，从而责成实效；对不说话的也一定要问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从而明确他的责任，于是臣下就不敢胡说了，又不敢沉默不语，说与不说都是有责任的。
君主想做一件事，对那事的原委还不清楚，但已经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如果办了，不但得不到利益，反而一定会有害。懂得这个道理，就要顺应事理而放弃主观欲 望。办事要有根据，估计收益多而花费少，就可以办。昏暗的君主则不然了，算计收益，却不考虑花费，花费尽管超出一倍，却不知道利害，这样就只有名而无实 了。这就是功小而害大。大凡称之为功的，收入多而花费少，才可称为功。如今浪费多大都没有罪，而收益少也是功，那么臣下就以大量的花费而成就小功，而小功 对君主却有害。
不了解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不要改变古法，不要更改常规。"变与不变，圣人不理睬，只要能正确治理国家行了。既 然如此，古法的变与不变，常规的改与不改，就在于古法常规的可行不可行。如果伊尹不革新殷朝的法令制度，姜太公不改变周朝的法令制度，那么商汤王、周武王 就不能统一天下。管仲不改变齐国的法令制度，郭偃不革新晋国的法令制度，那么齐桓公、晋文公就不能称霸诸侯了。大凡人们很难改变古法的原因，就是害怕改变 百姓安于旧传统旧习惯。所谓不改变古法，就是重蹈乱国的覆辙；所谓顺应民心，也就是放任奸邪的行为。百姓愚昧而不明治乱，君上懦弱而不能革新，这就是治国 的大错。做人君的，英明而清楚了解治国之要，一定厉行，虽然违背百姓的意愿，也一定要确定治国之法。这说法的证明是，商鞅无论在家或外出都有人手持长矛、 盾牌来戒备。所以郭偃治国一开始，晋文公身旁就有卫士；管仲治国一开始，齐桓公就有武装的战车，这些就是防范百姓的措施。这说法的证明是愚昧鲁莽懒散怠惰 的百姓，总是只顾个人微小的损失而不顾国家的大利。(因为原文有脱落，所以译文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