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是一部政治学巨著
（一）韩非的基本观念
无论哪一种政治学说，都是基于对世界与社会的认识提出来的，或者说，都是以一定的哲学观与社会观为基石的。韩非的一整套政治学说，同样以其哲学思想与社会思想为理论基础。我们要深刻地了解其政治思想，就必须先了解其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以及他对人类社会的基本认识。
韩非的宇宙观与认识论具有唯物主义因素。他把宇宙发展的客观规律称为"道"，又把各种具体事物的客观规律称为"理"，主张一切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加入自 己的主观因素。他的法治思想就是以遵循"道"、"理"的哲学观为基础的。他认为法是顺自然之道而立的反映社会现实运动规律的法则，所以要使国家长治久安， 就必须按照这种法则来办事。这也就是他所极力主张的"因道全法"（见《韩非子·大体》），"以道为常，以法为本"（见《韩非子·饰邪》）。
韩非又认为，"道"和"理"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用这种发展的哲学观来观察历史，他就看到了历史的发展变化，从而形成了"世异则事异"（见《韩非子· 五蠹》）的历史发展观。这种观念落实到政治领域，就产生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见《韩非子·五蠹》）的变法论。
韩非的唯物论立场使他能正视社会现实。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国际间靠实力来平衡，强者可称霸，弱者会亡国。这种现实造成了他注重实力、一切从功利出发的 社会观。所以，他反复强调："乱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见《韩非子·饰邪》）"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见《韩非子·外储说 左上》）这种观念落实到政治上，就形成了反对空谈仁义、主张奖励耕战以求富国强兵的策略。
韩非从唯物论的立场出发来观察人们的行为，就发现了人们的社会活动都受到利益的支配，这就形成了他的人性自利的社会观。他指出："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见《韩非子·奸劫弑臣》）这种观念反映到政治上，就有赏罚制度和治奸术的产生。
应该指出的是，韩非的政治学说，虽为君主而设，但其初衷及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广大的民众。他在《问田》篇中慷慨激昂地说："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 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 行也；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见民萌之资夫利身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虽然这种抱负不过是一种幻想， 因为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得利的首先还是统治者（国君及其同党）而不可能是广大民众，但韩非这种崇高的思想境界是不能不加以肯定的。
当然，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获得君主的支持。为此，韩非竭力鼓吹对君主的游说。他曾在《说难》中再三强调：为了达到进说的成功，进说者在获得君主信任 之前，尽可卑躬屈膝，尽可使用种种诡诈的手段去迎合君主的心理。这种游说之术，与《孤愤》所批判的"重人"、"即主心、同乎好恶"以及《奸劫弑臣》所批判 的"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的奸臣之道如出一辙。尽管他的游说目的是想"听用而振世"，与"重人"的"谲主便私"、"奸臣"的"欺主成私"截然不同，但 这种卑鄙的倖进作风，从道德本质上讲，与当时"重人"、"奸臣"的做法是相似的，它们都是专制政治的产物。
（二）韩非的法治思想
韩非的法治思想极其丰富，它集先秦法家之大成，可谓是先秦法治思想的一大总结。
《难三》篇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定法》篇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
由此可见，韩非所说的"法"，是一种"编著之图籍"的法律条令，是一种"设之于官府"的统治工具，是一种"布之于百姓"的行为规范，它的基本内容不过是赏罚而已。表面上，它是君臣万民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实际上，它不过是君主治国的工具，这就是韩非之法的真正实质。
在《韩非子》中，韩非并没有系统地罗列具体的法律条文，而只是务虚地论述了立法、执法等方面应该贯彻的一些基本原则。若从政治理论方面着眼，这些法治原 则实比具体的法律条文更有借鉴意义。这些基本原则散见于《韩非子》各篇之中。现在略作归纳，分类介绍如下。当然，要全面而详细地了解韩非的法治思想，还是 应该进一步去阅读原著。
在立法方面，韩非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立法应该考虑其功利性。
《八说》说："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 也。"制定法令，不免有利有弊，所以立法时必须考虑到它的利弊得失。利大于弊，才可立。这无疑是韩非的功利观在立法领域中的反映。毫无疑问，这应该是立法 时一个最基本的、必须首先加以考虑的原则，其他的原则实际上都必须服从这一原则。当然，在这里值得称道的倒不在于韩非主张立"有功"之法。韩非的可贵之 处，在于他看到了天下没有"无难"、"无害"之法。韩非的这种立法理论，虽似乎不够理想，却更合实际，因为兼顾各方而有利无弊的法案在现实中是极难找到 的。道理很简单，现实毕竟不同于理想，不会那么尽善尽美。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法无完法。"就是说，毫无缺憾的法令 制度实际上是难以寻觅的。所以，立法者的目标，其实并不在于追求完全的、绝对的合理，而在于追求一种最大程度上的相对合理。只要利大于弊，其法就可立。明 白了这一点，不但有利于立法者大胆开展工作，而且可增进广大民众对立法者的理解，消除那些过于苛严的批评与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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