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概况
读书，首先得"知人论世"。就是说，要了解该书的作者以及它产生的时代背景。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见《孟子·万章下》）"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见《孟子·万章上》）这的确是我们读书时应取的态度。
无论什么著作，都是作者思想的结晶；而作者的思想，又必然是一定的时代及其环境的产物。所以，不了解该书的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就不能真正透彻地读通它，或者说，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特别像《韩非子》这部书，由于作者是一个十分关心现实的理论家，他特别讲究"论世之事，因为之备"（见《韩非子·五蠹》），所以该书与当时的现实联系特 别密切。我们只有先了解了作者以及当时的社会情况（"世之事"），才能合理地评判他针对当时的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治国措施（"备"）。
《韩非子》的作者韩非，《史记》中有他的传记，可见他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史记》虽然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但没有记载他的生年。现在一般的学者都信从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的考证，认为他生于公元前280年。这种说法其实并 不可取，因为据我考证，《韩非子》中的《定法》篇作于公元前266年（见《韩非子全译》），而该篇文字的老练，根本不像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所撰。所以，还是 陈千钧《韩非新传》中的说法较为合理。陈千钧认为，根据《韩非子·问田》关于堂谿公与韩非谈论的记载以及《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关于堂谿公与韩昭侯（公元 前358年至前333年在位）对答的记载来推测，堂谿公与韩昭侯同时，但那时他可能只有二三十岁，等他与韩非谈论时已九十多岁，那时韩非可能已二十多岁。 这样算下来，韩非被杀时（前233）可能已六十多岁，也就是说，韩非约生于韩釐王元年（前295）。
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宗族公子，所以以韩为氏。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将国都从阳翟（在今河南省禹州市）迁往新郑（在今河南省新郑市），据此，则韩非当出生在新郑。
韩非的祖国虽然是战国七雄之一，但在七国之中是最弱小的，所以经常受到他国的侵扰而濒于危亡，加上当时韩国的君主极其昏庸，这使热爱祖国的韩非非常悲 愤。他虽然天生口吃，不善言谈，却很有文才，所以在青年时代就多次向国君上书劝谏，希望韩王能修明法制，求人任贤，奖励耕战，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可惜其意 见都没有被采纳。对于韩王听信虚言浮说，尊重儒侠，放任工商牟利买官，以致法度混乱，禁令不行，廉直忠正的法术之士受制于枉法邪恶的奸臣，韩非十分愤慨。 于是，他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写成了《孤愤》、《五蠹》、《说难》等篇，共约十多万字，将自己的爱国热情和满腔愤懑化成了经久 千古的光辉篇章。
韩非与李斯曾同学于荀况。他的思想如此丰富深刻，文章如此富有文采，恐怕与荀子的教育分不开。据《史记》的《孟子荀 卿列传》与《李斯列传》推断，李斯就学于荀卿当在公元前255年荀卿入楚为兰陵令之后至公元前247年李斯入秦之前，则韩非就学于荀况也当在此时。这时， 他已有四十多岁了，政治上已相当成熟，《孤愤》、《五蠹》这两篇著名的文章，可能即成稿于他求学之时，所以他的同学李斯对《孤愤》、《五蠹》非常熟悉，读 后自愧不如。
韩非在荀子那里学了帝王之术后，仍然回国报效朝廷，但还是一直不被桓惠王任用。直到韩王安即位后，韩非才得到重视。公元前237年，秦始皇派李斯攻取韩国，韩王曾与韩非研究削弱秦国的策略。
公元前234年，秦始皇见到《孤愤》、《五蠹》等文章，佩服得五体投地，深有感慨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说："此韩非之所 著书也。"秦始皇因此而猛攻韩国。韩王安急得走投无路，只得让韩非到秦国去。韩非一到秦国，就上书秦始皇，竭力主张保存韩国。李斯、姚贾等乘机陷害他，说 他"终为韩，不为秦"，建议秦王"以过法诛之"（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于是韩非被打入大牢。公元前233年，李斯派人送去毒药，令他自杀。他申诉 无门，被迫自尽于云阳（在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狱中。
由此可见，韩非实是一个爱国者，有人见到《韩非子·初见秦》中有"亡韩"一语， 就认为韩非是个叛国贼，那实在是一种误解。当然，从历史的高度看，韩非就不仅仅是一个爱国者了，而更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理论家，是集先秦诸子特别是 法家学说大成的大思想家。他的学说，受到了秦始皇的赞赏，直接促成了秦始皇的反儒意识与君主专制主义的策略，为秦国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主义的 集权制国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把中国的历史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主宰了中国整个君主制时代的意识形态。
《韩非子》在中国思 想史上的重要地位虽然已毫无异议，但对其思想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有些人不是历史地去看待它，而是站在后代的某种立场上去 评判它，这样就难免会觉得它太刻薄，甚至会说它"完全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理论"（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
诚然，《韩非子》不只是韩非的个人创造，而更是那一个时代的产物。是时代造成了韩非的思想，韩非的思想经过了韩非的加工表述，才变成了《韩非子》。
韩非生活的时代，各国互相侵夺，弱肉强食成了社会公则，以往的道德准则被破坏无遗，无论是国内君臣之间，还是各国诸侯之间，完全受制于一种赤裸裸的唯利 是图的强权政治。在你死我活、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君主只有使用种种权术，才能稳操胜券，南面独裁，保持自己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韩非才崇 尚实力，极力鼓吹强权政治，主张君主富国强兵，对外以力服人，对内依靠法术来控制臣民，乃至不惜使用种种阴谋权术来对付奸邪之臣。
总之，韩非的思想不过是当时的历史现实在理论界的投影而已。明确了这一点，才能真正领会韩非的思想，才能深刻理解《韩非子》书中所提出的种种道破人情世故、切合时世症结的统治手段，而不会再对韩非发出种种不切实际的指责。
（二）《韩非子》的编定及其书名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这说明韩非的书在他公元前234年出使秦国前就已经在流传了。但是，秦 王所看到的"书"，其实只是单篇的文章。因为从现存的《韩非子》来看，其中的《存韩》应该是韩非在前234年出使秦国后向秦王的上书，因此，《韩非子》不 可能在韩非出使秦国前就编定了。
那么《韩非子》是谁编定成集的呢？过去有人认为是韩非的弟子编成的（见《四库全书提要》），但现代的学者大都认为是刘向编定的。这些说法其实都有问题。
从现存的《韩非子》来看，其《存韩》篇中保存着李斯的驳议与李斯向韩王的上书，如果是韩非的弟子所编，怎么会把别人批驳老师的文章以及这种类似历史档案性质的文字编入呢？
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韩非"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馀万言"，还说韩非的书"学者多有"。这十馀万言， 与现在流传的《韩非子》五十五篇的字数相合。如果当时《韩非子》一书还未编定，就不会有十馀万言。所以，《韩非子》一书应该在汉武帝之前就已编成了，而不 可能等到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刘向校书时才将它编定。而且，刘向还编定了《战国策》，他总不至于糊涂得把一篇文章一会儿当作《初见秦》编入《韩子》， 一会儿又当作"张仪说秦王"编入《战国策》吧！所以，《韩子》不可能是刘向编定的。
我认为，《韩非子》应该是秦灭韩后至李斯被杀前（即公元前230年至前208年）秦朝主管图书档案的御史编定的。
秦始皇因为欣赏韩非的文章而攻韩，可以想见，秦王政十七年（前230）灭韩后，韩非的文章一定都被秦国朝廷内主管图书的御史所收取，这种主管图书档案的人站在秦国的立场上去整理编集《韩非子》，当然就把档案中发现的《初见秦》、《存韩》等上秦王的书编排在开头。
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来看，汉朝流行的《韩非子》称《韩子》，分五十五篇。到了宋朝，由于学者们尊称唐代的韩愈为"韩子"，为了避免混淆，有些人就 将《韩子》改称为《韩非子》，像南宋乾道时黄三八郎所刊印的本子就题为《韩非子》。从此以后，或称《韩子》，或称《韩非子》，就没有定准了。到了现代，则 大多称《韩非子》，但也有称《韩子》的，如尹桐阳的《韩子新释》、梁启雄的《韩子浅解》。
（三）《韩非子》的流传及其版本
读《韩非子》，只了解其编定与书名当然还不够，我们还应该了解该书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版本的具体情况。
众所周知，读现代的书往往要考虑到它是否经过作者的修订或再版。读古书，情况就更为复杂了。因为古书流传几千年，在编集、校订、流传的过程中，难免会产 生各种有意无意地与原著相偏离的情况：编集的人可能作了某种不适当的删削，或者误将其他人的作品编入了；抄写、翻刻、校订的人可能有疏忽与臆改；收藏的人 可能因为保管不慎而造成了错简和脱页；如此等等。如果我们不对该书的流传及其真伪情况作一些了解的话，就往往会以误为正、以伪为真，这样，就必然会得出错 误的看法。所以，我们在读《韩非子》之前，还应该了解一下它的流传过程，了解一下有哪些版本，现存的本子中是否有伪作。
《汉书·艺文 志》在法家类著录《韩子》五十五篇。由于汉代以后书籍制度发生了变化，帛、纸作材料的卷子渐渐取代了竹简、木简作材料的编策，《韩子》大概也在魏晋以后被 抄上了卷子，所以南北朝以后关于《韩子》的记录都称"二十卷"。现存的《韩非子》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其每卷所包含的篇目也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分为二 十卷；各种版本虽然文字不尽相同，但也大都包含了五十五篇的内容。所以，现在流传的《韩非子》，基本上承袭了秦汉时分篇、南北朝时分卷的格局。
说起善本，人们往往推崇战国、秦、汉时的竹简、帛书，以及六朝写本或唐宋刻本，但《韩非子》却没有这么幸运。虽然在清朝嘉庆年间还有宋刻本《韩非子》传世，但不久就失传了。幸好当时有些学者影抄、翻刻了这种宋版《韩非子》，我们才得以窥见宋刻《韩非子》的面貌。
这种宋刻本习称"乾道本"，该本在序文后题署"乾道改元中元日黄三八郎印"，可知它刊印于南宋乾道元年（1165）农历七月十五日。这一宋刻本在清代曾为李奕畴（字书年）所藏，后来亡佚了，所以现在我们只能看到它的影抄本或翻刻本。
现存最珍贵的影抄本是张敦仁（字古馀）在乙丑年（1805）借到李书年藏本后叫人影抄的，该本现藏上海图书馆。
另外，清初钱曾（字遵王）述古堂也影抄过乾道本《韩非子》，但与李书年藏本的缺页不同。黄丕烈（字绍武，号荛圃）后来购得该本后，设法从张古馀处借到了 李书年所藏的原印本，进行了精心的比勘，并将其不同之处用朱笔写在述古堂影抄本上，很好地保存了李书年所藏宋本的面貌，所以也很珍贵。该本现藏北京国家图 书馆。上海商务印书馆辑印《四部丛刊》初编时曾将它收入而于1922年影印出版，但由于影印时未套色，所以还不能完全重现黄校本的原貌，所以《四部丛刊》 本《韩非子》虽然容易见到，却不足珍贵。
此外，吴鼒（字山尊）也在嘉庆丙子年（1816）借到李书年的藏本，叫人影抄了一部，并在丁 丑年（1817）付梓，由顾广圻（字千里，号涧薲）负责校刊，于戊寅年（嘉庆二十三年，1818）五月刻成。由于吴鼒将它题名为《乾道本韩非子廿卷》，所 以现在也习称"乾道本"，实际上应该称为"吴鼒本"或"吴氏仿宋本"才名副其实。该本末附有顾广圻的《韩非子识误》三卷，宋刻本中一些明显的错误也都被改 正了（可能是顾广圻校改的）。不过，吴鼒本毕竟保留了宋本的基本面貌，而且经过享有盛誉的校雠大家顾广圻的校勘，所以该本一问世，便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善 本，后来翻刻者不少。但是，翻刻本往往增加了不少错误，像光绪元年（1875）浙江书局所刻的《二十二子全书》本就是这样，所以不值得利用。遗憾的是，从 清代的王先慎开始，直到现代的一些《韩非子》校释者，往往将这种翻刻过的吴鼒本当作"乾道本"来使用，以致以讹传讹，误人不浅。
除了 宋刻本的影印本与仿刻本外，《韩非子》的重要版本还有如下四种：明代正统十年（1445）所刻《道藏》中的《韩非子》，嘉靖戊午（1558）张鼎文校刻的 《韩非子》，万历六年（1578）门无子订正、陈深刊刻的《韩子迂评》，明万历十年（1582）赵用贤校刻的《韩非子》（习称"管韩合刻本"）。
当然，明、清以来还有很多版本，但多源自上述各种版本，所以不足珍贵。对于校订《韩非子》的研究者来说，上述七种善本都是必须认真加以校勘的，否则，其 校订成果就会大打折扣。但是，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就不值得花费很多精力去查阅这些善本了，而可以去利用各种流行的注释本。为此，我们专门写了第四节，请 参阅。
现在我们还要搞清楚的是，这些善本以及现在流行的注本，其原文是否是韩非的原著。
胡适认为："《韩非子》 十分之中，仅有一二分可靠，其馀都是加入的。那可靠的诸篇如下：《显学》、《五蠹》、《定法》、《难势》、《诡使》、《六反》、《问辩》。此外如《孤 愤》、《说难》、《说林》、《内外储》，虽是司马迁所举的篇名，但是司马迁的话是不很靠得住的。我们所定这几篇，大都以学说内容为根据。"（见胡适《中国 哲学史大纲》卷上）其实，史籍的记载靠不住，《韩非子》也靠不住，我们又从哪里去了解韩非的"学说内容"呢？所以，所谓"以学说内容为根据"来判断其真 伪，实在是一种要不得的主观臆测。
我认为，《韩非子》应该是秦灭韩后至李斯被杀前（即公元前230年至前208年）秦朝主管图书档案 的御史编定的（见上文）。李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已为廷尉，后又为丞相（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由于李斯身居要职，御史们为了奉承他，所以把他驳斥韩 非的东西甚至给韩王的上书都编进了《存韩》篇，这些内容显然应该排除在韩非的著作之外。除此之外，其他的篇章应该都是韩非的著作。现在流行的《韩非子》， 虽然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错简或讹误需要订正，但其原文应该就是秦朝御史所编定的在秦汉时广泛流传的五十五篇本《韩子》。
（四）《韩非子》各篇梗概
本书只选注了《韩非子》的代表作，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代表作，现在按照《韩非子》的篇目次序对各篇的内容梗概作一个简略的介绍。
第一篇《初见秦》，是韩非初次求见秦王时的上书，所以表现出为秦国出谋划策忠心耿耿的姿态。
第二篇《存韩》，是韩非奉韩王安之命出使秦国时向秦王的上书，所以主张保存韩国；李斯对此所作的驳议，也因为内容相关而附录在《存韩》中。
第三篇《难言》，是韩非青年时屡次上书劝谏韩王不被听用后向韩王的上书，文章详尽地分析了臣下向君主进言的困难，广征博引，辞采斐然，反映了作者渊博的历史知识与超人的文学才华。
第四篇《爱臣》，主张君主不能过于宠爱臣下，而必须限制他们的权势，是一篇论述治臣要领的短文。
第五篇《主道》，论君主的道术，全面地阐明了君主统治臣民的基本原则及其哲学基础，全文用韵，充分反映出《老子》的哲学思想与语言形式对韩非的影响，是韩非的代表作之一。
第六篇《有度》，主张治国要有法度，是一篇系统阐述韩非法治思想的代表作；文章结构严谨，警策迭出，很能反映韩文的风格。
第七篇《二柄》，全面论述了一系列有关刑赏的问题，是其术治学说的代表作之一；文章征引史事来说理，非常妥帖，比喻也十分形象生动。
第八篇《扬榷》，一般的《韩非子》读本都作《扬权》，"权"乃"榷"字之误，当订正，因为"扬榷"在古代是一个词，意为"大纲"；该篇与《主道》相似，也是一篇继承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全面阐明君主独裁的政治原则的韵文，它充分反映出了韩非的理论素养与艺术才华。
第九篇《八奸》，针对臣下劫持君主的八种奸行，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是一篇专门论述治奸术的文章；该文不征引史事，完全是总结现实教训而写成的，归纳得头头是道，很能说服人。
第十篇《十过》，指出君主应该避免的十种过错，并列举了因为这"十过"而遭祸的历史事实作为君主的借鉴；文章先列纲目，然后一一用故事说明，体裁别致，叙事也十分生动。
第十一篇《孤愤》，是抒写当时法术之士孤独与愤慨的代表作，它反映了当时权奸当道的严峻的政治现实；用词激越，笔端富有感情。
第十二篇《说难》，论述向君主进说的困难，比《难言》写得更为周详细密，充分显示了韩非对人情世故和君主心理的深入探讨，它体现了当时论说文的高度成就。
第十三篇《和氏》，与《孤愤》相类，它以和氏献璞被砍脚的故事来譬说法术之士的艰难处境，写得凄婉动人。
第十四篇《奸劫弑臣》，主要论述奸臣的奸行与治奸的措施，较全面地反映了韩非反对儒学而提倡法、术、势兼治的政治思想，是一篇可与众所称道的《五蠹》相媲美的政论文。
第十五篇《亡征》，如数家珍地一一列举了四十七种亡国的征兆，是对各种政治教训的理论概括；文章最后不但强调了亡国的内在根据，而且强调了亡国的外部条件，包含着合理的辩证法思想。
第十六篇《三守》，论述君主应该牢守的心藏不露、独自决断、亲理朝政等三条术治原则；"三守"与"三劫"对比十分鲜明，条理极为清楚。
第十七篇《备内》，是论述君主防备宫内贵臣、后妃、太子等劫弑篡位的文章，集中反映了韩非"人性自利"、"利"支配一切的社会观；文章最能体现韩文峻峭的风格，内容尖刻，用语露骨，韵散并出，比喻贴切。
第十八篇《南面》，论述明法、责实、变古等君人南面之术，突出地反映了韩非功利主义的思想原则。
第十九篇《饰邪》，从反对卜筮迷信开始，反复强调君主应以法令来整饬臣下邪恶枉法的行为，是一篇全面阐述韩非法治主张的代表作。
第二十篇《解老》、第二十一篇《喻老》，是我国解释《老子》的开山之作，在我国哲学史和训诂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两篇所不同的只在于解释的方法：《解 老》主要通过阐述道理来解释《老子》，句法谨严；《喻老》主要通过具体事例来喻说《老子》，生动别致。当然，韩非解释《老子》，往往是在宣扬自己的哲学思 想和政治思想，所以，这两篇是了解他法术思想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渊源的重要篇章。
《说林上》、《说林下》两篇，故事林立，是韩非为了说理的需要而搜录的故事集；文笔生动活泼、言简意赅，实为后世史料卡片与笔记小说的滥觞。
第二十四篇《观行》，论述观察行为的原则，很能辩证地看问题；文章短小精巧，骈句迭出，用极端之事作喻，鲜明形象，很有说服力。
接下来五篇短文，《安危》论述国家的安定之术与危亡之道，《守道》论述保住国家政权之道，《用人》论述使用臣子的基本原则，都是在宣扬作者的法术思想； 《功名》论述君主凭借势位来立功成名的方法，偏重于阐发作者的势治学说；《大体》则从整体出发，论述了治理社会的关键原则与法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描述了韩 非的政治理想，是一篇高瞻远瞩的哲学短文。
接下来《内储说上七术》、《内储说下六微》、《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左下》、《外储说右 上》、《外储说右下》六篇，汇集和储存了大量的史料、传说、寓言，用来说明其政治学说，内容十分丰富。每篇先列出论纲为"经"，然后用若干事例来说明叫 "说"。"经"的文辞简明扼要，是"说"的理论概括和事迹述略；"说"的叙述详明生动，是"经"的实证和具体说明。"经"、"说"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后 人称为连珠体，是韩非对文体的一大贡献。
接下来《难一》、《难二》、《难三》、《难四》四篇，是对各种历史人物的言论、行事的诘难辩 驳，韩非借此阐发了他的政治思想。文章思路开阔，发聋振聩，读之令人耳目一新。它不但充分体现了"争鸣"的学术气氛，而且能增进读者的思辨力，有助于驳论 文的写作。汉代的文人就已深受其影响，如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东方朔的《答客难》，其篇题的命名显然受到了它的影响；王充《论衡》中有很多非难前人学 说的篇章，也可能是受到了韩非《难》篇的启发。
第四十篇《难势》，批判了慎到的唯势论，集中地反映了韩非贤势并治乃至法势兼治的思想。
第四十一篇《问辩》，以问答的形式阐明了百家争鸣产生的原因以及韩非对于思想理论界的主张，是一篇评论学术思想的短文。
第四十二篇《问田》，通过徐渠与田鸠的问答，阐述了逐级提拔的任人原则；又通过堂谿公与韩非的对话，反映了韩非为民献身的崇高志趣。
第四十三篇《定法》，以问答的形式批判了商鞅单行法、申不害独用术的偏颇，阐明了韩非法术兼治的政治主张，是了解韩非法术思想及其思想渊源的重要篇章。
第四十四篇《说疑》，述说君主难以识别的各种奸臣行径，是韩非论述治臣止奸问题的重要篇章；篇内评述历史人物，征引传记、箴言，纵横驰骋，很能体现韩非论说的风貌。
接着，第四十五篇《诡使》一开始就指斥了君主所崇尚的措施与治国之道相违反，第四十六篇《六反》一开始就指出了六种无益之民受到赞誉、六种有益之民遭到 诋毁的反常现象，第四十七篇《八说》一开始就列举了八种违背法治原则的道德观念，这三篇都是有破有立、在批判世俗观念的同时全面论述韩非政治思想的鸿篇巨 制，是与《五蠹》不相上下的杰作。它们既全面地展现了韩非的思想，同时又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文章也写得波澜壮阔。
第四十八篇《八经》，论述治理天下的八项带有经久性的常规法则，它全面地阐明了韩非有关法治、术治、势治等方面的要点，是韩非全部政治思想的一个纲领。它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论述实可统摄整部《韩非子》，但在文辞上，则写得简约古奥，不能代表韩文的基本风格。
第四十九篇《五蠹》，集中地阐明了韩非的历史发展观，论证并宣扬了他的法治主张，指出了清除儒侠等五种国家蛀虫的必要性，结构宏伟，气派阔大，是历代公 认的代表作。如今的《韩非子》选本，《五蠹》往往是必选的篇章。张鼎文《校刻〈韩非子〉序》曾云："《五蠹》、《显学》、《忠孝》，文之至也。"
第五十篇《显学》，批判了儒、墨这两个在当时最为显赫的学派，全面地论述了自己的法治主张。它不仅是韩非法治思想的代表作，而且也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珍贵资料。其文"广譬长喻"令人"心骇而神动"（见张鼎文《校刻〈韩非子〉序》）。
第五十一篇《忠孝》，论述了守法事君、为父养亲的忠孝观，批判了儒家所宣扬的有违于忠孝之行的尧、舜、汤、武之道以及古今"烈士"不忠不孝的"乱术"。
第五十二篇《人主》，强调君主必须牢掌权势，注意任用法术贤智之士。
第五十三篇《饬令》，是节录《商君书·靳令》而成的，强调整饬法令，实行刑赏，突出地反映了韩非对商鞅法治思想的继承。
第五十四篇《心度》，强调以法度刑赏来服民心，是一篇论述法治的短论。
第五十五篇《制分》，强调掌握赏罚时要有一个确定的界限，也是一篇专门论述刑赏、法治的短文。
（五）《韩非子》的子书特质
《韩非子》为先秦诸子之一，是一部子书。"子"，在古代原是对男子的尊称，后来便把有学问有著述而能于经、史之外独创一家之言的人尊称为"子"，并把他们的著作称为子书。前人把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这说明子书是不同于经典、史籍与文集的，它有自己的特色。
子书的特色首先在于"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见《汉书·艺文志》），所以不免有所偏颇。
诚如冯振《韩非子论略·自叙》所说："六经之言平正，诸子之言偏陂。子而无所偏则经矣，故偏不足为诸子讳。且其所偏，或即其所长。苟知其偏，虽偏不为 害。六经，菽麦也；诸子，药石也。无病之时，固恃菽麦以养身；及其有病，或对菽麦而不能食，或勉强食之而适足以增病，必藉药石摧陷而廓清之，然后可徐徐复 食菽麦。然若狃于药石摧陷之功而屡服不已，未有不旋踵而死者，转不如有病不治，或可冀其自愈也。有病不治，老子无为之说也；摧陷廓清，韩非法术之学也；皆 有菽麦而不能食、食而增病之时所或需者也。《韩子》，其药石中之巴豆、大黄、附子、石膏乎？沈疴痼疾，非此不救；用之失当，立可杀人。虽知医者，凛凛乎其 慎之。巴豆、大黄、附子、石膏，固不能屏而不用。若但知有巴豆、大黄、附子、石膏，而不知有菽麦，又乌足以语于知医哉？"（见《国专月刊》1935年第2 卷第2期）
《韩非子》就是这样一部持论偏颇的书。韩非虽然批判和汲取了先秦各家的思想，但以其思想重心而论，则属于法术家。他无论评 判历史，还是批判现实，都站在法术家的立场上尽力宣扬其法术理论。有时为了强调他的某一主张，往往用引向极端的办法来增强人们的注意力。所以，有些议论就 显得不够周详稳妥。例如，为了强调他的法治，他便主张排斥一切学术文化，只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见《韩非子·五蠹》）；为了宣扬人性自利的社会 观，他便大肆渲染父子、夫妻之间勾心斗角的情形，说什么"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见《韩非子·六反》），"后妃、夫人、适子为太子者，或 有欲其君之蚤死者"（见《韩非子·备内》）；为了强调他"循名而责实"的考核办法，便主张"言大而功小者"要罚，"言小而功大者"也要罚（见《韩非子·二 柄》）；如此等等。
这些偏激之处，正体现了子书的特点。它似乎是子书的短处，却又是子书的长处。子书正是靠了这种"各引一端，崇其所善"的偏颇之辞才形成了它们的鲜明特点。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才能正确地对待《韩非子》中的偏激之辞，不会因此而妄加非议。
例如，韩非虽然在《六反》篇中说"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否认父母与子女之间有相爱之情，因为就在这同一篇文章中，他 就说过"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的话，并详细地说："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动作则欲其安利也，行身则欲其远罪也。"由此可见，韩非说"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 算之心以相待也"，不过是为了突出其人性自利的观点而已。我们如果看到了这样的偏激之辞而不再仔细看看他其他的言论，我们就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韩非的思 想。
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按照古代传统的图书分类法，《韩非子》属于子部法家类；按照现在的图书分类法，《韩非子》属于哲学类。如果按 照内容来分类，它应该属于现代学科中的政治学一类。所以，李敖主编的《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3年初版）将《韩非子》归属于社会科学 类的政治学一门，最能体现《韩非子》内容与性质的分类法，可惜这一分类原则没有被广泛采用。
韩非的一套理论，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最为纯 粹的政治理论。《韩非子》中所阐述的一切，都是作者面临纷乱动荡的现实、顺应社会时势、参酌各家学说而拟就的使国家能振衰起敝、安定富强，使君主能"超五 帝侔三王"（见《韩非子·五蠹》）的治国方略。所以，我们读《韩非子》，必须有一定的政治眼光。如果我们对政治一无所知的话，要真正读懂《韩非子》是不可 能的。至少，我们也得先了解一下韩非的政治思想，否则，我们读《韩非子》就会不得要领。正因为如此，我才写了第三节供大家参考。当然，历代研究韩非思想的 专著、论文发表了不少，涉及的面很广，也值得我们阅读时参考。
子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往往具有文学色彩。
诸子的写作目的虽然是为了用他们的主张去改造社会，但他们的政治主张或哲学思想往往是通过优美生动的文辞来表达的。正因为如此，先秦诸子散文才构成了我国散文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时期的很多诸子作品都成了后代文人作文时效法的楷模。
《韩非子》就是这样一部富有文学价值的先秦散文精品集。我们只要开卷一读，就可以明显地感到：其文立论新颖，论点精湛；思想深刻，锋芒犀利；论证周密， 析理透辟；结构巧妙，气势雄伟；时而严刻峻峭，时而形象生动；既善于设喻，又文采纷披。实事求是地说，它的大部分篇章都是先秦时期最为出色的议论文，而其 中所收载的历史故事则更是富有文学情趣的散文佳作。所以，现在的各种文学史著作，都肯定了《韩非子》的文学价值，将它看成先秦文学的代表作之一。郭沫若曾 在《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中明确地将它看成先秦散文的"四大台柱"之一，他说："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 是各有千秋。"郭沫若的观点，已为学术界广大学者所认可。如詹安泰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认为韩、孟、庄、荀"可以称作战 国文学的四大家"。又如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认为郭沫若的评价"较为切合"。由此可见，《韩非子》实是世所公认的 战国散文四大巨著之一。
如果我们注意到了《韩非子》的文学性，我们读它就不但能得到思想上的收获，而且还能得到美妙的文学享受。
当然，对一般读者来说，要领略其文学技巧，最好能参考一下文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明代的很多学者都曾为《韩非子》的文学成就所倾倒，所以有不少品评其文辞章法的批点本流行，只是这些本子现在的人已很难看到了。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些现代的研究著作或论文作参考。
子书的再一特色是：它往往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事实胜于雄辩。诸子写文章，为了能有效地说服人，往往广泛地引用史事来说理。特别是韩非，更是一个博古通今的大家。他广搜史料，针砭时弊，同时还发表了 很多精彩的史论。《韩非子》中保留下来的许多史料都十分珍贵，可以用来补充与修正现存史书中的不足与错误。所以，《韩非子》一书具有极其珍贵的史学价值。 有人把其中记载的史事当作寓言来研究，实在是不明子书性质而导致的错误做法。
当然，子书毕竟不同于史家之实录，作者们征引史事的目的 只是为了说理，而不是为了保存历史资料。所以，如果将子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作为史料来使用，不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明白了这一点，我们阅读《韩非子》时 就不但能获得很多的历史知识，能深刻地了解与评判先秦的历史，而且能谨慎地使用这些史料，避免某些错误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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