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过任评说:商鞅变法

来源:百科故事网 时间:2020-11-21 属于:商鞅

  •   孝公张榜招贤士商鞅入秦展雄才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变法有功获封“商”地,号商君,故称之为商鞅。其在秦主政十九年,推行新法,国乃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自幼研读法家刑名之学,受李悝吴起影响颇深。其学成之后,来到当时的强国魏国,试图大展雄才。魏国丞相公叔痤很赏识他,任命他为自己的家臣。但还没有来得及向魏惠王荐举商鞅,公叔痤就一病不起。
      这时,魏惠王来探病,问:你一旦过世,谁可以当丞相?公叔痤就说:“我的门客公孙鞅虽然年少,却是一个奇才,我死之后,大王可以让他担任丞相,魏国必然大治。”魏惠王听后不以为然,所以含糊其词。公叔痤看出魏惠王决不会重用商鞅,于是屏退左右说:“如果大王不用公孙鞅,就杀了他,不要让他被别国所用,以威胁魏国。”这大概算是战国时代的“人才观”――要么重用你,要么杀了你。魏王许诺而去,一出门就说:“公叔看来是病糊涂了,竟让我把国政委任给一个年轻小子,太荒谬了。”
      魏王走后,公叔痤招来商鞅,实情以告,劝他赶快逃命。商鞅胆识确实不寻常,他沉着地说:“大王不能听你之言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之言杀我呢?”
      事实证明,商鞅是正确的,魏惠王既不用他,也没有杀他――他根本没有把商鞅当成一个人物。
      此时,地处西部边陲的秦国,国势日衰,民生紧迫,士无斗志。刚刚继位、年仅21岁的秦孝公,面对咄咄逼人的六国,愤然说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张榜招贤,“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强秦的决心溢于言表。
      壮志未酬的商鞅,终于见到了求贤若渴的秦孝公。第一次,商鞅对秦孝公大讲“帝道”,劝他要“顺天而成”,秦孝公几度瞌睡,责备景监竟推荐这样的“妄人”;五天后,商鞅又向孝公推销“王道”,类似儒家一派的治国理论,他依然不感兴趣。有了前两次的试探,商鞅第三次极力宣扬“霸道”,终于合了秦孝公急于富国强民的心意。
      殊不知,在中国变法谈何容易,因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变法就是跟列祖列宗过不去。于是孝公安排了世族代表甘、杜挚与商鞅当场辩论。
      商鞅面对责难,慷慨陈词:礼制、法度都是因时而定,政令要符合实际需要。要想富国强兵,就必须打破古人的条条框框。既然历史已经证明了,不法古的汤武能成就大业,而不改变礼法的夏商却灭亡了,那么变法也就没条件可讲了。
      在论辩中大获全胜的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一场壮怀激烈的变法就此展开。
      劓太傅动用酷刑行新法秦国大治
      商鞅拿出了最现实又最速效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农战”二字,并以国家意志来强力推行,手段之强硬、态度之坚决,亘古未见。
      将商鞅变法的内容概括为:“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具体包括:废除井田制,准许买卖土地,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取消贵族特权,废除“刑不上大夫”;奖励军功,即使是奴隶也可以因军功恢复自由身,而贵族没有军功者不授爵位;厚赏重刑,建立连坐制度,对耕织、作战、告奸有功者施以厚赏,对那些私相斗殴者、不积极外战者、懒惰贫穷者、隐匿犯罪者加以重刑。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富国强兵、称霸天下。
      新法一经颁布,就遭到了保守派的顽固抵制,为了推行新法,商鞅不得不用血腥来树立威严。
      太子触犯新法后,因是国家储君,不能用刑,商鞅就让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处以刖刑(砍脚),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刻字涂墨)。新法实行四年后,公子虔再次犯法,商鞅竟然割掉了他的鼻子(劓刑)。于是“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
      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些原来批评变法的人,又改口说变法的好话,这等于是向商鞅认错了。不料,心狠手辣的商鞅将这些人全部发配远方,从此以后,秦国再没人敢批评政令。
      刑太酷人人自危遭车裂作法自毙
      商鞅的变法使秦国从一个贫弱偏僻的二流国家,一跃成为强国,却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他重新确立的等级制度,使大量靠世袭、资历、行贿等途径成为贵族的人失去特权。
      而新法中最让人争议的就是“连坐法”。这种制度是建立户籍制,把百姓置于国家的严密监视之下,并使他们互相监视、监督。告发奸人,予以重赏;隐情不报,予以重罚;藏匿奸人,刑罚更重。在同一个社会组织里,一人有罪,则人人受刑,甚至株连三族。至于酷刑,什么腰斩、凿顶、抽肋、锅烹,哪一样都让人心惊胆战。商鞅实际上把“告密”行为制度化、法律化了,人人都是密探,处处都有监视的眼睛,结果是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大的原因是秦孝公的无条件支持。秦孝公英年早逝之后,已经酝酿了20年的风暴骤然来临。对商鞅恨之入骨的贵族们乘机告发商鞅谋反,失去后台老板的商鞅逃到了函谷关,想住客店却没有证件,店主不敢收留他,因为按照商君制定的法律,留宿没有证件的客人,要受连坐之罪!商鞅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他走投无路,只好回到封地,仓促组织一支人马,起兵造反。战败后,秦惠文王对他实行了严酷的车裂之刑,告诫世人“莫如商君反者”。
      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
      变法是使秦国富国强民的良药,也是商鞅给自己酿的苦酒,他的悲剧充满了历史的宿命。   商鞅执掌秦国朝政19年,才有了繁华富庶、气势如虹的强秦;才有了始皇帝“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统一大业;才有了历代王朝沿用的秦汉制度、霸道王道并存的治国传统。而他死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下,也是以生命维护了变法的尊严。
      后人对商鞅的评价,褒贬不一,争论不休。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商鞅的严刑峻法归结为他的“天资刻薄”,这也成为后世评价商鞅是“酷吏”的主要依据。即便国富民强,试问又有谁愿意生活在那样的制度中呢?
      但也有人认为,商鞅之法,实为战争时期的非常之法。当时的秦国,民风强悍尚武,私斗滥刑,不知畏惧,欲使民畏法,轻罪重罚是必要的手段。而为了让被剥夺利益的老氏族做出让步,严刑峻法更是必不可少。
      1000多年后,又一位力排众议、走在时代风口浪尖的改革家王安石,在月色朦胧、清风拂面的夜晚,在隐隐半山掩映的书斋中,面对商君一生事迹,泪湿衣衫,挥笔写下句:
      自古驱民在信诚
      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
      商鞅能令政必行
      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不仅是对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更是对传统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以现代政治伦理来说,政府推行改革,第一要义应是强国富民。从这一点看,商鞅变法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商鞅变法的内核是损民众以富国家、弱民众以强政府、辱民众以尊君王。其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实行严刑峻法(如百姓在路边倒垃圾要被砍去双手),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民众所受的剥削压迫,特别是连坐法,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痛苦。其开创的“燔诗书”的愚民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我国文化典籍也是一次摧残和浩劫。其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重农抑商的思想传统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导致社会发展停滞,社会行业单一,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很难有新的社会阶层和思想产生,原因是社会上缺乏平等公正的竞争机制,人文精神没有产生的土壤,人的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证。为什么中国古代多次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甚至变法者本人的生命都得不到保证,应该说这是深层次的原因之一。
      当然,从今天的视角看,商鞅变法也有其进步性:其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而成不可逆转之势,大大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平斗斛权衡丈尺”为一百多年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之热身,“集小都乡邑聚为县”是后来郡县制之雏形。同时,商鞅变法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强国之路;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终究会取得胜利;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牢牢抓住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商鞅变法的成功在于其抓住了那个时代问题的核心:抓农业,等于让国家经济有了保障;抓军事,这是那个崇尚丛林法则的年代里,最硬的硬道理)。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公元前359年,商鞅为确立政府威信,推行新法,命人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宣称如果有谁能够将其搬到北门就赏给十镒黄金。栎阳虽是秦国都城,但比起今天的镇子,其实大不了多少,南门到北门,也就两三公里。这么近的路,这么轻的工作,政府竟然愿意花费十镒金?围观的人都以为此乃咄咄怪事,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却没人接招。一会儿工夫,政府又加价了:还是这根木棍,还是从南门扛到北门,赏五十镒金。好半天,终于有个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这根并不沉重的木棍扛到了北门,果然“意外”地得到了高达五十镒金的奖赏。通过这次著名的“政府诚信秀”,商鞅向老百姓传递了一个信号:推行新政,赏必重赏,罚必重罚,态度不容置疑。
      毛泽东1912年曾作《商鞅徙木立信论》: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舌而讥矣。呜乎!吾欲无言。
      危若朝露
      语出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
      商鞅在秦如日中天之时,一天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赵良。赵良和商鞅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对此,太史公用占《商君列传》l/3的篇幅详细记录,可见,在太史公心目中,这是极其重要的一次谈话。
      谈话伊始,商鞅很得意地总结了他变法的几大功劳,并问赵良,其与五l大夫(秦穆公时的贤臣百里奚,辅佐秦穆公跻身春秋五霸行列)哪个更贤明。赵良回答:五l大夫原本是楚国的乡下人,听说秦穆公贤明,特意跑来投奔。但因缺少路费,只得给秦国客商打工,穿着破衣喂。过了好些年,穆公听说有这么个人,于是把他从牛棚里请出来,予以重任,当时秦国民众都不相信他真的有能力。但他治理了秦国七年,秦国就强大到打败郑国。三次俘虏晋国国君,还解了楚国一次大围。由于五l大夫的德政,巴人前来朝贡,八个戎国也臣服。由余听说他的贤明,主动前来投奔。五毂大夫治理秦国时,再累也不坐车,再热也不打伞。在国内视察工作时,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坚决不要武装警卫。他治理秦国的成就,丰盈的国库可以作证;他施行的仁德,后世永远铭记在心。五l大夫去世时。秦国男男女女痛哭流涕,连小孩子也因悲哀而不再唱歌,舂米的人伤心得拿不动木杵。这都是五l大夫感天动地的德政啊。后来你晋见秦王,走的是秦王的嬖臣景监的路子,这是很拿不上台面的事。你治理秦国,不关心民生,只顾修建楼堂管所,这些都算不走正路。你为了打击政敌,把太子的两个老师,一个割掉鼻子,一个脸上刺字,随意用严刑峻法伤害老百姓,你这不是执法严明,而是在给自己积蓄祸端。传统道德对老百姓的潜移默化,要远远超过政府的法令;老百姓对清白正直官员的效仿,也要强过政府的三令五申,但现在你却排斥传统道德,用旁门左道的东西来约束百姓,这不是教化民众的法子呀。你被封为商君,位高权重,动不动就把秦国贵族投进监狱。《诗经》上说:“相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经》的观点看,你这种做法,注定你很可能不得好死。公子虔被你割了鼻子,已经杜门谢客八年了,你不但不反思,反而又杀了祝祝还对公孙贾处以黥刑。《诗经》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你这种做法,非常不得人心啊。你每次出行,后面都跟着几十辆车子,里面都是全副武装的甲士,和你同车做你的贴身保镖的,都是身强力壮的大力士,手持长矛的步兵跟着你的车亦步亦趋。这几样东西只要少一样,你就坚决不出酌拧!渡惺椤匪担骸笆训抡卟,恃力者亡。”你现在的危险处境,就像早晨的露珠,随时都可能被太阳晒干一样,你难道还想得到善终吗?依我看,你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十五座封邑还给国家,隐居到乡下去种菜自食。你还应该劝劝秦王,做好几件重要事情:任用那些被埋没的有才之士,抚恤那些无依无靠的孤老孤儿,敬爱长辈,善待功臣,尊重有道德的高士。如果这样的话,你可能会稍微安全一些。你想想自己的处境,难道还要贪恋封地的富有,贪恋掌握秦国的话语权,以此来激化老百姓对你的怨恨吗?一旦秦王百年之后,秦国人民难道真的会原谅你,不把你投进监狱吗?我看那个日子离现在已经不远了。□根据人民网、百度百科等网站资料编辑整理E:F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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