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商鞅的双面性
如果一个人做了坏事，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去指出、指责，我们都会偷偷地说一句“不得好死”、“死了之后下地狱”。其实所谓地狱的十八种酷刑，全部都是在历史上真正出现过的酷刑，而这些酷刑大部分都是由酷吏所造成的。
酷吏，可以说是古代刑讯逼供的“代言人”。汉朝有“活阎王”之称的张汤、王吉、周纺，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来俊臣，明朝锦衣卫和东、西厂，在这些臭名昭著的酷吏手上，制造出了无数的冤假错案，让刑讯逼供发展得更猖獗。因为酷吏的行为让人们恨之入骨，所以总是在诅咒着他们会有个悲惨的结局，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从历史角度去看，酷吏是有双面性的。就像商鞅，一条条残酷的“治国条例”，虽让秦国人对他恨之入骨，但却让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法律苛刻，规则“残忍”
商鞅自从得到秦孝公的赏识后，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
周显王十三年（公元前356年）和十九年（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
其中的连坐制有很大的争议。制定的法律非常严苛，规则有些“残忍”。商鞅一派法家认为要使君主政权达到“至治”，必须使得“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就是说，最亲密的夫妻和朋友，也不能互相包庇，而要向政府检举揭发，使得任何“恶”“非”都不能隐匿。只有这样，“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
“连坐法”不但实行于乡里的居民之中，也实行于军队的行伍之中，《商君书》说“行间之治连以五。其战也，五人来（当作‘束’）簿为伍，一人羽（当作‘逃’）而轻（当作‘刭’）其四人”，在作战时，五人编为一伍，登记在名册上，一人逃亡，其他四人就要处罚。
商鞅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群臣进谏秦孝公，“变法苛刻，百姓怨声载道。此次变法不可再推行”。
商鞅解释：“如果战争能够击败敌人，使他不再敢来犯，这样的战争就应该打，这就叫作以战应战。杀人是很可怕的，可是杀死杀人的人，就会减少杀人的人，保护更多的人不被杀，这就叫以杀去杀。重刑确实是很残酷的，可以轻罪重罚，就会使那些有犯法之心的人不敢轻举妄动，使那些不懂得法律的人也害怕犯法，倍加小心，从而使犯法的人大大减少。这就叫作以刑止刑。”
斩杀敌人头颅“计首虏功”
不要看商鞅是个文人，在战场上，他从来都不会对敌人手软。梁山山脉，魏军和秦军相遇（其实秦军是故意安排的），魏军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同秦军打仗了，现在遇到一支伪装溃逃的秦军落入自己的能力范围，岂能放他们跑掉，所以魏军穷追不舍。魏军也能感觉到秦军的狡猾：他们知道山地不利战车，拼命地往山地里逃。而魏军想在他们逃入山区就截住他们，所以更加卖力地追，哪里知道竟然落入了秦军的陷阱里。两侧山中鼓声打坐，无数支箭一起射向魏军最后一辆战车。而前面的车发现中了秦军埋伏，又拼命地向回跑，前面的魏军兵车像倒了一样压了下来。
秦军士卒这时已经不用怎样拼杀了，他们只顾在割那些被箭射死、被车压死的魏军头上的耳朵。这些耳朵不多，他们就追击魏军，杀死后，头一件事就是割耳朵。 最后统计的结果是：耳朵七千多个，俘虏一千多人。缴获战车二百辆。
在奖励军功的措施中，商鞅规定：将卒在战争中斩敌首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杀死、割下敌方士兵头颅越多，晋爵越快，这就是所谓“计首虏功”。有人认为，这项措施大大提高了秦兵战斗力，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也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难道要完成统一大业就非得多杀人？正因为有这条规定，“虎狼之师”的秦军才会屡次发生屠城、杀降卒的惨无人道行为，光是长平之战就击杀活埋赵国降卒40万人。
让酷吏都害怕的屠杀
渭水监狱，秦国定都咸阳新建造的关押犯人的地方，关押着261名犯人。这些犯人中，杀人越货而被邻里揪送报官者，只有35人，其余多为因同伍同十犯罪，知情不举而入狱，甚至于有些人对邻里犯罪竟茫然不知，还有少数因为殴斗、盗窃、辱骂官府等原因入狱。而真正的罪犯多数逃逸，甚至逃往外国而不归。
监狱的典狱长曾对商鞅说：“狱中关押之人，多数应该放掉。跑元凶而杀了邻里，好像有点不太合理。”却被商鞅呵斥：“如果把这些人都放了，还要连坐法何用？ 制定连坐法的目的，就是要邻里之间互相监督。如果把这些人都放了，百姓都知道包庇罪也无妨，那谁还肯揭发犯罪。现在我们要轻罪重判，如果都等到不法之徒杀人越货再行治罪，那要有多少人犯重罪？相反，如果当一个有犯罪倾向的人，在犯轻罪的时候就予以重罚，他就连轻罪都不敢犯，就是其他人知道了，也不敢犯轻罪了。如果百姓连轻罪都不敢试，举国上下，还能有犯重罪的人吗？”
对这些无辜者，很多人都下不去手。商鞅亲临监狱时，监狱长曾跪到他面前说：“屠杀无辜，下官不认为之。”
而商鞅很生气地对监狱长说：“‘辜’者‘罪’也。他们包庇犯罪，罪犯很可能就是在他们的包庇下才有恃无恐的，也可能正是由于他们的包庇，才会有更多的人返回，才会有更多的人受到他们的伤害。怎么能说他们无罪无辜呢？”
监狱长还是没敢动手，并指责商鞅，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可能，能够把每个人都杀掉吗？监狱长的指责让商鞅很生气，以包庇罪处斩了他。而监狱里的261名犯人，在商鞅一个“斩”字下，只剩下不到100人。
最终逃不过悲惨结局
秦国的强大并不符合所有秦国人的利益，首当其冲的是旧贵族。在特权被取消之后，他们变成了商鞅的死敌。早在变法之初，太子就指责过商鞅：“新法严峻。”按照商鞅的政策，敢说新法的坏话，这还了得，罚不了太子，也要罚教导太子的两位师父――公子虔被割了鼻子，公孙贾脸上被刺了字。
法律的权威虽然得以保障，但未来的国君却得罪了，有人劝商鞅急流勇退，但是大概商鞅以为自己仍可以逢凶化吉，他对政治的瞬息万变，对君主的自私一面，估计不足。他对平民生活毫无兴趣。于是，在秦孝公后期，商鞅有太多的机会为自己留退路，但都被他放弃了。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这是很多人潜心等待的一个时刻――时势会因为一个人的存在与否而发生巨变。太子驷继位，为惠文王。公子虔等人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他们告发商君谋反，发吏追捕。商鞅有口难辩，唯有逃亡。走时匆忙，忘记带上最重要的东西“户籍凭证”。
他找到一家客店准备住宿，店主不知他是商鞅，对他说：“商鞅定下规矩，留住没有凭证的人，我要受‘连坐’的处罚。”可怜的商鞅就这样被拒绝在自己制定的规定下。
商鞅只得逃往魏国避难，但是因为他曾率领秦兵攻打过魏国，所以被拒之门外，无奈之下，商鞅只好重返商地，带领士兵北征郑国。惠王派重兵进攻商地。商鞅率家丁等兵卒进行抵抗，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商鞅被杀于郑渑池，其尸体被带回国，处以车裂之刑。
编辑：李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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