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一个冷血的“ 国家主义”打手
商鞅原是卫国公族的远支，卫是小国，不得不依附强大的魏国才能生存，所以商鞅成年后就投到魏国执政大臣公叔痤的门下，自称"卫国公孙"，因而也被世人称作公孙鞅或者卫鞅。商鞅，是他后来在秦国受封于商地后的称呼。
据说公叔痤临终前，曾向魏王推荐由商鞅接替自己做执政大臣，并告诫魏王，如果不用他，就应把他杀了。这恐怕是商鞅入秦之后，为了推销自己而编造出来的一套说法。因为公叔痤的推荐不合常理：其一，商鞅虽然很强调自己是卫国公孙，但其出身卑微是毋庸置疑的，西汉《盐铁论?非鞅》里很明确地说"夫商君起于布衣"，可见其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再者，此时的商鞅，年不足30，只是一介家臣，魏王此前从未对其有所耳闻，公叔痤久历政治，岂能将这样一个人物当作自己的接班人推荐给魏王？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公叔痤临终前确实向魏王推荐了商鞅，但并没有让他做自己的接班人。
公叔痤的死，让商鞅在魏国丢了饭碗。需要寻找新工作的商鞅，想起了新即位的秦孝公发布的一道招聘启事："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他决定去西方碰一碰运气。
商鞅在秦国耗费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才得以在公元前359年通过贿赂宫廷宠臣见到秦孝公。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三见秦孝公，先后谈了"帝道""王道"和"霸道"。前两次谈话，秦孝公都很不满意，直到第三次才眉开眼笑。商鞅自己如此解释："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后世对商鞅这段话有不同的理解，钱穆先生就认为可以据此判断商鞅不是"法家"，而是"儒家"。因为他最先推销给秦孝公的，是儒家的"帝王之道"，秦孝公选择了法家的"霸道"之后，商鞅又感慨"难以比德于殷周"，所谓"殷周"，其实也是儒家。
商鞅确实拿儒家思想游说过秦孝公，但这并不能说明商鞅本人的思想皈依，因为商鞅同样也拿出了法家那一套东西，而且在日后运用得炉火纯青。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商鞅不过是在拿各种统治术迎合秦孝公罢了—儒家在当时虽很少被采用，但传播很广，商鞅能高谈"帝王之道"并不奇怪，何况商鞅本身所学就相当庞杂，除法家之外，他至少还是一位"兵家"。
换言之，如果秦孝公当时对"帝王之道"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商鞅日后很可能就会被归类到"儒家"的范畴里去。但秦孝公当时选择的是"霸道"，投其所好，商鞅为了个人的政治前途，也就成了"法家"的代言人，进而开启了一场反文明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长期以来，一直都被有选择性地传播和有选择性地屏蔽。这种传播与屏蔽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主流价值观所不齿的改革者，和一场长期以来遭受历史谴责的改革，都被彻底翻转了过来。商鞅成了"伟大的改革家"，他的改革理论变成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变法理论"，这场改革也变成了"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的革新运动。
是不是真的"伟大""先进"，要从具体的史实中去看。商鞅在秦国先后搞了两次变法。第一次变法开始于公元前356年，也就是商鞅见到秦孝公后的第三年。这一年商鞅荣升为左庶长，随即颁布了自己的第一份变法令，即"变法初令"。第二次变法是在公元前350年，这一年商鞅升任大良造（相当于秦国的国相），借迁都之机再次推动变法。前后两次变法的主旨并无太大差异。
变法的效果当然是有的，但商鞅的本意并不是要这些效果，而是想要将秦国改造成一个"军国主义国家"—秦国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消灭诸侯称霸统一；秦国民众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给秦国这辆战车添砖加瓦。在《商君书?靳令》中，商鞅表达了一种"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进行战争"的逻辑："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至于什么是"六虱"，《商君书?靳令》也有详细描述："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通悌）；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在商鞅眼里，一切符合人类最基本的文明标准的东西，都是妨害国家强盛的"虱子"。公元前的时代，当然还不存在什么"普世文明"，但为了国家强盛，连"仁义和平善良孝悌"都可以不要的变法理论，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变法理论"。
除了"军国主义"之外，商鞅理想中的强国还应该是一个遍地告密、人人互相监视的"特务国家"："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为什么要这样搞呢？商鞅有自己的一套理论逻辑："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最后，商鞅说了一句祸害历史数千年的话："以酷虐的杀戮与刑罚，同样能够抵达德义。"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告密纳入国家体系并将其制度化的人，也是第一个搞"事先惩罚犯罪"制度的人。这种体制化的告密之风、体制化的"事先惩罚犯罪"，蔓延到整个秦国乃至整个秦王朝，直到汉文帝时代才得以改变。
告密最终成为一种人人所不齿的行为，依赖于西汉之后儒家意识形态的上升。苏轼讲过一个"神宗恶告讦"的故事，其中可以见到"禁止告密"的制度化。
元丰初年（1078年），开封府白马县发生盗案，有人知道谁是盗贼，但畏惧报复而不敢直接告官，便向县衙投了封匿名信。后来盗贼被抓，捕贼的衙役争功，闹到上司那里，把匿名信事件也引了出来，因为发生在京城，连皇帝也知道了。按宋朝的法律，告密是要被流放的，但当时的开封府尹苏颂认为告密者的出发点是为了捕盗，情有可原，便奏请对投匿名信者免予处罚。宋神宗却批示不准，理由是："此情虽极轻，而告讦之风不可长。"最后的处理办法是，杖责投匿名信者之后，再给予一定的抚恤。
从商鞅的"强迫民众告密"到宋神宗的"严禁告密行为"，这才是历史的进步，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才是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变法初令付诸实施之后，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这段文字，近百年来都被作为商鞅变法"符合历史潮流""推动历史进步"的证据，被各种各样的论者引用。《史记》的这段记载大体上应该是事实，但我们应该清楚：一、在一个推行强制告密的特务社会，每个人都感觉处在他人监视的目光之中，行为必然谨小慎微，能够出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并不奇怪。二、在商鞅的变法理论中，只有农业和战争才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其余职业都是多余的，都对国家强盛有害。从事这些多余职业的人，被商鞅称作"五害"，成了改革过程中重点清理的对象。如此改革的结果是全民从事农业，"家给人足"是必然之事。但这同时造就了另一个严重后果—社会结构彻底单一化，一切有流动性的职业都从秦国消失了。三、《史记》中所谓的"家给人足"，过于简单抽象，并不能完整反映商鞅时代秦国百姓的基本生存状况。实际上，这种"家给人足"仅仅是一种半温饱半饥饿状态的"家给人足"，而这种半温饱半饥饿状态，正是商鞅所刻意谋求的，正所谓："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赤裸裸地将"民"与"国"彻底对立起来的"改革家"，也是第一个赤裸裸地宣称"强国之道在于尽最大可能剥削民众"的"改革家"。商鞅如此倒行逆施，竟能被歌颂成"符合历史潮流的伟大改革家"，真是奇哉怪也！当然，商鞅这套倒行逆施，也有自己的理论逻辑："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
那么，什么是"淫"呢？商鞅说，"淫"就是"辩智"，就是"游宦"，就是"文学"，总而言之，"淫"就是谋取知识。商鞅理想中的治国之道，是老百姓只能依靠农耕或者战争获取官职爵位，可"淫道"却提倡老百姓靠知识获取官爵名声—"辩智""游宦""文学"，是当时知识分子取得官爵名声的主要方式。像商鞅自己依靠知识去游说秦王获取官职，就是典型的"淫道"。商鞅希望老百姓保持贫穷，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去追求"淫"，自然也就不会出现威胁国家稳定的"虱"了。
这样的改革理论，怎么可以说是先进的呢？怎么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呢？
将国家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彻底对立起来，鼓吹为了国家利益，必须让老百姓保持愚昧和贫穷，这就是商鞅变法的理论核心。商鞅所推行的，是彻彻底底的"愚民强国政策"。至于彻底到何种程度，《史记?商君列传》有案例可资说明。
老百姓一开始反对变法初令，商鞅便把他们抓起来，排着队在渭水边上砍头，砍到河水都变成了红色；十年之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老百姓倒转过来，称赞变法实在是好，结果又被商鞅抓起来甚至全家都被流放到边关。为什么反对者要被杀头，称颂者也要被流放？原因很简单：商鞅需要的是"愚民"，愚民就不应该思考国家政策的好坏，不应该拥有思考国家政策好坏的能力，他们只要会下田耕地、会上战场杀人就足够了。这就是商鞅变法的本质，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反文明的变法，是中国历史的一颗毒瘤。
商鞅是法家的鼻祖，把商鞅的问题谈透了，也就可以解决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认识误区：法家是什么？儒家是什么？"儒法之争"又是什么？
自西汉以来，古今的学者们就已经有了一种共识，认为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国体一直都是"儒表法里"，也就是以儒家政治理论为外表装饰，以法家政治理论为实际统治术。
这种论断，在近代以前学者们的讨论中，本来是相当精准的，但近代之后，学者们开始拿西方近代化过程中兴起的"法治"观念对应"法家"，进而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儒家主张以德治国。
其实，"儒法之争"的实质，并不是什么"法治"与"德治"，而是政治的基本原则是"以国为本"，还是"以民为本"。商鞅事事从国家利益出发，可谓典型的"国家至上主义"。
"法家"和"法治"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码事。"法家"所谓的"法"，其制定者是单方面的当局，制定时是完全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的，是丝毫不为老百姓利益考虑的；法家要老百姓遵守法律，是要老百姓无条件接受国家利益至上，无条件接受自身利益被国家"合法"盘剥。而"法治"精神的核心则是平等，"法家"的"法"里，岂能见到半个字的"平等"？
儒家在西汉之后势力上升，当局者不得不将其吸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同样也重视制定法律，但儒家制定法律的出发点是"以民为本"。
把"法家"和"儒家"的基本概念搞清楚之后，"儒表法里"也就很容易明白了。汉宣帝对他的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句话表达的，就是当政者热衷于搞"儒表法里"这套东西。"霸道"就是法家的"国家至上主义"，"王道"就是儒家的"民本主义"。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过是商鞅愚民政策的继续而已。只不过商鞅当年在秦国小范围内愚民成功了，而秦朝疆域包括其余战国群雄的领土，在那些国家，知识分子数量庞大而且活跃，民众也不认同"知识越多越反动"，秦始皇继续按照商鞅旧例焚书坑儒，就得不到社会的支持，其结果只能是遗臭万年—早在西汉初年，知识分子就把焚书坑儒批判得臭不可闻。
商鞅的愚民政策总的来讲是失败的，这就促使此后的统治者不得不违心地接受"民本主义"的儒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其居于执政者的位置，法家的"国家至上主义"很自然地也会被其继承，只不过因为儒家强大的"民本主义"批判能力，"法家"的"国家至上主义"不得不转入地下。这就是所谓的中国两千年"儒表法里"的真相。
将法家逼入地下，是儒家两千年来对中国政治最大的贡献。两千年来，儒家始终坚持不懈地批判商鞅的变法逆流，与《史记?商君列传》相比，《资治通鉴》对商鞅及其变法的描述，就做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更改。譬如：《史记?商君列传》说"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资治通鉴》则把这句话改成了"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
很显然，司马光是在刻意增加或者删改《史记》，而且增删的指向非常明确：绝不能让读者感受到"老百姓很支持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而应该是恰恰相反。司马光的这种增删，体现了一个儒家史家的良苦用心—秦民在接受了数十年的愚民、弱民、贫民改革之后，已然丧失了自我判断能力，《史记》中所谓的"秦人歌之"，并不是完整的历史真相。司马光删掉"秦人歌之"，而增入"秦人多怨"，正是为了否定掉商鞅愚民、弱民、贫民的改革逆流。
虽然商鞅最后在秦国高层的内部权斗中被车裂，但这种愚民、弱民、贫民的改革逆流，从来就没有被彻底清扫出历史舞台—被视为"儒臣"代表人物的诸葛亮，在教导后主刘禅时，交代他必须阅读的书籍当中，赫然就有《商君书》。把诸葛亮当成"儒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编 辑/高翠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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