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与商鞅
一大清早，他的学生就来到了死牢，悲戚的脸上阴云密布。而老人却淡定自若，他早早打发走了哭哭啼啼的家人和亲属，和平常每天授课一样，从容地和学生们侃侃而谈，似乎忘记了就要到来的处决。当夕阳把最后的一缕阳光洒在死牢的时候，狱卒端了一杯毒汁进来。老人沉思片刻，坦然地一饮而尽，平静地说：
“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将死，他们活下来，是谁的选择好，只有神知道。”
一只永不疲惫、嗡嗡作响的马虻销声匿迹了――这就是苏格拉底。一个光辉的生命定格在七十岁的年轮。而后人们对他的怀念和思考，注定将持续七百年、七千年直到永远。
苏格拉底死后的六十三年，在东方的秦国，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商鞅也走到了生命的末路。然而，在同样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刻，商鞅完全没有苏格拉底那份从容镇定，而是充满了恐惧和不甘。
二十多年来，商鞅以雷霆万钧之势在秦国推动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使秦国从一个连诸侯会盟都没有资格参加的“夷狄之邦”，一跃成为战国七雄的领跑者。时移势易，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王。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等乘机反攻报复，诬陷商鞅“谋反”。失去了秦孝公这个大后台，商鞅的末日到来了。
得到消息，商鞅大惊失色，慌不择路地开始了逃亡生涯。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函谷关前，可天色已晚，关口已关闭，没有那家旅店胆敢收留他这样没有证件的逃亡者。而这正是他当年变法时所做的规定――店家要是收留没有证件的客人，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商鞅想办法逃到魏国。然而商鞅先前曾率领秦兵攻打过魏国，并设下卑鄙的诱降计生擒对方主帅公子印，魏国对他恨之入骨，怎肯接纳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万般无奈之下，走投无路的商鞅只好返回秦国，做孤注一掷的困兽犹斗。他回到自己的封邑，发动寥寥可数的随从举兵谋反，可被他的新法训练得无比强大的秦国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生擒了他，秦惠文王把商鞅处以车裂的酷刑，并恨恨的宣告世人：“莫如商君反者！”
“每个人只为自己效忠，看谁在最后成功，染红整个天空，成全了谁的梦。”（林夕歌词《英雄》）在鲜血染红的理想旗帜下，泾渭分明地书写着苏格拉底和商鞅截然相反的人生追求。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吾道一以贯之”，为此不惜献出的生命；而对于商鞅来说，投身政治却成为一个死不瞑目的人生悲剧。在人与制度之间，他们都是牺牲者，然而，牺牲的本质却有天壤之别：苏格拉底是主动牺牲，商鞅是被动殉葬；苏格拉底是开启民智的殉道者，商鞅是君主专制下的战败者；苏格拉底为他热爱的制度牺牲了生命；商鞅呢，他最终被他自己创立的制度断送了生命！
苏格拉底有无数次逃生的机会，他却把自己送上了牺牲的祭坛。在离开法院的时刻，他大声宣告：“我不是没有尽力为自己辩护才被判罪，而是因为我没有厚颜无耻的进行表演，没有以取悦你们的方式向你们献媚。”
最后一个晚上，苏格拉底的一个学生克里托悄悄进入牢房见到他，建议他越狱。因为不公正的判决是无须理会的，狱卒已经买通，逃亡路线已经安排好。他说，无论苏格拉底逃到哪一个城邦，那里的人们都会热情欢迎他。
苏格拉底又拒绝了。这位法庭上因为放肆激怒陪审团的被告人竟然认为必须尊重法庭的判决，哪怕这判决是不公正的。
整整一个晚上，克里托和老人一直在激烈辩论。这场“恶法是否是法律，在它废止之前是否必须遵守和得到执行”的辩论直到今天还在某些大学法学院的沙龙中进行，与两千年前讨论相似的是，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
为了说服老人，克里托甚至采用了激将法，他认为“拒绝挽救自己生命的行为有违美德，行为人应该感到羞耻，甚至是一种罪恶。”
苏格拉底淡淡地说：“一个人被冤枉时也不应该做坏事，尽管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举动――做坏事、以怨报怨、以伤害对方作为自卫的手段都是不正当的。”在他讲明了应该遵守法律，不能逃亡的理由之后又补充说：“克里托，亲爱的朋友，我郑重地告诉你，我仿佛是听到了法律的话，就像我听到了神的声音一样。他们的声音在我的头脑中回荡，我不能不听他们的。”（《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柏拉图对话集》）
在最后的对话中，这位伟大的导师给他的学生上了最后一课。苏格拉底决心选择赴死，因为他始终坚信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因为在古希腊，法律被视作城邦安全的基础，具有女神般的尊严。有良知的人首先是遵守法律的人，服从法律是公民的天职、责任，更是一种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它的价值远远高于个人的生命。苏格拉底觉得自己不能违背和国家之间的这种神圣契约，因此他毅然选择死亡！
苏格拉底要用最后一次行动来实践对真理和正义的维护，来证明和诠释善和美德的含义。相比于苏格拉底用生命去换取信仰的虔诚，所谓法律在商鞅这样的政治家眼中就太过虚无缥缈了。
在生命面临威胁的时刻，商鞅毅然决然放弃自己创造的制度而保全生命。法律也好制度也好，都是为己所用的手段，并不是什么社会理想，因为在商鞅心中，法治的本质其实是人治。比如他再三强调法律具有普遍适用的平等性，刑法不分贵贱等级。但是当太子犯法，他又找出各种理由为太子开脱，说：“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结果让最多承担一定连带责任的公子虔、公孙贾承担了全部责任，而真正的凶手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他在阐述“壹刑”时也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这里的界定就没有把君主、王侯包括在内，而是对于卿相将军以外的人才适用“壹刑”，难怪太子可以逍遥法外。
失去真理支撑的人生注定是苍白的人生，没有信念构筑的理想也必然是贫血孱弱的理想。苏格拉底和商鞅生活的时代相距并不遥远。他们如同两只扑火的飞蛾，又像勇敢逐日的夸父，都勇于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然而，面临最后的生死关头，一个是端坐在监狱中巍然不动的苏格拉底，一个则是函谷关前慌不择路的商鞅。不同的人生终极抉择，显示出他们的价值取向、人格神韵方面的迥异，其中隐含的精神文化内涵，给各自社会的政治制度铺垫了完全异质的基石，对中西方日后漫长的发展历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选自《随笔》，2011年第4期）
Freedom不等于“自由”，liberalism不等于“自由主义”
郭宇宽（1977～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博士，曾任陕西卫视《开坛》、湖南卫视《新青年》主持人，央视《新闻调查》《南风窗》首席记者、主笔，《领先》《市民》杂志副主编。
生活方式的差异体现在思维方式的差异之上，更深层次的差异则体现在表达方式，尤其是语言习惯的差异之上。从“‘自由主义’话语在中国的语言学困境”中，我们可以体会“文明对话”是多么艰难，认识自身文化的不足与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是多么艰难，而走向世界成为能对人类负责任的民族的道路将是多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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