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

同义词:光武帝属于::东汉

东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5年1月15日-57年3月29日),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今湖北省枣阳市)人。东汉王朝建立者(公元25—57年在位),汉高祖刘邦九世孙。

西汉建平元年,生于陈留郡济阳宫。适逢王莽篡立新朝,倒行逆施,天下大乱。作为汉室宗亲,随兄刘演起兵于南阳郡,号“舂陵军”。更始三年(25年),公开决裂更始政权,即位于河北鄗县南千秋亭,尊奉汉元帝为皇考,光复汉室,定都于洛阳。经过长达12年统一战争,灭亡河北、关东、陇右、西蜀等地的割据势力,结束农民战争、军阀混战与地方割据局面。平定动乱之后,励精图治。政治上,改革官制,整饬官风吏治,精简结构,优待功臣;经济上,休养生息,恢复发展经济;文化上,大兴儒学、推崇气节,开创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光、梁启超语)的“光武中兴”时代。

中元二年(57年),驾崩于洛阳南宫前殿,享年六十二,葬于原陵,庙号世祖,谥号光武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颇有作为的开国君主,面对断壁残垣、江山破碎的社会状况,刘秀勤于国政,改革开拓,终使大汉王朝在一片焦土废墟中恢复和发展。

刘秀

为政举措

政治

中央官职改革

刘秀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刘秀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精简地方机构

建武六年(30年),刘秀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刘秀下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

整顿官场风气

刘秀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 之誉。

善待开国功臣

刘秀善待功臣,分封三百六十多位功臣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只解其兵权。并且招揽大批文吏入朝。

军事

统一天下

军制改革

刘秀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边防政策

刘秀以“柔道”治国,致力于稳定统治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实行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的军制改革,针对周边少数族的威胁,制定了以保守为主的边防政策。刘秀的边防政策基本上维护了东汉政权边境安全与社会稳定,成为"光武中兴"的重要原因,但其保守性,也对东汉边防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经济

与民休息

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刘秀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薄赋敛。建武六年(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刘秀“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 不会轻易发动边功。

释放奴婢、刑徒

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刘秀在重建汉朝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 ,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

试行度田制度

刘秀为了清查核实垦田亩数和户口、年龄,下诏度田, 刘秀还严厉打击"度田"不实的官员,平息了由此引起的叛乱,使"度田"取得了成功。与"度田"措施相一致,光武帝执行抑强政策以限制和打击豪强势力,其政权并非代表豪强地主利益的"豪族政权"。"度田"事件后,与此相关的户口调查与上计制度一直得到贯彻执行,因此,东汉时期的户口统计数据是真实可信的。

抑制豪强

东汉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刘秀于建武十五年(39年)下诏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又命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刘秀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56]  ,予东汉以极大威胁。面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反抗,光武帝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的手段,一方面“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拖,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 [57]  很快,贼便解散了,另一方面,把捕到的作乱首领人物迁往他郡,“赋田授廪”,切断他们与原所在郡的联系,给了豪强地主严重的打击。经过度田事件后,郡国大姓的抗衡平静下来,出现了“马放牧,邑门不闭” [58]  的大好局面。度田也成为东汉的定制。因各项政策措施地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为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明章之治”奠定了物质基础。

文化

崇尚儒术

建国后,刘秀在洛阳修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还常到太学巡视和学生交谈。在他的提倡下,许多郡县都兴办学校,民间也出现很多私学。

刘秀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刘秀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同时,刘秀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

收集图书

刘秀重用文人贤士,极为重视图书文化建设和皇家藏书的收藏。王莽末,典籍被焚,鉴于西汉官府藏书散佚,而民间藏书颇多,他每至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遗漏。他下旨天下,广为收集。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籍,遁逃林籔。自此而后,鸿生矩儒,莫不抱负典策图籍,芸汇京师。数十年间,朝廷各藏书阁,旧典新籍,叠积盈宇,汗牛充栋。如“石室”、“兰台”、“仁寿阁”、“东观”等多处,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超过了西汉。迁还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乘2000余辆。奠定了东汉国家藏书的基础。

祭祀变革

刘秀祭祀天地活动,既依凭"元始中故事",又有自己的创设。郊祀制度的构建方面,重在洛阳南郊坛形制。说明东汉的郊祀制度既是汉代阴阳五行观念盛行的产物,又是向传统礼经回归的结果。

民族

东汉建立伊始,匈奴、羌、鲜卑、乌桓、蛮(夷)等少数族就对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破坏。刘秀在“柔道”思想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的少数族,因时因地制宜,一改汉武帝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义,从休养生息的总方针出发,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友好、友善、自治、互助的的政策,属于以德治边。这些政策成功地缓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

建武二十一年(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刘秀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

外交

早在汉朝时期,日本列岛已经有国家向中国奉贡朝贺了。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最早对日本作出具体记载的是《三国志·魏书》的《倭人传》。该传认为在中国汉朝时,倭国已开始遣使交通,“汉时有朝见者”。 [64]  刘秀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接见日本使者的帝王。建武中元二年(57年),也是刘秀在位的最后一年,刘秀接见倭国使者,使者表示愿为汉臣藩。求汉皇赐名,汉以其人矮,遂赐“倭国”。并向倭人“赐以印绶”之事。 使者又求汉皇赐封,刘秀又赐其为“倭奴王”。当时,日本想借着臣属于汉王朝树立自己权位和王位。因此举国大喜。1784年在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的志贺岛上,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发现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国汉朝时期的金印。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三行五个字的金印,便是中国《后汉书》里记载的刘秀所赐印章。

该金印被认为是刘秀授予当时日本倭奴国主作为藩属国的认证。而刘秀之所以赐给委奴国王钮金印,以诸侯王的规格相待,说明汉朝对于委奴国遣使的高度重视,广言之,也就是对于与日本列岛交往的重视。

刘秀的野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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