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镇压与前卫：1906～1914年的俄国

第二国际在巴塞尔向其发出最尖锐终极挑战的国家是俄国。大会“极为高兴地”欢迎最近俄国工人为反抗战争威胁举行的罢工，并称赞这种行为是“一种保证，证明俄国和波兰的无产阶级已经开始从沙皇反革命对他们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如果沙皇主义现在再次以巴尔干地区各民族的解放者自居，这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即用这个“虚伪的借口在血腥的战争中重新获得在巴尔干的优势”。因此，俄国、芬兰和波兰城乡无产阶级的任务就在于，“揭穿这层层谎言”，反抗沙皇主义的任何军事冒险和袭击，并集中全部精力重新开展反对沙皇主义的革命解放斗争。其理由与1848/184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一致：“因为沙皇主义是欧洲所有反动势力的希望，对其所统治的人民来说它也是民主最严酷的敌人，让它垮台就必须是国际全体同仁义不容辞的首要任务之一。”

1914年前的沙皇帝国是一个极为反动的体制，认识到这一点并不需要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1905/1906年的革命并未让俄国的旧制度彻底破产，而只是将其官僚化。但这个变化深刻得足以让那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成为可能，这场革命与1906～1911年首相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Pjotr Arkajewitsch Stolypin）的名字密不可分。

这位此前的内政大臣和曾经的萨拉托夫（Saratow）州州长深信，俄国只有在先形成强大的市民阶层和自信而富有的农民阶级后，才可以转型为拥有民主选举权的西方体制。其执政期开始于1906年11月，此前沙皇刚刚下令解散了同年二、三月份选出的第一届杜马，并安排于1907年3月初进行新的选举。被称作“Kadetten”的立宪民主党人是议会中最强大的派别，他们随后前往芬兰维堡（Wyborg，由于芬兰大公国的特殊地位，俄国警方无法在此逮捕他们），并从那里呼吁人民抗税和违抗招募令。呼吁虽然未能得到响应，然而在第二届杜马中激进势力要比在第一届杜马中强大得多。现在最强大的群体是拥有100名代表的左翼劳动团体（die linken Trudoviki），他们与全俄农民联合会（Allrussischer Bauernbund）携手。接下来是有92个议席的立宪民主党人，首次参加杜马竞选的社会民主党人获得64个议席。仍然把恐怖视作政治武器的社会革命党（Sozialrevolutionäre）当选34名议员。

由于斯托雷平最重要的打算——土地法案在第二届杜马未能获得多数票，这位政府首脑于1907年6月16日解散了杜马，并根据1906年《基本法》第87条的紧急法令规定颁布了新的选举法，此选举法令地主受益。他们在选举团中大概占了一半名额，再由他们选举杜马成员。正如历史学家海因茨-迪特里希·勒韦所确证的，加权选票的方法极为不平等。“平均来说，一名代表在选举团中代表着230个地主，1000位工商业者，15000名中产阶级选民，60000个农民和125000名城市工人。个别阶层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比如全体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民，他们或者 放弃了农业经营，或者不亲自耕种自己的土地。间接选举权和贵族地主的优势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反对派在第三届杜马选举中约赢得41%的选举团票数，但只能得到29%的杜马议席。”

斯托雷平政变的受益者是保守的“十月党人”，自1907年11月第三届杜马选举以来，他们以160名议员的阵容构成最强大的派别，没有他们的同意就达不到多数。拥有53个议席的立宪民主党人1908年被宣布为反国家组织，其成员不能当公务员。第二届杜马中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在1907年夏季已被指控叛国并发配到西伯利亚服苦役。

然而，急剧反左并未让斯托雷平得到右派的信任。一个有影响力的贵族团体，所谓的“贵族联合会”，像东正教教会一样拒绝首相取消农民公有制——“村社”或“米尔”——的努力，他们认为斯托雷平的野心是打破沙皇的权力。右派最稳固的支持来自帝国参议院（Reichsrat），它部分由选举产生，部分由沙皇任命。斯托雷平在杜马一般会获得多数支持，但他在帝国参议院经常失败。杜马中的右派甚至发展出一种战术游戏，他们与立宪民主党人一起把政府的提案“自由化”到一种程度，以致帝国参议院一定会否决它们。

土地改革的大宪章，斯托雷平政府最重要的打算，是1906年11月22日的政令：一道紧急法令，通过它将启动取消“村社”的措施。三年半后，1910年6月，第三届杜马确认和补充了该法令。根据1906年的政令，农户们可以申请退出村社，并将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登记为私人财产。在实践中，1910年以后单一农庄较少见，多为“集体农庄”：分散在多个村庄的财产共同体被拆散，并以此方式予以合理化。改革首先在那些“村社”没有发挥大作用或已经处于解体过程中的地方是成功的：俄国的西部和西北部以及南部和东南部的草原地区。在中部黑土地区域，也就是农业最落后和最贫困的地方，“村社”的解散几乎毫无进展：留在村社组织内似乎为大多数农民家庭提供了比建立单一农庄更多的安全感。

斯托雷平进行土地改革的动机是一个革新者的动机。他想让农业生产形式更合理，减少农村的人口过剩和进一步促进俄国的工业化。“通过改革克服了法律和机构方面的限制，迄今它们一直极大地阻碍着进步。”历史学家赫尔穆特·格罗斯（Hellmut Gross）判断道，“尽管1908年起退出‘村社’的人减少了，但直到1914年集体农庄的数量却在持续增加。”斯托雷平政府和其继任者的重新安置计划克服了农业的人口过剩，事实上1906～1913年有两三百万农民移居西伯利亚或中亚地区。更重要的是自1908年以来工业的迅速繁荣，首先是生铁和煤炭的生产：这种繁荣吸收了一部分农村剩余人口，从而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的社会压力。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贵族的地产继续减少。贵族农地的大多数购买者都是农民，1914年左右他们成立了约1000万个信贷、采购或生产合作社。除了村社的土地，农民还可以优惠价购买国家和王室的土地。土地改革最重要的结果无疑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富有的“斯托雷平农民”阶层，他们和“富农”一样雇用他人的劳动力。绝大多数农民——农奴（Muschiks）不在此列。只要不死守着贫穷的土地或者愿意搬迁，他们都卖掉了自己的土地并成为工人。1917年革命爆发时，俄国农民中的大约30%拥有土地。

把土地改革和工业热潮结合起来看（俄国1913年排在奥匈帝国之前，在世界工业生产中位居第五），完全有理由称斯托雷平时代为现代化长足进步的时代。看看民众教育的进步，也会得出同样的判断：学校数量1905～1915年从10万所增至15万所，军队中的文盲数1900～1914年从51%下降到27%。在艺术领域20世纪初的俄国也是个现代甚至是前卫的国家：它是以下艺术家的祖国——画家如康定斯基（Kandinsky）、雅弗林斯基（Jawlensky）和夏加尔（Chagall），作曲家如斯特拉文斯基（Strawinsky）、里姆斯基-科萨科夫（Rimski-Korsakow）和斯克里亚宾（Skrjabin），诗人如契诃夫（Tschechow）和高尔基（Gorki）。与此同时，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这种反差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在对犹太人的态度上反映得那么吓人：1905年《十月宣言》公布后不久，反犹骚乱就开始了，其推手是反革命恐怖集团和“黑色百人团”。这些团体的背后是极右的“俄罗斯人民联盟”（Bund des russischenVolkes），该组织与沙皇宫廷、警方和当局关系密切，它可以放心，由其策划的暴力行为不会被绳之以法，或者即便被追究刑事责任，肇事者也会得到沙皇的赦免。

一场格外血腥的反犹骚乱于1906年6月初发生在波兰的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那座城市70%的居民是犹太人。至少有76人在这次骚乱中丧生。这里所爆发的暴力事件得到当地警察和士兵的支持，但遭到斯托雷平的严厉谴责。首相试图阻止大屠杀和惩罚肇事者的努力自然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服从他。俄国警方在1905年首次公布了《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kolle der Weisenvon Zion），这是一份伪造的所谓秘密会议的记录，其中包括犹太人决定要征服世界的计划。沙皇尼古拉二世认为这份杜撰的文件是真的，并从而为反犹骚乱大开绿灯。斯托雷平打压排犹者的政策在杜马也没有获得什么支持。自1909年起他与新民族主义政党——民族联盟（Nationale Union）紧密合作，后者又对十月党人右翼产生了很大影响。民族主义者多数都是坚定的 反犹主义者，他们认为犹太人首先是俄国工匠、商人和工业家在经济领域的竞争者。第三届杜马中没有为实行一项坚定自由、旨在消除对犹太人歧视的政策而努力的多数。

1909年斯托雷平政府着手进行一项新的改革：在俄国的西部六省设立地方自治组织局或地方议会。（在其他被认为是俄国特别忠君的地方，这种自治机构在1864年就已经建立了。）为了防止波兰人占据多数，该法案把自治机构中的地主又分为俄国人和波兰人两组。该提案在杜马获得微弱多数，议员们降低了地主当选资格的门槛，以致富农亦可参加地主等级的投票。在帝国参议院这种社会开放却遇到了巨大阻力。1911年3月，参议院以微弱多数拒绝了此提案，目的是要让斯托雷平的计划失败。

为了不失去民族主义者的支持，首相决定对抗到底。他劝说本不情愿的沙皇让杜马和帝国参议院休会三天，并利用议会的短暂休会期，根据《基本法》第87条的紧急法令规定，在俄国西部强迫设立杜马已经通过的自治机构。不仅帝国参议院，而且杜马中的大多数也正确地视此举为违宪。斯托雷平最后一次类似政变的行动未能再得到议会的力挺，1911年3月以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尼古拉二世的支持。1911年9月18日他死于枪伤，四天前一个在政治上难以归类的刺客（秘密警察，即暗探局的前特工）借沙皇在基辅市剧院看歌剧的机会向他开枪。

枪手杀死了一位活力非凡的政治家，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在遭到暗杀之前他的政治生命就已经终结。斯托雷平败给了比自己强大的外部环境，他曾努力用专制的手段实现现代化，因为他 没有别的手段可用。他想把俄国变成一个法治国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却一再打破当时的有效法律。随着试图用紧急法令推行地方自治法案的做法，他矫枉过正了，这样他离开首相的职位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如果1914年没有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农业改革将会有什么样的长期效果，这只能留作遐想的对象了。倘若把政治自由当作衡量西方化的标准，那么俄国在斯托雷平执政的五年内没有变得比从前“更西化”。只有在外交政策方面，沙皇帝国在1906～1911年间更接近西方：1907年8月英俄就其在亚洲势力范围所签署的协定让这两个强权国家形成一种契约关系，从内政角度看这两个国家的理念恰恰是对立的。

次年，在短时期内，俄国与奥匈帝国看上去似乎也有望达成谅解。契机是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起义，这是由奥斯曼帝国军队中的年轻军官们发起的反对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专制政权的起义（但直到1909年4月保守势力的政变才最终推翻了他，并由其受人民爱戴的弟弟穆罕默德五世［Mohammed V.］取代他）。1908年9月中旬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伊兹沃利斯基（Iswolsky）和埃伦塔尔（Aehrenthal）在布赫劳（Buchlau）会晤，就君士坦丁堡变革的后果交换意见。埃伦塔尔通知他的俄国同行，维也纳有意兼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块地方部分居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人，部分是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部分是天主教克罗地亚人，哈布斯堡帝国是根据1878年柏林会议决议占领这里的。在伊兹沃利斯基的劝阻下，维也纳放弃了吞并诺维帕扎区（Sandschak von Novi Pazar），这一地区看起来像一个楔子插在塞尔维亚和黑山之间。此外，俄国外交大臣表示同意奥地利的打算；作为回赠，埃伦塔尔同意圣彼得堡提出的向俄国军舰开放达达尼尔海峡的要求。

10月5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奥匈帝国吞并。伊兹沃利斯基所希望的 向俄国开放达达尼尔海峡，由于与俄国结盟的西方列强英法的意见不统一而未能兑现。俄国公众舆论对奥匈帝国的做法感到愤慨；斯托雷平对外交大臣的行为不满，后者的职位逐渐不保。另一方面奥匈帝国得到德意志帝国的全力支持，后者于1908年9月30日在吞并问题上开出了一张空白支票，从而为威廉的风险政策提供了一个显著例子。1909年3月21日，帝国宰相比洛更进一步与圣彼得堡摊牌，他发出一份被正确理解为变相最后通牒的照会。尚未做好迎战准备的沙皇帝国让了步，和受他保护的塞尔维亚一起承认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吞并的事实。在巴尔干政策上彻底失败的伊兹沃利斯基不得不于1910年11月辞去外交大臣一职。他出任驻巴黎大使，从那时起就致力于拓展俄法联盟，以便在下一次与位于两国间的欧洲强国较量时能有更好的底牌。接替他任外交大臣的是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宗诺夫（Sergei Dimitrijewitsch Sasonov），他是斯托雷平的姐夫。

对于波斯尼亚危机中的外交失利，俄国在远东得到了一定补偿。1911年10月（此时在圣彼得堡担任俄罗斯帝国大臣会议主席的是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科科夫佐夫［Wladimir Nikolajewitsch Kokowzow］，此前他在任财政大臣一职时政绩平平）中国发生了革命起义，它在许多方面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有颇多相似之处。年轻的军官们在武昌宣告成立军政府和共和国，并占领了邻近的城市汉口和汉阳。几周之内，除了一个省外，所有省份都响应推翻清政府的号召。1911年12月底，六年前创建同盟会（国民党之先驱）的领导人孙中山从流亡地日本回国，他被16个省议会的代表推举为共和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摄政王宣布其五岁的儿子——中国末代皇帝退位，满族或中国清王朝将近三百年的统治结束。3月份，孙中山提名曾经的帝国将军袁世凯出任大总统。

俄国与1911年宣布“独立”的外蒙古于1912年10月缔结一项协议，获得了经济方面的全面优先权。在新疆，俄国加强了外交上的派驻力量，其意图是一旦有机会就把这个新“国家”变成俄国的受保护国。彼得堡方面的行动在伦敦引发了恐慌，沙皇帝国可能尝试让西藏也依赖自己，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这一视角出发英国对此不能坐视不管。

当俄国扩大其在东亚的影响力时，欧洲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巴尔干战争的阴影威胁下。1908年10月5日，此前对高门有朝贡义务的保加利亚大公国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王国，1909年4月土耳其和欧洲大国随后承认了保加利亚的主权。保加利亚自称为斯拉夫和东正教马其顿人的保护势力，很久以来一直扶助他们争取独立。土耳其虽然在马其顿1902/1903年起义后迫于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压力承诺在这一地区进行全面行政改革，但并未兑现承诺。所以由保加利亚控制的独立斗争愈演愈烈，马其顿日益陷入无政府状态。

另一个危机发源地是阿尔巴尼亚人居住的四个奥斯曼帝国行政区（Wilajets）。直到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时，多数为穆斯林的阿尔巴尼亚人就以其对苏丹的格外忠诚而著称，他们中一再涌现奥斯曼帝国军队的重要领袖和军官。政权更迭后，穆斯林和基督徒必须在同一军队编制中服役，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从此不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这使他们更接近其东正教和天主教同胞：当青年土耳其党人试图让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在语言和文化上土耳其化时，这种发展更加严重。1910年春，在与黑山接壤的斯库台（Skutari）开始爆发起义；稍后一个革命的中央委员会要求阿尔巴尼亚人居住的四个行政区自治。起义运动很快向南方发展，1912年5月当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土耳其议会获胜后，起义拓展到科索沃。

感受到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行政区事态的发展，在俄国驻索非亚和贝尔格莱德公使的大力支持下，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于1912年3月缔结一项秘密协议，5月又补充了一份军事公约。在随后的几个月中，索非亚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双边协定进一步发展为巴尔干四国同盟：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和希腊。该协议主要针对土耳其，塞尔维亚和黑山还准备瓜分被奥匈帝国占领的诺维帕扎地区。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应该由同盟最小成员国黑山挑起，为此目的保加利亚在财政上提供支持；自从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以来，它还从俄国得到资金和武器。

对土耳其战争的动力来自保加利亚。俄罗斯帝国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佐夫更愿意与君士坦丁堡达成和平谅解，但如果战争不可避免的话，无论如何要将其限制在东南欧。其他大国的立场相似，其中只有奥匈帝国对巴尔干有直接兴趣。1912年10月8日黑山向高门宣战。另外三位同盟伙伴向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后者则以向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宣战来回应；希腊因与保加利亚的盟约而参战。

以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载入史册的对土耳其的联合战争，为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军队带来快速胜利。有一段时间，甚至君士坦丁堡都受到保加利亚军队的威胁，这让俄国进入最高戒备状态。然而保加利亚人的进军在离首都约40公里的地方停滞在固若金汤的恰塔尔贾（Tschatschalda）防线。11月中旬，土耳其向保加利亚提出和平 建议；12月初，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协定停火，塞尔维亚和黑山也加入停火。同月在伦敦由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主持开始和平谈判：一方面巴尔干同盟各国与土耳其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六个强权国家之间进行沟通。土耳其仅仅反对割让阿德里安堡和爱琴海岛屿。

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导致谈判于1913年1月6日破裂。据推测，迫于强权国家的压力，土耳其政府大概在上述两个问题上也会做出让步；但1月23日，青年土耳其党人再次发动政变，这次是在塔拉特贝伊（Taalat Bey）和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的领导下，巴尔干同盟国趁机把战争继续下去。结果土耳其再次失败。在1913年5月30日的《伦敦和约》中，它不得不割让其在埃诺斯-米迪耶（Enos-Midia）线以西的整个欧洲领土和爱琴海的岛屿。阿尔巴尼亚不在此规定之内，关于它的地位和国界六个强权国家会进一步协商。

土耳其的失败是一回事，猎物的分配是另一回事。与战争开始前相比，局势发生了如下复杂变化：阿尔巴尼亚于1912年11月28日已经宣布独立，罗马尼亚要求领土赔偿以补偿其中立。维也纳敦促阿尔巴尼亚建国，它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塞尔维亚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站住脚。与波斯尼亚危机时不同，那时德意志帝国宰相冯·比洛敦促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不能手软，比洛的继任者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德国政策对德奥同盟伙伴起到的作用是使其温和。英国对俄国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外交大臣格雷在伦敦和平谈判期间对中欧强国做了不少让步，以保障塞尔维亚从而也就是俄国在巴尔干的影响力不会太大。

巴尔干同盟伙伴国之间争论的主要焦点涉及马其顿。一边是保加利亚，另一边是塞尔维亚和希腊，后者害怕保加利亚的势力增长太快，而罗马尼亚觊觎着保加利亚的南多布罗加（Dobruja），土耳其亦然。1913年6月29日，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开始于保加利亚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在维也纳人们非常想援助保加利亚；但干预并未出现，因为这次德国联手意大利反对这么做。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失败者是保加利亚。1913年8月的《布加勒斯特和约》（Friede von Bukarest）把马其顿领土分别分配给塞尔维亚、希腊和保加利亚，后者只得到东北的一块狭长地带。希腊则得到几乎全部伊庇鲁斯（Epirus）和克里特（Kreta）。阿尔巴尼亚获得独立，自然不包括主要居民是阿尔巴尼亚人的科索沃：它落在了塞尔维亚手中。后者得到科索沃的大部分地区，并认为这里是该国的神圣土地，这个神话的论据是阿姆泽尔菲尔德（Amselfeld）战役。1389年6月28日土耳其军队在那里消灭了塞尔维亚人的贵族。塞尔维亚并未得到可以直接进入亚得里亚海的入口，但它获得了在阿尔巴尼亚海岸的港口停泊权。罗马尼亚从保加利亚得到南多布罗加；阿德里安堡，土耳其语称埃迪尔内，划归土耳其。

在欧洲，巴尔干各民族反抗土耳其的统治最初是得到同情的。但后来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对土耳其平民的各种残酷行为（大批土耳其平民为逃避保加利亚军队逃往君士坦丁堡）却引起震惊。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不仅阿尔巴尼亚穆斯林，而且基督徒也遭到基督徒的虐待和驱逐。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四个巴尔干同盟国和罗马尼亚不仅扩大了其领土，而且人口也有了大幅增加。这尤其是对希腊和塞尔维亚而言，它们可以被视作这场战争的真正赢家。

东南欧的冲突会变成一场欧洲大战的危险有时看上去非常大。1912年12月2日，第二国际在巴塞尔召开和平大会几天后，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就在一次国会演讲中严词警告俄国不要进攻奥匈帝国，因为德国在这种情况下会立即帮助其盟友。在伦敦人们认为此演讲直接激化了危机，并间接威胁了俄国的盟友法国。12月3日，陆军大臣哈尔丹勋爵为此通知德国大使 利希诺夫斯基侯爵（Fürst Lichnowsky），大不列颠会视危害法国和《英法协约》的事件为开战的原因。

五天后，1912年12月8日，威廉二世皇帝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与会者包括总参谋长（小）赫尔穆特·冯·毛奇（Hellmuth von Moltke），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海军参谋本部首脑冯·黑林根（von Heeringen）和海军办公厅负责人冯·米勒（von Müller）；没有受到邀请的有帝国宰相、外交部国务秘书和普鲁士陆军大臣。不仅皇帝在这一天要求立即与法国和俄国开战，毛奇也表态赞成他的意见：“我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越快越好。”一周后，12月15日威廉二世在召见阿尔贝特·巴林（Albert Ballin，汉堡—美洲行包航运股份公司［Hamburg-Amerikanischen Paket-Aktiengesellschaft］，缩写“哈巴格”［Hapag］总裁）时，信誓旦旦地说“种族战争……日耳曼人对抗变得趾高气扬起来的斯拉夫人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帝国宰相不同意这种观点。与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一起，贝特曼·霍尔维格致力于限制和调解巴尔干冲突，以避免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他获得了成功，从而让柏林的“主战派”处于劣势。

由于塞尔维亚从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均能获益（尽管所得到的好处不如它想要的那么多），其大宗主国沙皇帝国对战争结局总的来说也是满意的。圣彼得堡感到高兴的还有，普恩加莱总统已于1912年11月向俄国保证，如果奥匈帝国进攻塞尔维亚，俄国随后陷入与奥匈帝国的战争的话，法国将全力支持俄国。

索非亚和维也纳对局势的评估完全不同。保加利亚感到被俄国出卖，从此它比以前更加依靠中欧强国。奥匈帝国感到《布加勒斯特和约》是灾难性的，因为塞尔维亚势力大增。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奥匈帝国在1912年底就已决定，将其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从38.5万提升到47万，并对炮兵装备进行现代化改革。这引发了国际军备竞赛。俄国于翌年把军队人数从120万增加到142万，并计划到1917年将此数字提高到180万。与此同时 沙皇帝国开始在波兰扩建铁路网，目的是对奥匈帝国和德国开战时便于运送兵力。德国的反应是1913年6月的扩军，法国的对策是1913年8月恢复三年兵役法。

俄国作为强权国家虽然成功地度过了1912/1913年的危机，其国内政治形势依然岌岌可危。1912年1月许多反对派组织中最激进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Rußlands）分裂了，而且是最终分裂：在布拉格的一次会议上，列宁的支持者——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与党的右翼孟什维克划清界线。在此前的几年中，这两派比以往任何时候吵得都要厉害。自1907年4月伦敦党代表大会以来成为少数的孟什维克主张参加杜马和利用一切合法手段；布尔什维克认为武装起义才是唯一的革命斗争武器，议会只是进行宣传的论坛。孟什维克赞成与资产阶级和贵族自由主义者合作，特别是激进的知识分子；布尔什维克在这一点上与社会革命党人相似，认为广大农民才是革命斗争中的主要盟友。孟什维克给予工会一定的独立性，布尔什维克视工会仅仅是党——革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个政治工具。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也认为俄国迫在眉睫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革命。为了让资产阶级战胜沙皇制度的革命取得全面胜利，无产阶级必须给它打上自己的印记，1905年8月布尔什维克领袖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Zwei Taktiken der Sozialdemokratie in der demokratischenRevolution）中写道。列宁援引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恐怖统治”的解释。“如果革命能取得彻底的胜利，那时我们就能用雅各宾派的方式，或者说，用平民的方式来消灭沙皇制度。……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即布尔什维克……想要用自己的口号，把革命共和派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把农民 提高到完全保持着自己的阶级独特性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彻底民主主义的水平。他们要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用平民方式’来消灭君主制度和贵族，无情地消灭自由的敌人，用强力镇压敌人的反抗，决不对农奴制度、亚洲式暴政和对人肆意凌辱的万恶余孽作丝毫让步。”

列宁的新口号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专政是从资产阶级到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先决条件。“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应当忘记，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

列宁从1905年革命失败中吸取了三点教训。第一个教训是，“只有革命的群众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第二个教训是，“仅仅摧毁或限制沙皇政权是不够的，必须把它消灭”。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教训在于，“我们已经看到俄国人民中的各阶级是怎样行动的……当革命进入同沙皇决战，进入1905年十二月起义的时候，自由派就全体一致地卑鄙地背叛了人民的自由，离开了斗争…… 自由派受了骗。农民获得了沉痛然而有益的教训……现在（1910年11月，列宁为《工人时报》［Rabochaya Gazeta］撰写《革命的教训》［Die Lehren der Revolution］一文时，作者注），沙皇专制制度又重整旗鼓，农奴主又卷土重来，作威作福，工人和农民依然处处横遭暴力蹂躏，到处可以看到当局亚洲式的专横跋扈和人民惨遭凌辱。然而沉痛的教训是不会不起作用的，俄国人民已经不是1905年以前的人民了。无产阶级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斗争训练。无产阶级将带领他们走向胜利”。

1912年，许多事情似乎证明列宁的革命乐观主义是事出有因的。独立后的布尔什维克成功地把孟什维克赶出了一系列工会组织，以及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健康与意外保险之自治机构。而且布尔什维克通过袭击银行和邮车弄到的钱也帮了他们的忙：这种融资方式被第二国际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的”，若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令其失去行动力，估计第二国际会在1914年夏天把列宁的追随者清除出去。1912年春，西伯利亚勒拿河畔的200名金矿工人因罢工遭枪杀，在布尔什维克的鼓动下仅在圣彼得堡就有超过10万名工人罢工。1912年春开始的罢工开启了一场越来越激烈的罢工运动，它一直持续到1914年夏季。工人们不满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在下降。但人们不能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俄国局势是革命的：政府的后盾——军队足以阻止极左派推翻旧制度的尝试。

1912年12月，新当选的第四届杜马开会。其中右派占多数，超过一半的代表是贵族。其他事件也能让人看到这种迅速右转。1911年起，犹太人从定居点以外的地方被驱逐成为系统工程。1913年9月，在内政和司法部的推动下，在基辅开始对犹太人梅纳凯姆·门德尔·贝吉斯（Menachem Mendel Bejis）的仪式性谋杀进行审判，他被指控 为了祭祀目的杀害了一名基督徒学生。尽管诉讼是以假“证据”为基础，并以无罪释放而告终，但这对沙皇政权在国内外的声誉却极其不利。拉斯普京案件也是如此：云游先知和奇迹治疗师（一个来自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Tobolsk］的农民）格里戈里·拉斯普京（Grigory Rasputin）自1907年起对皇后亚历山德拉（Alexandra）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也体现在重要的人事决策上。对他的公开批评逐渐增加，但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影响其地位。最终结束这件事的手段在激进性上无出其右：1916年12月拉斯普京被大贵族成员杀害。

布尔什维克在第四届杜马中有五位议员。其中之一是俄罗斯-波兰裔的能言善辩的工人罗曼·马林诺夫斯基（Roman Malinowski），他被任命为议会党团主席。当时住在加利西亚克拉考的列宁对他极为信任。马林诺夫斯基在杜马的革命演讲大多出自列宁的手笔。1914年5月7日，马林诺夫斯基在杜马要求（事前没有与其议会同事和党的领导商议）左翼议员，即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辞去议席，因为他们的出席只能提高反动派的威望。不久之后就有不少报道称，马林诺夫斯基是秘密警察局的特工并向其出卖了自己的同志。这种断言在1917年3月革命后被证明是确凿无疑的。马林诺夫斯基离开杜马是内政部下令安排的（并付给他6000卢布报酬），因为议员的双重游戏此时被认为太危险。1918年底马林诺夫斯基被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法庭判处死刑，一天后被枪杀。所有反对派团体中最激进的组织遭到沙皇秘密警察的渗透，这给布尔什维克只带来暂时的，而并非持续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