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1815年的欧洲地图



神圣同盟的观念，从它产生的欧洲协约、继协约之后一连串的大小会议和会谈，使得疲于战争的欧洲保持一种不稳定的和平将近40年之久。两件主要的事情使那个时期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社会和平和国际和平的时期，并为1854到1871年间的战争周期作了准备。第一是倾向于恢复有关皇室宫廷不公平的特权和干预思想、写作和讲学的自由，第二是维也纳的外交官们所制定的无法忍受的边界体系。

君主政体倒退到过去情况的意向首先在西班牙表现得特别明显。这里甚至恢复了异端裁判所。1810年，当拿破仑把他的哥哥约瑟夫立为西班牙王时，大西洋对岸的西属殖民地，仿效美国的榜样，起来反抗欧洲的大国体系。南美的华盛顿是玻利瓦尔将军。西班牙无力镇压这一起义，它很像美国的独立战争那样拖延着，最后奥地利建议，依照神圣同盟的精神，欧洲的君主们应该在这场斗争中援助西班牙。这项建议在欧洲遭到英国的反对，但是美国的门罗总统在1823年的机敏的行动，才决定性地阻止了这一拟议中的王政复辟。他宣称美国将欧洲体系向西半球的任何扩张都看作是一种敌对行动。这样就出现了门罗主义，它使大国体系不得伸入美洲近100年之久，并使得西属美洲的新国家可以沿着它们自己的道路来创造他们自己的命运。但是即使西班牙君主制度失去了它的殖民地，至少它可以在欧洲协约的保护下，在欧洲为所欲为。1823年，西班牙的一次民众起义被法军镇压了，法军前来镇压是受欧洲会议的委托的，同时奥地利镇压了那不勒斯的一次革命。

1824年，路易十八死了，由阿尔土瓦伯爵继任，我们看到了他1789年作为一个亡命者在法国边境上彷徨踌躇；他取得了查理十世的称号。查理着手破坏出版和大学的自由，复辟专制政府；议会投票决定以数达十亿法郎的巨款来赔偿贵族们1789年被烧毁的别墅和没收的财产。1830年，巴黎起来反抗这一旧制度的体现者，并以路易·菲力浦来代替他。路易·菲力浦是那个奥尔良公爵菲力浦的儿子，这个公爵是在恐怖时期被处决了的。大陆上其他君主国家，面对着英国的公开赞成革命和德国、奥地利的强烈的自由主义的骚动，都不干涉这件事。法国毕竟还是一个君主国家。这个年轻人路易·菲力浦（1830～1848年）做了18年的法国立宪君主。在欧洲多事的1848年，他垮台了，关于这件事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叙述。

这就是维也纳会议建立的令人不安的动荡的和平，这些动荡都是由于君主们的反动行动激起的。由于外交官们不科学地绘制地图而引起的紧张更在故意地聚集着力量，但是它们对人类的和平甚至更加危险。把讲不同的语言，因而读不同的文学、有不同的普通思想——尤其是如果这些分歧被宗教争执所激怒——的各族人民的事务放在一起来管理是极其麻烦的。只有某种强烈的共同利害，诸如瑞士山区居民为了共同防御的需要，才能证明把具有不同的语言和信仰的各民族紧密联系起来是正当的，并且甚至在瑞士还是有最大限度的地方自治的。最终，当强权政治的传统死亡并被埋葬时，那些瑞士居民还可以被他们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天生的姻亲所吸引。像在马其顿那样，当它的居民在村庄和区里小块小块地混杂着时，州的自治制度是迫切需要的。如果读者看一看维也纳会议所绘制的欧洲地图，他将会明白这次会议几乎像是有计划地引起当地人民最大限度的愤怒。它摧毁了荷兰共和国，它完全不必要地把新荷兰人和以前的西属（奥属）尼德兰讲法语的天主教徒归并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尼德兰王国。它不仅仅把昔日的威尼斯共和国，而且把整个北意大利直至米兰为止都交给了讲德语的奥地利人。讲法语的萨瓦和意大利的几块地方合并而恢复成了撒丁王国。包括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奥地利和匈牙利，本来就是一个由彼此不和的民族组成的即将爆炸的混合物。现在又加上了意大利人，到1772和1795年更加不能忍受了。信天主教的具有共和精神的波兰人民主要被交给信希腊正教的沙皇较不文明的统治，但是波兰重要的区域则割给了信奉新教的普鲁士。沙皇获得完全是异邦人的芬兰人一事也得到了确认。彼此十分不同的挪威人和瑞典人合并起来置于一个国王的统治之下。读者将看到，德国已陷于一种特别危险的混乱状态之中。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有一部分在包括很多小邦的德意志邦联之内，一部分则在这个邦联之外。丹麦国王由于在荷尔斯泰因拥有某些讲德语的领地，因而加入德意志邦联。卢森堡被包括在德意志邦联之内，尽管它的统治者同时也是尼德兰国王，也尽管它的很多人民是讲法语的。这里完全不顾这样一个事实，即讲德语和在德国文学的基础上思想的人，讲意大利语和在意大利文学的基础上思想的人，以及讲波兰语和在波兰文学的基础上思想的人，如果他们用各自的民族语言，在他们各自语言的范围内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情况将会好得多，对其余的人类也将最有帮助和最少麻烦。在那个时期里，德国最流行的民歌之一就说，什么地方讲德语，那地方就是德国人的祖国，这有什么奇怪呢？

直到今天人们仍不大愿意承认政府的辖区不该是沙皇们、国王们和外交部门间彼此交易和相互作用的事情。超越这些事物之上，有一幅自然的必要的世界政治地图。有一种尽可能最好的方法把世界的任何部分划分成行政管辖区域，并为每一地区设立一种尽可能最好的政府，那就是考虑到它的居民的语言和种族；我们共同关心的就是要获得那种划分，并建立那种形式的政府，而丝毫无关于外交和国旗、“要求承认所有权”和闹剧式的“忠诚”，以及现存的世界政治地图。世界的天然的政治地图坚持它自己的存在。它在人为的政治地图下面挣扎焦躁得像一个穿着不合身材的衣服的巨人一样。1830年，讲法语的比利时被法国当时盛行的革命所鼓动，起来反抗在尼德兰王国里与荷兰人的联合。列强害怕成立一个共和国或是被法国吞并的可能性，急忙来平定这一情势，把萨克斯—科堡—哥达的列奥波特一世立为比利时的国王。1830年，在意大利和德国也发生了没有成功的起义，在俄属波兰则发生了一次严重得多的起义。在华沙的一个反抗尼古拉一世（他在1825年继亚历山大而立）的共和政府坚持了一年之久，以后这个共和国被极端的暴行和残忍扑灭了。波兰语被禁用了，希腊正教代替了罗马天主教成为国教。

发生在1821年的世界的自然政治地图的一次巨变，最终获得了英、法和俄国的支持。这就是希腊人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他们打了一场6年之久的殊死战争，那时欧洲的政府都袖手旁观。自由派的舆论抗议这种不闻不问的态度；来自每个欧洲国家的志愿者和起义者并肩作战，最后英、法、俄才采取了联合行动。土耳其舰队在纳瓦里诺战役（1827年）中被法国人和英国人摧毁了，沙皇还侵入了土耳其。按照亚德里雅那堡条约（1829年），宣布希腊获得自由，但不准许它继续它古代的共和传统。他们给希腊找了一个日耳曼国王，一个巴伐利亚的奥托亲王——他沉溺于神授王权的幻想，1862年被逐出了——并在多瑙河诸省（今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南斯拉夫地区的一部分）设立了信奉基督教的总督。这是对天然政治地图的部分让步，但在把土耳其人全部从这些地方逐出以前，还须流溅大量的鲜血。稍后，自然的政治地图就要在意大利和德国坚持它自己的权利了。